甲骨文合集-裘锡圭：推动古文字学发展的当务之急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甲骨文合集-裘锡圭：推动古文字学发展的当务之急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裘锡圭：推动古文字学发展的当务之急
推动古文字学发展的当务之急
裘锡圭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
近百年来，我国的文字学，也就是现今很多学者所说的汉字学，有了相当大的进步。其中，以先秦文字为研究对象的古文字学发展尤为迅速。文字学的进步，除了得益于近代语言学理论外，可以说主要是由古文字学带动的。近年来，重要的古文字资料不断出土，这是古文字学进一步发展的有利条件。但是在这世纪之交，面对很多学科在理论、方法和研究工具等方面不断更新的形势，古文字学前进的步伐不免显得有些蹒跚。目前，在古文字研究方面，存在着新资料的发布不及时、资料着录总集和工具书不能满足研究的需要、理论性总结工作做得不够以及电脑化程度过低等问题。古文字学似乎受了它所研究的对象的古老性的影响，跟其他学科相比，显得有些落伍。研究者往往费力多而收穫少。一些本来对古文字感兴趣的学子，不免望而生畏，不敢涉足这一领域。这种情况必须迅速改变。
对于古文字学，新资料非常重要。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对古文字学的重要意义，是众所周知的。从微观角度看，一些疑难问题也往往由于新资料的发现迎刃而解。例如商周古文字裏有一个跟秦汉篆文“宜”字基本同形的字，罗振玉考释甲骨文时，根据字形表示的意义把它释作“俎”，从之者极多。很多学者并认为“宜”“俎”古本一字，后来纔分化为二。七十年代发现了扶风庄白一号西周青铜器窖藏，所出三年𤼈壶铭中有“羔俎”“彘俎”之文，“俎” 字写法接近小篆的“俎”字而与“宜”字迴别，证明“宜”“俎”自古即为二字。罗氏释作“俎”的那个字只能释为“宜 ”。[1]又如六国货币、玺印等文字中有一个很像“金”字但没有加点的字，过去释为“ 金”或“全”，但是有关印文、币文难以讲通，七十年代在河北平山发现了战国时代中山王的墓葬，所出铜器铭文中屡见此字，从文例上可以毫无疑问地断定它应该读为千百之“百”。印文、币文中的这个字读为“百”也都文从字顺。 [2]战国楚文字中有些过去未能正确释出的疑难字，由于在近年发现的荆门郭店楚墓竹简和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回的一批楚简中，出现在有传世本可对照的古书或古佚书的语意明确的文句裏，也不费研究者什么力气就被释读了出来。[3]靠郭店楚简释出来的楚文字裏的“视”字古体，还使甲骨文和金文裏过去被混同于“见”字的“视”的表意初文得到了确释。[4]所以，新资料如都能及时发布，古文字研究者必将大大受益。但是新资料究竟能否及时发布，牵涉到多方面的因素，古文字研究者一般无法决定。他们通常只能在这方面起一些促进作用，并争取在新资料发布后儘快加以利用。
从时代的要求看，古文字研究的电脑化是势在必行的。好些年前就已经有研究者把古文字资料输入电脑，或利用电脑编纂古文字学工具书了。周何、季旭昇、汪中文等学者用电脑编的《青铜器铭文检索》，已于一九九五年正式出版。但是绝大多数古文字研究者还没有在研究工作中使用电脑（用电脑写文章跟作研究是两回事）。电脑化不但能节省研究者的时间，而且能缓解各种资料着录总集和工具书总是跟不上学科发展形势的状况。由于新的资料和研究成果不断出现，各种资料总集和工具书往往出版不久 ，甚至在出版之日，就已经不够完整或显得过时了。在常规的出版条件下，显然很少有可能及时更新这些出版物。然而如果能把它们製成光盘供研究者在电脑上使用，情况就会有所不同。光盘製作者用适当方式把资料总集或工具书输入电脑以后，可以随时增删资料或修改内容，并製成新的光盘。由于光盘本身很便宜，比较频繁地更新光盘版应该是可能的。如果研究者各自直接把他需要的资料总集和工具书输入电脑，那将造成人力的巨大浪费，实际上也是难以做到的。所以，出这些书的光盘版，不但能缓解出版物跟不上学科发展形势的状况，并且是在古文字研究领域中普及电脑化的必由之路。只有这样，广大研究者纔有可能把自己的研究工作电脑化。但是要製作比较理想的光盘版，必须有质量很高的底本。如果用质量不高的底本，既不利于光盘的使用者，也不利于光盘版日后的升级。这在实质上也是一种浪费。所以，编出各种比较理想的资料总集和工具书，是在普及电脑化之前必须先做好的工作。当然，这种工作本身是可以利用电脑的，前面已经举过实例了。
