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珊：救秦戎铜器群的解释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董珊：救秦戎铜器群的解释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董珊：救秦戎铜器群的解释
救秦戎铜器群的解释
董珊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2007年出现的一批流散楚国铜器，很快就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和讨论。[1]材料发表前后，我正在日本做爲期一年的客座研究，虽然承友人之助，较早就看到了材料，但当时看到铭文“弍日”、“竞之定”与我先前的两篇考证暗合，惊诧莫名，不敢相信，又看到器物铸造上的一些缺陷，[2]乃疑爲僞器，遂弃置不顾。这两年再仔细研究器、铭以及时贤之论说，始知不僞。鑒于器物和铭文中都尚留有待发之覆，因此撰小文再作些讨论。
现在统计这个铜器群共30件器物。[3]可依据铭文、器形情况分爲四组。
第一组12件，都是食器，有8鬲（1件在北京）、2方座簋（较大型，两耳作兽体形，且腹饰S状一首双身龙纹，纹饰峻深）、2豆，铭文是（旧释器主爲“竞之定”， 我改释“定”为“佱”，详后文）：
隹（唯）
董珊：救秦戎铜器群的解释=（弍日），王命竞（景）之佱救秦戎，大有
董珊：救秦戎铜器群的解释（功）于洛之戎，用作
董珊：救秦戎铜器群的解释（尊）彜。
其中3件鬲铭文次序有错乱（北京1、香港2），宋华强先生已经指出那是合範错误造成的。研究者多已引用拙说，释“
董珊：救秦戎铜器群的解释=（弍日）”爲“弍日”合文即《豳风·七月》的“二之日“；[4]幷指出“竞（景）之定”是楚景平王的后代。[5]这两点在下文就不再讲了。
1973年湖北当阳季家湖楚城遗址出土的“救秦戎钟”铭（或名“秦王钟”，《集成》00037）：“秦王卑（俾）命竞（景）坪（平）王之佱救秦戎”、1957年信阳长台关所出钮钟铭（《集成》00038）：“荆曆屈
董珊：救秦戎铜器群的解释（夕）晋人救戎于楚境”，与此组器物可以联合解释。
该器群原称“竞之定铜器群”。今以我的意见，改称如题所示的“救秦戎铜器群”。
第二组13件，鼎和簋的食器组合，分两小组。1、有铭文“君”字的8件，包括4件束腰升鼎、4件方座簋（较小型，簋耳作兽面高耸，且通体饰云纹和变形龙纹，纹饰较浅）。2、无铭文的5件，包括3件束腰升鼎（其中一件在台湾）、2方座簋（较小型，同前），3鼎与有铭文的4鼎基本相同；2簋与4件“君”字簋大小、形制、花纹也相同，惟无铭文。这7鼎6簋也许是分两次铸造，但因其可构成组合关係，所以归为一大组。
第三组2件，是匜、三足盘各一的水器组合，铭文是楚王酓恘作器，因器物而有不同：
盘：楚王酓（熊）恷乍（作）寺（持）盥盘。
匜：楚王酓（熊）恷乍（作）寺（持）。
第四组3件：酒器组合：2壶、1缶。学者或称缶为罍，据信阳楚墓遣册2-01号简，与壶相配的器物称缶。
考虑到下文所要谈的一些看法仍有待将来出现新材料的验证，所以下面的讨论写得简单些。
李学勤先生引述顾铁符先生论述长台关钮钟“荆曆屈夕晋人救戎于楚境”铭文的看法，[6]认爲“救秦戎”事见于《春秋》哀公四年经传。《左传》原文是：
经：晋人执戎蛮子赤归于楚。
