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王桀-王宁：上博二《容成氏》“南藻氏”相关问题考论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夏王桀-王宁：上博二《容成氏》“南藻氏”相关问题考论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王宁：上博二《容成氏》“南藻氏”相关问题考论
上博二《容成氏》“南藻氏”相关问题考论
王宁
枣庄广播电视台
上博二《容成氏》第三十九-四十简言汤伐夏桀云：
“女（如）是而不可，然句（后）从而攻之，陞自戎述（遂），内（入）自北门，立于中
夏王桀-王宁：上博二《容成氏》“南藻氏”相关问题考论。桀乃逃之鬲山是（氏），汤或（又）从而攻之，降自鸣攸（条）之述（遂），以伐高神之门；桀乃逃之南𦾈（巢）是（氏）。汤或（又）从而攻之，述（遂）逃，去之桑（苍）吾（梧）之埜（野）。”1
这段文字是说汤在戎遂攻破了夏桀的都城后，夏桀先逃到鬲山氏，汤追杀而至，从鸣条之遂沖下来，攻破了鬲山氏的高神之门；夏桀又逃到南𦾈（巢）是（氏），汤再次追杀，夏桀最终逃去了苍梧之野。
对于南𦾈是，原整理者李零先生云：“即‘南巢氏’，汤灭夏，桀逃南巢氏，见《竹书纪年》。南巢在今安徽巢县东北。”2笔者认为，关于南巢氏的问题很多，是否是在巢县也值得进一步讨论，故作此文谈一些个人的浅见，请方家不吝指正。
一
首先将先秦两汉有关汤伐桀故事有关南巢的部分文字罗列如下：
《御览》卷八十二引《尸子》：“汤以革车三百乘伐桀于南巢，收（放）之夏宫。”
《御览》卷八十二引《纪年》：“后桀命扁伐山民（宁按：当是“𡶗”字的误析，同“岷”、“缗”），山民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琰。桀爱二人，女无子焉。斫其名于苕华之玉，苕是琬，华是琰，而弃其元妃于洛，曰妹喜。桀倾宫饰瑶台，作琼室，立玉门。汤遂灭夏桀，桀逃南巢氏。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
《吕氏春秋·论威》：“虽有险阻要塞，铦兵利械，心无敢据，意无敢处，此夏桀之所以死于南巢也。”
《淮南子·本经训》：“汤乃以革车三百乘，伐桀于南巢，放之夏台。”
《淮南子·修务训》：“（汤）乃整兵鸣条，困夏南巢，谯以其过，放之历山。”
《史记·律书》：“成汤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乱。”
《说苑·权谋》：“汤乃兴师，伐而残之，迁桀南巢氏焉。”
《列女传·孽嬖·夏桀妹喜》：“于是汤受命而伐之，战于鸣条，桀师不战，汤遂放桀，与末喜嬖妾同舟，流于海，死于南巢之山。”
根据这些记载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一是说法有异，或说伐之南巢，或说困之南巢，或说桀死于南巢，这应该是先秦的确有夏桀逃入南巢而商汤伐之之事，所以产生这些不同的说法。
二是《淮南子·本经训》说伐桀南巢之后放之夏台，《尸子》说伐桀于南巢后放之夏宫，都是说先伐南巢后放夏桀，这与汉代以降说夏桀最终逃到南巢不合；也与《容成氏》说伐南巢后夏桀最终逃往苍梧之野也不相同。夏台应该就是夏宫，在夏的都城内，桀曾经在夏台囚禁过成汤，《史记·夏本纪》言桀“迺召汤而囚之夏台，已而释之”，《楚辞·天问》言汤被从夏台释放是“汤出重泉”，说明夏台有很深的地牢作为监狱。夏桀是从夏宫出逃，还有一个证据是《孟子·万章上》引《伊训》曰：“天诛造攻自牧宫。朕载自亳”，赵注：
“牧宫，桀宫。朕，我也，谓汤也。载，始也。亳，殷都也。言意欲诛伐桀造作可攻计之罪者，从牧宫桀起自取之也。汤曰我始与伊尹谋之于亳，遂顺天而诛之也。”
