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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楚简研究的新成果——读《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十四种]》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由陈伟教授领衔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楚简综合整理与研究”拿出了他们的最终成果――近日《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十四种]》（以下简称《楚地》）正式出版。这不仅仅是课题组成员在简牍学领域的一个重要收穫，也是楚简研究界一项集大成的新成果。
楚简整理与研究是当今人文社会学科中广泛关联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古文献学、哲学及简牍（帛）学等诸多方面的、最活跃、最有兴味、也最富挑战性的学问。上世纪50年代以来、特别是70年代以来，在楚国故地，今湖北、河南、湖南省境，出土大量战国时代的竹简，约有30多批、10万字以上。如荆门包山简、江陵望山简与九店简、随州曾侯乙简、信阳长台关简、荆门郭店简、新蔡葛陵简等，以及上海博物馆所藏楚竹书、清华大学所藏楚简，这些简册内容非常丰富，有的是墓主患病时的卜筮记録，有的是其随葬品清单，有的是当时的司法、行政文书，有的是已见于经传的或不见于经传的、与传统文化有关的典籍。整理与研究这些简牍，立即吸引了无数的各行各业各学科的专家学者，一时间使得原为“绝学”的古文字学成为煊赫的“显学”，上世纪初初创的“简牍学”数十年间就发展成为一个前景广阔、生机盎然的新学科。在这样的时刻，教育部设立的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楚简综合整理与研究”可谓正当其时，而《楚地》等一系列出版物，证明陈伟教授和他的团队确实是圆满的完成了任务。近读《楚地》一书，细细品味，可以深深感受到课题组在项目的设计与执行，用心之良苦，工作之艰巨，研究之精深，成果之丰硕……
在我看来，《楚地》项目可以称得上“集大成”的重要的成果有三个方面。
第一是相关简牍照片资料“集大成”。课题组尽可能获取最清晰的简牍图像资料，凡能够重新拍照的、特别是较早发现的楚简，都利用日本早稻田大学提供的新型红外成像系统（IRRS-100）重新进行了拍摄，他们先后取得望山简、九店简、曹家岗简、曾侯乙简、长台关简、包山简等，有的还套拍了一些数码照片。对于已经无法重拍的简牍，则千方百计搜求早期的照片资料。象在中国社科院考古所《考古》编辑部档案中找到上世纪50年代编写《长沙发掘报告》时的五里牌简工作用照片，在文物出版社库房中找到上世纪80年代出版《信阳楚墓》使用的长台关简照片，在河南省考古所资料室找到部分底片，文物出版社出版字帖用的部分彩色照片；仰天湖简、杨家湾简的底片。这恐怕也是另一类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但凡做过简牍整理与研究的人，谁都知道优良的图像资料是全部工作的基本条件。他们就这样，将纳入项目的14种简册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最好的图像资料，为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很久以来我就一直主张，出土简牍的图像资料不是一般的照片而应以“文物”视之。我是“悲观主义者”，我看已出土的战国、秦、汉、三国、晋、唐简牍，特别是“湿简”，无论现在或将来的文物保护技术怎样先进发达，早晚总还是要毁坏的。因此，简牍照片――黑白的、彩色的、红外的、数码的，等等，――才是简牍保护并传诸永久的根本办法。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上世纪50年代直至80年代，我国的摄影技术一直比较落后，文物界所获简牍图像资料不很令人满意。现在，摄影技术得到长足的进步，特别是又有了数码等更为先进的现代技术，我们的简牍保护、整理与研究必须跟上时代的发展，而《楚地》课题组做到了。根据悉心获取的简牍图像资料，他们确定了工作範围包括包山、郭店、望山2批、九店2批、曹家岗、曾侯乙、长台关、葛陵、五里牌、仰天湖、杨家湾、夕阳坡等共计14种，有整简残简3500多枚，近5万字。该项目的基本成果《楚地出土战国简册》6卷本，就包括了全部竹简图録，他们的最终成果《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十四种]》和多达10册的“楚地出土战国简册专题研究”系列着作都是在此基础上进行工作编撰而成的。基础工作的扎实可靠，令人感到其所从事的整理研究的可信。
