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三德》中的儒家思想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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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三德》中的儒家思想初探


(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
內容提要:本文認爲,《三德》一文提倡君主要恪敬職守,反對懈怠懶惰,在性情修養上提倡端正誠愨、表裏如一,反對僞詐;它的整個文本都有一種以宗法制爲基礎的宗教傾向,十分注重以“度”爲基礎的“天禮”;十分强調以道德爲中心的“人治”,認爲一切政府的中心工作都是“興興民事,行往視來”,“臨民以仁”。而且,《三德》一文的“天”基本上都是“主宰之天”,而不是道家的“自然之天”。有鑒于此,筆者認爲不能說“《三德》爲一部典型的黃老思想著作”。
關鍵詞:《三德》;臨民以仁;人治與法治;宗法制;主宰之天
關于上博簡第五册中的《三德》一文,學者的研究已經相當深入,尤其是曹峰先生已經撰寫了好幾篇相關的文章,取得了較爲突出的成果。但是,曹峰先生說:“我們可以視《三德》爲一部典型的黃老思想著作。”[1]語似絕對。筆者認爲這是一篇具有濃厚黃老思想傾向的文獻,但是,很難說,它歸根結底一定屬于哪一家。本文幷沒有要否定曹峰先生觀點的意思,只是就鄙人的一孔之見,談一談《三德》中的儒家思想傾向,以就教于曹峰先生和各位專家。

首先,《三德》一文十分强調順天因時,天人感應,具有濃厚的黃老道家的傾向。但是,我們是否就此可以斷定這是一部十足的黃老道家文獻呢?筆者認爲,這種斷語還是謹慎一點爲好。爲什麽?筆者認真將楚簡《三德》的文本與《黃帝書》(也就是曹峰先生所稱之《黃帝四書》,筆者以爲魏啓鵬先生所取書名較爲穩妥)[2]比較,深以爲,二者之間是有區別的。其中最大的區別在于《黃帝書》十分重視權術:“上道高而不可察也,深而不可測也。”(《道原》)在道德的建設上,《道原》追求的是深不可測的“道”,也就是《老子》的“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是一種陰柔之術。但是《三德》却要求統治者:
敬者得之,怠者失之。是謂天常。天神之□,□□□□,皇天將興之。毋爲僞詐,上帝將憎之。忌而不忌,天乃降灾。已而不已,天乃降异。其身不沒,至于孫子。陽而幽,是謂大戚。幽而陽,是謂不祥。齊齊節節,外內有辨,男女有節,是謂天禮。敬之敬之,天命孔明。(第2-3簡)
在這裏“敬”與“怠”相對而出,提倡恪敬職守,反對懈怠懶惰,幷且直接稱這種從政的態度,“是謂天常”,與道家之純任自然、因循守舊的心態具有相當的距離,與《黃帝書·稱》的“聖人不爲始,不專己,不豫謀,不爲得,不辭福,因天之則”更是大相徑庭。在人性論上,《三德》一文提倡端正誠愨,反對“僞詐”,作者認爲如果這樣的話,“上帝將憎之”。它尤其提倡作爲一個執政者,應該是道德的表率,爲人要正直,要表裏如一:“陽而幽,是謂大戚。幽而陽,是謂不祥”,與《黃帝書·原道》之“顯明弗能爲名,廣大弗能爲形”、深不可測的政治手腕完全不同。而且“敬之敬之,天命孔明”的口氣完全與《尚書·康誥》“敬哉!天畏棐忱” 以及《太甲上》“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祗。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在語氣和理論目的上完全一致。尤其是這段文章中有“其身不沒,至于孫子”的宗法制思想,這是典型的先秦儒家的思維方式。我們應該知道,儒家的宗法制思想的本質是以“德”爲中心的思想,是“禮”、是“仁”(筆者在此指的是從身從心、上身下心的這個仁字——儒家-《三德》中的儒家思想初探