和《尸子》一对读就知道赵注不準确，是《孟子》引《伊训》原文有错误，伪古文《伊训》改成“皇天降灾，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鸣条，朕哉自亳”尤谬误不可据。
今按：《孟子》之“牧”和《尸子》之“收”均是“放”字之形讹，《孟子》“牧（放）”之后缺脱了个“夏”字，“载”、“哉”当是“𢦏”之假借字，而“𢦏”很可能是从屮从戈的古文“翦”之形讹，《伊训》原文当为“天诛造攻，自放夏宫，朕翦自亳。”这是汤的话，说上天对夏降下的诛罚导致夏被攻伐，夏桀是在夏宫放逐了自己，故我自亳翦伐他（不过是行施天命罢了）。“自放夏宫”应该有两层意思，一是说夏桀是自己在夏宫里作孽，他被放是咎由自取；二是也说明桀是自己从夏宫逃走的。那么南巢显然不能远在巢湖，汤不可能跑到巢湖那么远把夏桀抓回来再在夏宫放之，这不合于理。《修务训》又说困桀南巢，放之历山，那么南巢也不能在巢湖，汤也不可能跑那么远把桀抓回鲁西。
三是可以知道，所谓“放之于某”是于某放之的意思，就是在某地流放或驱逐了夏桀，并不是把他流放到这个地方。
四是至少在西汉前期以前，典籍也大多只是说汤攻南巢伐桀，因此有桀在南巢被擒、被困、被放、被杀等种种说法，并没有说把桀流放到南巢或桀最终逃到南巢而死之说，而且多是把伐南巢放在放桀之前，显然是说在伐了南巢氏之后才放逐了桀，并非说桀逃到或放逐到南巢汤又伐之。
二
唯一说桀最终逃到南巢的先秦文献是《御览》卷八十二引的《纪年》，但是这个引文却有很大问题。《纪年》记事是按年隶事，而这一大段里一个年份都没有，只是採了其中的一些事件罗列在一起，同时《纪年》原本记事甚为详细，汤伐夏桀如此重大的事件绝对不会这么简单的两句话就完，证之者，《御览》卷八八〇引《书纪年》曰：“夏桀末年，社坼裂，其年为汤所放”，连“社坼裂”这样的事情都记录了，可见《纪年》于夏桀时之事记录甚为详细，但卷八二所引者俱无，故《御览》所引的那一大段全都是括约节引，并非《纪年》原文。和其它先秦文献对照可知，《纪年》此段里“汤遂灭夏桀，桀逃南巢氏”很可能是和《容成氏》所说的夏桀在鬲山氏（鸣条）战败后逃之南巢氏的情况相同，下面还有商汤伐而放之的文字，但《御览》没引，当是受了东汉以来说桀最终逃到南巢氏的影响，所以这个引文并不完全。
除此而外，说桀最终是逃到南巢的比较早的文献就是《说苑》里“迁桀南巢氏”和《列女传》里“与末喜嬖妾同舟，流于海，死于南巢之山”，这两本书都出于刘向之手，那已经是西汉末年了，其显然就是根据《吕氏春秋·论威》“夏桀之所以死于南巢也”之说而附会。其实，《论威》说夏桀死于南巢，和《荀子•解蔽》说“桀死于亭（鬲）山”的情况类似，都是因为汤和桀在南巢和鬲山这里打过仗，或传言桀在这里被杀而死，故有此异说，和桀最终逃去之地实无关係。否则，到底是桀最终被放到南巢呢还是历山呢？杨倞注《荀子》为了调和二说，云“亭（鬲）山，南巢之山”，可《淮南子·修务训》明白地说“困之南巢”之后又“放之历山”，二者不是一地，现在《容成氏》又出来了，更确切地证明鬲山氏和南巢氏根本就是两地，南巢也不是桀最终逃去的地方，杨说大谬。
但是桀最终逃到南巢之说影响很大，后来晋代伪古文《尚书·仲虺之诰》说“成汤放桀于南巢”，其意思应该就是说把桀流放到南巢去了。晋代皇甫谧《帝王世纪》里也沿用此说曰：“汤来伐桀，以乙卯日战于鸣条之野，桀未战而败绩。汤追至大涉（沙），遂禽桀于焦，放之历山，乃与妹喜及诸嬖妾同舟浮海，奔于南巢之山而死”（《御览》卷八十二引），他把《吕氏春秋·简选》所说的“戊子”根据《左传·昭公十八年》的杜注改成“乙卯”已是出于误会，3且既言“放之历山”，又言“奔于南巢之山”，尤谬误不足凭信。