由于方法正确，他们的工作收穫甚丰，从简牍上发现了一些以前没有发现而漏释、缺释的简文，还拼接、缀合了不少残简，调整了部分简册编联顺次，而这些补释的简文、缀联的残简，往往某些涉及重要的问题。如他们发现了包山简120号“周”字下有一“客”字，“周客”即周国使者。过去只见楚简中有“东周之客”，现在发现了“周客”，这就为研究战国时的周王室，提供了新线索。如曾侯乙简，他们新发现了一枚有字的签牌。还有曾侯乙1号简背面题字“右令建驭大旆”，原缺照片，现在也拍摄了红外影像资料。
第二是学术界相关的研究成果“集大成”。近二三十年来简牍学成了“显学”，“显学”有“显学”的问题和麻烦，从事研究的学者数以千计，发表论文的刊物遍布世界各地，要将各种观点意见一网打尽，实天下之大难事。倘撇开义理的申说不论，单就简牍整理研究主题而言，热点有三。一是简册编次，出土简牍往往残损严重，编绳早已烂断，复原简册编次乃一大难题，也每每是学者争论之焦点，有的简册编联次序的方案多达数种甚至十数种。二是楚简文字的辨认释读，分析字形结构，学者见仁见智，纷争激烈，莫衷一是。三是句读标点，解释与考证，也常有许多分歧。课题组则竭尽可能地蓃罗海内外学者的全部着作，通过梳理、分析，採用相对比较合理的观点，并收录那些可备一说的意见。为了反映最新成果，他们引述文献不设时间下限，引证的最新成果晚至2008年冬该书定稿时，书后开列的主要参考文献达1100余种之多，絶大多数是直接研究简牍的论作。对于各家在编连、释字、句读、解释的异见，儘量给出交待，便于读者参考、查阅。
第三是课题组专家学术见解之“集大成”。陈伟教授领衔的课题组成员都是楚简研究精英，对于所选简册各有专攻，且经过数年至十数年的琢磨、积累，现在正是英雄有了用武之地，他们所说的“以多批红外影像为基础，彙集、吸纳海内外学者几十年来的研究成果，并融入课题组成员各自探究和相互切磋的诸多心得”，从而在简牍整理与研究中“取得大量、重要的进展”，实良有以也。我读《楚地》，虽还是粗粗翻阅一过，已有许多收穫。它将是我们今后简牍整理与研究工作中置之左右常备有用的图书。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这部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印製的书外观虽精美，排版印刷却不够理想，字型大小又小，版面又挤，大部分剪贴的楚字都看不清，使用者很不方便。问题可能与作者无关，而出在“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系列丛书统一规格、字型大小上。这显然是很不妥当的，编辑者完全没有考虑到、照顾到古文字学与简牍学图书的特殊性。不知我们还在期待的图录与研究专着会不会也印成这个样子？我曾参加过教育部社科司安排的活动，觉得他们是一个非常精干的团队，不知何故会在此书编辑上出此下策。
总之，“楚简综合整理与研究”项目的胜利完成，其最终成果《楚地》的出版，是一件可喜可贺的大好事，毫不夸张地说，它标誌着我国的楚简研究跨上了一个新台阶。但楚简整理与研究还有大量的工作，没有包含在《楚地》十四种简册之内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和清华大学藏战国简，都是需要学术界“攻坚”的项目，陈伟教授称简牍整理研究为“充满艰辛和兴味的学术领域”，这是很有道理的。文物学家陈介祺在《致鲍康书》中说过：“读古人之字，不可不求古人之文；读古人之文，不可不求古人之理……”（《簠斋鑒古与传古》，32页，文物出版社2004）我们的简牍整理研究，在探求古人之字、古人之文、古人之理的道路上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2009年 10月21日二稿
（原刊于《中国文物报》2009年12月11日第八版）
（编者按：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5/51416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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