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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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首发)
曹景年
《古文四声韵》是一部古文字形的资料彙编,由北宋夏竦于庆曆四年(1044)编成,共徵引古书、碑刻等资料100余种,收字形9000多个。[1]在体例上,《古文四声韵》以《切韵》平上去入四声为纲,分为五卷(平声分二卷),以楷体字头作统领,每个字头下收该字的古文或隶古定形体,其数少者一、二,多者数十个。由于其所录古文形体与《说文》颇有异同,故其真实性与学术价值长时间受到学者怀疑。20世纪以来,随着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各类简牍帛书大量出土,《古文四声韵》中的传抄古文日益引起学界的重视,产生了一批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尤其是徐海东的《<古文四声韵>疏证(一二三卷)》、王丹的《<汗简>、<古文四声韵>新证》、李綉玲的《<古文四声韵>古文探赜》、李春桃的《传抄古文综合研究》等,更是以博士论文的深度,对《古文四声韵》进行了综合研究。但是,当前的研究多从纯文字学的角度入手,仅限于对字形源流的考释,而对于利用该书字形研究其来源文献方面,还稍显薄弱。本文拟尝试从这一角度,选取其书徵引的“古孝经”来专门研究。
《古文孝经》的流传,在中国学术史上是一大疑案。概括来讲,其历史流传过程大致可分为六个阶段:(一)汉武帝时发现于孔子故宅,传说孔安国曾为之作传,西汉末刘向整理,东汉卫宏、许慎等曾传习,其后下落不明;(二)隋代与孔传一起复出,为刘炫所得并得到弘扬,但时人多疑为伪书,唐末五代再次亡佚;(三)唐大曆年间出土一本科斗文《孝经》,韩愈曾得见,但其后流传不明;(四)宋初句中正、郭忠恕、夏竦等频繁提到“古孝经”并引用其字形,但其所引到底何本尚不明了;(五)宋司马光从皇家秘府中得一《古文孝经》,隶定并作《指解》,其后此本大兴,多人注解,流传至今;(六)清初从日本回传一本《古文孝经孔传》,但学者多认为是日本人伪作,但经也有些学者经过详细考察,认为该书应是隋刘炫本在日本的流传。《古文四声韵》(以下简称夏书)成书于宋初,正是《古文孝经》流传的关键时期,其中徵引“古孝经”近340字,而《孝经》全文也只有1800字左右,通过考察这接近《孝经》全文四分之一篇幅的古文字形,将会得出当时《古文孝经》流传的丰富信息。
一、收字概况及字形略疏
夏书共收“古孝经”单字339个(已剔除重複出现的15个),加上一字多形,不同字形共415个。为方便后文讨论,先就夏书若干技术性问题进行疏释。
1、字形重出
夏书“古孝经”字形有15字重複出现,都是多音字,因分属不同的韵部而重複出现。重出字形有的完全相同,有的微有差异,当是抄写问题,未必来自不同的版本。
字形相同的有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遗),卷一11上平声、卷四6去声。[2]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闲),卷一36上平声、卷四23去声,去声隶定为“间”,误。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当),卷二17下平声、卷四39去声。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不),卷三32上声、卷五10入声。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后),卷三32上声、卷四43去声。
字形微异的有:“离”,卷一8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上平声、卷四3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去声。“妻”,卷一21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上平声、卷四13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去声。“丧”,卷二18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下平声、卷四39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去声。“藏”,卷二19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下平声、卷四39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去声。“行”,卷二20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下平声、卷四40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去声。“取”,卷三11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上声麌韵、卷三33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上声厚韵。“弟”,卷三12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上声、卷四13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去声。“厚”,卷三32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上声、卷四44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去声。“后”,卷三32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上声、卷四44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去声。“悖”,卷四17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去声、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卷五12入声。
2、字头隶定讹误
夏书在字形隶定方面有不少讹误,列举如下:
卷一7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夏书隶定为“羲”,经文无“羲”,应为“义”,夏书未收“义”字,正是因为该字形误入“羲”字形下。
卷一15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夏书隶定为“鱼”,字形确为“鱼”,但经文无“鱼”,应假借为“吾”,古“鱼”、“吾”音近互通。[3]“吾”字下有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卷一20),与此形接近。