另外，《逸周书·殷祝解》言汤放桀，最后是“桀与其属五百人去”，卢文弨校本于“去”后增“居南巢”三字，陈逢衡云：“卢本‘五百人去’下添‘居南巢’三字，考《大传》、《古微书》引俱无。”刘师培也认为卢校“臆说无据”，4《御览》卷八十三引《尚书大传》说汤灭夏后，“桀曰：‘国君之有也，吾闻海外有人。’与五百人俱去。”是说桀最终是逃到“海外”去了。可知《殷祝解》和《尚书大传》里也没有说桀逃到南巢，只是说他逃了而已。《容成氏》说最后是逃到苍梧之野，也正说明先秦并无桀最终逃到南巢之说。
先秦两汉典籍中还有汤伐桀“入巢门”或“焦门”之说，如：
《吕氏春秋·简选》：“殷汤良车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战于郕，遂禽推移、大牺，登自鸣条，乃入巢门，遂有夏。桀既奔走，于是行大仁慈，以恤黔首。”
《淮南子·主术训》：“然汤革车三百乘，困之鸣条，擒之焦门。”高注：“焦，或作巢。”庄逵吉云：“‘焦’与‘巢’古字通。”
又《氾论训》：“故桀囚（当是“困”字之讹）于焦门，而不能自非其所行，而悔不杀汤于夏台。”
和上面的引文对读可以知道，所谓“入巢门”、“擒之焦门”、“囚（困）于焦门”之类，实际上就是伐南巢氏，是汤伐桀过程中的一场战役，“巢门”或“焦门”就是指南巢氏之国的城门。同时可知南巢氏也可以称“巢”或“焦”，《容成氏》之“𦾈”当是“藻”之或体，又或作“薻”，“巢”实当读音“缫”，“焦”、“缫”、“藻”古音都是精纽宵部字，音同可通。皇甫谧《帝王世纪》既言“遂禽桀于焦，放之历山”，又说“奔于南巢之山”，把“焦”和“南巢”分成两地，谬甚。
关于南巢氏的位置，传统的说法是南巢在今安徽巢湖市，也就是周代的巢伯国。笔者认为《容成氏》所说的戎遂就是有娀之墟，也就是有仍、任国，夏桀末年夏人徙居于此作都，就是西邑夏，在今山东济宁；鬲山氏和鸣条之遂即《吕氏春秋·简选》所说的汤与桀戊子决战的郕，在今山东鄄城附近，5这些地方都在今鲁西，巢湖市的巢伯国在济宁的有娀之虚南1100余里，夏桀仓皇出逃，短时间内至于此实属不易，而汤又远逐千里而伐之，尤为不可思议。故笔者很怀疑南巢氏根本就不是在巢湖，很可能也是在鲁西一带。
三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三朡”。《尚书序·汤誓》：
“伊尹相汤伐桀，升自陑，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作《汤誓》。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夏师败绩，汤遂从之，遂伐三朡，俘厥宝玉，谊伯、仲伯作《典宝》。汤归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诰》。汤既黜夏命，复归于亳，作《汤诰》。”
《史记·殷本纪》云：
“汤乃兴师率诸侯，伊尹从汤。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桀。……以告令师，作《汤誓》。……桀败于有娀之虚，桀奔于鸣条，夏师败绩。汤遂伐三㚇，俘厥宝玉，义伯、仲伯作《典宝》。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作《夏社》、《伊尹报》，于是诸侯毕服，汤乃践天子位，平定海内。汤归，至于泰卷陶，中𤳹（虺）作《诰》。既绌夏命，还亳，作《汤诰》。”
