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鼓山西周墓葬M3出土中臣鼎铭文别议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石鼓山西周墓葬M3出土中臣鼎铭文别议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石鼓山西周墓葬M3出土中臣鼎铭文别议
《陕西宝鸡石鼓山西周墓葬发掘简报》(下简称《简报》)公布了一批出土于该墓葬的周初青铜器,其中一件是出土于M3的“中臣登鼎”,其上的铭文释文为:“中臣登鼎辛司”;[1]后李学勤先生发表了《石鼓山三号墓器铭选释》一文,称该器为“中臣鼎”,将铭文改释为:“中臣尊鼎,帝
石鼓山西周墓葬M3出土中臣鼎铭文别议(后)”,认为“帝后”即庚姬尊、卣(《集成》5997、5404)中的“帝后”,即已故王的配偶,是女性,应当是武王之后邑姜;同时指出该器铭文并非铸款,而是用锋刃器契刻而成。[2]
刘俊俊先生在《新出铜器铭文的整理与研究》中释文从《简报》所释,注释云:
“发掘者将此铭文解释为‘中臣作了专门祭祀用的鼎,用来祭祀辛。’李学勤对此鼎铭文的隶定为:‘中臣尊鼎,帝
石鼓山西周墓葬M3出土中臣鼎铭文别议(后)’,并指出‘中臣’二字均为反书,‘
石鼓山西周墓葬M3出土中臣鼎铭文别议’字从‘后’声,读为‘后’。另外,李学勤指出‘中臣’即‘内小臣’,‘帝后’即已故王的配偶,‘中臣尊鼎,帝后’连起来的意思就是说此鼎是内小臣所司,以供帝后祭事之用。”[3]
李先生的考释影响很大,尤其是说“帝后”为邑姜为许多学者所接受。如辛怡华、王颢先生在《再论石鼓山西周墓葬的墓主及族属》一文中从李先生说,认为“‘中臣尊鼎’铭内的‘帝后’,就是姜太公之女、武王之后邑姜”、“墓主与邑姜是一个家族,即墓主户氏家族属于姜姓。”[4]
尹盛平、尹夏清先生在《关于宝鸡市戴家湾、石鼓山商周墓地的国别与家族问题》一文中也据李先生说认为“宝鸡市石鼓山商周聚落遗址及其墓地,属于姜太公家族是合乎情理的,何况还有M3出土的‘帝后’(邑姜)家族的铜器为佐证。”[5]
有新闻媒体甚至以“陕西石鼓山西周墓地主人系姜太公之女”为标题进行宣传报道,[6]各网站竞相转载,使很多人相信石鼓山发现了武王王后邑姜的墓。
因为李先生文中没有提供器铭图片,笔者曩撰文时也引用李先生说《中臣鼎》上有“帝后”之称,[7]后来蒙学友提醒查看了《简报》上的铭文图片,笔者对《简报》和李先生对铭文的释读有些不同的看法,尤其感觉说与武王王后邑姜有关不甚可靠,故兹谈一些不成熟的意见,请方家指正。
《简报》公布的鼎铭文拓片如下:
石鼓山西周墓葬M3出土中臣鼎铭文别议
看看铭文就知道,“臣”下的一字释“登”或“尊”可能都不準确,这个字应该释“具”,《花东》甲骨文中有如下写法:
石鼓山西周墓葬M3出土中臣鼎铭文别议《花东》333
石鼓山西周墓葬M3出土中臣鼎铭文别议《花东》480
这种“具”的写法是在“鼎”上加“𠬞”,其本义当是放置、摆设鼎的意思。再看《中臣鼎》的这个字形,上面的正是“𠬞”,最下面两个正反对称的“y”形笔画应该是鼎足,上面“目”形是鼎身,大概在这个笔画较繁的字里刻写不易,所以刻成这种形状,后来的金文里的“具”所从的“鼎”也有不少这种“目”形的写法,如《秦公钟》(《集成》262)等,[8]“鼎”也简化作“贝”形,《说文》里也就说“具”是从“贝”,所以这个字是“具”无疑。
这个“具”可能是人名,即此“中臣”名“具”,也可能是用为动词的“具”,从文辞上看用为动词的可能性比较大。《说文》:“具,共(供)置也”,引申为具备、置办等义,《广韵·去声·十遇》:“具,备也,办也”,皆其引申义。《圅皇父簋》(《集成》4141)中说的“具”和《圅皇父盘》(《集成》10164)说的“一具”,陈梦家先生认为“一具是器物成套者”,[9]一具就是一套,为量词,似乎与该鼎铭的“具”非一义。
至于“辛”字,李学勤先生释“帝”,但是甲骨文、金文中的“帝”没有这种简省写法,尤其是没有上面的倒三角形笔画作填实状的,在“辛”字上却很常见。这个字形可以和