卷二13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夏书隶定为“杨”,但经文无“杨”。此字形与《说文》手部“扬”字古文同,故此处亦应为“扬”。日系诸多抄本作“敭”,正是此字的隶定,参下文。关于讹误原因,李春桃认为是由于“杨”、“扬”前后排列,书写中脱去字头“扬”,致使本属“扬”下之字,都归属“杨”, [4]此说可从。另卷一33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夏书隶定为“惇”,经文无“惇”,考察字形,其实也应为“扬”字,只是字形稍变。
卷三2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夏书隶定为“踊”,但字形明显是“恿”(即勇)。夏书“勇”、“踊”二字头前后相连,“勇”下有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与此形同,而《集古文韵》[5]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字形(即踊)标注为出自“古孝经”,故怀疑此处字形误抄自“恿”字形,应从《集古文韵》改正。[6]
卷四23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夏书隶定为“间”,但经文无“间”而有“闲”:仲尼闲居。此应为“闲”,此形在上平声已出为“闲”(卷一88)。
卷四9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夏书隶定为“箸”,徐在国、李春桃都以为是古“者”字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卷三25)讹变,假借为“箸”;[7]国一姝以为是古“旅”字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卷三8)讹变,“箸”、“旅”同属古鱼部,音近通假。[8]二说皆可通。经文无“箸”而有“着”:宗庙致敬,鬼神着矣。“箸”为“着”古字,《说文》段注云:“(箸)假借为箸落为箸明,古无去入之别,字亦不从艸也。”[9]
卷五4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夏书隶定为“熟”,经文无“熟”,应为“孰”。从字形看前者为“熟”,后者为“塾”,都假借为“孰”。[10]夏书“熟”、“孰”二字前后相连,孰字下有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与后一形相近。
卷五17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夏书隶定为“绝”,经文无“绝”,李春桃认为应为“说”,假借为“悦”,他说:“《古文四声韵》‘说’字古文作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卷五17)两者明显同形。《古文四声韵》中‘绝’与‘说’两字相邻,猜想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原应在‘说’下,传抄过程中误置于‘绝’下。《订正六书通》中出于‘古孝经’的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和出于《裴光远集缀》的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都收在‘说’字下,《集篆古文韵海》收录相关形体亦放在‘说’字下,而相邻的‘绝’字下均不收此形体,可见从《汗简》到《集篆古文韵海》、《订正六书通》都把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这类形体当成‘说’(或悦)的古文,祗有《古文四声韵》一书与此不同,显然不合理。况且从形体上讲,古文与‘绝’字难以沟通,但是若看成‘说’字古文,则可通。可见‘绝’下收上录两个古文形体属于误置。”[11]他还解释了此形为“突”字古文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的讹写,而“突”与“兑”、“说”均可通用。[12]此说可纠正夏书之误。
卷五15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夏书隶定为“缺”,但经文无“缺”字,其实这两个字形有差别,应分别讨论。关于前一字形,夏书“诀”字下有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卷五15),与其全同,疑误置重出。后一字形,李春桃仍认为是“缺”[13],但关键是经文无此字。夏书“缺”字下,除了有此二字形,还有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此字形亦被《汗简》收录,但认为是“假”字,故推测后一字形亦应是“假”字,[14]借为“遐”,经文有“遐”:心乎爱矣,遐不谓矣。
卷五28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夏书隶定为“莫”,徐在国以为是“茉”,借为“莫”。[15]李春桃以为“萁”,[16]但经文并无“萁”,而“萁”与“莫”也无通假之例,徐说为优。
二、字形可靠性分析
《古文孝经》汉代发现于孔子故宅,这是后世《古文孝经》的唯一来源,夏书收有那么多“古孝经”字形,到底是来自真本还是后人伪作?通过与保留古文字较为可靠的《说文》及其他一些字书相比,可以发现夏书许多字形与其相合,但这也不能完全证明其可靠性,因为这也不能排除后人搜集字书古文字形而伪作的可能。但我们还发现,夏书字形有大量通假字或古今字,可以明显感觉到古文古字的风貌,而通假字或古今字,是一个字借用为另一个字,如果不深刻了解古代用字的规律,是很难伪作的。这方面例证非常多:
卷一3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冬”,古“终”字。卷一4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龚”,古“恭”字。卷一9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智”,用为“知”。[17]卷一9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厃”,古“危”字。[18]卷一14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子”,用为“慈”。卷一15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鱼”,用为“吾”。卷一17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者”,用为“诸”。卷一17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女”,用为“如”。卷一17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亡”,用为“无”。卷一25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垔”,用为“因”。[19]卷二10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它”,用为“他”。卷二16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古“酱”字,用为“将”。[20]卷二17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尚”,用为“当”。