两者是基本相同的文字，也有许多不同，如《书序》说“升自陑，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殷本纪》没这话，却有“桀败于有娀之虚，桀奔于鸣条”之说，说明“陑”就是“有娀之墟”；《书序》中的《疑至》，朱晓海先生指出就是清华简《尹至》，6是对的，《史记》中的“伊尹报”，《集解》引徐广曰：“一云‘伊尹报政’”，以前似乎没人把它当成书篇名，笔者这里加个书名号，是因为《伊尹报》很可能是《尹至》的别名，因为《尹至》的内容是伊尹在夏刺探消息后回亳向汤报告夏政的情况，相似的内容又见于《吕氏春秋·慎大》而文字又不甚相同，《慎大》根据的很可能是《尹至》篇的另一个传本，《尹至》的篇名是因为它开始一句是“惟尹自夏徂亳录至在汤”，取其中二字为篇名；而《伊尹报》的开首应该就是《慎大》里的“伊尹奔夏三年反报于亳”句，是取其中的三字为篇名。《尹至》和《伊尹报》所记之事虽是发生在汤伐夏之前，但《尹至》里的最后是写到汤灭夏、夏桀逃走，《慎大》里也是写到夏桀败亡，所以《书序》列于汤灭夏欲迁夏社之后也算有理，可实际上是不恰当的。
说上面这些，是因为牵扯到史料的取证问题。本来马融、郑玄等人说《书序》是孔子所作，那该是极其重要的先秦文献了，可不幸此说不大可靠，据刘起釪先生考证，今见的《古文书序》是张霸的伪造。刘先生认为司马迁写《史记》，“他采录了先秦传下的有关《尚书》篇章写成情况的一些资料，只是作为史实记述，本不是各篇之‘序’”，汉成帝时候的张霸伪造百两篇伪《古文尚书》，抄《左传》和《史记》等书的相关文字伪造了两篇《书序》，就是现在所见的《书序》。7如果刘先生之说可靠，则是《书序》抄《史记》后又参考其它文献作改造，而不是相反。
不过刘先生的说法似有可商。首先是《史记》用的资料“本不是各篇之‘序’”恐不确，先秦时期《书》和《诗》是诸子共同研习的内容，更是儒家的重要经典，这些内容显然是先秦传授《书》的经师们留下来的，所以里面详细介绍各篇的製作原因和大致内容，也就是先秦的《书序》（下称《古书序》），就象上博简的《孔子诗论》一样，那也是先秦儒家门人传授《诗》的《诗序》之类的作品，说明在先秦《诗》、《书》的这种“序”类作品是一直就有的，司马迁采入《史记》，张霸又从《史记》里摘出来作《书序》，也算有其理由。
其次是刘先生说《书序》全是抄《左传》和《史记》伪造也不大準确，因为根据汉石经，今文《尚书》二十九篇也有《书序》，今文传自伏生，他的《书序》恐怕不能是张霸伪造，而的确是从先秦传下来的《古书序》，但张霸伪造时把今文的《书序》收入他的伪品中则是必然，所以今见《书序》中有些文字并不与《左传》、《史记》全同，就是这个原因，本节上面写的那段就是例子。所以今见《书序》是张霸拼凑起来的，里面可能有伪造的成分，但大部分内容还是可信的先秦资料，所以讨论“三朡”的问题里面的记述还是可以参考的。
四
《书序》的“三朡”就是《史记》的“三㚇”，其记事顺序和《容成氏》是差不多。《尚书正义》、《经典释文》在释《尚书》的时候大量引用马融、郑玄说，惟独在“三朡”、“大坰”这两个地名上没引其明确的解释，只有郑玄在“三朡”下注云：“《伊训》云：‘载孚在亳’，又曰：‘征是三朡’”，“大坰”下马、郑均无注（可参看孙星衍补集《古文尚书马郑注》卷十），说明马、郑于此无解，并没说这两个地名在哪里。
奇怪的是，《容成氏》及先秦其他典籍中言汤伐桀，有战鸣条、伐南巢或入巢（焦）门，而均无伐三朡之说；《书序》、《史记》有战鸣条、伐三鬷，却无伐南巢之说；“三朡”只见于《书序》、《史记》，或者说先秦典籍只见于《古书序》，其它典籍再无一见；而“南巢”却见于其它典籍甚多，故很怀疑所谓“三鬷”就是“南巢”。如果单从读音上讲，“南”、“三”叠韵（同侵部）， “朡（㚇）”、“巢（焦）”双声（同精纽），都属于声韵相近的，“三朡”有可能就是“南巢”的音转，可事情似乎还没这么简单。
上面说过，“巢”当读音若“缫”，《集韵·平声三·六豪》下载“缫”之或体作“縿”，是从“参”声；《容成氏》作“𦾈”，从“喿”声，《集韵·平声三·四宵》下“幧”或作“幓”、“鏒”通作“缲”、《正字通·犬部》云：“山㺑亦作山𤢖”，是“参”声字与“巢”声、“喿”声字均可通假。而在古书中“参”、“三”常通用无别，所以“三鬷”的“三”可能就是“缫”或“𦾈”的音转，也就是南巢氏的“巢”或“焦”。