传：夏，楚人旣克夷虎，乃谋北方。左司马眅、申公寿余、叶公诸梁致蔡于负函，致方城之外于缯关，曰：“吴将溯江入郢，将奔命焉。”爲一昔（夕）之期，袭梁及霍。单浮余围蛮氏，蛮氏溃。蛮子赤奔晋阴地。司马起丰、析与狄戎，以临上雒。左师军于菟和，右师军于仓野，使谓阴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晋、楚有盟，好恶同之。若将不废，寡君之愿也。不然，将通于少习以听命。”士蔑请诸赵孟。赵孟曰：“晋国未宁，安能恶于楚？必速与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将裂田以与蛮子而城之，且将爲之卜。蛮子听卜，遂执之与其五大夫，以畀楚师于三户。司马致邑立宗焉，以诱其遗民，而尽俘以归。
事在楚昭王二十五年（前491年，昭王在位27年）。李先生指出，“昭王和铭文裏的定是兄弟，定的事迹自然应属其时。”幷认爲“左司马眅”即“景之定”。从历史文献、器物类型学的背景来看，我认爲顾先生、李先生的这些判断，都可信据。关键是如何论证的问题。
首先是“晋人救戎”与“竞之佱救秦戎”为先后相次的两事。
长台关钮钟“荆曆屈夕晋人救戎于楚境”之月“屈夕”即夏曆十一月，与“二日”即十二月仅有一月之差。十一月晋人救戎于楚境在前，楚人尽俘蛮子及其遗民在十二月告毕，《春秋》经传排此事在鲁史之“夏”，所言爲其事起于当年夏，晋人执戎蛮子赤归于楚应已在该年之下半年，此爲记一事之本末。李学勤先生已经说：“楚人攻克夷虎，有了向北扩充势力的策划，是在夏季，但其后的行动应有相当长的过程。”便指出了这一点。“晋人救戎于楚境”之“晋人”应即以楚国史官笔法指称士蔑。与《左传》对照，“楚境”具体是晋阴地的上雒及楚三户等晋楚交界处。
其次是“秦王”即楚昭王。
学者读当阳季家湖楚城遗址出土的“救秦戎钟”（或名“秦王钟”），多以爲其前尚有铭文在另一钟上。根据王世民先生的研究，春秋中晚期的编钟，铭文起读自钲间，转向左鼓向后环读是新出现的编排方式，自为全铭的例子较多。[7]据此，认爲钟铭不全的看法是根据不足的。季家湖钟铭即自钲间起，铭文不缺字。楚昭王称“秦王”的原因，可看清华简《楚居》篇的相关内容：
至恭王、康王、嗣子王皆居爲郢。至灵王自爲郢徙居秦溪之上，以爲凥（处）于章[华之台]。竞（景）坪（平）王卽位，犹居秦溪之上。至昭王自秦溪之上徙居
董珊：救秦戎铜器群的解释郢，
董珊：救秦戎铜器群的解释郢徙居鄂郢，鄂郢徙袭爲郢。阖庐入郢，焉复徙居秦溪之上，秦溪之上复徙袭
董珊：救秦戎铜器群的解释郢。至献惠王自
董珊：救秦戎铜器群的解释郢徙袭爲郢。（简11+12+13）
学者对“秦溪之上”有很多考证，整理者以爲是“乾溪之上”。据《楚居》，平王一直居秦溪之上，楚昭王嗣立之初，仍居秦溪之上，后来才徙居
董珊：救秦戎铜器群的解释郢，阖庐入郢时，复徙居秦溪之上，事件平复之后才回到
董珊：救秦戎铜器群的解释郢。我认爲，“秦王”即据楚昭王嗣立之处称呼他，即“秦溪之上之楚王”的简称。这与春秋早期晋人称立于翼、鄂的晋侯为“翼侯”、“鄂侯”（《左传》隐公五年、六年），是一样的道理。
第三，“竞（景）之佱”应当是楚昭王的兄弟，又是左司马眅，我认爲此人即《左传》所见的昭王之兄公子启（字子闾）。
昭王有庶兄三人，都屡见《春秋》经传，在《左传》哀公六年城父之战昭王死前记载：
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将救陈。卜战，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则死也。再败楚师，不如死；弃盟、逃雠，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雠乎！”命公子申爲王，不可；则命公子结，亦不可；则命公子启，五辞而后许。
杜预注：“申，子西；结，子期；启，子闾：皆昭王兄。”其中，《左传》鲁定公四年（楚昭王十年），吴入郢，令尹囊瓦战败奔郑，子西接替子常为令尹。子期（《史记》作“綦”）常与子西连称，据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列国官制表》，子期是司马。[8]