卷二19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古“臧”字,用为“藏”。[21]卷二23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型”,用为“刑”。[22]卷三7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俚”,用为“理”。卷三25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疋”,古“雅”字。卷四11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亚”,古“恶”字。卷四17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孛”,古“悖”字;卷四20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巡”,用为“顺”。[23]卷四38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襄”,用为“让”。[24]卷五2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彔”,用为“禄”。[25]卷五14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詧”,古“察”字。卷五23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睪”,用为“择”。[26]卷五29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乍”,古“作”字。卷五30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炽”,用为“职”。[27]卷五34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古“域”字,用为“国”。
以上这些具有明显先秦用字规律的用法,很难说出自后人伪造。另外,还有一些字形,虽不见于字书,但颇与先秦文字相合,如卷五29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博”,与出土战国古文相合。[28]卷五30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椁”,象形字,象棺木,下有土。[29]卷四40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政”,上多一横画,与战国文字相合。[30]这些例证充分说明,夏书字形是有可靠来源的。那到底来自哪里?我们认为,极有可能来自唐大曆年间出土的科斗文《孝经》,而此本应该是汉代旧本的出土。关于唐大曆年间《古文孝经》的出土,唐宋文献中有多次提及。
宋初人郭忠恕《汗简》卷七《目录略叙》引李士训《记异》云:“大曆初,予带经鉏瓜于灞水之上,得石函,中有绢素《古文孝经》一部。二十二章,壹仟捌佰柒拾贰言。初传李太白。白授当涂令李阳冰。阳冰尽通其法,上皇太子焉。”[31]而夏竦《古文四声韵序》也提到此事:“《汉书·艺文志》载《孝经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学之者鲜矣。……唐贞元中,李阳冰子开封令服之有家传《古孝经》及汉卫宏《官书》,两部合一卷,授之韩愈,愈识归公,归公好古,能解之,因遗归公。”韩愈《科斗书后记》所记与此相合:“贞元中,愈事董丞相幕府于汴州,识开封令服之。服之者,阳冰子,授予以其家科斗书《孝经》、卫宏《官书》两部合一卷。愈宝畜之而不暇学。后来京师,为四门博士,识归公,归公好古书,能通合之。愈曰:‘古书得据依,盖可讲。’因进所有书属归氏。”[32]
通过以上材料,我们可以得知这次出土《古文孝经》的几个信息:
(一)是古文科斗字形。这说明它很可能是汉代遗本,,因为汉以后《古文孝经》仅有刘炫本传世,而该本也早已隶定,不是古文。汉代刘向虽对古文经进行整理,但并没有把古文隶定为今文,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收有许多古文字体,其中不少当来自于古文经。《汉书艺文志》着录《古文孝经》下颜师古注引刘向云:“古文字也。”可见,两汉时期流传的古文经包括《古文孝经》,应该都是古文字体。
(二)共22章,1872字。考桓谭《新论》云:“《古孝经》一卷,二十章[33],千八百七十二字,今异者四百余字。”[34]东汉的桓谭所言《古文孝经》字数与大曆出土本完全一致,令人奇怪。众所周知,古代文献在传抄过程中文字错讹增减在所难免,《孝经》虽短,但现今所见的各种版本也没有字数完全相同的,而大曆出土本竟与700多年前桓谭所见之版本完全相同,这不能不让人怀疑二者实为一个版本。
(三)与卫宏的着作《官书》合为一卷。这一点让我们联想到该本《孝经》可能与东汉学者卫宏有关。许沖《上<说文解字>表》云:“慎又学《孝经》孔氏古文说。《古文孝经》者,孝昭帝时鲁国三老所献,建武时给事中议郎卫宏所校。”[35]许沖上距卫宏不到100年,所言当得其实。可见,卫宏曾校订过《古文孝经》。而大曆出土本又与卫宏《官书》合为一卷,因此,我们推断,大曆本很可能是卫宏所校本,正因为《古文孝经》与《官书》都出自卫宏之手,故将二者合为一卷。由此,我们还可以推断卫宏《官书》很可能与《古文孝经》同时出土。
其实,以上三点又是可以串联起来的。大曆本是科斗古文,与桓谭、卫宏有密切关係,而通过考察相关史料,我们发现桓谭与卫宏也有密切关係。《后汉书·桓谭传》云:“世祖即位,徵待诏,上书言事失旨,不用。后大司空宋弘荐谭,拜议郎给事中。”《后汉书·儒林传》卫宏条云:“由是古学大兴。光武以为议郎。”二人都好古学,且又同时做过议郎,而当时人们常常将卫宏、桓谭并称,《东观汉记》载:“光武兴立左氏,而桓谭、卫宏并共毁訾,故中道而废。”[36]“兴好古学,尤明左氏、周官,长于曆数,自杜林、桓谭、卫宏之属,莫不斟酌焉。”[37]可见,桓谭与卫宏都是东汉初年的大儒,而且由于共好古学,气味相投,卫宏既校订《古文孝经》,必定与其友桓谭交流学习,故桓谭《新论》所见的《古文孝经》,应是卫宏所校本。
通过以上考证,我们得出如下结论:唐大曆年间出土的《古文孝经》当为东汉旧本,是卫宏校订的版本,由于桓谭与卫宏俱好古学,志意相投,桓谭看到了卫宏所校订的版本,并在其着作《新论》中记下章数、字数等信息。后来或卫宏本人或其他人将《古文孝经》与卫宏《官书》合写为一卷传抄,并被埋到坟墓,唐大曆年间被李士训发现。
对于此本的来历,有人持怀疑态度。徐刚先生说:“这个本子的性质,到底是古代流传下来的真正的古文抄本,还是后代的人在古文本消失后,根据今文转写回去的本子,今天已经难以确知。”[38]其实,根据笔者以上考证,则此出土版本为东汉科斗本旧籍,当无疑议。
还有学者认为该本是项羽妾墓出土,而不是东汉旧本,这源于夏竦《古文四声韵序》中一句不明不白的话:“又有自项羽妾墓中得《古文孝经》,亦云渭上(当为“灞上”--引者)耕者所获。”于是有人认为,大曆本应该是从项羽妾墓出土,所以不可能是东汉遗物。如郭沂说:“推论项羽妾去世的下限西元前127年,为汉武帝元朔二年,时值武帝初期,也就是说,当时《古文孝经》刚发现不久。所以唐代从项羽妾墓中发现的这部《古文孝经》相当原始,它不但尚未为卫宏所校,而且也未为刘向审理。”[39]舒大刚也指出:“唐代大历年间李士训在灞上项羽妾墓所得石函绢素《古文孝经》也只二十二章,壹仟捌佰柒拾贰字,说明《古文孝经》自秦、汉以来相传的字数都是1872字,并无增减。”[40]此说根本不成立,项羽死于前202年,其妾的生活时代也应该在此前后,此时孔壁古文尚未出土,且即使项羽妾活到孔壁书出土,《古文孝经》也是经孔家人献给朝廷,随后藏之秘府,这在当时应该算是珍本,外人希见,而项羽妾若还活者,也不过是一山野耄耋村妇,如何能够得见并带入坟墓?这是其一。其二,卫宏、桓谭主要活动在东汉的光武时期(25-57),上距项羽之妾有近200年,在这200年间,《古文孝经》经过刘向、卫宏校订和广泛传习,而竟无一字增减,如何可能?
