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唐男卣铭文补释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唐朝-唐男卣铭文补释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唐男卣铭文补释
最近由于偶然的机会，笔者见到了一件唐男卣。笔者查阅吴镇烽先生的《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和《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发现这件卣并没有着录，乃为首次出现，卣的纹饰、铭文都非常重要，所以今天介绍出来供大家研究。
唐朝-唐男卣铭文补释
唐男卣
唐朝-唐男卣铭文补释彝，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释为唐的字，从宀从易，是一个从易声的字，易与唐上古都是阳部字，声母相近，从易之字常与唐字相通假，例子很多，如《春秋·昭公十二年》：“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阳。”《左传》阳作唐；《战国策·赵策》：“秦以三军强弩坐羊唐之上”，马王堆帛书本此处“羊唐”作“羊肠”；卜辞中的商王成汤或作成唐；战国楚玺“上场[宀邑]大夫玺”，上场读为“上唐”；赵国货币三孔布面上的文字“南行易”即古书上的“南行唐”[2]。唐男，唐国的国君，类似的称呼如金文中许男，许男鼎《集成》02549“许男作成桓母媵尊鼑（鼎），子子孙孙永宝用。”唐、许都是国名，男是爵称。
唐国的历史很久远，武丁时期的宾组卜辞中就有唐国的活动[3]，西周早期，《史记·晋世家》：“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乱，周公灭唐。”，灭唐之后成王把自己的弟弟虞封在了唐这个地方，称为唐叔虞，叔虞见于二零零一年在山西曲沃县曲村镇北赵村晋侯墓地一一四号墓葬出土的叔虞方鼎[4]，二零零七年在《考古》第三期上，朱凤瀚先生撰文介绍了一件香港私人收藏家所藏的一件青铜簋。簋的内底铸有铭文二十二字，铭文内容非常重要，讲的主要是唐伯改封到晋作晋侯。唐伯侯于晋的唐伯是唐叔虞的儿子燮父，这一发现对于讨论晋国名号的由来有重要的价值[5]。晋侯为燮父最早的称呼，成王始封叔虞于唐，所以称为唐叔虞，到其子燮父时由唐迁于晋才称为晋侯。《竹书纪年》：唐迁于晋，作宫而美，王使让之。簋的年代有成王康王两说，王泽文先生认为簋属于康王时期，《左传》昭公十二年：昔我先王熊绎，与吕伋、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四国皆有分，我独无有。我们认为簋属于康王是正确的[6]。昭王南征时期的铜器，安州六器中有一件中觯铭文“王大省公族于庚，振旅，王赐中马自厉侯四秉”，庚李学勤先生认为即是唐国[7]。西周晚期的柯史簋铭文“柯史作唐姒媵簋”[8]，《国语•郑语》记载周王室史伯言于郑桓公曰：‘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二零零一年湖北郧县五峰乡肖家河出土了一批春秋早期的铜器，铭文显示是唐子所作，唐子就是唐国的国君[9]。春秋晚期唐国被楚国所灭。由此我们看到，唐国的历史可以分为两段，周公灭唐前唐国在山西，即今天的山西洪洞坊堆永凝堡一带，周公灭唐后唐国被迁到了今天的唐河县一带。
唐国的族姓，文献中目前记载有两种说法，唐为姬姓，《国语》韦昭解“应、蔡、随、唐皆姬姓也”；唐为尧后，祁姓，《史记·晋世家》司马贞《索隐》“唐本尧后，封在夏墟，而都于鄂，鄂，今大夏是也。及成王灭唐之后，乃分徙之于许郢之间，故《春秋》有唐公是也，即今唐州也。”[10]。我们认为唐的族姓最有可能是姚姓，证据如下，现藏辽宁省博物馆的
唐朝-唐男卣铭文补释叔樊鼎铭文“
唐朝-唐男卣铭文补释弔（叔）樊乍（作）昜（唐）姚宝鼎”，昜（唐）姚，证明唐为姚姓。应侯墓地所出土的西周晚期的应姚簋铭文“唯十月丁亥，应姚乍（作）弔（叔）（诰）父（簋）”，应姚，应为嫁给应国的唐国女子。
唐朝-唐男卣铭文补释
唐朝-唐男卣铭文补释叔樊鼎铭文
唐男卣铭文“唐男作父丁宝
唐朝-唐男卣铭文补释彝”，上面我们已经分析了这件卣的时代属于穆王时期，所以唐男应该是穆王时期唐国的君主，生活的地点应该在今天的唐河县一带。笔者查阅吴镇烽先生的《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和《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发现唐男的铜器还着录的有两件，分别是唐男方鼎和唐男
唐朝-唐男卣铭文补释圆鼎，这两件唐男鼎的铭文和唐男卣的铭文一样，唯一的区别是唐男方鼎和唐男
唐朝-唐男卣铭文补释圆鼎的铭文后面都缀有族徽“子
唐朝-唐男卣铭文补释”唐男卣的铭文后面没有带族徽。由唐男器物的铭文用到族徽和日名来看，唐国受到商文化的影响很大。
这两件唐男鼎的时代都属于西周早期前段，唐男卣的时代属于穆王时期，我们知道西周早期属于殷商后裔铸造的铜器都带有族徽，随着时间的发展到了西周中期穆王时期，殷商后裔铸造的铜器带有族徽的习惯慢慢消失，唐男卣属于穆王时期没有带族徽正反应了这一现象。唐男
唐朝-唐男卣铭文补释圆鼎的铭文“唐男
唐朝-唐男卣铭文补释作父丁宝
唐朝-唐男卣铭文补释彝”，由此我们知道西周早期有一代唐国的君主名
唐朝-唐男卣铭文补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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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男方鼎 唐男方鼎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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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男
唐朝-唐男卣铭文补释圆鼎 唐男
唐朝-唐男卣铭文补释圆鼎铭文
[1] 张懋镕：《芮公簋盖识小 兼论垂冠大鸟纹》，《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第三辑），科学出版社，第80-88页。
[2] 曹锦炎：《胡唐姬鼎铭文小考》，《中国文字学报》（新七辑），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63-68页。
[3] 孙亚冰：《易国考》，《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七辑)，中华书局，2008年，第42-48页。
[4] 李伯谦：《叔夨方鼎铭文考释》，《文物》2001年第8期。
[5] 朱凤瀚：《觉公簋与唐伯侯于晋》，《考古》，2007年第3期。
[6] 王泽文：《爻公簋试读》，《甲骨文与殷商史》新一辑 ，线装书局，2008 年，第 227 - 238 页。
[7] 高崇文：《从曾鄂考古新发现谈周昭王伐楚路线》，《江汉考古》2017年第4期。
[8] 王正，雷建鸽：《柯史簋与柯国、唐国》，《中原文物》2015年第5期。
[9] 黄旭初，黄凤春：《湖北郧县新出唐国铜器铭文考释》，《江汉考古》2003 年第1期。
[10] 徐少华：《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6-59页。
（编者按：本文收稿时间爲2017年10月2日20:46。）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5/5125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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