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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散见《日书》汉简研究述评

（南京师範大学文学院古典文献专业硕士研究生）
《日书》这类独特的出土文献，因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乙种最后一简的背面写有“日书”的标题而得名。它是古代日者选择时日方位的实用手册，类似现今仍在港台地区民间流行的通书或黄曆，其内容涉及天文、曆法乃至当时人的衣食住行以及思想观念等诸多方面。对于《日书》的研究，既可以补充我们对于古代数术史、天文史的认识，又可以由此考察当时的政治、经济情况以及当时人们的精神世界，成爲新的学术热点。但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一直在睡虎地、放马滩以及新近公布的孔家坡等墓葬所出的篇幅大且较爲完整的《日书》上，而一些散见于各次简牍发现的残断、零散《日书》简则没有得到全面的整理和充分的研究，其释文和研究散见于各种书刊中。罗帅曾有《河陇秦汉日书初探》[1]一文，简单介绍了河陇一带的《日书》简牍，其中包括武威汉简、居延新简、敦煌汉简和敦煌悬泉置汉简四处散见《日书》简的整理情况。现在，本文就按时闲顺序，对上世纪初简牍发现以来的《日书》零简研究情况作一个简单的回顾与评价。
汉文简牍的科学发掘出土始于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Hedin，1865-1952）1901年第二次中亚考察时在楼兰遗址的採获，而发现《日书》残简则要到斯坦因（Mare Aurel Stein，1862-1943）的第二次中亚考察。1907年，他在甘肃敦煌汉代长城鄣郭遗址中发现汉代简牍709枚[2]，其中包括一些《日书》残简。法籍汉学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系统整理了斯氏所得，编着《斯坦因在东土耳其斯坦沙漠所获汉文文书》[3]，于1913年出版。沙畹在该书首章中提到这批简牍除了有关烽燧制度外，还有一些具有书籍性质，可分三种：占卜、医书和其他。关于占卜，他写道：
属于占卜有两枚简。其中一枚告诉我们预测一个孩子未来的方式是他的头本出生时的方向；第二枚简更有趣，因为它清楚地涉及到了周易，虽然简文不是出自该书的经典文本，这是基于《周易》得到卦，从而做出的占语，这证明随机生成卦是在使用中的。[4]
1910年此书还未出版时，伯希和就将沙畹考释汉文简牍一事告知罗振玉，并提到其中有“占书”[5]。罗振玉得知后，第二年就向沙畹索取有关资料，1912年沙氏向他提供了初稿和图片资料。随即罗振玉与当时也侨居日本的王国维据此作了释文和考证，于1914年在日本出版了《流沙坠简》。此书按简牍的内容和性质分类考释，创获极多，无愧中国简牍学史上的奠基之作。王国维对此书之贡献学者多有称道，而数术部分的考释则确实要归功于罗振玉。
将简牍析爲“小学术数方技书、屯戍丛残、简牍遗文”三大类是罗振玉的创意[6]，第一类“小学术数方技书”也由罗振玉完成。“小学、术数、方技”三分依照的是《汉书•艺文志》。术数类中又有名为“吉凶宜忌残简”的小类，共五支残简[7]，这几乎包括了这批简中全部的《日书》残简。从罗氏对这些残简的命名，小序中将之与亡佚的汲冢《琐语》相联繫，以及“均当在班《志》五行家中”的论断来看，罗氏对这些简性质的认识是极为準确的。
虽然罗氏遗憾地承认“右五简记吉兇宜忌，其义不可尽晓”，但对于《日书》残简的考释已经充分显示出他对中国古籍和考据方法的高深造诣。罗氏藉助传世古籍中的片段记载，尽力对简文中的数术词彙“随文加释”，如据《淮南子》释“大时”、“小时”，据《论衡》释“月杀”等。另外，“暦谱类”有《永元六年暦谱》一编[8]，虽不属于《日书》，但由于是具注暦日，加注了许多择日神煞，罗氏对其中“建除”、“反支”、“血忌”等的疏释，已经非常充分。虽然现在我们根据出土的整套《日书》已能对这些词彙有更全面的解释，但所利用的传世文献材料，基本不出罗氏当时所徵引。
1913年到1916年，斯坦因进行了第三次中亚考察，1915年在敦煌汉代遗存中得到汉代木牍166枚。这些资料藏于不列颠博物馆，在1918年沙畹去世后，由他的学生、汉学教授马伯乐（Henri Maspero，1883-1945）继续研究。从1920年开始至1936年，他共用15年时间完成了《中国古文书简影》。但此书到二次世界大战中才印刷，1953年方正式由大英博物馆公开刊行。马氏工作时，曾请他在巴黎的中国留学生张凤担任助手。1925年张凤回国时，马氏将照片交予他供参考。张凤在1931年将这批材料编入《汉晋西陲木简彙编》[9]出版。这批简中有较多的《日书》残简，但张氏只做了释文，未有考证，一些《日书》简被他称爲“曆表”。