其实所谓的项羽妾墓,徐刚先生已经指出是“将此事与北齐武平年间彭城人发项羽妾冢得古文《老子》一事混为一谈”。[41]北齐时从项羽妾墓出土古文《老子》一事,明《正统道藏》中宋谢守灏《混元胜纪》,彭耜《道德真经集注杂说》引《老君实录》都有记载:“项羽妾本,齐武平五年(574)彭城人开项羽妾冢得之。”[42]项羽是楚人,其妾墓在彭城,而道家思想一直在楚地比较流行,从中出土古《老子》,是可以理解的。项羽妾墓有文献出土的传闻经几百年口耳相传,至五代宋初,便与唐大曆中出土《孝经》一事混淆。
唐大曆真本《古文孝经》出土后,李阳冰、韩愈等人曾有传习,后来可能还被书法、篆刻爱好者摹写,并在宋初被夏竦看到部分内容。
三、字形可疑性分析
夏书字形虽然有可靠性的一面,但由于资料来源驳杂,值得怀疑的地方也很多。吴大澂就认为《汗简》、《古文四声韵》“援据虽博,芜杂滋甚”。[43]其书之所以长期被冷落,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就“古孝经”字形来讲,我们发现其中有许多伪作嫌疑之处。
1、一字多形
夏书“古孝经”字形一字多形者甚多,有些差别不大,如“之”字: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卷一11);“君”字: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卷一30);“思”字: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卷一12);[44]“居”字: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卷一16)。这些相近的字形,说明它们来自同一祖本,但很可能是不同的抄本,因为如“居”字,经文仅一字,但却有二形。
有些字的多个字形差别很大。如“一”字有四形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卷五8);“用”字有四形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卷四2);“小”字可能也有四形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卷四30)。[45]“德”字有三形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卷五33)。“忝”字有三形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卷三35)。[46]“严”字有三形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卷二33)。“恺”字有二形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卷三14)。“淑”字有二形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卷五4)。“云”字有二形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卷一29)。“尼”字有二形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卷一10)。这些字有些只在经文中出现过一次,如“淑”、“尼”,却有多个差异很大的字形,可见其中必有伪作者,况且,即使在经文中多次出现,同一篇文献的用字如所列那样差别那么大。因此,我们断定,这些杂乱的字形应来自不同版本,而且必定有伪作成分。
2、字形来源各异
有些不同字形,可以明显判定有不同来源。如“睦”字二形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卷五5),前者为“睦”古文,[47]后者为“穆”古文,假借为“睦”。[48]如“子”字二形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卷三7),前者类似《说文》子部古文“子”,后者类似《说文》籀文“子”,二者字形来源完全不同。如“礼”字二形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卷三12),前者为“礼”古文,即“礼”;后者为“豊”,是一种礼器,假借为“礼”,二形来源绝不相同。这些来源不同的字形,有明显后人辑字的痕迹。
3、假借用法混乱
夏书一些字形的假借用法十分混乱,也可证明其中伪作成分的存在。假借用法的混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一字多形,且各借为不同的字。如卷一24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隶定为“才”,借用为“哉”。[49]卷三14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隶定为“在”,其实也是“才”。[50]两个“才”字,不但字形不同,而且一借为“哉”,一借为“在”。如卷一17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隶定为“如”;卷三9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隶定为“女”,实为“汝”。其实两字形都是“女”,一借为“如”,一借为“汝”。一字有二字形,且各借为不同的字,这样的用法出现在真本《古文孝经》中的可能性很小。
其二,一字借用他字表示,而此字又为他字所借。如卷四40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隶定为“性”,其实是“眚”字,假借为“性”;[51]卷四41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隶定为“姓”,其实是“性”字,假借为“姓”。 姓”字借用“性”字,而“性”字又借用“眚”字,同一书中,“性”字假借为别的字,而真“性”字却还要借用别的字,如同我自己有一物,将此物借与别人后,又从另外的人那里借取此物,岂非多此一举?
其三,两种字形都假借为同一个字。如前所举“孰”字二体,一为“熟”,一为“塾”,都假借为“孰”。
4、伪作证据明显
夏书“古孝经”字形中,有一个字可以作为其中有后人伪作的铁证。夏书卷三11有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字形,隶定为“古”,此形虽与《说文》古部“古”字的古文字形相近,但遍查各版本《孝经》均无此字,笔者先是疑虑,后来恍然大悟,知此“古”字必来自“古文孝经”标题,而先秦真传的《古文孝经》,是绝不会自题“古文孝经”的!此处不但自题“古文孝经”,而且还把“古”字拿《说文》中的字形来凑数!
5、有些字不见《孝经》经文
