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从阴阳书到明堂礼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儒家-从阴阳书到明堂礼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从阴阳书到明堂礼

（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后）
提要：笔者比对传世文献，缀合银雀山汉简《迎四时》残篇，发现其与《皇览》所引礼书，是相同内容文献在不同时代的传本。然而，两者在目录学分类上却分别被归入阴阳书和儒书。这不仅是文献本身在思想学术体系中的地位变迁，也反映了儒学吸收和整合阴阳学说的过程。本文尝试围绕这个问题，作一些关于汉代学术史的推论。
关键词：银雀山汉简 迎四时 阴阳书 儒学
银雀山汉简中包含了大约十篇阴阳书，整理者称之爲“阴阳时令占候之类”。这一部分至今没有公布正式整理本，相关研究也屈指可数。[1]本文尝试对其中一篇整理者命名爲《迎四时》的文献略作探讨，由于无法看到图版，只能利用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释文》[2]（以下简称《释文》）中所见简文进行研究。
汉简《迎四时》篇，目前仅有李零和加拿大学者叶山(Robin D. S. Yates)两位先生做过简单的介绍。李零认爲，此篇是讲天子于东、西、南、北堂分迎四时，形式与《月令》等书相合，应属古“明堂月令”之说。[3]不过，他并没有比对传世文献做更多的讨论。叶山则指出，此篇残文“足以确定它与《墨子·迎敌祠》、《尚书大传》、《孔丛子·儒服》的某些部分十分相似”，同时也认爲其性质与传世“月令”之类相近。[4]笔者基本同意两位先生对此篇的归类，但相关的文献比对工作则还有不少值得商榷和可以推进之处。[5]事实上，银雀山汉简《迎四时》与《太平御览》卷五二八引《皇览》[6]所録的一篇礼书内容基本一致，通过比对研究，可以纠正原先释文的一些失误，还能补正传世文献中的脱譌。不仅如此，比较此篇在出土和传世文献分类中的异同，也有助于增进我们对汉代学术史的认识。
一、汉简《迎四时》与《皇览》引礼书的比对
《银雀山汉简释文》将《迎四时》定爲“阴阳时令占候之类”的第五种，整理者在认定属于此篇的简文后标注了“（阴·五）”，现在按原顺序号列出如下。
1526……春养穉于……
1597……天之□昌之以羽舞之以鼓非此迎
1703……东堂夏养七嬬妇□……
1952……□分卌六日天子迎举……
1955……□南堂秋养九老……
2039……九等白□九乘蕲……
2724……此迎春之乐也距春……
2757……高七尺堂
2973……迎春于东堂……
3050……□距冬日至
3119……□六等黑□……
3272……北堂养
3458……六日天子迎……
3832……角舞之以羽狄……
4165……夏之乐必□□……
4468……□冬夏之乐……
4809……六乘蕲□□……
简文残缺严重，如果没有合适的传世文献作参考，缀合复原的工作难度很大。所幸，我们发现大部分简文都能在《太平御览》卷五二八引《皇览》的这段文字中找到对应的内容。今据中华书局影宋本録《皇览》文于下，并将与简文相应的部分用下划綫标出，注明对应的简号。
《礼》，天子迎四节日，天子迎春夏秋冬之乐【4468】又顺天道。是故距冬至日【3050】四十六日，则天子迎春于东堂【2973】，距邦八里，堂髙八尺，堂阶八等，青税八乗，旂旐尚青，田车载矛，号曰助天生。倡之以角，舞之以羽【3832】，此迎春之乐也。自春【2724】分数四十六日，则天子迎【3458】夏于南堂，距邦七里，堂髙七尺，堂【2757】阶七等，赤税七乗，旂旐尚赤，田车载弓，号曰助天养。倡之以徵，舞之鼓鞉，此迎夏之乐也【4165】。自夏至数四十六日，则天子迎秋于西堂，距邦九里，堂髙九尺，堂阶九等，白税九乗，旂【2039】旐尚白，田车载戟，号曰助天收。倡之以商，舞之以干戚，此迎秋之乐也。自秋分数至四十六日，则天子迎冬【1952】于北堂，距邦六里，堂髙六尺，堂阶六等，黑【3119】税六乗，旂【4809】旐尚黑，田车载甲，号曰助天诛。倡之以羽，舞之以籥，此迎【1597】冬之乐也。所以迎四时乐。飬九志【1955】于西堂，冬飬九胜于北堂，飬【3272】后三月而止【3463】。天子行杀，必顺天道。
除1526、1703外，所有简文都在此条中找到了对应文句，大致可以推测银雀山汉简此篇就是《皇览》此条所引礼文的残篇。通过对比，不难看出《释文》原注“（孙·上三）”的简3463“□三月而止”五字，很可能也属于此篇，上面已经在《皇览》引文中标示了对应位置。下面根据比对的结果，按照《皇览》引文中的顺序，对存在异文或原释録有误的简文予以简单的说明。《皇览》此条又见《续汉书·祭祀志》刘昭注引[7]，无首“天子迎四节日”一句，止于“此迎冬之乐也”，其余文句略有异同，我们也会在必要时一并参考。