子闾的职官，旧注不明。但《左传》昭公三十一年（楚昭王五年）：“左司马戌、右司马稽帅师救弦，及豫章。”据《释文》：“稽音启，又古兮反。”可知“右司马稽”应即王子启即子闾。楚昭王十年吴入郢时，左司马沈尹戌战死，可以设想，右司马稽（启）在此时接替沈尹戌爲左司马。[9]楚惠王十年（鲁哀公十六年）白公胜之乱，昭王的这三位兄长都被杀。楚国左、右司马从来都是由王族担任，“竞之佱”又必须是楚平王之子，从这样分析出来的範围去看，无需语言文字方面的论证，“竞之佱”、“左司马眅”也是非子闾莫属。
要将“眅”与旧释“定”字相沟通，关键是改释“定”爲与之同形的《说文》“灋（法）”字之古文“佱”。[10]“佱（帮母叶部）”与“眅（滂母元部）”都是帮母字，“佱（法）”与“废（帮母月部）”常常可以通假，“废”与“眅”韵为月、元对转，只是韵尾不同。[11]
至于“佱”与“启”、“稽”的沟通，先要看“启”与“闾”的名字关係。闾是裏巷的大门，据《礼记·月令》：“门闾毋闭”，名字取开启闾巷之门的意思。“佱”读为“发”，名亦与字“子闾”相应，《仪礼·士昏礼》：“赞启会”郑玄注：“启，发也。”《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县门不发”，是门亦可称“发”。另一方面，还要注意到“企”与“佱”字形相近，“启”与“企”又是同声字（溪母支部字），遂先误认“佱”为“企”，再写成“企”的通假字“启”或“稽”。
由此可知，“启”与“佱”的通假字“发”的词义相近；“佱”与“企”字形近，“企”与“启”、“稽”音近，共同构成“佱”讹为“启”的原因。
实际将公子启之名写作“发”，已见于文献，只是混淆于同名字之人物，前人有所不察。《礼记·大学》：“《楚书》曰：楚国无以爲寳，惟善人以爲寳。”郑玄注：“《楚书》，楚昭王时书也。”《正义》引《新序》、《史记》，以令尹子西、太宗子牧（或作“敖”、《新序》作“太宰子方”）、叶公子高（沈诸梁）、司马子发、昭奚恤五贤臣为寳，其中“司马子发”在今本《新序·杂事》写作“司马子反。”[12]很明显，与子西、子高同仕的“司马子反”即“左司马眅”，“反（眅、发）”是名，“竞之佱”可以省变称“子发”，其犹介之推、介子推之名可以省其氏而称“子推”。[13]
据《世本》，韩武子名“启章”，《田敬仲完世家》记齐襄王名“法章”，颇疑人名相袭，“法”、“启”的字形音义关係也如上述，可爲旁证。
上面依靠“定”与“佱”是同形字的关係揭示了竞之佱的身份。楚简中一些旧释为“定”的字形，或可以改释为“佱”，试说如下。
上博二《容成氏》简30+简16：“舜乃欲会天地之气而聼用之，乃立质以爲乐正，质既受命，作爲六律六吕，辨爲五音，以定男女之声。”改释为：“以佱（法）男女之声。”即效法男女之声作阴阳律吕五音。
上博三《中弓》简11+简12：“敢问道民与德如何？孔子曰：陈之□也定，不及其成。独言厌人，难爲从政。”改释“定”为“佱”，读为“废”，与“不及其成”文意相关。
上博四《昭王与龚之脽》简7：“君王至于定冬，而被裀衣。”“定冬”可改释爲“佱（发）冬（中）”，疑为地名，清华简《楚居》有地名“发渐”：“熊渠徙居发渐。至熊艾、熊挚居发渐。”涢水又称“清发”，“清”是清水，“佱（发）”应是另一注入涢水的古水名，“冬”、“渐”是地名后缀。《左传》定公四年、《史记·楚世家》、《吴世家》记载昭王逃难路綫，涉雎济江，由云梦至郧，由郧至随。郧、随分别在清发水中、上游，“佱（发）冬”与“发渐”应在此线路上。[14]