《史记》的“㚇”则该作何解？《说文》：“㚇，敛足也。鹊𩀎丑，其飞也㚇。”段注：“二句见《释鸟》。今《尔雅》作‘翪’。”由此可知，《书序》的“朡”当是“翪”之形讹，“翪”应是个比较晚出的字，《说文·羽部》就没收，今本《尔雅》里有，可能也是后人所改的通行字。司马迁所见的《古书序》材料是先秦文献，用的是古字；《书序》是汉人传授本，用的是当时的通行字，这个也比较容易理解。
《史记》的“㚇”这个字，很可能是从“闻”之古文“
夏王桀-王宁：上博二《容成氏》“南藻氏”相关问题考论”（盂鼎）、“
夏王桀-王宁：上博二《容成氏》“南藻氏”相关问题考论”（利簋）的左旁辗转讹变过来的，后来“闻”字写作“䎽”，从读音上分析，这部分就是昏闷之“闷”的表意初文，故“闻”字从之得声；因为“昏”、“闷”音义并近，后来这部分被“昏”替代了。那么可以知道，所谓“三㚇”，实本应作“三（参）闷”，不用说它就是由“巢门”音转来的。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古书序》、《史记》说“伐三㚇”而不言“伐南巢”、其它典籍说“伐南巢”而不言“伐三㚇”的问题。故说“三㚇”是南巢氏、是国名都算对，而说它是另外的一个三朡（鬷）国就是子虚乌有！
伪《孔传》于“三朡”下注云：“三朡，国名，桀走保之，今定陶也。”《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曹州济阴县即古定陶也，东有三鬷亭是也”。但是，伪《孔传》是东晋时才出现的，已经比较晚了。再往前找，就是《后汉书·郡国志三·济阴郡》下云：“定陶本曹国，古陶，尧所居。有三鬷亭。”注云：“汤伐三鬷，孔安国曰今定陶。”《括地志》显然也是根据《郡国志》为说的。但是看看《汉书·地理志上·济阴郡》“定陶”下班固自注云：“故曹国，周武王弟叔振铎所封。《禹贡》陶丘在西南陶丘亭”，只说有“陶丘亭”，因为古传这里是帝尧的故国，并没有说这里有个“三鬷亭”，因为本来就没有“三鬷”这么个地方；那么司马彪《郡国志》的“三鬷亭”是怎么来的？他的根据可能是皇甫谧的《帝王世纪》。《尚书·汤誓》《正义》引皇甫谧云：“三朡在定陶”，应是见于其所着《帝王世纪》，这大概是目前知道的关于这个说法最早的记载了。
那么，皇甫谧的根据又是什么？这里有个线索就是《史记·殷本纪》中的“泰卷陶”，裴骃《集解》引徐广曰：“一无此‘陶’字。”司马贞《索隐》：
“邹诞生‘卷’作‘坰’，又作‘泂’，则‘卷’当为‘坰’，与《尚书》同，非衍字也，其下‘陶’字是衍耳。何以知然？解《尚书》者以大坰今定陶是也，旧本或傍记其地名，后人转写遂衍斯字也。”
司马贞可谓巨眼卓识，其看法无疑是正确的。《史记》的“泰卷”就是《书序》的“大坰”，汉代流传的古注解以“泰卷”或“大坰”在陶，《说文》：“陶，再成丘也，在济阴。……《夏书》曰：‘东至于陶丘。’陶丘有尧城，尧尝所居，故尧号陶唐氏。”也就是定陶，后人抄校《史记》时在“卷”旁注“陶”字，后来混入了正文。东晋时期的徐广看到的本子有的已经这样了，很可能东汉时期就已经有这个古注，西晋皇甫谧作《帝王世纪》时大概还没有发生掺混，看到了这个注，他可能是认为汤伐三朡后归之泰卷，泰卷是定陶，那么三朡一定也是在定陶附近，他才说三朡也是在定陶；其后司马彪就根据这个在定陶下编出个“三鬷亭”来，因为王莽时代对三代古国的旧址都称“亭”。到了东晋的时候伪古文《尚书》和伪《孔传》出世，也用了这个说法，说三朡在定陶，而在“大坰”下只注云：“大坰，地名”，不再说是定陶，这便是以讹传讹。
可能后来人们根据这个说法真的在定陶东附会出个三鬷亭，所以唐代修的《括地志》也说定陶东有三鬷亭——古人最喜欢根据古书的记载附会地名，即使是本来没有也会随时随地编造个出来；古书说法歧异，就造成一个地名很多地方都有，历时既久，真伪难辨，这也是今天许多地方为了争夺古代某些名人故里不停地打笔墨官司的原因，也是今人研究夏商历史遇到的最为头疼的问题。