简4468“□冬夏之乐”，《皇览》引作“迎春夏秋冬之乐”，然则简文可能原作“迎春秋冬夏之乐”。四时以春秋冬夏爲序，见《礼记·孔子闲居》“天有四时，春秋冬夏”[8]，《大戴礼记·主言》“其于信也如四时春秋冬夏”[9]，《尚书大传》“周公兼思三王之道以施于春秋冬夏”[10]，亦多见于《墨子》、《管子》、《吕氏春秋》等古书，当爲汉人所习用。这裏与《皇览》小异，是传写所致。
简3050“□距冬日至”，《皇览》引作“距冬至日”。“冬日至”也是汉人对冬至常用的称呼，见《周礼·春官·大司乐》、《春秋繁露·五行五事》。此亦传写异文耳。
简3832“角舞之以羽狄”，《太平御览》引《皇览》无“狄”字，《续汉志》注引作“羽翟”。吴九龙《释文》在“狄”字后加圆括号注“翟”，应是认爲简文“狄”字通“翟”， [11]考之《续汉志》注，并非无据。
简2724“此迎春之乐也距春”，《皇览》引作“自春”。《皇览》“自春分数四十六日”及以下“自夏至”、“自秋分”介词均用“自”，简文用“距”，同上“距冬日至”例。
简3458“六日天子迎”，校《皇览》引，“日”下少一“则”字。简1952同。
简4165“夏之乐必”，校《皇览》引，并準简2724“迎春之乐也”例，“必”或是“也”字之误。
简2039“九等白□九乘蕲”，校《皇览》引，□处残字当是“税”。“税”用作“繐”，《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如税服终身”杜预注“税即繐也”[12]，这裏应该是指驾马身上挂的穗子。“蕲”，《太平御览》引《皇览》引作“旂”，《续汉志》注引作“旗”，字通，《释文》于字后注“旗”，是也。简4809“六乘蕲”同。
简1952“□分卌六日天子迎举”，“举”字疑误。
简1597“天之□昌之以羽舞之以鼓非此迎”，“昌”，《太平御览》引《皇览》引作“倡”，《续汉志》注引作“唱”，字通，《释文》于字后注“唱”，是也。简文“舞之以鼓非”，《太平御览》引《皇览》作“舞之以籥”，《续汉志》注引作“舞之以干戈”，这是简文与传世本最大的差异。案《皇览》引礼书云，迎夏之月“倡之以徵，舞之鼓鞉”，《释文》中简文“鼓非”恐当作“鼓兆”，“兆”通“鞉”。如果这一推测不误，简文与传世本中迎四时所用乐舞就出现了错位，“舞之鼓鞉”一与羽声配一与徵声配，简1597应属迎夏还是迎冬似乎也成问题。我们知道，汉代五行与五声、四时的对应关係已经非常稳定，《礼记·月令》、《淮南子·时则》等都以角配春配木、徵配夏配火、商配秋配金、羽配冬配水。隋代萧吉所撰的《五行大义》总结了此前关于五行的各家理论，其《论配声音》一节也未见异说。[13]因此，简文“昌之以羽”无疑当属迎冬。与五声不同，四种舞蹈道具羽翟、鼓鞉、干戚、籥或干戈，则仅见于此篇，没有证据说明它们与五行四时形成了固定的配对。因此，在文本传写中出现抄误或臆改的可能较大。《太平御览》与《续汉志》注同引《皇览》，但“舞之以籥”在《续汉志》注中却引作“舞之以干戈”，存在异文。同样，在出土和传世文本之间出现差异，也是不难理解的。
简1955“□南堂秋养九老”，《皇览》引作“养九志”，“志”显是“老”字之譌，当据简文校正。《皇览》无“南堂秋”三字，且以下仅作“养九志于西堂，冬养九胜于北堂，养后三月而止”，当有脱文。据本简及简1526、1703、3272，可知这裏原文当是四时各于东南西北堂养四种人。叶山已经指出，简1526、1703、1955可以前后相接，而1955与3272之间还应有八九个字。[14]笔者赞同这一观点，今试缀合如下，　中字是据《皇览》引臆补。
春养八穉于【1526】东堂，夏养七嬬妇于【1703】南堂，秋养九老【1955】于西堂，冬养六胜于北堂【3272】。
八七九六分别是木火金水的成数，以配春夏秋冬，《迎四时》的各礼乐项目都采用了这套数字系统。[15]参照春夏秋三季，《皇览》“冬养九胜”，“九”无疑当作“六”。“胜”字费解，如非字误，应该也是指与“老”相对的某种人。[16]
以上，我们将简文一一做了比对，说明残篇的内容除了《皇览》脱譌的部分，都见于《皇览》所引书。接下来的问题，是竹书原篇是否具有《皇览》所见礼书的全部内容，一方面，四时是否完整，另一方面，每一时的礼乐项目是否完备。简文中，春、夏、冬三时已有明文；简2039“九等白□九乘蕲”中，数九和色白也明确对应于秋。因此可以说，竹书原篇是四时完具的。《皇览》引礼书，每时有固定的礼乐项目。我们把这些项目分别标上序号，然后寻找各自相对应的简文，结果如下。