上博五《君子为礼》简6：“[毋]免（俛）视，毋侧睇，凡目毋游，定视是求。”“定视”改释“佱（废）视”，词义参看《礼记·曲礼下》：“国君绥视”郑玄注：“视国君弥高。绥读为妥，妥视，谓视上于袷。”《正义》：“妥，下也。若臣视君，目不得取看于面，当视面下袷上，既卑，稍得上视也。庾氏曰：妥，頽下之貌，前执器以心爲平，故以下爲妥，此视以面爲平，故妥下于面，则上于袷也。”“废”有“堕”、“坠”义（《左传》定公三年：“废于鑪炭”杜注：“废，隋也。”），与“绥（妥）”词义并为“下”。
第四，秦戎与洛之戎的关係。
秦戎是据其所自来而言，洛之戎是据其现居处而言。这层意思，李学勤先生的文章也已经引用《左传》襄公十四年及昭公九年的记载，予以点出了。来自秦地的戎散居各处，分爲很多支，“洛之戎”即居洛之秦戎，指见于《左传》的蛮氏戎。《左传》成公六年：“三月，晋伯宗、夏阳说、卫孙良夫、甯相、郑人、伊雒之戎陆浑、蛮氏侵宋，以其辞会也。”过去，都将“伊雒之戎”与“陆浑”、“蛮氏”断开，以爲是三支戎，实际上“伊洛之戎”是据居处地总称“陆浑”与“蛮氏”两支戎。[15]楚司马军临上雒，且与晋阴地命大夫通言，意思是晋人不得保护蛮戎，可见晋阴地之“上雒”与前文之“梁”、“霍”都是蛮氏戎邑。
第五，所谓“救”、“大有功”是何种行动。
据上引《左传》哀公四年，楚人以欺诈威胁的手段，尽俘蛮氏君臣，这谈不上“救助”；士蔑以人民土地欺骗蛮子，也不是晋人救助戎。若用史官笔法来委曲解释“救秦戎”，亦很勉强。
将铭文与上引《左传》哀公四年记载相比较，长台关钮钟铭“晋人救戎于楚境”即《左传》的“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将裂田以与蛮子而城之，且将爲之卜。蛮子听卜，遂执之与其五大夫，以畀楚师于三户。”季家湖楚城遗址出土的钟铭“救秦戎”及第一组铭文“竞之佱救秦戎”，其具体并即《左传》“司马致邑立宗焉，以诱其遗民，而尽俘以归。”之事。这两件事，是晋、楚都以欺骗的手段聚集蛮戎，目的是一网打尽。
因此“救”（见母幽部）的意思是“聚集”，考虑声音，应读爲“逑”（群母幽部）或“勼”（见母幽部）、“收”（书母幽部）。《说文》：“勼，聚也。从勹、九声。读若鸠。”段注：“《释诂》曰：鸠，聚也。《左传》作鸠，古文《尚书》作逑，《辵部》曰：逑，敛聚也。《庄子》作九。”《尔雅·释诂第一》：“收，鸠，聚也。”《左传》成公二年：“收合余烬，背城借一。”襄公四年：“收二国之烬。”哀公元年：“以收夏众。”
传世古书中的“有功于”短语，有两类不同的语义。“于”后所接，或为受惠者，或为受害者（行爲地点）。前者常见，例如：《左传》昭公三十二年：“有大功于鲁。”后者例见《左传》成公二年“晋侯使巩朔献齐捷于周，王弗见，使单襄公辞焉，曰：……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齐。”铭文的“大有功于洛之戎”乃是后者。这个“功”，即是尽俘蛮子即洛之戎以归楚。“功”字原从示、工声，此组器物爲记载功庸之“庸器”（《周礼·春官》“典庸器”职）[16]，在祭祀时以彰功勋，因此字从“示”作。
处于晋、楚之间的各种戎族，有些已早被晋、楚收聚利用。哀公四年《左传》所提到的九州之戎，也见于《左传》昭公二十二年：“晋籍谈、荀跞帅九州之戎”，杜预注“九州戎，陆浑戎。十七年灭，属晋。”哀公四年《左传》记晋士蔑以致送九州之戎和城邑诈蛮子，楚司马眅临上雒的兵力也有狄戎，都是对这些戎族的利用。这次晋、楚争夺蛮氏之戎，楚人获得了胜利，在哀公四年《公羊传》北宫子甚至评论“晋人执戎曼子赤归于楚”这件事说：“辟伯晋而京师楚也。”晋献俘于楚，以楚等同于周之京师的地位，楚人名利双收，不能不说是个很大的胜利。
第六，“楚王酓恷”应即楚昭王。
宋华强先生曾指出，古书中的楚昭王之名，有“壬/任”（日母侵部，《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太平御览》卷一四七）与“珍/轸”（端/章母文部，见《春秋经》哀公六年、《楚语下》、《史记》等）两类写法，这两类写法是通假字的关係。[17]