1926年，北平中国学术协会与瑞典斯文赫定合组西北科技考察团赴蒙、甘、新、宁考察，这引发了“居延汉简”木简群的大量出土。但是这批汉简中数术简不多，而主要整理者劳榦又意在将简牍作爲“直接史料”考订汉史，对于数术类不甚留意，仅作了分类工作。他的整理成果《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10]的“释文是按简牍的‘种类’来分类的。计分‘文书’、‘簿籍’、‘信札’、‘经籍’、‘杂类’五篇。在这五篇中按照‘种类’中的‘性质’再分出若干小类”。他在序中说“这个设计是变通王国维设计的《流沙坠简》分类而成”，屯戍一类作了较多改动。“小学术数方技书”的範围改动不多，仅更全名爲“经籍”。其中最后一小类爲‘术数’，共8简[11]，其中2简爲耳鸣占[12]，3简爲乘法表，1简爲算数书，1简（居311.33）内容不明，恐非术数简，只有119.33号属于《日书》残简。而另一枚关于“盗”的《日书》残简（居458.1A），因爲背面有用作封检留下的字迹，而被归入封检类，正面的文字则未作讨论。
陈槃在居延数术简的研究上贡献巨大。他的《汉晋遗简偶述》虽多是短篇札记[13]，但确如缪钺所评：“如安石碎金，亦多精光”[14]。第2项论“不害日”，陈氏指出居延简13.6中的“不害日”为“日占家习语”，博引《论衡》等古籍论证汉代择日迷信，又举出《汉晋西陲木简》中的两枚《日书》简与古籍所述的择日互证，这可以称得上最早的《日书》残简辑成工作。第12项论“令人不宜子孙六畜五穀”，第24项论“八魁”，均涉及择日，陈氏正确地指出是方术禁忌之说。后来的《汉晋遗简偶述之续》又对“八魁”补充了一些材料[15]。陈槃为“治谶纬之巨擘”[16]，故能博引传世纬书、阴阳书以説明简文的性质和词彙的含义。比如对于“八魁”，罗振玉认爲“无考”，而陈槃引用《星经》、《春秋文耀钩》、《汉书》注以及敦煌出《北宋雍熙三年（986年）曆》説明“八魁”。但是由于不能找到完全对应的传世古籍，他依然感到这些数术简“所钞究为何书，不可知矣”。
依靠传世文献理解《日书》残简的局限日益体现，武威“日忌简册”以较爲完整的面目出土，给了重新认识这类简牍的机会。
1959年7月，甘肃武威磨嘴子6号东汉墓出土大批简牍，除重要的简本《仪礼》外，还有十一支短木简。陈梦家于1960年起参加仪礼简的整理，对这批材料也进行了研究，成果发表在《武威汉简》一书中。1964年4月，又在《武威汉简补述》中进行了补充。他从中区分出7支残简命名为“日忌木简”，其中6简“综列诸事于日辰之下，编以韵语，乃民间书也”，称为“日忌简册”[17]。至于简册的具体类别，陈氏判断为堪与书。“后世以葬曆图宅术言堪舆，于汉则为择日之术”，“堪与家”正是《日者列传》所列六种择日流派之一，陈氏的判断已经切近事实。而根据这个简册所作出的对汉代生活的描写也十分精彩，现引述如下：
敦煌、酒泉、居延等汉代烽燧遗址所出木简，多为屯戍文书，亦间有少数典籍、律令、字书、曆谱、医方并占书、日禁之书等。汉俗于日辰多忌讳，又信占验之术，王充讥之。《后汉书·张奂传》谓武威“俗多妖忌，凡二月五月产子及与父母同月生者悉杀之。奂示以义方，严加赏罚，风俗遂改”。所谓妖忌乃土着之所信奉，而统治阶级之迷信无所异。此改风易俗之张奂，在武威任内生子猛，占曰“必将生男，复临兹邦，命终此楼”，后果验云。不信民间之忌而信占验之术，此所以此墓主虽为饱学经师而于日禁之书有生死不能忘者，故与所习儒书同殉焉。
在考释中，陈氏重点讨论了“河魁”的含义[18]。由于受到简册篇幅的限制，陈氏对择日书的了解只限于宜忌。虽然他搜罗书传所载的日禁之事达16条之多，但引用到的敦煌《日书》残简仍不出陈槃所擧。
陈氏也意识到这个简册的有限，他设想中的正规择日之书是分门别类的，“葬曆、祭祀之曆、沐书、裁衣书、工伎之书皆所谓‘时日之书，衆多非一’，凡此皆专书”。在续作《武威汉简补述》中，他利用了刘复拟名为“吉凶避忌条项”的敦煌残卷（伯2661），不仅用以佐证武威日忌简册，还专门对残卷所载的裁衣之忌作了讨论。
但是，秦汉时现实使用的《日书》远比武威简册和传世书传中的只言片语丰富、複杂许多。而择日活动虽然经久不衰，但作为一种世俗行为，不断经历着变迁。与《日书》性质相同的选择通书历代都有重新编纂，现在可以见到的已是明清人所编的版本，无论是分篇方式、遣词造句，还是专用词彙、数术方法，都与秦汉时的《日书》相去甚远。缺少一个相对完整的文本供残简比照，一直限制着《日书》残简的研究。由于对《日书》残简不能识别，有时还造成了一些误解。居延新简中许多《日书》残简就被误会与天文星象有关，如居延新简EPT48:144本为记载“狗良日”，却误释“良”为“食”，被认爲是记载日食的残简[19]。夏鼐曾引用居延盗者简证明当时多有字“子孙”者，但他认为简上的“子孙”是实有之人[20]。如果能够知道《日书》占盗往往预测盗者姓名，而所列都爲当时所常见的姓名用字，那么证明将会更加有力。吴礽骧在《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掘报告》中进行过敦煌新出文书的分类，在第十二类占侯、卜筮书（7枚）和第十四类方技书（8枚）中，都没有包括《日书》残简。也许《日书》残简因爲“文意不清，难以释读”归入了第二十其他类[21]。