儒家-《三德》中的儒家思想初探、儒家-《三德》中的儒家思想初探
儒家-《三德》中的儒家思想初探)、是“慎終追遠”(《論語·學而》),是孟子“居天下之廣居”(《孟子·盡心上》)的那個“仁”。
從另一方面來看,《三德》是一篇宗教性很濃厚的文章。文章在第一簡中就把天、地、人三材的自然屬性巧妙地轉化爲宗教資源:
天共時,地共材,民共力,明王無思,是謂參(三)德。[3]卉木須時而後奮,天惡如忻。平旦毋哭,晦毋歌,弦、望齋宿,是謂順天之常。
“天共時,地共材,民共力”,本來是任何一個有組織的國家都要面對的現實問題,但是,《三德》却很很巧妙地將現實的事物宗教化,“平旦毋哭,晦毋歌,弦、望齋宿”絕對是春秋戰國時期的某種宗教儀式或者是宗教性風俗,幷且在此基礎之上,把宗教性的習俗稱爲“順天之常”。《三德》全文都是這種理路。它始終把“皇后”、“上帝”、“後帝”與“皇天”、“天常”、“天禮”、“天命”、“鬼神”在無形之中結合起來,進而導出因爲執政者不恪盡職守而導致的“天灾”、“天饑”。筆者以爲,在《三德》中不能不說有黃老的影子,因爲它在天、地、人三材之中塞入了“明王無思”(第1簡),無爲而治的句子。但是,從根本上來講,這種理路仍然是《尚書》的: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尚書·召誥》)
因此,《三德》十分注重祭祀。“忌而不忌,天乃降灾。已而不已,天乃降异。其身不沒,至于孫子。”(第2-3簡)武漢大學歷史學院的晏昌貴讀“已而不已”的“已”爲祭祀的“祀”。我看很有道理,因爲只有這樣解釋,才能符合“天乃降灾”、“天乃降异”的邏輯。這樣說來“忌而不忌”的“忌”字也很有可能是一個宗教方面的名詞,只是現在沒有釋讀出來而已。《三德》第八簡有“鬼神禋祀,上帝乃儒家-《三德》中的儒家思想初探
儒家-《三德》中的儒家思想初探”,第十三簡又有“室且弃,不墮祭祀,唯儒家-《三德》中的儒家思想初探
儒家-《三德》中的儒家思想初探是服。凡若是者,不有大禍必有大耻”,這些判斷都已經表達得很明確了。說明《三德》一文十分重視“天”的宗教性,因此,它的祭祀思想的最終承享者是“天”。但是,不論從德性的修養還是從政治的目的上來講,尊崇“皇天”的目的依然是現實政治的權力,是澤被子孫而“惟有歷年”、穩定壓倒一切的政治環境。所以,宗法制的思想依然是《三德》一文的原始立足點之一:“毋煩姑嫂,毋耻父兄”(第2-3簡)。衆所周知,這是原始儒家最根本的思想原點,而且《三德》的相關表達很清楚:“知天足以順時,知地足以固材,知人足以會親”(第17簡),“順時”、“固材”都是手段、是途徑,“會親”才是目的。
第三個方面,是《三德》始終講究“度”:
喜樂無期度,是謂大荒,皇天弗諒,必複之以憂喪。凡食飲無量計,是謂滔皇(荒),上帝弗諒,必複之以康。上帝弗諒,以祀不享。邦四益,是謂方芋,雖盈必虛。宮室過度,皇天之所惡,雖成弗居。衣服過制,失于美,是謂違章,上帝弗諒。(第7-8簡)
很清楚,《三德》的作者從性情的修養到現實的行爲規範都給執政者提出了以“中和”爲標準,以“禮”爲最後依據的道德要求。“上帝弗諒,以祀不享”說的是如果你在性情的修養上沒有節制,“喜樂無期度”,在飲食上沒有節制,等等,流連荒亡,那麽,連上帝都拒絕享受你的祭祀。我們知道,先秦原始儒家的根本思想之一就是建立在中和精神上的“禮”,孔子說:“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論語·顔淵》),所以,把“禮”强調到了相當的高度。文章認爲,過于驕奢淫逸,則“皇天之所惡”,衣服過于華麗,超過了約定俗成、或官方規定的“制”,就是“違章”,就“失于美”。這種表達方式的後面始終具有“皇天”、“上帝”的背景,因爲“皇天之所弃而後帝之所憎”(第19簡),所以,遲早會招致灾難:“天灾繩繩,弗滅不隕。”(第14簡)現在根據文本,我們完全可以肯定地說,在“禮”的宰製上,《三德》絲毫不比任何一部儒家經典差:
齊齊節節,外內有辨,男女有節,是謂天禮。敬之敬之,天命孔明。如反之,必遇凶殃。(第3-4簡)
內外有別,男女有節,是謂“天禮”;而且,“如反之,必遇凶殃”,《三德》的行文之最大的特點,就是將人間現世的各種事物與“天”挂鈎,形成了一個天人感應的體系。把天上的“皇天”與地下的“君主”聯繫起來,把大自然的“常”與人間的“禮”(“變常易禮”)聯繫起來,把“天灾繩繩”與“上帝弗諒”聯繫起來,通過宗教性的視域結構,在心理上對統治者造成了制約。這當然是儒家慣常的政治思維模式。

上面的三個方面,都還是其次的。《三德》與《黃帝書》的最大區別,還在于對人民的態度完全不同。《黃帝書》把專斷權力的“一人”與“天下”廣大的黎民百姓對立起來,將人民視爲“猾民”、是“佞辯用知智”,整天找麻煩,與統治者作對的一個群體。整個理論都建立在深層次與民爲敵的心態之上:
唯餘一人,兼有天下,滑(猾)民將生,年(佞)辯用知(智),不可法組,吾恐或用之以亂天下。請問天下有成法可以正民者?”(《黃帝書·十大經·成法》)
而《三德》却剛好相反:
臨民以仁,民莫弗親。興興民事,行往視來。民之所喜,上帝是佑。凡儒家-《三德》中的儒家思想初探
儒家-《三德》中的儒家思想初探(宅)官于人,是謂邦固;儒家-《三德》中的儒家思想初探
儒家-《三德》中的儒家思想初探(宅)人于官,是謂邦儒家-《三德》中的儒家思想初探
儒家-《三德》中的儒家思想初探
(窳)。建五官弗措,是謂反逆。土地乃坼,民人乃喪。(第22、6簡)
“宅”字,李零讀爲“托”,陳偉讀爲“呂”。筆者以爲李零爲確。儒家-《三德》中的儒家思想初探
儒家-《三德》中的儒家思想初探
字李零讀爲“窳”,也說得通。“托官于人”與“托人于官”,是與法家針鋒相對的一種幹部人事制度。“托官于人”指的是人治,“托人于官”指的是法制。《三德》的作者認爲,如果“托官于人”則國家穩定,固若金湯;如果“托人于官”,則民人鬆散,國家衰敗。爲什麽呢?因德行卓著而設官職,則官職因爲有好的人而有道德的感召力量;因官職的空缺而找(不道德的)人充數,則貪贓枉法,有不如無。這是一種以道德教化爲中心的政教合一的政治思想,與法制的觀點完全不同。這正是地地道道的儒家觀點。目前我們國家正在推行法制,這是歷史的選擇,不可逆轉。但是先秦儒家提倡“人治”有它當時的歷史背景,是無可厚非的。而且,即便是在實行法治的今天,在政治管理的體制上可以視人爲十惡不赦的歹徒,但是,在社會教化功能上,我們依然要不懈地提倡人的之所以爲人的道德良心。
至爲重要的是,這段話始終認爲人民是國家的根本,如果“民人乃喪”之後,國家的土地就不能保全,君王的權力也就不可能穩固了。所以,執政者一定要勤勤懇懇,一切都是爲了人民的利益著想(“興興民事,行往視來”),執政者只有“臨民以仁”,舉國上下的老百姓才能彼此之間建立和諧、誠信的關係(“臨民以仁,民莫弗親”)。這與《黃帝書·十大經·成法》“猾民將生,佞辯用智”完全不同。筆者認真體會,貫穿整個《三德》文本的一條主流就是“臨民以仁”,始終認爲人民是國家穩定的基本前提:
驟奪民時,天饑必來。奪民時以土攻,是謂稽,不絕憂恤,必喪其佖(粃)。奪民時以水事,是謂儒家-《三德》中的儒家思想初探
儒家-《三德》中的儒家思想初探,喪怠(以)系(繼)樂,四方來囂。奪民時以兵事,是〔不〕懈于時。上帝喜之,乃無凶灾。(第15-16、9簡)
“民時”是先秦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概念。[4]《三德》要求統治者恭謹爲人,憂恤人民,關心人民的生老病死,就是關心自己的權力,否則全國人民“四方來囂”,你就悔之晚矣!這與《尚書·五子之歌》“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的表述實在是有難分難解的聯繫。特別是《三德》的第二十簡還有“民之所欲,鬼神是祐。慎守……”的命題,與《尚書》更是只有一紙之隔:
政事懋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虞夏書?皋陶謨》)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勖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商書?泰誓》)
筆者在仔細體味《三德》的文本之後深以爲,《三德》與《尚書》的關係還不僅僅停留在上面這樣非常明顯的文字上,該文作者對人民的反抗力量十分瞭解,致使文章的字裏行間始終蕩漾著一種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的恐懼心情。這篇文章的撰寫者肯定受到了《尚書》的影響,撰寫的時間可能在孟子之前。
爲什麽這麽說呢?這要從“天”的概念說起。在先秦時期的儒家文獻裏面,天的概念一共有五個義項,它們是主宰之天、物質之天、命運之天、義理之天和自然之天。在《三德》中,“天”字凡28見。其中,除了個別的“天”(最多3例)是自然之天外,其餘的都是主宰之天。筆者以爲,在先秦儒家文獻中,從《尚書》到《荀子》確乎有一條由主宰之天向自然之天逐步發展的趨勢,雖然《尚書》中有自然之天,《荀子》中也不是沒有主宰之天,但是,這些文獻中始終存在著一種主流導向,那就是主宰之天逐步淡化,自然之天逐步興起的導向。[5]
正是從“天”這個範疇的內涵與外延上來講,《三德》與《黃帝書》相差的距離太大。在《黃帝書》中幷不是沒有類似“凡犯禁絕理,天誅必至”(《黃帝書·經法·亡論》)這樣的句子,但是,在《黃帝書》中,這樣的貌似主宰之“天”的行文中實際上依然是道家的自然之“天”作爲整個背景,支撑這一概念的理論體系是“贏極必靜,動舉必正。贏極而不靜,是謂失天。動舉而不正,〔是〕謂後命”的自然力量。所以,筆者初步斷定,《三德》是一篇較爲古老的文章,它受到了《尚書》“敬天保民”思想的影響,而且可能在《孟子》之前就已經形成了目前我們已經看到的文本。因爲它不僅具有極端濃厚的宗教意識,而且在文字的表述上顯然沒有《孟子》圓潤、成熟。與此同時,我們還可以斷言,至少《黃帝書》的有些部分的成書時間應該比《三德》晚。
(編者按:[1]曹峰著:《〈三德〉所見“皇后”爲“黃帝”考》,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編:《新出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上博簡卷)第129頁。
[2]見魏啓鵬著:《馬王堆漢墓帛書〈黃帝書〉簽證》,中華書局2004年版。武漢大學哲學學院長期從事道家研究的蕭漢明先生也認爲,“將這四篇古佚書當作是《漢書·藝文志》著錄而久已失傳的《皇帝四經》,深以爲不妥。”(蕭漢明著:《馬王堆四篇古佚書與黃老思潮》,見丁四新主編:《楚地出土簡帛文獻思想研究·一》,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53頁。
[3]這裏的“明王”的“明”字,在原始簡文中寫作上“明”下“示”,顯然具有宗教學的含義;本文的題目“三德”是整理者加上去的。實際上根據簡文內容和上下文意,這篇文章的題目應該是“參德”,而不應該是“三德”。
[4]孔子撰寫的《易傳》中十分重視“時”,所以孟子稱孔子爲“聖之時者”。孟子還說:“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孟子·梁惠王上》)
[5]詳見拙著《先秦儒家性情思想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一章。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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