楚王名“恷”与“壬”与音近可通。《礼记·檀弓上》：“棺束，缩二衡三；衽，每束一。”郑玄注：“衽，今小要，衽或作漆，或作髹。”《释文》：“衽，而审反，又而鸩反，小要；髹，又作髤，许求反。”今按：《说文》：“䰍，桼也。从桼、髟声（许由切）。”“漆”是“䰍”的误字；“髤”是“䰍”的省体；“髹”是“䰍”字改造声符的异体，从“髟”、“休”双声，是晓母幽部字，其与“衽”有通假之例，可作爲“壬”与“恷”相通之证。[18]
从字体上说，酓恷盘字体较匜铭略拙，字体形态早于楚王熊章镈；其文例“作持”亦见于比曾侯乙早的曾侯
董珊：救秦戎铜器群的解释作器。这説明将酓恷盘匜定爲楚惠王以前，是合适的。
从器形上说，有管状流的龙形手鋬深腹匜、三足啣环耳浅盘，正是春秋晚期楚、吴、蔡、曾、唐等国流行的器物。楚王酓恷匜的形式，器形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王子申匜[19]、王子适匜（《集成》10190，清宫旧藏）大体相同，一週纹饰带都位于口沿下，但龙形手鋬的形式有异，流的俯仰亦不同。王子申即子西。据我考证，“王子适”即“公子结（子期）”，“结（见母质部）”与“适（见母月部）”声音接近，谐“吉”声的字与月部字通假的例子比较多（《古字通假会典》513页），“括”与“结”音义相通，“括”字常训为“结”（《故训汇纂》884页），《左传》成公十七年《春秋经》“北宫括”，《公羊传》作“北宫结”，是其证。上文又已考证“竞之佱”即子闾，而子西、子期、子闾与楚昭王是兄弟，三匜器形相似（附图二），“竞之佱”与“酓恷”的器物又同坑出土，这亦足以説明楚王酓恷匜的时代了。
董珊：救秦戎铜器群的解释
董珊：救秦戎铜器群的解释
董珊：救秦戎铜器群的解释
王子申匜
王子适匜
楚王酓恷匜
附图二
第七，各组器物组合及彼此之间的关係。
我划归第二组的7鼎6簋，因6簋与竞之佱2簋比较近似，似可视爲竞之佱之自用器，此13器铭文为“君”字，即指竞之佱。竞之佱是楚卿，这个级别的贵族所用的一套完整的列鼎、列簋若为7鼎6簋，则当时楚王可能用9鼎8簋。
上文已说过，我划分的第一组“竞之佱”12件器物是用于祭祀的庸器，与第二组“君”器有所差别。救秦戎钟称“秦王”即楚昭王，器物应作于昭王世。按救秦戎事件在楚昭王二十五年（前491年庚戌），昭王在位27年，所以钟应即前490、前489这两年间的製作。“竞之佱”12件器也应作于此前后。子闾死于在惠王10年白公胜之乱（前479年，事见《左传》哀公十六年）。“君”器物的年代，似也不能晚于此年。
“竞之佱”的12件器物8鬲、2方座簋、2豆有无缺少呢？徐家岭楚墓M10出土5扉棱鬲、5升鼎，4方座簋、2圆盘豆，其级别是大夫。[20]与之相较，竞之佱器组中2豆成对，只是一组；簋为双数，但2簋可能少了点；鬲为单数，但9鬲是否又太多呢？从文献看，楚昭王死后，子闾曾辞让楚王之位，《左传》哀公六年：“与子西、子期谋，潜师闭涂，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后还。”昭王死于哀公六年秋七月庚寅，至次年惠王立，期间子闾或有可能短暂代理楚王之事，与吴入郢时子西国于脾泄称王事类同。又楚惠王十年白公胜之乱时，《左传》哀公十六年记载：“白公胜欲以子闾为王，子闾不可，遂劫以兵，子闾曰：‘王孙若安靖楚国，匡正王室，而后庇焉，启之愿也，敢不听从。若将专利以倾王室，不顾楚国，有死不能。’遂杀之。”此二事屡见诸子书记载，《渚宫旧事》称王子启为“高让”。所以，子闾在楚邦的地位是很高的，他能使用9鬲，也是合理的事。
据上述，“竞之佱”器组，可能还缺一件鬲、六件簋，豆也可能不是只有一组。
楚墓的壶与缶都是成对的。第四组的2壶1缶，可能还缺一件缶。