①距“分至”四十六日，②则天子迎“某时”于东堂，③距邦“某”里，④堂髙“某”尺，堂阶“某”等，⑤“某”税“某”乗，⑥旂旐尚“某色”，7田车载“某兵”，⑧号曰助天“某”。⑨倡之以“某声”，舞之以“某”，⑩此迎“某时”之乐也。 项目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简号 1952
2724
3050
3458 1952
2973
3458 2039
2757
3119 2039
3119
4809 2039
4809 1597 1597
3832 2724
4165
除③、⑦两项外，汉简残篇覆盖了《皇览》引礼书的所有项目。由于简文残缺过甚，所存还不足原篇相关部分的三分之一，因此无法排除原篇有③、⑦两项而现在全部缺失的可能。也就是说，汉简《迎四时》原本包括了《皇览》引礼书的绝大部分，甚至很有可能是全部的内容。可以认爲，银雀山汉简《迎四时》与《皇览》引礼书，是相同内容的文献在不同时代的传本。
这篇文献，整理者将之归入“阴阳时令占候之类”，然而在《皇览》中，它却以礼书的面貌呈现在我们面前。按照《汉书·艺文志》的目録分类，“阴阳时令占候”书应该属于《诸子略》“阴阳家”或《数术略》“五行家”，礼书则无疑当在《六艺略》“礼类”。《迎四时》一篇或爲阴阳书或爲礼书，它在目录学归类上的变化，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二、从阴阳书到明堂礼：《迎四时》的目録学归类
整理者在银雀山汉简中划出“阴阳时令占候”一类，有充分的理由。据整理者介绍，与汉简同时出土的，还有五方木牍的残片，这些木牍原来应是繫在汉简上面，题写着相关汉简的篇题。其中一号、二号木牍分别是《孙子兵法》和《守法守令十三篇》的篇题，三号、五号木牍则都集中了论兵论政的篇章。[17]汉简的原主人显然有意将内容相关的书篇，归于同一个木牍的统辖之下。其中的四号木牍，整理者释文如下。
…… 阴□散 □言
□□ □ □子
曹氏 禁
…… □
据李零的研究，《曹氏》即简文中的《曹氏阴阳》，是曹氏所传的一种阴阳书；《禁》即简文中的《禁》，是按阴阳五行讲四时禁忌；《阴□散》即简文中的《阴阳散》，也是一种古阴阳书。[18]这三篇都被归入四号木牍下，说明汉简的原主人大约就有一个“阴阳书”的类别。与墓主大约同时的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称，阴阳家“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19]按照这个标準，上述三篇也确属阴阳书。银雀山汉简中与这三篇属性相近还有《三十时》、《四时令》、《五令》、《不时之令》等。《三十时》，李零做过深入的研究，认爲属于五行时令；《四时令》的篇题是整理者补加的，它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与《管子·五行》“天子出令”云云数章相近，李零认爲亦古“明堂月令”；《五令》，篇题补加，李零概括说，它是以五种政令与五虫相配，讲五行生克和阴阳刑德；《不时之令》的篇题亦係补加，讲不合时令导致的兇咎，李零认爲属古灾异之说。[20]无疑，它们都可以归入阴阳书。
阴阳书的要义是“顺天”，《汉书·艺文志》称“敬顺昊天”是阴阳家之所长，银雀山汉简《禁》云“所以顺天也”（简1895），又云“五穀不番，六畜不遂，草梼枎，万物果蓏不成，此天道不顺也”（简0331），《五令》曰“此顺天道”（简0235），皆是此意。《迎四时》也称迎四时之礼乐“顺天道”，内容则是讲“四时教令”。虽然我们已经无法从四号木牍上找到它的篇名，但它在原主人的分类中归属阴阳书，大概是可以肯定的。
《皇览》所引的这篇，此前我们一直称之爲礼书，也并非无据。《皇览》是曹魏文帝时编辑的类书，“合四十余部，部有数十篇，通合八百余万字”[21]，南朝隋唐时仅存一百二十余卷的何承天重编残本，宋代又佚。《太平御览》引《皇览》此条在《礼仪部》，曰“《礼》，天子迎四节日，天子迎春夏秋冬之乐又顺天道”云云，以“礼”起首，是引用礼书的惯例。《续汉志》注引《皇览》曰“迎礼春夏秋冬之乐又顺天道”云云，校《御览》所引，无“天子迎四节日天子”八字，“迎礼”二字则或是误乙。清孙冯翼辑《皇览》一卷，称“迎礼”是“逸礼”之譌，将此条归入《逸礼》，其说亦可备考。[22]无论如何，曹魏诸儒编《皇览》时将此篇视爲礼书，也是不难断言的。
如果以上的推测无误，《迎四时》篇在西汉中前期和汉魏之际，确实被划归了不同的目録学分类。我们应该如何解释这种变化呢？