石鼓山西周墓葬M3出土中臣鼎铭文别议父辛卣盖(《集成》04975)上的“辛”对看:
石鼓山西周墓葬M3出土中臣鼎铭文别议中臣鼎
石鼓山西周墓葬M3出土中臣鼎铭文别议《集成》04975
二者的相似度是很高的。殷商金文中“辛”有不少是作中间一横笔然后两段上翘的写法,中臣鼎铭是刻写,这个字左边一笔正是上翘的一笔,右边的笔画可能是刻写时没掌握好,笔锋下出头了,可的确是“辛”字,《简报》所释无误。
“辛”下一字,是从司从卩,可能是“司”的繁构,后来从人作“伺”,“卩”象人坐之形,会人坐而伺察、候伺意。段玉裁于《说文》“司”下注:
“《郑风》:‘邦之司直’,《传》曰:‘司,主也。’凡主其事必伺察恐后,故古别无‘伺’字,‘司’即‘伺’字。《见部》曰:‘覹,司也’、‘䙾,司人也’,《人部》曰:‘伏,司也’、‘𠊱,司望也’,《页部》曰:‘䫔,司人也’,《㹜部》曰:‘䫔,司也’,‘豸’下曰:‘欲有所司杀’,皆即今之‘伺’字,《周礼》师氏、媒氏‘禁杀戮’之注皆云:‘司犹察也’。俗又作 ‘覗’。”
当然,这个字也可能是“㚸”字的或体,因为刻写不太好行笔,将拐弯比较多的“女”简写成“卩”。在甲骨文中,作为偏旁的“女”和“卩”有时可以互用,比如“艰”字,常见的写法是从壴从女,也可写作从壴从卩(如《合》24146、24147)。
无论是“司(伺)”还是“㚸”的别写,都应该读为“㚸”,裘锡圭先生指出:
“商代王之配偶中,其尊者当可称‘姒’,卜辞中之‘㚸’可能多爲此种人。但其他贵族配偶之尊者应亦可称‘姒’。甚至不能完全排斥卜辞中的某些‘㚸’,係称呼王或其他贵族之姊的可能。……称王配爲‘后’疑是周人之习。‘司’、‘后’虽由一字分化,但从卜辞‘㚸’之各种写法所包含之表音成份来看,卜辞中用作女性称谓之‘㚸’只能读‘姒’。”[10]
这无疑是极正确的看法,这个字不能读为“后”,商时固然没有称王配爲“后”的说法,而直到西周时期,王配也找不到有“后”的称谓,而是沿用商制称“司”或“㚸”,如“帝司”、“王㚸”等,也简称“㚸”,即“姒”。
称王配为“后”确系周制,徐坚《初学记》卷十引《白虎通》曰:“天子之配谓之后。后者,君也。天子之配至尊,故谓后也。”徐坚案云:
“夏殷已前,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大率皆称妃。故黄帝有四妃,帝喾四妃。周则天子立后,正嫡曰王后。”
其中后两句注“出《汉官》及《齐职仪》”,并非是徐坚的观点。这里说夏殷以前“大率皆称妃”不可靠,说“天子立后”是周代的事情则符合事实,但读胡口切的“后”之称,恐怕要晚到西周以后。裘锡圭先生说“司”、“后”一字之分化是对的,把反写的“司”读胡口切,当属于裘先生所说“同义换读”的情况,[11]当属晚出。
“㚸(姒)”在西周金文中用为女性尊称和姓的都有,所以“辛㚸”的“㚸”也不能确定是尊称还是姓。
这个鼎铭当释为“中臣具鼎辛㚸”,是说中臣为辛㚸供置了该鼎,“中臣”李学勤先生认为即“内臣”;“具”大概也包含了製作的意思,先作而后得具之。
“辛㚸”的身份无法确定,《集成》0439、0440新㚸簋有“新㚸”,为西周早期器,“辛”、“新”古字通,[12]也许二者有关;《集成》03849叔向父簋中有“㛙姒”,《释文》释作“㛙(辛)姒”,[13]然为西周晚期器,年代不同,应非一人,但说明辛㚸、新㚸、㛙姒这样的人物在殷周之际应该是常见的女性称谓,即非“帝后”,也难与武王的妻子邑姜扯上关係,除非有坚实的证据证明邑姜有“辛㚸”的称谓,可目前还没有发现这方面的材料。