第八，从本文谈到的通假现象来看楚方言韵尾交替的特点。
上文所提到的通假现象，“恷-o”与“壬-om”或“珍/轸-
董珊：救秦戎铜器群的解释n”是幽部与侵部或文部（宋玉《高唐赋》以“莘神禽陈”爲韵，侵文合韵）的韵尾交替，“佱（帮母叶部-ap）”与”眅（滂母元部-an）”和“发/废（帮母月部-jat）”是叶部与元部或月部的韵尾交替。最近严志斌先生从类型学及铭文探讨楚王
董珊：救秦戎铜器群的解释钟及甗的年代，指出楚王
董珊：救秦戎铜器群的解释是楚灵王虔，其结论可信。[21]“
董珊：救秦戎铜器群的解释”（群纽侵部）与“虔”（群纽元部）字的关係，也是侵部与元部的韵尾-m与-n的交替。这种现象的频繁出现，似反映了楚方言的一些特点。
2011年11月15日
写于周公庙考古队
董珊：救秦戎铜器群的解释
附图一 28件器物合影
[1] 陈全方、陈韾：《澳门惊现一批楚青铜器》，《收藏》，2007年第11期。王辉：《也说崇源新获楚青铜器群的时代》，《收藏》2007年第11期。宋华强：《澳门崇源新见楚青铜器刍议》，武汉大学简帛网，2008年1月1日。张光裕：《新见楚式青铜器器铭试释》，《文物》，2008年1期。吴镇烽：《竞之定铜器群考》，《江汉考古》，2008年第1期。李学勤：《论“景之定”及有关史事》，《文物》，2008年第2期；又收入《通向文明之路》118-121页，商务印书馆，2010年4月。黄凤春：《新见楚器铭文中的“竞之定”及相关问题》，《江汉考古》，2008年第2期。邹芙都：《新见“楚王酓恷”考释》，《考古与文物》，2009年2期。
[2] 其中的一件豆铭文右侧有二次浇铸痕迹，且有的铭文笔画与浇痕的边缘密合。我原来认爲这是範铸技术难以做到的。现在看来，这可能是浇铸后沿合範綫打开，发现有漏浇之处，就依原範重新合上，在漏浇处附近再开一个浇口做二次浇铸。另一件豆盘底亦有未补浇的小孔。
[3] 这批铜器的总数，在2007年4月澳门会议印发的《春秋楚王青铜器的新发现——国际学术研讨会资料简编》活页中的《春秋楚王青铜器群的重要发现——“国际学术研讨会提要”》统计爲29件（“计有鼎七件（其中一件在台湾）、簋八件、鬲七件、壶二件、罍一件、豆二件、豆一件、匜一件、盘一件，共二十九件。”），但将各器类数字相加，乃是30件，但这个数字没包括在台湾的一件鼎，又多统计了幷未收录的“豆一件”。据器物合影（见本文附图一）核对，此次资料简编实收录器物28件。这批器物，最近又着录于2011年6月法国希拉克博物馆出版的《东波斋藏中国青铜器和金器》（CHINE DE BRONZE ET D′OR， Musée Du Président Jacques Chirac，2011），编为第13号，收录27件，细目为：13a（垒1）、13b（匜1）、13c（盘1）、13d（鼎6）、13e（鬲6）、13f（簋8）、13g（方壶2）、13h（豆2），少了1件鬲。以2007年着录的28件，加上台湾的1件鼎（照片未见，不知有无铭文，今暂按无铭文处理）、北京的1件鬲，共计30件。
[4] 董珊《“弌日”解》，《文物》，2007年第3期，58-61页；原刊于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内部刊物：《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25期，2005年6月，44-48页；另此文的主体部分见武汉大学简帛网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07，网站发表日期爲2006年2月20日；补写的部分《阮校〈孟子〉与〈鲍〉简对读》，见武汉大学简帛网：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313，网站发表日期爲2006年4月2日；这个观点，最早见于我的博士论文《战国题铭与工官制度》186页注释54，2002年5月，北京大学中文系。承蒙李学勤先生在《试释楚简〈鲍叔牙与隰朋之谏〉》（《文物》2006年第9期，90-96页；又收入《文物中的古文明》473-484页，商务印书馆，2008年10月）一文的注释23中详细引用拙说出处，谨此致谢。