夏书所收“古孝经”字形有些并不见于各类《孝经》版本,考虑到通假等各种因素,也找不到相应的字。这样的字有如下几个:“支”,卷一6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仁”,卷一26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宠”,卷三2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处”,卷三9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露”,卷四10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帕”,卷四37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似为“怕”字,但经文无“怕”、“帕”字。“称”,卷四46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麦”,卷五21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什”,卷五26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目前尚无法判明这些字的来源,不过推测可能是误标或是来自比较低劣的伪作。
通过以上考察,我们认为夏书字形有很多伪作成分。关于夏书字形来源,南宋熊朋来曾指出:“其间钟鼎文字缺略,颇泛取俗书以备奇字。”[52]其所谓俗书,当指后人辑古文字形所作之本。宋初金石文字之学兴起,社会上应流传不少用古文字体写的书法作品,正如句中正以古文、篆、隶作三体《孝经》一样。夏竦之后不久的司马光,在皇家秘府发现了一本《古文孝经》,他也认为这是好事者用古字重写经文的结果:“孔安国以古文时无通者,故以隶体写《尚书》而传之,然则《论语》、《孝经》不得独用古文……此盖后世好事者用孔氏传本,更以古文写之。其文则非,其语则是也。”[53]司马光之言不会是空穴来风,起码可以说明,在宋初古文字的摹写是比较流行的。从这个宏观文化背景来考虑,我们推测,夏书所引的《古文孝经》伪作,要么是好事者刻意所为,要么是书法爱好者用古文字重新书写的《孝经》,夏书由于重在广博,又因为古文字资料比较难得,于是“泛取俗书”,把别人的伪作甚至书法作品也拿来用,从而造成了字形的驳杂。
四、版本来源分析
夏书字形来源杂乱,已如上述。通过与现存《孝经》版本的对校,还可以发现一些问题。现今可见的《孝经》版本,主要有三个系统,一个是今文系统,主要有《十三经注疏》本和敦煌出土的一些版本;一个是宋本《古文孝经》系统,有大足石刻本、《指解》合编本、《孝经刊误》本等;一个是日传本《古文孝经》系统,有十多个版本。[54]宋本与今文本比,除了多出“闺门”一章,其他文字大致相同,故通过夏书难以分辨,但它们与日传本比异文较多,故可以稍作分辨。
1、今文本、宋本与日传本异文但同时出现的字
“膝”与“育”字。今文、宋本“亲生之膝下”一句,日传本作“亲生育之”,“膝”、“育”字在相应版本皆仅出现一次。但夏书既有“膝”字,又有“育”字。卷五8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夏书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按字形应为“厀”,即古文“膝”字。卷五4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为“育”字。
“辟”与“避”字。今文、宋本“曾子避席”一句,日传本作“曾子辟席”,“避”、“辟”字在相应版本皆仅出现一次。夏书既有“避”,又有“辟”。卷四2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为“避”;卷五21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为“辟”。
“就”与“分”字。今文 “用天之道,分地之利”,[55]日传本古文作“因天之时,就地之利”,“分”、“就”字在相应版本皆仅出现一次。夏书既有“就”字,又有“分”字。卷四43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为“就”字;卷五17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隶定为“别”,与《说文》八部同,诸家也都认为是“别”字,[56]但各本经文均无“别”字,《说文》段注以为是“兆”字,但夏书有“兆”字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卷三21),与此不类,故此处是“兆”字的可能性不大。笔者以为应是“分”字,或“别”假借为“分”。
2、今文本、宋本仅见之字
卷五11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隶定为“厥”,今文、宋本“聿修厥德”,日传本为 “聿修其德”。[57]
卷四40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隶定为“病”,今文、宋本“病则致其忧”,日传本作“疾则致其忧”。
卷五22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隶定为“逆”,今文、宋本“以顺则逆”,日传本作“以训则昏”。
3、日传本仅见之字
“安”字。卷二5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隶定为“焉”,其实字形为“安”,用作虚词。经文中“安”作虚词且可与“焉”通用者,仅“安得为孝”一句,日传本同此,今文、宋本皆作“焉得为孝”。夏竦所见字形是“安”,仅与日传本同,但夏书又为何隶定为“焉”?笔者猜测,夏在隶定时是对照今文本《孝经》进行的,今文作“焉”,故即使字形为“安”,也隶定为“焉”。宋本是司马光根据秘府所藏古文本隶定,也作“焉”,我们推测秘府原本也应作“焉”,司马光照原字隶定,因为司马光作为好古派,没必要根据今文经改“安”为“焉”。这也可以证明,此处所引“古孝经”字形与司马光所见不同。
“吕”字。卷三8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隶定作“吕”,今文、宋本“甫刑云”,日传本作“吕刑云”。[58]敦煌出土的今文本也有作“吕刑”者,是隋唐时今古文混淆造成的,其实今文原本只作“甫刑”。[59]
“训”字。卷四20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夏书均隶定为“顺”,其实此二字形不同,应分别对待。前一字形即《说文》人部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字讹变,该字许慎释云“送也,古文以为训字”,可见此字应为“训”。夏书之所以隶定为“顺”,也是因为参考今文《孝经》的结果。按凡日传本作“训”之处,今文、宋本皆作“顺”,如日传本“先王有至德要道以训天下”,今文、宋本皆作“以顺天下”,可见,此处的“训”字正与日传本合。后一字形为“巡”字,字形稍讹。[60]《康熙字典》页部引《集韵》云:“顺古作巡。”可见,后一字形是以“巡”用为“顺”。
4、与宋本不同之字
卷二12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参,即曾参字,宋本作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61]这是《说文》晶部正篆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的隶定,与夏书字形不同,夏书字形与《说文》或体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同。