总之，“三㚇”或“三朡（鬷）”本当作“巢门”或“焦门”，就是指南巢氏，它不在定陶。说三鬷在定陶的始作俑者很可能就是西晋的皇甫谧，之前无有此说，只有泰卷或大坰在定陶的说法。
五
让人奇怪的是《史记》中“泰卷”这个地名，汉人为什么会说它在陶（定陶）。《书序》中作“大坰”，可从魏晋至今解《尚书》者，都没把“大坰”这个问题说明白，孔《疏》说：“大坰，地名，未知所在，当是定陶向亳之路所经”，也只是简单地揣测了一句而已。曹元弼《古文尚书郑氏注笺释》卷三十九引江氏（声）云：“大坰即泰卷，大当读为泰，坰声转为卷”，江声之说大致没错，但是说“坰声转为卷”还是值得讨论的。
伪《孔传》说它是地名，可遍查古书，定陶那里也没有这么个地名。根据《说文》：
“冂，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野，野外谓之林，林外谓之冂。象远界也。凡冂之属皆从冂。冋，古文冂从囗，象国邑。坰，冋或从土。”
据此可以知道“坰”是“冋”的或体，《史记索隐》说“或作泂”，笔者忽然明白《书序》的“坰”或“泂”实际上就是“坸”或“泃”的形讹，在隶书中“句”和“冋”的写法非常接近，只争左边一笔的长短，很容易致讹。“坸”这个字形也见于马王堆帛书《易传》的《衷》篇（7上），用为卦名的“姤”，《玉篇》以为“垢”之或体；“泃”字《集韵·平声四·十九侯》读居侯切，音与“沟”同，故笔者认为“坸”、“泃”皆当读为“沟”，此三字古音同见纽侯部，音同可通。
这样也可以知道《史记》为什么作“泰卷”了，“泰”、“大”古通用无别这个不必多说，而“卷”分明就是“巷”字的形讹，《集韵·上声五·三讲》：“港、沟：分水流也。或作沟”，认为“港”、“沟”同字，而“港”正从“巷”声，《集韵·去声七·四绛》下“巷”与“港”同胡洚切，读音相同。司马迁看到的材料“沟”是写作“巷”（《说文》无“港”字），当是先秦资料，用的是古字；《书序》是汉代传授的本子，用的是后起通行字的“坸”或“泃”，是今字。在后来传抄中，《史记》的“巷”被误写成了“卷”，《书序》的“坸”被误写成了“坰”，于是就弄得一塌糊涂、难以索解了。“巷”、“卷”相讹非此一例，比如“鬨”字，《广韵》收或体作“𩰓”，从“巷”，而《字彙补》又收其或体作“闂”，从“卷”，明白也是“巷”字之形讹。所以，“大卷”、“大坰”均是“大沟”之辗转讹误。
所谓“大沟”即春秋时吴王夫差开掘的“深沟”，《国语·吴语》：
“吴王夫差既杀申胥，不稔于岁，乃起师北征，阙（掘）为深沟，通于商（宋）、鲁之间，北属之沂，西属之济，以会晋公午于黄池。”
《吴越春秋·夫差内传第五》亦云：
“吴王（夫差）复伐齐，阙（掘）为深沟，通于商（宋）、鲁之间，北属沂，西属济，欲与鲁、晋合攻于黄池之上。”
史念海先生指出此深沟就是菏水，在鱼台、定陶两县间，为吴王夫差所开凿；8顾颉刚先生认为是“因经过菏泽而称菏水”，9正经过商（宋）、鲁之间的定陶附近，刘起釪先生云：“知菏水出于定陶西南，合济水至定陶东北汇于菏泽”10——这便是古人认为“大巷（沟）”在定陶的根本原因！古人把人工开凿的水道称“沟”大概是惯例，如夫差开凿的另一条运河称“邗沟”，战国时魏国的运河称“鸿沟”等。
可见，古本《史记》在“泰卷（巷）”下注“陶”字是对的，而皇甫谧据此误认为是三鬷也在定陶，伪《孔传》袭其说而只言三鬷是定陶而不及大坰，其谬可知。
由此一点就足以说明一个问题：先秦时期《古书序》这段文字的作者是明白地知道鸣条、有娀之墟（陑）、夏邑、三鬷（巢门、南巢）等夏朝地方都是在当时的鲁地，鲁在大沟之东，商（宋）在大沟之西，汤自夏后返回亳，也就是自鲁返回商（宋），必定要经过定陶的大沟，所以他在排列《仲虺之诰》这篇的顺序时说：“汤归（《书序》作“汤归自夏”），至于大巷（沟），仲𤳹（虺）作《诰》”，经师迭相传授，则谓大巷（沟）即陶（定陶），这类说法至少汉代还有，所以传抄《史记》者才会在“大卷（巷）”旁加注“陶”字，这都是非常合理的。如果按照某些传统说法夏邑是在商西，是在山西，那么汤自夏返商无论如何不能经过定陶的大沟。但先秦《古书序》的作者已经不知道这大沟是吴王夫差开凿的，夏商之际还没有，就象《禹贡》的作者也不知道而写进文里说“浮于淮泗、达于菏”一样。