类似的情况，还可以举出一个更爲人所熟知的例子。《月令》在内容和形式上与《迎四时》十分相近。它既是今本《礼记》的一篇，又是《吕氏春秋》“十二纪”的“纪首”。按照《汉书·艺文志》的分类，《吕氏春秋》属于《诸子略》之“杂家”，单就《月令》而言，以司马谈的标準自当归入“阴阳家”。然而，到汉成帝时，刘向《别录》已经将之明确地归入六艺“礼类”。《礼记·月令》正义引郑玄《礼记目録》称其“于《别録》属《明堂隂阳记》”。《汉书·艺文志》，《六艺略》“礼”类有《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23]《月令》就是其中之一。至少在西汉后期，《月令》已经有了明确的礼书身份，只是这种身份还有些特殊。据郑玄的《礼记目録》[24]，《别录》将“礼记”分爲“通论”、“丧服”、“制度”、“祭祀”等门类，《汉志》都没有把它们单列出来，而是统称爲《记》百三十一篇，自注云“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说明是孔门后学所传。《明堂阴阳记》则列于其后，单独爲一家，注曰“古明堂之遗事”，似乎与前者不可杂厕。到了东汉后期，今本《礼记》四十九篇流行，又经郑玄编注，定于一尊，《月令》和同出《明堂阴阳记》的《明堂位》就同七十子之“记”相混相融，脱去“明堂隂阳记”的标籤，在“礼记”中的身份特殊性也逐渐淡化。
《迎四时》的情况与《月令》可能有某种相似。《太平御览》卷五三三引《礼记明堂隂阳録》曰：“明堂隂阳，王者之所以应天也。明堂之制，周旋以水，水行左旋以象天，内有太室象紫宫，南出明堂象太微，西出总章象五潢，北出玄堂象营室，东出青阳象天市。上帝四时各治其宫，王者承天统物，亦于其方以听国事。”[25]这裏的《礼记明堂隂阳録》就是刘向《别录》中《明堂阴阳记》的书録，其所称“明堂阴阳”的基本特徵，是王者模仿天帝，“四时各治其宫”。迎四时于东南西北四堂，也符合这个特徵。《皇览》将《迎四时》引作礼书，很可能与它被编入《礼明堂阴阳记》有关。与《月令》不同的是，《迎四时》最后没有入选通行本《礼记》，最晚到刘昭的时代，大约已经不在礼学传习範围之内，而仅见于《皇览》所引了。
与《迎四时》内容相近、境遇相同的，还有一些文献。《艺文类聚》卷三引《皇览》《逸礼》曰：“夏则衣赤衣，佩赤玉，乘赤辂，驾赤龙，载赤旗，以迎夏于南郊。其祭先黍与鸡。居明堂正庙，啓南户。”又曰：“秋则衣白衣，佩白玉，乘白辂，驾白骆，载白旗，以迎秋于西郊。”[26]讲的也是迎四时和明堂之法。此外，郑玄《月令》注数次引用的《王居明堂礼》，孔颖达正义曰：“《王居明堂礼》者，《逸礼》之篇名。”[27]这一类“逸礼”，恐怕都在《汉志》的《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中。它们同《迎四时》一样，经历了从阴阳书到礼书，后来又淘汰失传的过程。
从战国到西汉初年，阴阳书影响很大。阴阳五行不仅是数术的“通用语言”[28]，而且渗透到兵学、方技等领域[29]，逐渐成爲被广爲接受的思维模式或一般性知识，对诸子百家都有影响，而又不专属于某家。战国中期，部分学者开始用阴阳五行构建政治理论，引爲政治指导思想，这就是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所说“务爲治”的“阴阳家”。银雀山汉简《迎四时》以及上面论及的《月令》、《明堂阴阳》等时令类文献，符合《论六家要旨》所谓“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都反映了战国秦汉之际阴阳家的政治理念。但其中包含的阴阳五行思想则并非阴阳家的专利，而是当时多个学派所共有的。
文献思想内容複杂，同时爲不同学派所共享，对于图书的目录学分类来说是一个难题。有的书可以在不同类别中彼此互着，[30]有的书就只好由分类者断以己意。[31]此时，分类者的裁断取决于他或者他的时代对相关文献内容和性质的认识。文献的归类变动，就是由于这种认识的改变，被赋予新的身份。这不仅是相应文献在思想学术体系中的地位变迁，也是学术史自身演进的表现。《迎四时》等文献由阴阳书而被纳入礼书系统，反映出儒家对阴阳家思想和文献的吸收和整合。下面，我们就围绕这个问题，作一些关于学术史的推论。
三、儒术与阴阳：几点推论
从阴阳书到明堂礼，涉及儒家与阴阳家的关係。汉武帝立五经博士，罢黜百家，而以儒学爲官学。此后，儒学成爲政治文化中的主流话语，诸子各家行见式微，其书在史志目録中的比重也逐渐下降。不过，《迎四时》一类时令类阴阳书的境遇提示我们，儒学与诸子的关係不是简单的此消彼长、取而代之。