这种情况的改观开始于睡虎地秦简《日书》的发现。这批简出土于1975年12月，其中法律文书的释文半年时间内就在《文物》上连载[22]，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重视。但《日书》甲、乙种只在两年后专门刊布法律文书的释文的《睡虎地秦墓竹简》[23]中有简单的介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研究[24]。直到1981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云梦睡虎地秦墓》发掘报告，收入了《日书》甲、乙种图版和释文，但没有像同批的其他简册那样作出注释。但这仍为学者认识这种文献提供了方便，1973年出土的定州八角廊汉简和1977年出土的阜阳汉简中的《日书》就通过与睡虎地《日书》比较而得以明确性质。但此时对《日书》的认识还很模糊，1978年江苏连云港花果山云台西汉墓中出土的两枚曆谱残简，在1982年的考古报告中被认爲属于《日书》[25]。
通过一些有识之士对《日书》的研究，其在数术史和社会史研究上的价值越来越受到肯定，《日书》研究逐渐升温。1989年天水放马滩秦简《日书》甲种本释文在《秦汉简牍论文集》的发表和1990年文物出版社《睡虎地秦墓竹简》精装本的出版，更是大大推动了《日书》的研究。但这些都是秦《日书》，而汉墓中所出的几套《日书》一直没有正式发表，于是散见《日书》汉简就作爲一种仅有材料开始受到关注。
陈守亭在1991年“首届中国简牍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提交论文《从“秦俗多禁忌”论汉简资料中极少日书问题》[26]，搜集了敦煌、居延简中建除、反支、八魁、天李、血忌、入官忌、日忌和归忌共八类《日书》零简。他认爲“秦俗多禁忌”，汉代受其影响，禁忌在所难免，《论衡》即为辩证各种汉代迷信而作，但搜集到的《日书》汉简明显太少，从而提出疑问：“汉简是否尚有其他禁忌？是否尚未发现？或係汉人较理性？”
林剑鸣也感到“就在1972年—1974年及1976年、1982年新出土的一万九千余枚居延汉简（通称《居延新简》）中，也有不少《日书》残简”，他举出四支《日书》残简为证，还说“零星的资料尚有很多，若认真搜寻、缀合必将有所发现。这方面的工作，应是《日书》学者们不致忽略的吧？”[27]但由于“就目前所发表的资料来説，还祗有《睡虎地秦墓竹简》中《日书》甲、乙本，和放马滩《日书》甲种本最爲完整，具有研究价值”，林氏在该文中只讨论了这三套《日书》的内容异同，对他举出的残简未有考释。
胡文辉的研究则更爲深入。他对居延新简5.57A进行研究，指出“此简文字书写分四段，应当按分段自上而下竖读”，正确地将后面几句读作：“……五月移徙吉凶，吏卒失亡……西北殷光，正北吉昌……”，并与睡虎地《日书》乙种《嫁子□》比较[28]。
刘乐贤对于残简的研究伴随着他对睡虎地《日书》的全面校勘和考证。在《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一书中，他除了引用放马滩秦简《日书》外，还引用了《居延汉简》、《敦煌汉简》、《居延新简》中的《日书》简10多支，有些《日书》简是他首次指出。这些简被对应到睡虎地《日书》的相关篇目中，其涵义得到了阐明。但对于散简与睡虎地《日书》的不同之处，刘氏多未作解释。在刘氏《简帛数术文献探论》等着作中，散简也得到了类似的使用。
何双全有感于“汉代《日书》的内容和面目不甚明了”，撰成《汉简〈日书〉丛释》[29]，旨在将残乱的汉《日书》“整理归类，略加考释，为研究汉代《日书》做一基础工作”。何文收入的汉《日书》分四部分：首先是《武威汉简》中的《日忌·杂占》，何氏指出“细观内容实为《日书·忌》之残章，与占无关”，第二、三部分从敦煌汉简和居延汉简中分别摘出十余支《日书》残简，第四部分是选录了一部分悬泉汉简中的《日书》残册断简，后三部分都按简文内容进行了归类并分别给出了篇名。虽然何氏只是指出这些简可以与睡虎地《日书》比较，没有进一步的“释”，有些给出的篇名不太恰当，如《吉凶》、《时刻》、《星占》等，但是何氏所指出的汉《日书》的重要性和分篇整理的思路无疑是具有啓发意义的。
