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楚季”其人与“楚季钟”的年代

文物-“楚季”其人与“楚季钟”的年代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文物-“楚季”其人与“楚季钟”的年代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楚季”其人与“楚季钟”的年代


(荆州博物馆)
2012年8月17日湖北省文物局和宜昌市联合主办《万福堖遗址考古发现新闻发布会》,宣布宜昌万福堖西周遗址出土“楚季钟”等重大发现,邀请北京大学、湖南省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等处的文物考古专家展开学术鑒定。据有关报道,最近该遗址在基建施工中发现一处青铜窖藏,出土12件青铜器(编钟11件、鼎1件),其中一件铜钟刻有16字铭文,是爲“楚季钟”。考古工作者清理了3个灰坑幷得到鬲、簋、尊、罐、粗柄豆等一批陶器。经过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李伯谦先生鑒定,这批铜器和陶器的年代爲西周中晚期,是早期楚文化考古的重大发现和突破。笔者受到这一重大考古发现的鼓舞,特撰此文讨论历史上的“楚季”其人其事以及“楚季钟”的年代等相关问题,以资学术界讨论批评,以期对楚文化考古研究有所裨益。
一. 《楚季钟》释文
“楚季钟”铭文在铜钟的钲部刻有三行,另有一字延刻在鼓部左上侧,经考古学家李伯谦、古文字学家刘彬徽等证认,铭文辞意甚清楚。兹据有关报道,参照铭文照片,依原行款写出释文如下:
楚季宝钟,氒(厥)
孙乃(乃)献工(贡)公,公
其迈(万)年受又(佑)
福。
作器者爲“楚季”之孙,受器者爲“楚季”其人。“公”字下有重文符号,故计重文实刻17字。作器者径直将此钟称爲“楚季宝钟”,又将其“献贡”给“公”,故“公”有可能与“楚季”爲同一人,或可称爲“楚季公”。
以往发现同类礼器多是用于“祭享”祖先的祭器,此器乃是“献贡”给健在“季公” 的贡品,这与它出土于窖藏而非随葬品的身份是相符合的。作器者与受器者存在授受关係,必定共存于当时,故铭文中的“孙”非“裔孙”而是“祖孙”之孙,即孙子给祖父作器贡献给健在的祖父,幷以祖父的称呼命名之。即使“公”非“楚季”而另有其人,但作器者“厥孙”与“楚季”爲祖孙辈关係是可以肯定的,因此只要找到历史上有关“楚季”其人其事的相关记载,就可以确定“楚季钟”的绝对年代。
二. “若敖生楚季”与“楚季钟”的年代不符
文献记载楚有“季氏”,《世本·氏姓篇》:“楚季氏,楚若敖生楚季,因氏焉,陈大夫有楚季融”;“季融氏,楚斗廉生季融,子孙氏焉。”楚国季氏名人有季然,《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楚子…使熊相禖郭巢,季然郭卷”,谓楚平王曾使“季然”爲卷地筑郭城。《史记》、《汉书》载有楚人游侠“季布”,谓“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
传世铜器《楚季苟盘》有18字铭文:“楚季苟(敬)乍(作)奶(芈)尊媵盥盘,其子子孙孙永保用享”[1],何浩先生认爲“季苟”爲若敖少子“楚季”之后,该盘的製作时间可定在春秋早期[2]。上文列举的楚季、楚季苟、楚季融、季然、季布等,均属?楚“季氏”家族。
依文献,楚“季氏”似应归于“若敖氏之族”。“若敖”即楚王熊仪,在位27年,卒于周平王七年(前764年),被尊爲“若敖”,这是楚君有謚号之始。如果若敖少子爲“楚季”,则“楚季之孙”距离若敖本人差三代,按平均20年一代计算,那麽“楚季之孙”只能生活在春秋早期偏晚。也就是说,如果“楚季钟”的作器者爲若敖氏之后,那麽“楚季钟”的年代只能是春秋早期偏晚,这与万福堖遗址的考古学年代相差太远。
李伯谦先生曾面告笔者,按传统分期,万福堖窖藏出土的甬钟和垂腹鼎具有西周中期特点,铜鼎花纹饰回首垂尾的夔纹,可以早至恭懿时期;尤其是灰坑出土的陶鬲和陶簋具有典型的西周中期特徵,当然延至西周晚期不是没有可能;如果仅凭铜器,我们还不敢轻易下结论,因爲铜器的延续时间较长,但一看陶器就非常清楚了,说是西周中晚期是没有问题的。笔者揆度李先生的意思,是说万福堖遗存的年代最晚不能晚于西周晚期,最早不能早于西周中期,而以西周中晚期之际较爲适宜。我们如果援引“若敖生楚季”的文献,将“楚季钟”的年代定在春秋早期偏晚,那就与考古事实不相符合了。因此必须另闢蹊径,寻找与考古学年代相符合的“楚季”其人。
三. 从“楚叔之孙”铭文说起
春秋时期的青铜器铭文中屡次出现“楚叔之孙”的称呼,如:
楚叔之孙倗[3]
楚叔之孙以邓[4]
楚叔之孙克黄[5]
楚叔之孙途爲[6]
以上铭文中的“之孙”当做“裔孙”解。上所列“倗”、“以邓”、“克黄”、“途爲”的共同祖先是“楚叔”,这个“楚叔”当与“楚季钟”铭文中的“楚季”爲兄弟关係,必爲楚之王族。由于若敖之前,楚王没有謚号,而楚王世系中屡次出现兄弟相继的情况,故“楚叔”、 “楚季”很有可能是同一代兄弟相及的楚王。
李零先生认爲“楚叔之孙倗”就是楚康王时的令尹薳(蒍)子冯[7],得到学术界认同。李学勤先生认爲“楚叔”是《左传·桓公六年》所载楚武王之弟蒍章,薳(蒍)子冯是其玄孙[8]。《世本》载蒍氏出自蚡冒[9]。郑樵《通志》载:“薳氏亦作‘蔿’,芈姓,楚蚡冒之后。薳章食邑于薳,故以命氏”[10]。《左传·宣公四年》载若敖生斗伯比,斗伯比生斗谷于菟,“斗谷于菟…实爲令尹子文,其孙箴尹克黄使于齐。”此证铭文中的“克黄”是若敖氏之后。那麽“楚叔”是楚国贵族薳(蒍) 氏和若敖氏的共同祖先,显然应该到若敖以前的楚先公先王中去寻找。爲研究方便,特将楚武王以前的楚王世系列如下表:
季连→