我们所说的古文字研究中的理论性总结工作，範围很广，诸如古文字学性质和任务的界定、古文字考释方法的总结（包括对各种错误倾向的分析）、古文字结构类型的研究、古文字形体结构的演变规律的研究、古文字发展阶段的划分、古文字地域性的研究等等，都可包括在内。这种工作必须有很多比较具体的研究成果作为基础。不论是进行比较具体的研究，还是进行理论性的总结，都离不开有关的资料总集和工具书。这些书的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研究工作的速度和质量。如果有关的资料总集和工具书根本没有编出来，研究工作更会陷入举步维艰的困境。
从上述情况看，为了推动古文字学更快更好地发展，古文字研究者当前必须以主要力量投入的首要任务，就是编出高质量的各种资料总集和工具书，提供儘可能完整的各种古文字资料，全面反映古文字研究己达到的水平，以适应研究工作及其电脑化的需要。工具书多种多样，最重要的、研究者使用得最频繁的，是逐字索引和文字编这两类。下文对工具书的讨论就以这两类为限。
古文字研究者现在已经有了一批常用的资料总集和工具书。例如：甲骨文的资料总集有胡厚宣先生为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中华书局，1978-1982）、严一萍《商周甲骨文总集》（艺文印书馆，1983），逐字索引有岛邦男《殷墟卜辞综类》（汲古书院，1971增订版）、姚孝遂、肖丁主编的《殷墟甲骨刻辞类纂》（中华书局，1989），文字编有孙海波《甲骨文编》（中华书局，1965）。金文的资料总集有严一萍《金文总集》（艺文印书馆，198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中华书局，l984-1994），逐字索引有前面提到过的《青铜器铭文检索》（文史哲出版社，l995），文字编有容庚编纂张振林、马国权摹补的《金文编》（中华书局，1985）。钱币文字的资料总集有汪庆正主编的《中国历代货币大系I（先秦货币）》（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中国钱币大辞典编纂委员会《中国钱币大辞典·先秦编》（中华书局，1995），文字编有张颔《古币文编》（中华书局，1986）。玺印的资料总集有罗福颐主编的《古玺彙编》（文物出版社，1981），文字编有故宫博物院《古玺文编》（文物出版社，1981）。陶文的资料总集有高明《古陶文彙编》（中华书局，1990），文字编有高明、葛英会《古陶文字徵》（中华书局，1990）。石刻的文字编有商承祚《石刻篆文编》（科学出版社，1957）。简文的资料总集有商承祚《战国楚竹简彙编》（齐鲁书社，1995），文字编有滕壬生编的包含楚帛书文字的《楚系简帛文字编》（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此外还有一些同类性质的书，这裏不列举了。
上述那些书在古文字研究中起了很大作用，它们的编着者是值得研究者感谢的。但是从当前的需要来看，它们都有比较明显的缺点。
主要缺点是资料不全。就各种资料总集来说，不但缺乏这些书编成以后发表的资料（这种资料有些是极为重要的，如铜器铭文中近年发现的晋侯苏编钟铭和子犯编钟铭，楚简中近年发现的郭店简），就是编书时已经发表的资料也有应收而未收的。例如《甲骨文合集》就有不少漏收之片，我在《评〈殷墟甲骨刻辞类纂〉（上）》中已经举过例子，[5]这裏就不重複了。另一方面，《合集》却收了不少不应收入的重片，还收了个别伪片，如32676应是据33033伪刻的，31942应是据20500伪刻的。《殷周金文集成》所收之器的数量远超过《金文总集》等书，但是对资料的去取也有一些问题。以此书最后印出的第十八册的最后一部分，份量不多的“ 符节类铭文”而言，就漏收了中国历史博物馆已收藏多年且曾公开陈列过的、有很高研究价值的“弁（偏）将军信节”， [6]但像所谓“采者节”（该书12093号）那样的明显的伪器却反而收入了。其他资料总集都或多或少存在资料不够齐全的问题，有的也收入了个别伪品。一九九五年出版的《战国楚竹简彙编》，是在六、七十年代编纂的。七十年代以来发现的楚简，其中包含了出土楚简中最重要的几批，此书都未收入，更不能满足研究者的需要。