由以上可见,夏书所引“古孝经”版本,今文、宋本与日传本系统并存,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属于哪个版本系统,这也符合其书字形来源驳杂的事实。有学者认为:“夏竦所见之《孝经》,当即宋代从秘府流传出来的本子,并无别本。”[62]舒大刚先生的《论宋代的古文孝经学》[63]一文,也多将夏书所引“古孝经”与宋本笼统地混为一谈,从我们的考察来看,这种观点是有一定问题的。
五、与日传本字形比较
《古文孝经》在日本流传很广,至今可见的版本达十余个,最早的可到晚唐时期,其中保留了大量的隶古字和俗字,因此有必要就夏书字形与日传本字形进行比较研究,以探寻二者的关係,并考察日传本字形的可靠性。夏书字形多有与日传本相合者,如前文所列举的“育”、“辟”、“就”、“安”、“吕”、“训”等字,都是仅见于日传本而被夏书收录的。除此之外,在具体字形方面,也有更多相合之处。
胡平生先生曾考察过日传本中的隶古字和俗字,并以此来证明其可靠性:“翻阅足利本(日传《古文孝经》的一个版本——笔者),其书体有两个特点引人注目:第一是北朝至隋、唐的俗字的使用,第二是隶写古文……以这样的认识来考察日本古抄本《古文孝经》,我们不能不强烈地感到它们古风犹存。”[64]舒大刚利用日本刻书家天瀑山人所刻的《佚存丛书》本在中国的影印本,与夏书字形进行了详细对比,并指出:“四声韵所载《古孝经》字形,与日传《古文孝经》在字形上有可比性的共69例,四声韵有而日传《古文孝经》无者282例,日传本《古文孝经》有而四声韵无者24例,这些都无可比性,共306例。从有可比性的69例看,字形相同或相近的仅19例。相同的只佔69例中的30%弱,不同的多达50例,占70%强,如果将无可比性的一起加上,二者的不同文字多达356例,两者相同与不同的比例是19:356,约为1/18,约5%。”[65]由此,他认为二者差异巨大,没有同源关係。由于他又认为夏书字形来源可靠,由此断定日传本不可靠。舒先生所做的对比看似用数据说话,但其实并不严谨。
首先,舒先生所说的“无可比性”中,夏书有而日传本无者为282例,占绝大多数。但到底什么是“无可比性”呢?“夏书有日传本无”者,当然不是字之有无,既然二书都有某字,则字形肯定可以比较,又为何归入“无可比性”之列呢?笔者推测,其所谓的“无可比性”,最大的可能是字形完全一致,只是一个是古文,一个是楷书而已,考察其所言的282例,与日传本完全一致的俯拾皆是,如东与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卷一17)、同与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卷一17)、公与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卷一18)、臣与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卷一66),人与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卷一67)文与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卷一74)先与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卷二89)何与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卷二107)三与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卷二114),王与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卷二120)等等,例子不胜枚举,这些字形完全一致,舒先生却将它们归入“无可比性”中,进而在统计时又归入不同者,最终得出相同者仅佔5%的结论。可见,“无可比性”的归类掩盖了事实真相,二者的相同字应远多于5%。
其次,我们再看舒先生所作对比的69例。对这69个字,舒先生只是对字形进行简单图画式对比,而没有从文字源流角度进行分析,所以仅发现19例相同。二书字形对比,有几个前提需要明白,其一,前文已述,夏书字形不全为真;其二,日传本辗转传抄,大部分字已改为今文,部分可能有俗字杂入,所以,二者有不同是正常的,不能根据二者的不同就得出一为真,一为伪的结论。据我们研究,69例中字形相同或有渊源关係者41例,占59%。字形不同,各有所长,但以日传本为胜者9例;因日传本改为今文、又或杂入俗体,字形略有差异的13例;字形全异者6例,对比详情见附表。从数据看,二者具有高度的符合性,其不一致之处,也未必是日传本为伪而夏书为真。
第三,舒先生仅选取《佚存丛书》本进行对比,而此本成书于1799-1810年间,年代较晚。如果再参照更早的一些抄本,还可以发现更多二者相合的字形,今略举几例:
卷一17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隶定为“无”,实为“亡”,假借用法,日传本凡“无”皆作“亡”。[66]
卷一24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隶定为“才”,假借为“哉”,经文有“甚哉孝之大也”,胆泽城出土漆书《孝经》“哉”正作“才”。[67]
卷二13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为“扬”,即“敭”,日多个抄本都作“敭”,为古文字形的直接隶定。[68]
卷三7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隶定为“始”,字形为“乨”,是“始”字古文,日传本胆泽城本、猿投本、三千院本、弘安本并用此字。[69]
卷四10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隶定为“度”,日传本作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70],为古文字形的直接隶定。
由于受资料限制,笔者无法见到所有日传系统的《古文孝经》版本,只能就可见资料进行初步对比研究,但即使这样,我们就发现了这么多高度相似的字形,这很难用偶然来解释。前文我们已经指出,夏书可靠的字形来自唐大曆出土科斗文《孝经》,即汉代旧本,而日传本又有这么多与其相同之处,可见日传本《古文孝经》直接来自汉代真本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传统认为其为后人伪作的结论需要再作研究。
结语
《古文四声韵》保留的大量“古孝经”字形,是不可多得的研究《孝经》流传情况的重要资料。夏书字形来源并非一个版本,而是非常驳杂,有真有伪。一方面,其书所引“古孝经”的大量字形是可靠的,并且很可能来自唐大曆年间出土的由卫宏所校、桓谭所见的东汉旧本。另一方面,其书除了一些技术性的错误,如字形重出、隶定错误、前后错倒等之外,还有一字多形、来源各异、通假混乱、多版本并存等问题,尤其是收录“古文孝经”题名中“古”字的古文,这足以证明其中有些字形并不可靠,很可能来自后人收辑古字重写的“假古文孝经”。将夏书字形与日传系统的《古文孝经》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二者有高度的相似性,除了收有仅见于日传系统的若干字之外,字形方面也有许多雷同,仅以舒大刚先生所说的具可比性的69例进行对比,字形相同者达41例,近60%。这种相似性决非偶然,更可能是因为二者均有可靠性的共同来源。
附:夏书“古孝经”字形与日传本《古文孝经》部分字形对照表(共69例)
1、相同或来源一致(共41例)