附沮→

穴熊→

……→

鬻熊→
(周文王)
熊丽→

熊狂→

熊绎→
(周成王)
熊艾→

熊?→

熊胜









熊杨→

熊渠→
(夷厉)
熊挚红










熊延→

熊勇
(848)









熊严→
(838)
熊霜
(828)









熊徇→
(822)
熊咢→
(800)
若敖→
(791)
霄敖→
(764)
蚡冒
(758)









楚武王
(741)

上表中箭头“→”表示父子关係,上下幷列表示兄弟关係,括号中表示同时代相当的周王以及楚王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公元前年份。
上表中若敖以前兄弟继位的有四代楚王,但包括和超过三兄弟的仅有两代,即熊渠三子与熊严四子,前者在西周中晚期之际,后者在西周晚期。“楚叔”、“楚季”最有可能是这两代中的某一代楚王。
先说熊严四子。《史记·楚世家》载:
熊严十年卒,有子四人:长子伯霜,中子仲雪,次子叔堪,少子季徇。熊严卒,长子伯霜代立,是爲熊霜。熊霜元年,周宣王初立。熊霜六年卒,三弟争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难于濮;而少弟季徇立,是爲熊徇。
《国语·郑语》:
夫荆子熊严生子四人:伯霜、仲雪、叔堪、季徇。叔堪逃难于濮而蛮,季徇是立。薳氏将起之,祸又不克。
韦昭《注》:“濮,南蛮之国,叔熊避难处也。”《周礼·职方氏》“八蛮七闽”,贾公彦疏:“按《郑语》史伯曰‘蛮,芈蛮矣’,《注》云‘谓上言叔熊避难于濮蛮,随其俗如蛮人也,故曰蛮。’…叔熊居濮如蛮,后子从分爲七种,故谓之七闽也。”《国语·郑语》“楚蚡冒于是乎始啓濮”,《史记·楚世家》“(熊通)乃自立爲武王……于是始开濮地而有之。”可知濮地的开化是在叔熊逃濮70多年以后的事。
李零先生认爲铜器铭文中的“楚叔”就是楚王熊严的第三子叔熊(或叔堪)[11]。此说亦有文献依据,《潜夫论·志氏姓》:“芈姓之裔熊严……生四人:伯霜、仲雪、叔熊、季紃。紃嗣爲荆子,或封于夔,或封于越。夔子不祀祝融、粥熊,楚伐灭。公族有楚季氏…季融氏…皆芈姓也。”此说于荆子季紃之后称“公族有楚季氏”,显然暗示“楚季”就是“季紃”。
然而文献所载叔熊已经变成了濮地的野蛮人,周宣王七至八年楚薳氏欲帮助叔堪起事夺取王位,未获成功。可以想见叔熊逃难后终身未能返回楚国,那他怎麽可能以“楚叔”之名繁衍一支势力强大的宗室后裔呢?这显然是不合理的。“楚叔”既然排除了“叔堪”的可能,那麽“楚季”自然就不可能是“季徇”(季紃)了。合乎逻辑的结论是:“楚叔”、“楚季”极有可能是熊渠三子的中子和少子。
四. 熊渠封三子爲王与“楚季”其人
楚君在周朝始封爲子爵。《史记·楚世家》载“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周原甲骨文“楚子来告”证明“鬻熊子事文王”确有其事,即鬻熊时就是子爵。2011年上半年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侯家族墓(M2)出土一件“□子丽”鼎[12],有学者将“□”字释爲“荆”,幷认爲器主“荆子丽”是鬻熊之子熊丽[13]。笔者认爲楚人一般不自称爲“子”,器主自谓“荆子”殊不可解,此说姑且存疑。虽然楚在熊绎以前就是子爵,但熊绎之封仍然具有决定性意义,即周朝正式封赐了田地和都城。