工具书的主要问题也是资料不全。《殷墟甲骨刻辞类纂》主要根据《甲骨文合集》，虽然增加了《合集》编成后出版的三种甲骨着录书的资料，但是《合集》编成前出版的甲骨着录书一概不再顾及。因此《合集》漏收的，《类纂》也跟着漏收。而且就是见于《合集》等书的辞条，也不时由于疏忽而没有录在相关的字头下。此外，《类纂》还不收《合集》摹本和所谓“习刻”的辞条。因此屡次出现《殷墟卜辞综类》已收的辞条，后出的《类纂》反而失收的情况。[7]《综类》和《类纂》对甲骨卜辞中一些极常用的字的用例，採取择录的方式，所列辞条相当少。这对从语言角度研究甲骨卜辞，尤其是研究其中的常用虚词的人，极为不利。《青铜器铭文检索》编成时，《殷周金文集成》尚未出全。《检索》主要根据《金文总集》和邱德修《商周金文集成》（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1983）。《殷周金文集成》中为此二书所未收的大量器铭，除已见于马承源主编的《商周青铜器铭文选》（文物出版社，1986-1990）者外，《检索》基本上没有採及。
文字编类的书，除前面没有举到的曾宪通《长沙楚帛书文字编》（中华书局，1993）、张光裕主编的《包山楚简文字编》（艺文印书馆，1992）、张光裕、黄锡全、滕壬生主编的《曾侯乙墓楚简文字编》（艺文印书馆，1997）等少数几种，基本上每形必录外，一般对单字虽每字必录，对字形则是有选择地收录的。文字编不能代替逐字索引，这一编辑体例无可厚非。但是各种文字编，除无法顾及编成后发表的新资料外，往往由于编纂时不够细心，或所见资料有欠缺，而漏收一些单字和已收之字的有特点的字形。这是应该注意避免的缺点。
在资料不全之外，各种资料总集和工具书，还有不少体例上或实际操作上的问题。
先谈资料总集的问题，同一种物品的不同拓本或照片，以及同一拓本、照片在不同着录书或同一着录书的不同版次以至同一版次的不同书本中的影本，往往会有清晰程度的差异。有一些时间有先后的拓本或照片，尤其是容易碎裂的甲骨的拓本，还会有完整程度和存字多少的差异。按理，各种资料总集应该选取最好的拓本、照片，在没有原始的拓本、照片时应该选取最好的影本入录，但实际上往往难以做到。有的资料总集甚至很少顾及这一点。由于印刷技术上的问题，有些很清晰的拓本、照片，印出来也会变得不清楚。资料总集在资料的分期、分类或其他编排原则上，也往往有可以商榷之处。在具体编排资料时发生错误的情况更为常见。如把属于某一期的甲骨编入另一期，把官印编入私印等等。有些资料总集还有比较特殊的问题。例如甲骨有碎片缀合的问题，《甲骨文合集》虽然在这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但间有不当缀而误缀的情况，又有过去已有研究者作出正确缀合而此书未加採用的情况。《合集》出版后，研究者又缀合了其中的不少碎片。[8]如果不掌握这些情况，引用到《合集》中的有关甲骨时，就有可能出问题。
各种逐字索引类的工具书，在文字的隶定和辞条的释读和编排等方面，都有或多或少的问题。关于《殷墟甲骨刻辞类纂》在这些方面存在的问题，在前面引过的我们的评论文章中有比较具体的说明，可以参考。方纔指出的《合集》在缀合方面存在的缺点，也都为《类纂》所沿袭。各种文字编，除资料不全外，主要的缺点有三：一、对字形的辨认、摹录不正确。二、对各家释字之说的选取不够恰当，或对某些有价值的释字之说茫无所知。三、编者本人释字错误。由于辨认、摹录字形不正确。这类书裏有时会出现实际上不存在的字头，而有的实际上存在的字头却被抹杀了。在逐字索引类的书裏也有这种现象。