儒家有重视时令类文献的传统。《史记·夏本纪》曰：“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32]所谓“学者”，当然主要是指孔门弟子。《荀子·王制》云“序四时，裁万物”，又云“政令时则百姓一，贤良服”，[33]表明了时令在儒家政治理论中的重要性。《夏小正》裏还没有阴阳五行的痕迹，到《逸周书》的《周月》、《时训》，再到《月令》，阴阳五行观念不断在时令文献中发展和渗透。战国秦汉之际，这些文献大约已经主要被视作阴阳书了。但即使在这个时候，儒家也有利用此类文献，并接受阴阳五行思想的倾向。汉高祖时，叔孙通定礼仪，就以天子春夏秋冬四时各服其时服，并命中谒者四人各职一时。[34]叔孙通号称“汉家儒宗”[35]，可见汉初儒生并不一概排斥时令文献中的阴阳家言。武帝初，董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36]，主张“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37]，然而对阴阳之说他却也“兼容并包”。[38]
武帝以后，儒学受到王朝的大力支持，诸子各家并有浸微之势，阴阳家也不例外。儘管如此，我们仍能看到它的一些新动向。宣帝时，魏相“数表采《易阴阳》及《明堂月令》奏之”[39]。李寻“学天文月令阴阳”，哀帝初即位，上言：“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阴阳，敬四时，严月令。……今朝廷忽于时月之令，诸侍中尚书近臣宜皆令通知《月令》之意，设群下请事若陛下出令有谬于时者，当知争之，以顺时气。”[40]魏相、李寻均是大儒，他们推崇月令阴阳之说，说明阴阳家的爲治思想已经被儒生消化吸收。汉成帝以后，诏令中也数见阴阳月令之说。阳朔二年（前23）诏曰：“昔在帝尧，立羲和之官，命以四时之事，令不失其序。故《书》云‘黎民于蕃时雍’，明以阴阳爲本也。今公卿大夫或不信阴阳，薄而小之，所奏请多违时政。传以不知，周行天下，而欲望阴阳和调，岂不谬哉！其务顺四时月令。”[41]这裏称尧、引《书》，显然是把“阴阳”作爲儒家的政治理念而运用于王朝诏令的。
成哀之际，刘向校书中秘，把明堂阴阳月令之书归入六艺礼类。郑玄《礼记目録》云《月令》“本《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之首章也，以礼家好事抄合之，后人因题之名曰‘礼记’”[42]，其说盖本于刘向《别录》。《月令》在成帝以前就已经题名“礼记”。郑《目録》又云礼家言《月令》“周公所作”[43]，“礼家”托爲周公作的目的大概就是使《月令》儒家礼书的身份合法化。哀帝时，刘歆曾试图增立《毛诗》、古文，扩大官方经学的範围。王莽执政以后，由于刘歆的推动，十分重视明堂阴阳月令。元始四年（公元4年），王莽“奏起明堂”，徵天下有月令文字通知其意者；[44]次年（公元5年），又以太皇太后的名义发布《四时月令诏条》，不仅将阴阳月令之说当作儒家的政治主张，而且颁行天下，付诸实践了。[45]东汉否定王莽之政，“追蹤宣帝”，[46]但儒学在政治中的影响还在扩大，明堂阴阳月令的主张依然深受重视，尤其是明帝以后。从永平二年（59）开始，“以《礼》谶及《月令》有五郊迎气服色，因采元始中故事，兆五郊于洛阳四方。”[47]章帝建初五年（80）冬，又“始行《月令》迎气乐”。[48]《礼》谶之文今不可考，内容大约与《月令》相似，也是来源于阴阳书，或者说“明堂阴阳”之记。而所谓“元始中故事”，就是王莽之制。
回顾时令类阴阳书在两汉的境遇，我们可以看到，阴阳家的部分着作和思想以进入儒学的方式保存下来。换言之，儒学的“独尊”也并非一味地排他，至少在与阴阳家的关係上，是有选择地消化吸收，变他者爲己有。《迎四时》从阴阳书到明堂礼的过程，不仅是目录学归类的表象变化，也是阴阳家书转而被认同爲儒术的“质的变化”。
司马谈云“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爲治者也”[49]，他所论的六家都是政治学派。武帝以后，儒家获得政治指导思想的名分，阴阳家不得不从“务爲治者”的行列中退场。但是，它的部分思想可以被儒生吸收和发扬，阴阳家的传人也可以带着原有的知识系统服膺儒教而成爲儒生。通过这样的途径，某些阴阳书就进入儒学的系统，成爲“礼书”、“儒书”乃至“经书”，其中包含的阴阳思想也作爲儒家思想的元素，被后世研究者所认知。
文献的存佚显晦有很多偶然的原因。除了这些偶然因素之外，就时令类阴阳书而言，是否被儒家经典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银雀山汉简《迎四时》后来的亡佚，说明儒学在吸收阴阳书的过程中也再不断选择和淘汰。《汉书·艺文志》在《六艺略》“礼类”有“明堂阴阳记”，在《数术略》“五行家”又有《阴阳五行时令》十九卷，两者的差异现在无由得知，但后者显然没有被儒家选爲“礼记”。《汉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至魏晋以下还在流传的只有今本《礼记》中的两篇和《大戴记》中的《明堂》，绝大部分已经亡佚。这也是选择或淘汰的结果。