“楚子”或“荆子”是周朝或中原诸国对楚君的称呼,楚人自称国君爲“楚公”、“楚王”或“荆王”。如《楚公逆镈》和《楚公逆钟》称楚王熊咢爲“楚公逆(咢)”;曾侯乙墓《楚王镈》称“楚王酓(熊)章”,淅川下寺二号楚墓出土“新命楚王酓樊”戈,寿县楚墓出土“楚王酓前”鼎、“楚王酓忓”鼎,传世有“楚王酓审”盏等。包山楚简(246) 云:“举祷荆王自酓鹿(丽)以就武王”[14]。新蔡楚简:“赛祷于荆王以逾(降),训至文王以逾(降)”(甲三: 5);“荆王、文王以逾(降)”(零301、305)[15]。然自楚武王熊通以前的“荆王”大都是对内自称,熊通开始正式对外称王。据《史记·楚世家》记载,熊通通过随侯请求周王室加授尊号,“王室不听”,熊通怒曰:“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爲武王,与随人盟而去,于是始开濮地而有之。”
楚武王之前,楚国有过一段短暂的“封王”历史,即熊渠分封三子爲王。《史记·楚世家》载:
熊渠生子三年。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謚。”乃立其长子康爲句亶王,中子红爲鄂王,少子执疵爲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
《大戴礼记·帝系》:
季连産附祖氏,附祖氏産穴熊,九世至于渠鲧。出自熊渠,有子三人:其孟之名爲康,爲句亶王;其中之名爲红,爲鄂王;其季之名爲疵,爲戚章王。
《世本》(秦嘉谟辑补本《帝系篇》):
出自熊渠,有子三人, 其孟子名爲无庸,爲句袒王;封其中子红爲鄂王; 其季子名爲疵,爲就章王。
周夷王在位时间较短,在共和以前,年数难以确知。《竹书纪年》载:“(夷王)七年,虢公帅师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获马千匹。”“夏商周断代工程”定周夷王在位八年(前885~878年),《史记·周本纪》“是爲夷王”《正义》引《帝王世纪》云“十六年崩也”。我们姑且认爲周夷王在位8~16年。
熊渠藉口“蛮夷不与中国之号謚”爲由,大封三子爲王,则熊渠自爲“王中之王”,实际将自己摆在与周天子平等的地位。至厉王时“去其王”也应是去三子王号,而熊渠以后又回到对内称“王”、对外爲“子”的老路上去了。前引《国语·郑语》称“荆子熊严”,就是一例。自熊通以后楚人也开始采用“中国之号謚”,如熊通弑蚡冒而立则予之恶謚曰“厉王”[16],自己生称号爲“武王”,其子謚曰“文王”等等。熊渠分封,仿效周朝以地名爲王号,是周初“封建”的一次翻版,在楚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略说如下:
⑴ 加快了蛮族地区的封建化。三子所封“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后来虽然去其王号,但分封的事实已然造成。三王分封给这些落后地区带来了先进的青铜文明,这与后来“叔熊”的蛮夷化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⑵ 大大拓展了楚国的势力範围。周成王封楚仅有丹阳附近的“子男之田”,熊渠分封将国土拓展到“江汉间”,这与楚武王“开濮地而有之”,楚文王“实县申息”一样,对楚国的扩张和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⑶ 开啓了兄弟争夺王位的祸端,自熊渠以后连续出现子孙三代兄弟相争的局面,自楚王熊咢才恢复父子相继的传统。