按照目前的需要，已有的各种资料总集和工具书几乎都应该高标準重编。它们的各种缺点应该儘可能加以消灭，或使之减少到最低限度。此外，在这一领域还存在着不少空白。例如：铜器以外的金属器上的古文字、写刻或烙在漆木器上的古文字，写或刻在石玉类物品上的古文字，都还没有资料总集。除甲骨文和金文外，各种古文字资料都还没有逐字索引。这些空白，多数是应该补上的，此外还可以根据时代、地域等标準编纂资料总集和工具书。现在已经有人在準备编纂《楚文字资料彙编》、《楚文字编》一类书了。这对推进古文字研究向纵深发展是有好处的。
在有了比较理想的资料总集和工具书以后，还需要有人经常注意各种新的资料和研究成果，加以搜集和整理，为不断补充、修改这些书作好充份準备。
上述关于资料总集和工具书的那些工作，大都工作量既大，难度也不小，个人很难完成，必须依靠集体的力量，而且只有动员整个古文字学界的力量，纔有可能完成全部任务。目前在两岸三地，真正有能力进行古文字研究工作的学术单位并不多，它们的人力、物力大都也很有限。而且各单位彼此很少通气，不但缺乏协作，各自从事的工作还不免有重複，使有限的人力、物力遭到浪费。为了完成上述任务，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建议各有关学术单位共同成立一个在研究工作方面起协调作用的民间组织。在编纂各种资料总集和工具书的工作中，各单位之间要有明确的分工，以避免人力、物力的浪费，但又要做到在资料和研究人员等方面相互支援。一些大的项目也可以由两个以上单位联合起来完成。在编纂体例方面，大家可以拟定一些共同的原则。各种书编出来后，可以由这个共同组织设立不同的专家小组加以鑒定。如有问题，可以提出改进的方案，以保证成果符合要求。如果两岸三地的古文字学界真能齐心协力，做到既有分工又有合作，把人力、物力都用在刀刃上，就有可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如在五年或稍长一些的时间内，完成编好各种重要的资料总集和工具书的任务。这样纔能为古文字研究工作及其电脑化打下坚实的基础，使古文字学在二十一世纪获得应有的发展。
最后还想提一下秦汉文字的问题。古文字跟秦汉文字息息相关。已经有学者提出了把秦汉的小篆和古隶划入古文字範围的意见。在古文字研究中时常要用到秦汉文字的资料。古文字学界如果行有余力，还应该编好秦汉文字的资料总集和工具书。这对古文字研究是大有好处的。
原文刊载于《学术史与方法学的省思——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研讨会论文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0年12月。
整理时已将原文中语助词“着”改爲“着”；副词“才”改爲“纔”；“发布” 改爲“发布”；“尽可能”改爲“儘可能”。
葛 亮 校录
[1] 参看于豪亮，《说俎字》，《于豪亮学术文存》（北京：中华书局，1985），页77-80。
[2] 参看朱德熙、裘锡圭，《平山中山王墓铜器铭文的初步研究》，《朱德熙古文字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95），页93-94。
[3] 参看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4] 参看裘锡圭，《甲骨文中的见与视》，《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页1-5。
[5] 《书品》1990.1:7（北京：中华书局）。
[6] 参看李家浩，《贵将军虎节与辟大夫虎节》，《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3.2:50。
[7] 参看注5所引拙着，页7-8。又参看此文下篇，见《书品》1990.2:6-7。
[8] 蔡哲茂先生编有《甲骨缀合集》，其中有这方面的详细资料。此书不久可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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