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战国楚金币新考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文物-战国楚金币新考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战国楚金币新考

（吉林大学）
战国时期楚国铸行金饼、金版等形式的黄金货币。金饼钤有印文或刻有数字、符号，金版上则钤有方形或圆形印文等。[1]金币上的印戳及文字应该是打印上去的，这有出土的多枚铜质“郢爯”[2]印模爲证。[3]一般认爲，楚国金币的铸行年代是在战国中晚期。学者曾对楚国金币的铸造地、铸币权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但分歧较多。
可资考察楚国金币上地名的资料大约有两种，一是楚国金币上的地名，一是战国晚期以至秦、西汉初墓葬中的仿楚金币製品上的地名。在文献不足征的情况下，这些地名资料对于探讨楚国的黄金货币很有价值。本文拟先考察楚国金币的铸造地，进而讨论其铸造权问题。
一般认爲金币上的地名就是铸造城邑名。比如“郢爯”（《货系》4196）就是郢地铸造的称量货币、“陈爯”（《货系》4254）就是陈地铸造的称量货币。目前所见楚国金饼、金版上有“郢”、“陈”、“广陵”、“羕陵”等近十个不同的地名。
1 郢：流行説法以爲楚都郢在湖北省江陵县（今已改爲荆州市荆州区）。现代学者则提出了春秋时期的郢在今湖北宜城市一带[4][4]或整个春秋战国时期的郢都在今宜城市[5]的新説。
2 陈：战国晚期陈曾爲楚国都，地在今河南省淮阳县。前278年，楚顷襄王迁都于此。
3 羕陵：即漾陵。“羕陵”金饼目前仅见于河南襄城出土。[6]或认爲漾陵即颍水中下游处的“东养”，在今安徽界首、河南沈丘间。[7]或认爲漾陵应位于河南汝水支流的养水之上，在今河南宝丰与郏县之间。[8]
4
文物-战国楚金币新考：“
文物-战国楚金币新考[9]爯”（《货系》4275）目前仅在河南扶沟县发现过。或认爲“
文物-战国楚金币新考”是“郦”字的异体，地在今河南内乡县东北。[10]或认爲“
文物-战国楚金币新考”即历阳，在今安徽省和县西。[11]也有学者提出，在包山楚简的时代河南禹县的“栎”已改称阳翟，因此金版中的“
文物-战国楚金币新考”应是《左传·昭公四年》的“栎”，在河南新蔡县西。[12]
5 尃爯（《货系》4265）：“尃”可读爲“郙”，在今河南上蔡县西南，战国时期属楚国南境。[13]或读爲“郙”，“疑指傅阳，山东枣庄与江苏沛县一带。”[14]
6 少贞（？）[15]（《货系》4272）：或读“少”爲“琐”，地在今安徽省霍丘县。[16]或根据金版此字或作
文物-战国楚金币新考形、《古尚书》“变”字作“
文物-战国楚金币新考”，认爲应释作“覍（弁）”、读“卞”，在今山东泗水东部。[17]
7
文物-战国楚金币新考夌：可读爲“广陵”，《史记·六国年表》楚怀王十年“城广陵”，在今江苏扬州市。[18]“
文物-战国楚金币新考夌”也见于铅版印文，[19]文字写法与金币全同。
8 盐金（《货系》4266）：币文地名“盐”汉代称“盐渎”，在今江苏盐城县西北。[20]
此外，《货系》4276“中□”金币（上海博物馆藏品），仅存半印，印的左面缺失。残存之字爲“中”字。印文是否地名，待定。
仿楚金币的秦、西汉早期仿金製品（冥币）上的文字，也可以用来探讨战国楚金币铸造地的资料。原因在于仿金製品上的文字多与战国楚金币相同，如“郢称”，有的甚至就是楚文字的写法，如“
文物-战国楚金币新考夌”铅版等。目前已经公布的这类文字中可认定爲楚国地名的还有以下一种：
9 东昜：曾见私家收藏的一件近长方形铅版，上有“东昜”钤印3行10个。[21]“东昜”可读作“东阳”。《汉书·地理志》临淮郡有“东阳”县，地在今江苏盱眙县东。
此外，湖南长沙西汉墓出土的“
文物-战国楚金币新考”字泥版[22]以及古陶文明博物馆收藏一件陶质冥币上的待释印文，[23]是否地名暂不能确定。
楚国金饼、金版作爲两种形状的金币，以往学者笼统地认爲“无早晚之别”，[24]实未曾留意二者在铸造时间上似有一定的差异。从墓葬出土资料看，时代在“战国中期的楚威王时期或楚怀王前期”的湖北江陵望山1号墓出土了30件贴银箔的素面铅锡饼，[25]江陵李家台4号楚墓（战国中期偏晚）出土多枚泥质金饼，[26]河南淮阳平粮台16号楚墓（战国晚期）也出土4件贴金铜饼。[27]这些资料説明，至少战国中期晚段金饼就已开始使用并爲随葬用冥币所仿製。[28]从这个角度看，“陈爯”、“羕陵”金饼的製造时间可提前到战国中期晚段。而安徽、江苏境内出土大宗的完整楚金币多爲长方形金版（包括龟腹板形、板瓦形等）。相应地，不仅安徽寿州市李三孤堆战国晚期楚大墓出土的是类似形状的镏金铜版，[29]时代在战国末期的浙江安吉楚墓中出土的一套99件陶质冥币，也是四边略内凹的正方形。[30]可见，金饼的铸造时间似比金版要早。反映在冥币的使用上，则是战国中晚期之际即已丢失的今河南、湖北以及湖南长沙等楚故地盛行泥陶质的金饼、金版，原长江下游两岸及浙江等吴越故地使用的则是铅、陶质的仿金版製品。