（本文曾刊于《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第1辑）
（编者按：[1]以笔者所见，关于银雀山汉简阴阳书的研究有：李零《读银雀山汉简〈三十时〉》，《简帛研究》第二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年，页194—210，后收入《中国方术续考》附録一，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页395—415；叶山《论银雀山阴阳文献的复原及其与道家黄老学派的关係》，刘乐贤译，《简帛研究译丛》第二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页82—128；胡文辉《银雀山汉简〈天地八风五行客主五音之居〉释证》，《简帛研究》第三辑，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页267—278。
[2]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释文》，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
[3]见李零《读银雀山汉简〈三十时〉》，《中国方术续考》，页396—397。
[4]见叶山《论银雀山阴阳文献的复原及其与道家黄老学派的关係》，《简帛研究译丛》第二辑，页109—110。
[5]叶山提到的《墨子·迎敌祠》和《孔丛子·儒服》两篇，相关内容都是讲迎敌之法。虽然在方色和数字配对方面与《迎四时》等月令类文献相近，但仅能说明两者运用了相同的数术原理。事实上，无论主题还是文字，这两篇都与《迎四时》完全不同，缺乏可比性。至于《尚书大传》，叶山没有说明可与《迎四时》对比的篇名或文句。参考陈寿祺《尚书大传》辑本（四部丛刊影印《左海文集》本），他指的应该是其卷三《洪範五行传》中“自冬日至数四十六日迎春于东堂”等四节关于迎春夏秋冬四时的文字。从内容和文字上看，这四节与汉简《迎四时》几乎完全对应。不过，《尚书大传》辑本中包含了此四节的一大段文字，即从“东方之极”到“小人乐”，都辑自明黄佐所编《六艺流别》中的《五行篇》，而不见他书称引。陈寿祺虽然将之保留于辑本，在其后的案语中却对其是否属于《尚书大传》提出了怀疑。笔者认爲，这段文字杂糅的痕迹比较明显，除陈寿祺所提外还有不少疑点，出于慎重，不宜径引爲《尚书大传》之文。相关具体问题，将另文探讨。至于其中与汉简近似的文字，亦不能排除出自《太平御览》和《续汉志》刘昭注引《皇览》的可能。
[6]《太平御览》卷五二八，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影宋本，页2396上—下。
[7]《续汉志》卷八《祭祀中》，《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页3182—3183。
[8]《礼记正义》卷五一，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页1617下。
[9]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页6。
[10]《困学纪闻》卷八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页989。
[11]《银雀山汉简释文》凡例（页23—24）没有具体说明加注圆括号的含义，从使用情况来看，似乎是爲简文中的某些异体字、通假字注出相应的通行字。
[12]《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八，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页1995中。
[13]萧吉《五行大义》卷三第十四《论杂配》二《论配声音》，东京，汲古书院影抄本，1989年，页221—233。
[14]叶山《论银雀山阴阳文献的复原及其与道家黄老学派的关係》，《简帛研究译丛》第二辑，页109—110。
[15]五行理论认爲，数字一二三四五分别对应水火木金土，是五行的“生数”，这种对应关係来自《尚书·洪範》。生数各加五，就变爲五行的“成数”，《礼记·月令》等时令类文献都采用成数与春夏秋冬四季相配。相关理论介绍，参见萧吉《五行大义》卷一第三《论数》二《论五行及生成数》，页45—58。