夏书出处

夏书字形

日传本[71]

隶定字

备注

卷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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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隶定,稍有修饰。

卷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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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书字形为“龚”,即古“恭”字,日传本作 “龚”,今本、宋本皆作“恭”。[72]

卷一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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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隶定,字形稍讹。

卷一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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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隶定

卷一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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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隶定,增加偏旁。

卷一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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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隶定

卷二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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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隶定

卷二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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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隶定

卷二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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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隶定,有所简化。

卷二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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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书字形为古“臧”字,日传本为“臧”,今文、宋本皆作“藏”,虽字形不同,但仍可看到同源关係。[73]

卷二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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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直接隶定

卷二23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直接隶定

卷二28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直接隶定,略有差异。

卷三4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直接隶定

卷三6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直接隶定,稍有差异。

卷三7,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字形为“乨”,是“始”字古文,日传胆泽城本、猿投本、三千院本等并用此字。[74]

卷三11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直接隶定,稍有修饰。

卷三12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直接隶定

卷三13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直接隶定。据《说文》辛部,秦以“辠”似“皇”字,改为“罪”。

卷三14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直接隶定

卷三23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直接隶定,将“口”移至下方。

卷三25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直接隶定

卷三26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直接隶定

卷三27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直接隶定,略有差异。

卷三28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直接隶定

卷三32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直接隶定

卷四6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直接隶定,左侧偏旁移至上方。

卷四6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直接隶定

卷四9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直接隶定

卷四12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直接隶定

卷四17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退

直接隶定

卷四20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夏书字形为“训”古文,日传本为“训”俗字,虽字形不同,但仍可看出同源关係。

卷四23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直接隶定

卷五14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直接隶定,

卷五19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直接隶定

卷五31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直接隶定,微有差异。

卷五31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直接隶定

卷五33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直接隶定

卷五34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直接隶定

卷五34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直接隶定

卷五35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直接隶定



2、字形不同,各有所长,但多以日传本为胜。(共9例)

夏书出处

夏书字形

日传本

隶定字

备注

卷四5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据《说文》四部,夏书字形为古文,日传字形为籀文。各有其体,难判真伪。

卷五4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舒文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误。据《说文》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部,日传本为“育”或体。各有其体,难判真伪。

卷一16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夏书字形与《说文》几部篆体合,而日传本字形据《玉篇》为“居”古文,《说文》无“居”古文,有学者以为可补《说文》古文之缺。[75]

卷一26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夏书为地名之“陈”字,加土繁化;日传本为“陈列”古字“敶”字省定。[76]

卷一7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据《说文》我部段注,仁义之“义”,古文皆为“谊”,汉改为“义”。似以日传本为优。

卷一12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夏书字形为“箕”,借为“其”,但“其”古文一般作“丌”,夏书疑误辑“箕”古字为之。[77]

卷二25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日传本“繇”、“犹”皆有,用“繇”者多。[78]“繇”为“犹”古字,此处疑夏书有误。

卷三12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先秦多用“弟”为“悌”,夏书疑增偏旁。

卷三14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先秦多用“岂”为“恺”,夏书疑增偏旁。



3、已改为今文或俗字,字形略有变异者(共13例)

夏书出处

夏书字形

日传本

隶定字

备注

卷二6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改易偏旁

卷三9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字形略变

卷三11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字形略变

卷四9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字形略变

卷四7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改易偏旁

卷四11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后者为隋唐俗字[79]

卷四13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与今字同

卷四17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后者增加偏旁

卷五7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舒文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误。后者增加偏旁。

卷五21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改易偏旁

卷二27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略同,但为不规範俗字

卷三3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略同,但为不规範俗字

卷三21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略同,但为不规範俗字



4、字形完全不同者(共6例)

夏书出处

夏书字形

日传本

隶定字

备注

卷一25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俗字

卷一27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俗字[80]

卷二2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俗字

卷四20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俗字

卷四23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俗字

卷五4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古文-曹景年:《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考论