刘昭瑞《居延新出汉简所见方术考释》[30]中专门有择日术一节，讨论了一些曆日和《日书》残简，并且得出结论：“仅就新出居延汉简断简残编涉及的择日术内容看，一方面它反映出汉代择日术与秦简《日书》的继承关係，另一方面又反映出汉代择日术比《日书》更爲细密，涉及的人事更爲广泛”。
进行过散见《日书》简作整理工作的还有魏德胜。他初步翻检后认爲与《日书》有关的简牍，《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中约有60多枚，《敦煌汉简》中约有20多枚，在《居延新简、敦煌汉简中的“日书”残简》[31]中他列举了其中的33条简文。这两批简牍的年代主要在西汉末年至东汉早期，而他的钩稽和考证是以睡虎地秦简《日书》作为参照，这显然使他的整理受到了一些限制。而且他对散简仅作了“建除”、“择日”、“驱鬼祭祀”、“生子”和“其他”的分类，而且将“月杀”、“狗良日”和曆日简牍混入了“建除”残简。对于一些数术名词的解释多是引用前人观点，讨论显得不够充分。另外，其所引32、33简是分别记录了一至十二月的“刑”“德”所在方位，这种表格状的抄写形式在《日书》中常见，而魏德胜由于不熟悉这种文例，而推测这是“两个类似符咒的语句,把自外入内的祸事驱除出去,而把自内而外丢失的喜庆重又找回来。”这种猜测连他自己也觉得“也许是我们的异想天开”。
现在，孔家坡汉简《日书》已全文发表，是与残简更爲接近的参照系，《敦煌汉简》、《居延新简》等的出版也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而睡虎地秦简《日书》的研究也日益深入，对于简牍书写形式的认识也更加全面，这都为散见《日书》简提供了新的研究条件。现在，我们有必要在前辈研究汉《日书》零简成果的基础上，全面，精细地整理散见《日书》汉简，完成一部散见《日书》汉简的资料彙编，不仅包括释文，还包括简的出土、形制等信息，和与之相关的出土文献、传世文献资料。同时，以散简爲立足点疏理之前相关的《日书》研究成果，以获得新的研究和阐释角度。
（编者按：[1]罗帅：《河陇秦汉日书初探》，简帛网2006年8月2日。
[2]还有近2000枚残片当时未发表，最近整理成《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斯坦因所获未刊汉文简牍》（汪涛、胡平生、吴芳思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11月）一书刊布。
[3]Edouard Chavannes:Les documents Chinois découverts par Aurel Stein dans les Sables duTurkestan Oriental, Oxford,1913. 沙畹在前言中提及在他研究这批材料之前，斯坦因的中国助手蒋孝畹已经作过初步的释文。此外在辨识文字方面，沙畹也受到过吴勤训和魏怀的帮助，他们都是当时在巴黎的中国留学生。（《法国的先秦两汉出土文字资料研究概述》，载《法国汉学（第十一辑）》，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12月，第148~163页）
[4]沙畹书的中文译本尚未见到，这段文字是笔者根据法文本翻译的。笔者不通法语，译文是通过网络自动翻译系统初步翻译后修改而成的，或有错谬。今将法语原文抄录如下，以供检验：
Les traités de divination sont représentés par deux fiches; l’une d’elles nous enseigne à tirer des pronostics sur l’avenir d’un enfant d’après la manière dont sa téte se présente au moment de la naissance; le second de ces documents est plus intéressant, car il se rapporte manifestement au cycle du Yi King; bien qu’il ne soit pas tiré du texte méme de ce livre classique, il est fondé, comme lui, sur la considération des hexagrammes; il prouve que les spéculations sur les hexagrammes étaient à l’usage des diseurs de bonne aventure.