[16]案“胜”字有女子髮饰之意。《释名·释首饰》有“华胜”，云“蔽髪前爲胜”（王先谦《释名疏证补》卷四，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页161），《山海经·西山经》载西王母“蓬髪戴胜”（袁珂《山海经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页59）即是也。这裏的“胜”，可能是藉以指代老妇或贵妇。此义蒙胡文波先生提示，谨此誌谢。
[17]参见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释文》，页231—232。
[18]参见李零《读银雀山汉简〈三十时〉》，《中国方术续考》，页395—400。
[19]《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页3290。银雀山汉简出土墓葬的年代爲西汉武帝时期，与司马谈时代相近。说见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释文》叙论，页7—8。
[20]上引李零说，均见《读银雀山汉简〈三十时〉》一文，《中国方术续考》，页395—415。
[21]《三国志·魏书》卷二三《杨俊传》注引《魏略》，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页664。
[22]孙冯翼云：“‘逸’，《续汉志》注刊本或讹作‘迎’，以《御览》所题‘逸礼’，知爲刊误。”（孙冯翼辑《皇览》，《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清嘉庆十三年（1808）瀋阳孙氏刻本，子部，第12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页2下。）案《太平御览》或本（例如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引《皇览》此条，“礼”前确有“逸”字，与影宋本异文，孙说不爲无据。又，皮锡瑞认爲《续汉志》注“所引《迎礼》盖《逸礼》篇名”，说见《尚书大传疏证》卷四《洪範五行传疏证》，光绪二十二年（1896）长沙师伏堂刊本，页28b—29a。
[23]《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页1709。《汉志》原作“《明堂阴阳》三十三篇”，即郑玄所谓《明堂阴阳记》，蒙上文省“记”字也。说可参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六艺略》“后仓曲台”条，武汉，华中师範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页212。
[24]辑本可见清袁均辑《郑氏佚书》本《三礼目録》，清光绪十三年（1887）浙江书局刊本。
[25]《太平御览》，页2418下。
[26]《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页46、48。
[27]《礼记正义》卷一四，十三经注疏本，页1356。
[28]参见李零《从占卜方法的数位化看阴阳五行说的起源》，《中国方术续考》，页87—88。
[29]《汉书·艺文志·兵书略》有“兵阴阳”十六家二百九十四篇。又“权谋类”小序云：“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可见，兵权谋书很大一部分也以阴阳爲基本内容。《方技略》“医经类”小序有“医经者，原人血脉、经落、骨髓、阴阳、表裏”云云，说明这类书探讨的问题之一是人体的“阴阳”。这些书籍绝大多数已经亡佚，所幸近年来的出土文献爲我们提供了一些战国秦汉之际的实例。兵阴阳家，有银雀山汉简《地典》、（见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释文》。李零有整理本，见《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第十一讲附录五，页395—397。）张家山汉简《盖庐》（《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页159—168。）；医经，可见马王堆帛书中的医术，如《阴阳十一脉灸经》、《阴阳脉死候》等。
[30]《汉书·艺文志》彼此互着例，参见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释例》，《广校雠略》附録一，武汉，华中师範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页115—116。