楚国金币与仿金製品上的这些地名，有的地望可以确考，比如陈、广陵、盐、东阳等，有些则存在争议。已有的意见中，《后汉书》中的“养阴里”的出现时间不明，估计与楚地“漾陵”的关係不大；古书与出土古文字资料中均没有“
文物-战国楚金币新考”与“郦”或“栎”直接通假的例证，因此这两种破读都有其可能性。楚都郢不论在江陵或宜城，都在今湖北境内。今安徽寿州市的寿春，在迁都之后也称“郢”，其时已至公元前241年。从安徽、江苏境内多次出土大宗楚国金币的情况看，寿春铸造的金币绝不在少数。
除去暂不可确识的所谓“少贞”等，地望有争议的地名属楚或爲秦所占的时间大致还是可以判断出来的。河南宝丰一带在公元前300年垂沙之战后已爲韩夺取；楚顷襄王元年（前298年）、七年（前280年）秦国攻取了楚地析等十六城、宛地，包括“郦”在内的整个南阳盆地一带沦陷；前278年白起攻陷楚都郢等地。由此可见，即使同意金币上的“漾陵”即“养阴里”、“
文物-战国楚金币新考”即“郦”的意见，这几种金币的铸造时间肯定都是在战国中期晚段、晚期早段。
广陵、东阳、盐属楚的时间都不早于楚怀王时。《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説楚威王“大败越，杀王无疆，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六国年表》説楚怀王十年（前318年）“城广陵”，目的应该是爲了防御越国。直到《战国策·楚策一》“城浑出周”章所记城浑説楚王时（前307年），淮南、泗上方才爲楚地；到了顷襄王时，越人有可能重新夺回淮水以南的大片故土。[31]《战国策·楚策三》“五国伐秦”章杜赫劝説昭阳与魏国讲和时説楚国“东有越累”（时在前317年）也都説明了这一点。楚国完全佔领长江下游两岸的土地已是考烈王时。从楚怀王时楚、越的疆界变化情况来看，此时的广陵、东阳、盐都处于边界地带，铸造金币的可能性较小，因此这三地铸造金币的时间肯定晚至战国晚期。
从金饼早于金版、已知地名的地望等因素来看，楚金币的铸造地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战国中期晚段就已铸造金币的郢、陈、漾陵等地，一是战国晚期（不早于怀王时）才属楚的今江苏境内东阳、广陵、盐等。前者製造金币的时间要比后者早。
包山楚简第43、44、105号简等的内容表明，楚怀王时楚国已经有了“金版”（简文没有反映是否现在常见的“郢爯”等金币）。这既与上引地望分析、出土仿金製品的楚墓墓葬年代相合，也与楚墓出土砝码的年代普遍在战国中期之后相吻合。[32]
楚国金币的铸造权是否由国家掌管，目前还没有确切的依据。学者对此也有不同的意见。比如，黄德馨先生认爲楚金币始铸于春秋晚期，“到战国时期，楚王室仍继续铸造‘郢爰’，同时将铸币权部分下放，准许一部分由王室直接控制的县铸造金币，因而出现‘陈爰’、‘
文物-战国楚金币新考爰’、‘卢金’、‘
文物-战国楚金币新考爰’、‘
文物-战国楚金币新考’等币文”，而楚国封君不允许铸造金币。[33]赵德馨先生认爲，楚国“金币中的郢爯币是楚中央政府铸行的”，封君比楚国的县更有可能铸造金币。[34]
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楚国金币的铸造始于战国中期，铸造的地点不限于都城郢。所谓的楚国逐渐下放了货币铸造权的説法是不準确的。如果楚国金币只准许在都城郢统一製作，大概就不会在金币上钤印别的楚地名，因此从上引羕陵、广陵等地名来看，楚国都城以外的地方城邑可以铸造金币是无需置疑的。与其説楚国“下放”部分铸造权力，倒不如理解爲楚国在不同的城邑铸造黄金货币。另外，河南淮阳、安徽寿州、山东峄县等地出土了“郢爯”铜印戳，从它们多发现于战国古城遗址来看，可推测是用来在当地铸造的金币上列印戳。这表明印文爲“郢爯”的金币不仅可以在都城之外的城邑铸造，同时也证明质地、规格统一的金币的铸造权是由楚国政府掌握的。
黄德馨等学者提出楚国金币的铸造权是由楚国政府掌管的，这是非常正确的意见。从楚怀王时期的《鄂君启车节》（《集成》12112）铭文来看，“金、革、黾”等物资是禁止封君或者个人运输、贩卖的。而《韩非子·内储说上》的“采金之禁”也表明，楚国是禁止私采砂金的。掌控铸造金币的材料，正是政府禁止私家铸币的反映。
至于楚国封君可以铸造货币的问题，目前还没有直接的证据能够证成此推测。封君的封邑名如“
文物-战国楚金币新考”等与货币地名相合，可以有不同的解释，比如封君的封邑正好与县名相同，或者其封邑仅是同名之县的一部分等，并不能证明这些金币一定爲封君的封邑所铸造。况且部分金币地名是在误释的情况下才被理解爲楚所灭国名，如“卢”、“鄢”等。既然由国家机构严格掌控的金砂、金属物资是禁止私采、贩运的，更遑论楚国封君可以用它来铸造货币了。
（编者按：[1]黄锡全：《先秦货币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第337、338页。
[2]林巳奈夫：《战国时代の重量单位》，《史林》51卷2号，1968年。
[3]吴良宝：《中国东周时期金属货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84页。