[5] 董珊：《出土文献所见“以謚爲族”的楚王族——附说〈左传〉“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的读法》，刊于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二辑）》110-13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8月。又发表于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网址是：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341，网站发表日期为2008年2月17日。同一题目，在2007年9月28日，在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做过报告。
[6] 顾铁符：《信阳一号楚墓的地望与人物》，原载《故宫博物院院刊》一九七九年第二期，收入《夕阳刍稿——历史考古述论彙编》，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3月，83-92页。
[7] 王世民先生：《西周暨春秋战国时代编钟铭文的排列形式》，《中国考古学研究》第二集，第106-120页，科学出版社，1986年。长台关钟铭也不缺字，其理由亦请参看王世民先生的文章。
[8] 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列国官制表》指出白公胜之乱后，沈诸梁兼子西、子期二事，后子西之子宁为令尹、子期之子宽为司马，各代其父。见中华书局1993年排印版，1049-1050页。引按：司马子綦见《说苑·正谏》等，比较多见。
[9] 《左传》哀公十八年（楚惠王十二年），记“初，右司马子国之卜也，观瞻曰：如志。故命之。”子西之子宁（子国）之为右司马，事应在楚惠王十年白公胜之乱前，同时的左司马应即子闾。
[10] 请参看：淩襄（李学勤）：《试论马王堆帛书〈伊尹·九主〉》，《文物》1974年第11期；刘乐贤：《〈说文〉“法”字古文补释》，《古文字研究》第24辑第464－467页，中华书局，2002年；孟蓬生：《“法”字古文音释——谈鱼通转例说之五》，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论文，2011年9月7日，链接：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642。1986年江陵雨台山楚墓M21出土的律管M21：17-1有两行铭文：“定新钟之宫为浊穆……”、“坪皇角为定文王商……”。谭维四：《江陵雨台山21号楚墓律管浅论》（《文物》1988年第5期，39-42页；参看《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湖北卷》，151-152页。）已引裘锡圭、李家浩先生的意见怀疑“定”当改释“佱”，“律管此字，可否解释为法定音高，凡六律在定律定音器上加一法字表示以此为法定的标準，而浊律为低一律，与之相应。”。今按：裘、李两位先生的意见可从。