另外,据杜预《左传注》、皇甫谧《帝王世纪》等传世文献记载,邑姜是齐太公吕尚之女,这大概是魏晋之时才有的说法,更早的记载找不到,但空穴来风,非是无因,《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楚右尹子革说“昔我先王熊绎,与吕伋、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吕伋是齐太公之子,下面又说“齐,王舅也,晋及鲁、卫,王母弟也”,说明在太公和吕伋的时候,齐的确与周王室有姻亲关係,而文献中文、武、成、康四世间可考的姜姓王配就是武王之妻邑姜,杜预才注说:“成王母,齐大公女”,认为成王之母就是邑姜。故必是有古传邑姜是出自姜姓的吕氏,方衍生出此说。而从《简报》介绍的石鼓山西周墓葬出土的器物看,并没有姜姓吕氏家族的蹤迹。
《简报》指出M3的墓主是户氏,与《简报》同时发表的《石鼓山西周墓葬的初步研究》一文中根据器物形制的情况分析认为“宝鸡石鼓山M3的主人是西周早期的高等级贵族,石鼓山西周墓地是姜戎族的户氏家族墓地。”[14]只是从器物的铭文里看不到有姜姓氏族的痕迹,器物上的族徽鸟、万、户、冉、曲、单、亚羌、重等,似乎与殷人关係更密切。李学勤先生认为“户”可能就是今陕西户县的扈,是夏人之后,为姒姓,则又非姜戎之族了。
说户氏是姒姓的扈,倒是能与《中臣鼎》上的“辛㚸(姒)”联繫上。可上面说过,这里的“㚸(姒)”是女性尊称还是姓难以确定,如果是尊称难以找到与邑姜的联繫,如果是姓,就更与邑姜无关了。
那么,据此说“墓主与邑姜是一个家族”或说墓主就是邑姜,便没有了最起码的根据,强与比附难以据信。
[1] 石鼓山考古队:《陕西宝鸡石鼓山西周墓葬发掘简报》,《文物》2013年02期。
[2] 李学勤:《石鼓山三号墓器铭选释》,《文物》2013年第4期。下引李先生说均出此文,不另出注。
[3] 刘俊俊:《新出铜器铭文的整理与研究》,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5月,53页。宁按:此中的“后”原均作“后”,非,均改正。
[4] 辛怡华、王颢:《再论石鼓山西周墓葬的墓主及族属》,《文博》2014年第2期。
[5] 尹盛平、尹夏清:《关于宝鸡市戴家湾、石鼓山商周墓地的国别与家族问题》,《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2期。
[6] 任学武:《陕西石鼓山西周墓地主人系姜太公之女》,人民网2016年07月14日转《中国文化报》,http://art.people.com.cn/n1/2016/0714/c206244-28553613.html
[7] 王宁:《岐山县贺家村墓葬M11出土昔鸡簋铭笺释》,简帛网2017-02-13.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728
[8] 参东莲池:《新金文编》,作家出版社2012年,294页所收字形。
[9]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上册,中华书局2004年,253页。
[10] 裘锡圭:《说“㚸”(提纲)》,《裘锡圭学术文集》第一卷《甲骨文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525-526页。
[11]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年,219-222页。
[12] 高亨纂着,董治安整理:《古字通假会典》,齐鲁书社1989年,99页。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第三册,中华书局2007年,2057-2062。
[14] 王颢、刘栋、辛怡华:《石鼓山西周墓葬的初步研究》,《文物》2013年第2期。
(编者按:本文收稿时间爲2017年8月8日09:22。)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5/5125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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