[5]罗振玉《流沙坠简·小学术数方技书考释序》称“往闻伯希和君言斯坦因博士所得古简中有字书、曆书、占书、医方”（《流沙坠简》，中华书局，1993年9月，第75页）。
[6]罗振玉致王国维信中云：“古简牍粗阅一过，拟分爲三大类：一小学、方技、数术书，二西域屯戍丛残，三简牍遗文，而总名之曰《流沙坠简》。弟拟编第一、三两种，其第二种最繁赜，非先生任之不可。”（王庆祥、萧立文校注，罗继祖审订：《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7月，第9页。）
[7]罗振玉、王国维编着：《流沙坠简》，中华书局，1993年9月，第93~95页。
[8]罗振玉、王国维编着：《流沙坠简》，中华书局，1993年9月，第88~90页。
[9]张凤：《汉晋西陲木简彙编》，上海：有正书局，1931年。
[10]1943年四川出版了石印本《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四册，1949年11月又在上海由活版印刷成二册本。
[11]劳榦：《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上海：商务印书馆，1943年，第563~564页。
[12]饶宗颐《居延简术数耳鸣目瞤解》（载《选堂集林·史林》，香港：中华书局，1982年1月，第295~299页）有论述。
[13]陈槃：《汉晋遗简偶述》，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6本，1948年1月，第309~341页。
[14]缪钺：《冰茧盦论学书札——致陈槃、劳榦》，载于《中国文化》2008年春季号，第188页。
[15]陈槃：《汉晋遗简偶述之续》，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3本，1952年7月，第358~359页。
[16]饶宗颐语，见氏着《邹衍书别考》，载《选堂集林·史林》，香港：中华书局，1982年1月，第122页。
[17]《武威汉简》中编为甲、乙、丙三册，至《武威汉简补述》将乙、丙合编为一册。同批的另6枚木简，陈梦家命名为“杂占木简”，是受了罗振玉归入“占书”类的“旅卦一简”的影响。
[18]除了研究本简册，1963年12月，陈梦家还在《汉简年曆表敍》中对曆注中的“建除”、“反支”、“血祭”、“八魁”、“归忌”等神煞作了详细的考证，认爲“有关于日之吉凶，……，乃是占家所用”。该文原载《考古学报》1965年第2期，后收入《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12月，第229~274页）。
[19]甘肃居延汉简考古队：《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汉简研究文集》，P495。原载《文物》1978年第一期。《居延新简粹释》仍持此说。
[20]夏鼐：《新获之敦煌汉简》，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9本，第248页。
[21]文载《敦煌汉简释文》（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1月）第319~320页，又载于《敦煌汉简》（甘肃省文物考古所编，中华书局，1991年6月）第73~74页。
[22]1976年7、8、9期。
[23]綫装本出版于1978年11月，有注释。平装本出版于1978年10月，其中六种法律文书有现代汉语译文。
[24]参见《云梦秦简资料、论着目录》，《云梦秦简研究》，中华书局，1981年7月，第358页。
[25]见《考古》1982年5期。
[26]陈守亭：《从“秦俗多禁忌”论汉简资料中极少日书问题》，载《简牍学报》第十四辑，1992年3月，第31~45页。
[27]林剑鸣：《〈睡〉简与〈放〉简〈日书〉比较研究》，《文博》，1993年第5期，第15~20页。又以《从放马滩〈日书〉（甲种）再论秦文化的特点》为题，载《简帛研究》第1辑，第62~72页。
[28]胡文辉：《居延新简中的〈日书〉残文》，《文物》1995年4期。
[29]何双全：《汉简〈日书〉丛释》，《简牍学研究》第2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6~41页。
[30]刘昭瑞：《居延新出汉简所见方术考释》，《文史》第43辑，中华书局，1997年，第49~59页。
[31]魏德胜：《居延新简、敦煌汉简中的“日书”残简》，《中国文化研究》2000年春之卷（总第27期），第65~70页。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5/514431.html

以上是关于文物-散见《日书》汉简研究述评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