现在知道“三朡”就是“巢门”之讹，泰卷、大坰为大沟才是在定陶，那么汤在有娀之墟（济宁）灭夏之后回亳（即北亳，亦称景亳，在今曹县南）经过定陶，也说明汤在攻克夏邑赶走桀之后，就返回亳了，与清华简《尹诰》所说汤灭夏之后“乃致众于亳中邑”的说法一致，并没有南逐千里去巢湖追杀夏桀，那么汤所伐的南巢氏也绝不能在遥远的南方，当然也不是在定陶。
六
南巢氏很可能就是夏人之后的有南氏中的一支，《史记·夏本纪》：“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索隐》：“《系（世）本》‘男’作‘南’”，秦嘉谟辑补《世本·氏姓篇》于“有南”国下云：“有男氏，分封用国为氏”，是有男氏即有南氏，“南”并非方位名词的“南”，根据《世本》和司马迁的说法，“男”或“南”本来也是国名。
但是，遍考诸书不见有“南”或“男”之国名或地名。而在典籍中，多以“任”声训“南”或“男”，如《白虎通·五行》：“南者，任也”，《尚书大传》“名曰南阳”郑注：“南，任也”，《广雅·释言》：“南，任也”；《大戴礼记·本命》、《孝经》“公侯伯子男”郑注并云：“男者，任也”，《广雅·释亲》：“男，任也”，如此之例甚多，因“南”、“男”、“任”古音本相同或相似而通用（《书·禹贡》“男邦”，《史记·夏本纪》作“任国”，即其证），故疑所谓“南”或“男”实亦即“任”。任（仍、戎、娀）本太皞之后的风姓国，夏末时夏桀徙都于此为西邑，夏人亦随之而至，故又有姒姓之任，夏亡，其后人仍以任为氏称“有任氏”，周代典籍写作“南”或“男”者，殆为与当时尚存的风姓之有任氏相区分。南巢氏当是此南（男、任）氏中的一支又徙于巢（焦）地者，故称“南巢”，犹周代舒族居于庸者称舒庸，居于蓼者称舒蓼之类，亦可简称庸、蓼也。汤伐桀时此国被灭，此后只有有南氏而无南巢氏。
上面说过，汤伐南巢氏必定也是“自西翦西邑”的其中一场战役，这个南巢的故地很可能就是在鲁西嘉祥南的焦城，道光《济宁直隶州志》卷二之二《方舆志二》记此“焦城”云：“焦，姜姓，炎帝后，武王封之，为鲁附庸。”《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云：“焦城：在山东嘉祥县南十五里青山之东。《嘉祥县志》：‘俗传周武王封神农之后于焦，即此。今其地名焦城村。’”11今其地的“焦国古城遗址”（周代）为济宁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山东省第三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按：言此为神农后姜姓焦国封地恐怕证据不足，宋代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卷十《下平声·四宵》于“谯”姓下认为“封神农之后于焦，虽有其事，而实无受封之人”、“姜姓焦国本无其人”，是姜焦之有无尚属疑问，则其古城遗址也未必就是姜焦故虚，然其地必自古即称“焦”，始得有西周姜焦故虚之说和焦城之名。这个焦正在济宁的西五十余里处，很可能就是南巢（焦）氏之故虚，其地本称“巢（焦）”，南巢氏被灭之后地名仍然沿用至今，如有任（娀、仍）氏之“任”、有莘氏之“莘”然。