俗字




[1]《古文四声韵》有多种版本,本文所用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24册。
[2]本文标注夏书字形来源体例为:卷次+原书页码,此处是卷一第11页,原书每卷页码均重新编排。
[3]李春桃:《传抄古文综合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12年,第520页。
[4]李春桃:《<汗简>、<古文四声韵>所收古文误置现象校勘》,简帛网(http://www.bsm.org.cn)2011年4月13日。
[5]《集古文韵》为北京图书馆所藏宋刻配抄本《新集古文四声韵》后附文献,仅有上声残卷。关于其性质及与《古文四声韵》的关係,学界观点不一,或以为是《古文四声韵》残篇,或以为是两者并非一书,但无论如何,二者有明显的相承关係,则是无可否认的。请参阅李春桃:《传抄古文综合研究》第175页。
[6]李春桃:《传抄古文综合研究》第179页。
[7]徐在国:《隶定古文疏证》,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23页;李春桃:《传抄古文综合研究》第515页。
[8]国一姝:《<古文四声韵>异体字处理讹误的考析》,硕士学位论文,北京语言文化大学2002年,第52页。
[9]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93页。
[10]李春桃:《传抄古文综合研究》第573页。
[11]李春桃:《<汗简>、<古文四声韵>所收古文误置现象校勘》,简帛网2011年4月13日。
[12]李春桃:《古文考释八篇》,简帛网2011年4月13日。
[13]李春桃:《传抄古文综合研究》第78页。
[14]黄锡全:《汗简注释》,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412页。
[15]徐在国:《隶定古文疏证》第27-28页。
[16]李春桃:《传抄古文综合研究》第155页。
[17]徐海东:《<古文四声韵>疏证(一二三卷)》,博士学位论文,西南大学2013年,第104页。
[18]徐海东:《<古文四声韵>疏证(一二三卷)》第107页。
[19]李綉玲:《<古文四声韵>古文探赜》,博士学位论文,(台湾)国立中正大学2009年,第74页。
[20]徐海东:《<古文四声韵>疏证(一二三卷)》第352页。
[21]徐海东:《<古文四声韵>疏证(一二三卷)》第373页。
[22]徐海东:《<古文四声韵>疏证(一二三卷)》第397页。
[23]李春桃:《传抄古文综合研究》第197页。
[24]李春桃:《传抄古文综合研究》第666页。
[25]李春桃:《传抄古文综合研究》第582页。
[26]李春桃:《传抄古文综合研究》第589页。
[27]李春桃:《传抄古文综合研究》第564页。
[28]王丹:《<汗简>、<古文四声韵>传抄古文试析》,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http://www.gwz.fudan.edu.cn/)2009年4月28日。
[29]李春桃:《传抄古文综合研究》第595页。
[30]李春桃:《传抄古文综合研究》第683页。
[31]《汗简·目录略叙》,《丛书集成续编》上海书店1995年影印本。
[32]《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三,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
[33]应为二十二章之误,脱一“二”字。
[34]《汉书·艺文志》孝经类小序颜师古注引。
[35]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787页。
[36]《东观汉记》卷十五範升条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70册。
[37]《后汉书·郑範陈贾张列传》
[38]徐刚:《古文源流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8页。
[39]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07页。
[40]舒大刚:《司马光指解本<古文孝经>的源流与演变》,《烟台师範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第30页。
[41]徐刚:《古文源流考》第110页。
[42]转引自冯广宏:《老子传世版本三系说》,《文史杂誌》2009年第1期,第9页。
[43]吴大澂:《說文古籀补》,《金文文献集成》(第17册),(香港)明石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第202页。

[44]徐海东:《<古文四声韵>疏证(一二三, 卷)》第128页。
[45]前二形夏书隶定为“妙”,后二形隶定为“少”,但经文无“妙”和“少”,应该都假借为“小”。
[46]徐海东以为前二字为“太”,但经文无“太”字。见《<古文四声韵>疏证(一二三卷)》第631页。
[47]李春桃:《传抄古文综合研究》第123页。
[48]李春桃:《传抄古文综合研究》第39页。
[49]经文无“才”字,应借用为“哉”,日传本中正有此用法,见本文第五部分。
[50]李春桃:《传抄古文综合研究》第200页。
[51]李春桃:《传抄古文综合研究》第682页。
[52]转引自舒大刚:《论日传本<古文孝经>决非“隋唐之际”由我国传入》,《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第112-113页。
[53]司马光:《古文孝经指解·序》,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82册,第88页。
[54]今文系统的敦煌版本请参阅张涌泉主编:《敦煌经部文献合集》第4册,中华书局2008年。宋本系统的大足石刻本见马衡:《马衡讲金石学》,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164-170页;《指解》合编本及《孝经刊误》本均见《四库全书》第182册。日传本有石川泰成的汇校本《古文孝经旧抄本之研究(资料篇)》最为全面,日本庆应义塾大学附属研究所斯道文库藏。各系统内的版本只有细微差异,不影响下文考证。
[55]宋本作“因天之道,因地之利”,无校勘价值。
[56]李绣玲:《<古文四声韵>古文探赜》第351页。
[57]石川泰成:《古文孝经旧抄本之研究(资料篇)》,日本庆应义塾大学附属研究所斯道文库藏,第38页。
[58]石川泰成:《古文孝经旧抄本之研究(资料篇)》第42页。
[59]张涌泉主编:《敦煌经部文献合集》第4册,中华书局2008年,第1901页注(54)。
[60]李春桃:《传抄古文综合研究》第197页。
[61]]马衡:《马衡讲金石学》第167页。
[62]徐刚:《古文源流考》第110页。
[63]见《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第102页。
[64]胡平生:《日本<古文孝经>孔传的真伪问题》,《文史》第23卷,中华书局1985年,第290页。
[65]舒大刚:《论日传本<古文孝经>决非“隋唐之际”由我国传入》第115页。
[66]徐海东:《<古文四声韵>疏证(一二三卷)》第353页。
[67]石川泰成:《日本出土木简·漆纸文书を用いた『论语』『古文孝经孔氏伝』の隋唐テキストの复原》,九州产业大学国际文化学部纪要,第56号,[87]-[115](2013),第110页,以下简称《孔传复原》。
[68]石川泰成:《伝锦小路本『古文孝経』隶定古文并异体字疏证》,九州产业大学国际文化学部纪要,第55号,[29]-[50](2013),第31页,以下简称《小路本疏证》。
[69]石川泰成:《小路本疏证》第32页。
[70]石川泰成:《小路本疏证》第34页。
[71]日传本字形直接采自舒文附录。
[72]石川泰成:《古文孝经旧抄本之研究(资料篇)》第105页。
[73]石川泰成:《古文孝经旧抄本之研究(资料篇)》第116页。
[74]石川泰成:《小路本疏证》第32页。
[75]徐海东:《<古文四声韵>疏证(一二三卷)》第154页。
[76]徐海东:《<古文四声韵>疏证(一二三卷)》第212页。
[77]徐海东:《<古文四声韵>疏证(一二三卷)》第130页。
[78]石川泰成:《古文孝经旧抄本之研究(资料篇)》第84、104页。
[79]石川泰成:《小路本疏证》第39页。
[80]石川泰成:《孔传复原》第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