[4]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第230、231页。
[5]石泉：《楚郢都、秦汉至齐梁江陵城故址新探》，《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417——502页。
[6]郭建邦：《河南襄城出土一批古代金币》，《文物》1986年第10期，第88页。
[7]何浩：《羕器、羕国与楚国养县》，《江汉考古》1989年第2期，第65、66页。
[8]黄盛璋：〈羕器与羕国地望及与楚国之关係考辨》，《江汉考古》1988年第1期，第50、51页。
[9]河南省博物馆、扶沟县文化馆：《河南扶沟古城村出土的楚金银币》，《文物》1980年第10期，第62页。
[10]黄盛璋：《新出战国金银器铭文研究》，《古文字研究》第十二辑，中华书局1985年，第339页。
[11]蔡运章：《
文物-战国楚金币新考爰考》，《中国钱币》1984年第3期。
[12]徐少华：《包山楚简释地十则》，《文物》1996年第12期，第64页。
[13]何琳仪：《楚币六考》，《古币丛考》，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32页。
[14]黄锡全：《<中国历代货币大系·先秦货币>释文校订》，《第二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1993年，第373页。
[15]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319页。
[16]何琳仪：《楚币六考》，《古币丛考》，第233页。
[17]赵平安：《释楚国金币中的“
文物-战国楚金币新考”字》，《语言研究》2004年第4期，第36页。
[18]何琳仪：《广陵金币考》，《中国钱币》2005年第2期，第13、14页。
[19]中国嘉德2004秋季拍卖会《钱币·铜镜》，第188页第4118号拍品，北京，2004年11月7日。此资料承北京市钱币学会程纪中先生惠寄，谨此致谢。
[20]黄锡全：《先秦货币通论》，第351页。
[21]中国嘉德2004秋季拍卖会《钱币·铜镜》，第188页第4119号拍品。
[22]吴铭生：《长沙发现印“鄢”字冥币》，《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3期，第85页。
[23]路东之：《问陶之旅——古陶文明博物馆藏品掇英》，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第405页。
[24]黄德馨：《楚爰金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第97页。
[25]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冢楚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107、210页。
[26]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李家台楚墓清理简报》，《江汉考古》1985年第3期，第25页。
[27]河南省文物研究所 等：《河南淮阳平粮台16号楚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0期，第27页。
[28]河南信阳长台关1号墓主室外棺下面出土有长方形铜板7块，长4·9、宽7·3釐米，2号墓主室出土50块镏金长方形铜板，长9·3、宽5·6——6·6釐米，见：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阳楚墓》，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68、119页，图版一Ο三·10。从形状、大小来看，这些铜板应不是仿金冥币。用途待考。
[29]安志敏：《金版与金饼——楚汉金币及其有关问题》，《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第79页。
[30]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等：《浙江安吉五福楚墓》，《文物》2007年第7期，第63、69、74页。
[31]陈伟：《楚东国地理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32、135、136页。
[32]湖南省博物馆 等：《长沙楚墓》附录一“长沙楚墓分期总表”，文物出版社2001年。
[33]黄德馨：《楚爰金研究》，第71、72、77页。
[34]赵德馨：《楚国的货币》，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96页。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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