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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王宁：清华简“汤丘”为“商丘”说
清华简“汤丘”为“商丘”说
王宁
枣庄广播电视台
清华简五《汤处于汤丘》（下简称《汤》）开头两句是：
“汤
河南商丘-王宁：清华简“汤丘”为“商丘”说（处）于汤𡊣（丘），取妻于又（有）
河南商丘-王宁：清华简“汤丘”为“商丘”说（莘）。”
沈建华先生在《略说清华简〈汤处于汤丘〉》一文中，1对其中的“汤丘”作了深入考察，认为“汤丘”就是周初唐叔虞的始封地“唐”，论之云：
“近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和发现，曲沃、翼城被更多学者接受是周成王封于叔虞的唐地，与《史记·晋世家》言：‘封唐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的记载十分相吻合的。这正好说明汤‘从先王居’始源于唐丘其封地，显示了这一原始资料来源并不是出于偶然的，它为‘汤始居唐丘’的真实性，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笔者认为，沈先生的看法恐有问题。目前典籍中没有可证明汤曾经居于唐的任何线索，而曲沃、翼城一带是夏人在中土被商人击败后的徙居之地，郭沫若先生指出夏民族被殷人驱逐后迁徙到北方变为戎狄，认为“所谓昆夷、犬戎、鬼方（即怀姓戎）、荤粥、熏鬻、玁狁、休浑、匈奴均一音之转，前人已言之。由上三证则夏民族被殷人驱逐后，多逃往北方，殆是事实（有一部分系逃往南方）”，其中的土方和方都是玁狁的部族，也就是夏人，2故从卜辞看殷人的劲敌一直是在北或西北。胡厚宣先生经过对卜辞的“土方”和“唐”、“唐土”研究后认为：
“唐即唐土，唐地名，在今山西河汾之间，翼城一带。土即土方之土，犹言夏人，唐土者，意思是居住夏人的唐地。……大夏即唐土，唐人所居大夏之地，古文献与卜辞相合。殷王武丁征伐了土方之后，又在夏民族所居中心唐土一地作建大邑，以监视并镇压夏人，可能已见效果，所以殷武丁以后土方反叛入侵及殷王征伐土方之卜辞就大为减少了。”3
由此来看，如果唐是汤的居地，夏人被商汤击败后怎么会跑到敌人的地盘里？而且盘踞在这里与商人为敌长达400余年，这实在是不好解释的。唯一的解释是当时的唐一带的地方不在商人的势力範围之内，属于北或西北的荒远之地，所以夏人被击败后与其一些附属方国才逃到这里，而且盘踞历时甚久，所以这里也有“夏虚”之称。后来的学者不作辨析，径根据此以为夏人本居于山西，实为以后为先、本末倒置。直到殷王武丁时期，唐这个地方还在夏朝遗民的控制之下并经常与殷商开战，所以武丁不断用兵征伐土方，最终将其征服，才算是勉强控制了这片地区。由这些情况看，说商汤的时候就曾居住在汤，是难以让人相信的。
笔者认为“汤丘”不应该读为“唐丘”，而应该是“商丘”，因为“汤”古音亦读如“商”，如《书·尧典》：“汤汤洪水方割”，《释文》：“汤音伤”；在出土文献中，也有“汤”被用为“伤”的例子，4而“伤”、“商”古音同；《诗·大雅·江汉》：“江汉汤汤”，《释文》：“汤，书羊反”，书羊反亦读若商；《广韵·下平声·十阳》、《集韵·平声三·十阳》下“汤”与“商”同读尸羊切；在传世典籍中，《逸周书·史记解》云：“昔者有洛氏宫室无常，……成商伐之，有洛以亡。”孔晁注：“汤号曰成，故曰成汤”，卢文弨将孔注的“成汤”校改为“成商”，5孔晁以“成商”为“成汤”，故径以成汤作解，应当是对的，因为古或读“汤”为“商”，故或写作“成商”。由此看来，“汤”读为“商”是完全可能的。那么《汤》篇的“汤丘”很大的可能就是“商丘”，也就是今天河南省的商丘，即周代宋国的地方。
《史记·殷本纪》云：“成汤，自契至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集解》：“孔安国曰：‘契父帝喾都亳，汤自商丘迁焉，故曰从先王居。’”《正义》：“按：亳，偃师城也。商丘，宋州也。汤即位，都南亳，后徙西亳也。《括地志》云：‘亳邑故城在洛州偃师县西十四里，本帝喾之墟，商汤之都也。’”可证明汤最先是居住在商丘，后来迁到亳。这个“亳”《集解》、《正义》认为是偃师，王国维经考证认为是北亳，在今天山东曹县南，因为此地古有景山，故又称“景亳”，与商丘距离并不远。这里与古葛国（今河南宁陵）接壤，故汤征伐从葛开始。6孙亚冰、林欢先生在《商代地理与方国》中也认为“‘商’在今商丘，‘亳’地在今山东曹县”，7应该是对的。
要之，清华简《汤处于汤丘》之“汤丘”当是“商丘”，即今河南的商丘，为汤之初居，释为山西的唐恐怕是有问题的。
1 沈建华：《略说清华简〈汤处于汤丘〉》，《〈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与儒家经典专题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烟台：2014年12月。下引沈先生说均出此文，不另注。
2 郭沫若：《夏禹的问题》，《郭沫若全集》历史编1，人民出版社1982年。307页。
3 胡厚宣：《甲骨文土方为夏民族考》，《古代城邦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9年。353页。
4 白于蓝：《战国秦汉简帛古书通假字彙纂》，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年。671页“汤与伤”条。
5 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1036页。
6 王国维：《说亳》，《观堂集林》第二册，中华书局1959年。519-522页。
7 孙亚冰、林欢：《商代地理与方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3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