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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论孟子言勇

（上海市）

《梁惠王下》有孟子与齐宣王言勇一章，孟子以匹夫小勇与文王、武王之勇说之。余以清华竹书《厚父》之故，反复诵读其辞。略有所得，表之如次：
一者，孟子引《诗》言文王之勇，实因“密人不恭”而起。此乃牧伯所职。然孟子截取其文，其所重者，“以对于天下”耳。战国之世，天子微弱既久，齐桓、晋文故事已不合时宜。孟子遂但称仲尼之徒无道其事，“后世无传，臣未之闻也”（《梁惠王上》）。
一者，孟子引《书》言武王之勇，此鼎沸之亟，非诸侯纲常。孟子所重，“安天下之民”耳。诸侯二世而得天下，此孟子所以诱齐宣王也。大勇以安天下，虽诸侯亦可。此孟子秉其正也。
按卫鞅入秦，首说、复说孝公以帝道。此当为战国游士持论所崇，然亦可知仲尼之学渐不售矣。又说以霸道，而公善之。此犹齐宣王问孟子齐桓、晋文之事，知战国诸侯颇有好于此者。又说以帝王之道比三代，公曰：“久远，吾不能待”。此犹孟子以文、武二世而安天下之民，以说齐宣王。又说强国之术，“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公数日不厌。《孟子荀卿列传》云：“秦用商君，富国彊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此强国之术之效也，但泯其正耳。由甘龙、杜挚、赵良言辞，知秦之旧学尚存。况关东列国，博学者代不乏人。楚地竹书多为故籍，此其验也，惟驳杂耳。
然太史公曰：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歎也。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此诚然矣。
乙未暮春廿三日子时
（编者按：本文收稿时间爲2015年5月10日23：43。）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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