[31]如《司马法》一书，刘歆《七略》在“兵权谋家”，《汉志》移入《六艺略》礼类。《汉志》“兵权谋家”小序班固自注曰“出《司马法》入礼”，与刘歆判断不同。见《汉书》卷三〇《艺文志》，页1757。
[32]《史记》卷二，页89。
[33]《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页164、165。
[34]《汉书》卷七四《魏相传》载魏相奏曰：“高皇帝所述书《天子所服第八》曰：‘相国臣何、御史大夫臣昌谨与将军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议：“春夏秋冬天子所服，当法天地之数，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顺四时，以治国家，身亡祸殃，年寿永究。是奉宗庙安天下之大礼也，臣请法之。中谒者赵尧举春，李舜举夏，儿汤举秋，贡禹举冬，四人各职一时。”大谒者襄章奏，制曰：“可。”’”（页3139—3140）这裏的“太子太傅臣通”，就是叔孙通。汉初礼仪皆叔孙通所定，此处主议者当然也是他。
[35]《史记》卷九九《叔孙通列传》，页2726。
[36]《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页2525。
[37]同上，页2523。
[38]《春秋繁露》阴阳五行诸篇能否代表董仲舒的思想，学界有争议，今姑不论。不过，《汉书·五行志》所引董仲舒诸灾异说，用到阴阳学说者，就有十余条，足见他的态度。
[39]《汉书》卷七四《魏相传》，页3139。
[40]《汉书》卷七五《李寻传》，页3179、3188。点校本误于“设群下请事”下加分号，今删去。
[41]《汉书》卷一〇《成帝纪》，页312。
[42]《礼记·月令》孔颖达正义引，见《礼记正义》卷一四，十三经注疏本，页1352上。
[43]同上。
[44]《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上》：“是岁，莽奏起明堂、辟雍、灵台，……徵天下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锺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页4069。
[45]《四时月令诏条》发现于甘肃敦煌，其文及初步研究参见《敦煌悬泉月令诏条》，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在此之前的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篇》和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所见的《田律》都有类似月令的文字，不过这些禁令只涉及春夏两季的农林业和狩猎。（参见《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释文注释页20；《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页42—43。）至于时代更早的秦国青川木牍所载《田律》（前309），亦仅及秋季的农田水利修缮工程。（参见四川省博物馆、青川县文化馆《青川县出土秦更修田律木牍——四川青川县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82年第1期，页1—21。）战国至汉初的这些法条，显然是总结生产经验和规律的结果，应有更早的渊源，与其说受到理想化了的时令类文献的影响，不如说是这类文献的蓝本。
[46]参看陈苏镇《汉代政治与〈公羊学〉》，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页410—412。
[47]《续汉志》卷八《祭祀中》，《后汉书》，页3181。五郊迎气，《续汉志》云始永平中，案《后汉书》卷二《明帝纪》永平二年条云“是岁始迎气于五郊”（页104），即是也。
[48]《后汉书》卷三《章帝纪》，页141。
[49]《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页3288—3289。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5/514037.html

以上是关于儒家-从阴阳书到明堂礼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