《容成氏》言桀是在戎遂（夏邑）、鬲山氏（鸣条之遂）失败后逃入南巢氏，而《尸子》则说“伐桀于南巢”后才“收（放）之夏宫”，《吕氏春秋·简选》也说“乃入巢门”之后才“遂有夏”，这三者同为战国时期的文献而说法不同，可能是战国时代对夏商之交的历史已经不甚明了，只知道有这些战役却弄不清先后，故说法不同，这并不奇怪。现在知道南巢氏是在济宁之西，则很可能《容成氏》、《古书序》、《史记》等书的记事顺序是错乱了，《尸子》、《简选》的记载相对準确，因为只有如此才符合清华简《尹至》“自西翦西邑，戡其有夏”的说法。也就是说，夏桀应该是在西边鸣条之野的鬲山氏（今鄄城一带）战败后东逃，先逃入西邑夏西边的南巢氏，汤从而伐之，入于巢（焦）门而灭其国，桀又东逃回西邑夏，汤又攻克之，桀才出逃到荒远之地的苍梧之野去了（此问题稍複杂，容后专文详述），并非是最终逃到了南巢。而汉代及后来学者误解文献，以为桀最终逃至南巢，并以周代的巢伯国附会之，恐非其实。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蒙网友王博楠先生、薛培武先生、刘祎琪女士热心提供相关资料，谨致谢意！
1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280-281页。
2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282页。
3 《左传•昭公十八年》：“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杀毛伯过而代之。苌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而毛得以济侈于王都，不亡何待！’”杜预注：“昆吾，夏伯也。稔，熟也。侈恶积熟，以乙卯日与桀同诛。”杜说是本自《诗·长发》《毛传》：“汤先伐韦、顾，克之；昆吾、夏桀则同时诛也。”皇甫谧之说即本于毛、杜。孔《疏》：“以《诗》云：‘韦顾既伐，昆吾夏桀’，共桀同文，又传云‘乙卯亡’，知以乙卯日与桀同时诛。”此均是根据《长发》“昆吾夏桀”连言所作出的推测之辞，不足为据。《诗》、《史记》等书并言是汤灭昆吾之后又伐桀，始有战鸣条、伐南巢、克夏邑之役，二者之间必有时间差异，并非同时而亡。“乙卯”当是古传的昆吾被灭之日，而“戊子”是汤与桀在郕地（鬲山氏、鸣条之遂）决战之日，则是在灭昆吾之后33天，二者明非一时。皇甫谧据此以为鸣条之战亦在乙卯，大谬不然。《左传》之“稔”本训“穀孰”（《说文》），据杜注这里当是恶贯满盈之意。毛得以乙卯日杀毛伯过代其位，苌弘说乙卯日是当年昆吾恶贯满盈（灭亡）的日子，他是因为罪恶太大之故落得这个下场；现在毛得于这一天想在王都实现其罪恶的目的，不灭亡更待何时？故推测“毛得必亡”。所引用的故事只有昆吾，与夏桀无涉。
4 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1115页。
5 王宁：《上博二〈容成氏〉戎遂、鬲山氏、鸣条考》，简帛网2015-02-27.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162
6 朱晓海《〈尹至〉可能是百篇〈尚书〉中前所未见的一篇》，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187
7 刘起釪：《尚书学史》，中华书局，1989年。108-109页。
8 史念海：《论〈禹贡〉的着作年代》，《河山集（二）》，三联书店1981年。394页。
9 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年。835页引。
10 《尚书校释译论》，623-624页。
11 臧励龢主编：《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31年。9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