[11] “废”从“发”声，我认爲秦印“非有勿半（发）”（《十钟山房印举》3.2）即假借“半”爲“发”。参看陈剑：《读秦汉简札记三篇》之三：裏耶秦简的“某半”和“巴卒史”，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论文，2011年6月4日，链接：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518
[12]阮元《礼记校勘记》云：“司马子，惠栋校宋本同，闽、监、毛本缺。”可见有并无“子”字的古本，但连“司马”也一併不存，不知何故。石光瑛《新序校释》（中华书局，2001年，102页）指出昭奚恤爲楚宣王时臣，与子西、子高不同世代，幷认爲此故事是据《楚语下》王孙圉陈列名臣之事杜撰出来的。黄式三《周季编略》卷一指出楚惠王十年白公胜之乱前有司马子发，且与王孙圉时代相接。石光瑛赞同其说。按：宣王时另有司马子发（景舍）西伐高蔡事（参看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380-38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与此子发是不同的两人，需要注意区分开。
[13] 省“介”单称“子推”见《庄子·盗跖》：“文公后背之，子推怒而去。”又见《水经注》卷六引王肃《丧服要记》等。
[14] 《昭王与龚之睢》说“昭王适逃
董珊：救秦戎铜器群的解释”、“往逃
董珊：救秦戎铜器群的解释”，“逃
董珊：救秦戎铜器群的解释”应读为“涉臼”，《左传》定公五年“王之奔随也，将涉于成臼。”杜预注：“江夏竟陵县有臼水，出聊屈山，西南入汉。”又见《楚语下》。“逃”与“涉”的语音关係，参看裘锡圭：《从殷墟卜辞的“王占曰”说到上古汉语的宵谈对转》，《中国语文》2002年1期。“
董珊：救秦戎铜器群的解释”与“臼”的形音关係，可参考上博二《容成氏》的“皋陶”之“陶”，既写作从土、缶（简29），又写作“咎”（简34）。地理关係，请参看《水经注·沔水中》：“沔水又东南与臼水合。”成臼似位于郧与随之间。
[15] 参看余兆冰：《〈春秋左传〉中所见戎之条例及归纳》，未刊稿。
[16] 参看董珊：《从作册般铜鼋漫说“庸器”》，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内部刊物：《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24期，2005年3月，26-29页。
[17] 宋华强先生：《澳门崇源新见楚青铜器刍议》，武汉大学简帛网，2008年1月1日。
[18] 据赵彤先生：《楚简声母谐声关係总表》，日母字主要与舌音字、喉音字、唇音字互谐，与喉音影、疑、群母字的例子，见赵彤着《战国楚方言音系》228页“恩”与“刃”、211页“迩”与“艺”、210页“柔”与“求”条下，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年5月。幽侵对转的解释，请参看裘锡圭先生：《从殷墟卜辞的“王占曰”说到上古汉语的宵谈对转》，《中国语文》2002年1期。
[19] 陈昭容先生：《故宫新收青铜器王子申匜》，《中国文字》新廿五期，艺文印书馆，1999年，94页。
[20]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淅川和尚岭与徐家岭楚墓》，大象出版社，2004年10月。
[21] 严志斌：《楚王
董珊：救秦戎铜器群的解释 探讨》，《考古》2011年第8期，759-7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