⑷ 楚国开始了王室衰弱、宗室强大的历史。熊渠三子形成三大氏族,延及后世。他们的裔孙虽然已获得“斗氏”、“蒍氏”等氏姓,但爲了体现王室血统,在铜器铭文中仍称爲“楚叔之孙”、“楚季之孙”。有学者考证熊渠长子伯庸,就是屈原《离骚》自称的“吾皇考曰伯庸”[17],若此说不误,则屈氏爲“楚伯之孙”,亦可聊备一说。
五. “楚季”执疵统治的地域
熊渠分封以地爲国名,在周夷王时初分封爲“王国”名;周厉王时“去其王”而改爲“侯国”名。据《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载:“琴氏传之楚三侯,所谓句亶、鄂、章,人号麋侯、翼侯、魏侯也。”两套国名不尽一致,然互相参照,大致可考出其地域。
(一). 长子庸爲句亶王
关于句亶王,《〈史记〉集解》引“张莹曰‘今江陵也’”。《路史·国名纪(丙)》亦谓句亶在“今江陵”。句亶国即麋侯国,“麋”爲江滨之意。《诗经·小雅·巧言》“彼何人斯,居河之麋”,郑玄《笺》:“麋,本又作湄。”毛《传》“水草交爲湄。”《左传·僖二十八年》“余赐汝孟诸之麋”杜预《注》“麋,湄也。”《说文》、《尔雅·释水》:“水草交爲湄。”《释名》“湄,眉也,临水如眉也。”《诗·秦风·蒹葭》“所谓伊人,在水之湄。”毛《传》“水隒也”,《正义》曰:“隒是山岸,湄是水岸,故曰水隒。”是故“麋”或“湄”与“江陵”都有水边高岸之意。
《元和姓纂》“楚大夫受封南郡麋亭,因以爲姓。”《通志·氏族略》“以亭爲氏”条:“麋氏,楚大夫受封于南郡之麋亭,因以爲氏。”《路史·国名纪》卷丙“麋,芈姓子,今荆之当阳,旧云均之郧乡,非也。”综上,则“句亶”或“麋侯”国在荆州江陵、当阳一带。
(二). 中子挚红爲鄂王
鄂国素有武昌东鄂、南阳西鄂之说。2007年湖北随州安居镇西周墓(羊子山M4)出土“噩(鄂)侯”、“噩中(仲)”铭文铜器,表明西周早期的鄂国在随州安居古城[18]。
依上引《吴越春秋》所载次序,鄂王挚红应是“翼侯”。《左传》隐公五年“曲沃庄伯以郑人、邢人伐翼…翼侯奔随”,杜预《注》“翼,晋旧都,在平阳绛邑县东”;隐公六年“逆晋侯于随,纳诸鄂,晋人谓之鄂侯,别居鄂。”杜预《注》“随,晋地”。晋之“翼侯”被称爲“鄂侯”,是因爲晋侯由“翼”地而别居“鄂”地之故,同理楚之“鄂王”被称“翼侯”也应如是,晋楚具有相同的地名盖缘于古唐国的迁徙。
《世本·居篇》“唐叔虞居鄂。”《史记晋世家》“晋唐叔虞者…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索隐》“唐本尧后,封在夏墟,而都于鄂。鄂,今在大夏是也。及成王灭唐之后,乃分徙之于许、郢之间,故春秋有唐成公是也,即今之唐州也。”《集解》“《世本》曰‘居鄂’;宋忠曰‘鄂地今在大夏’。”《正义》“《括地志》云:‘故唐城在绛州翼城县西二十裏,即尧裔子所封。’……今随州枣阳县东南一百五十裏上唐乡故城即是后子孙徙于唐。”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七载“唐城”云:“(随)州西北八十五裏,春秋时唐侯国。”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五“今湖广德安府随州西北八十五裏有唐城镇。”《通志·氏族略》“以国爲氏”条:“成王灭唐,故子孙爲唐氏,此晋之唐也。《宣十二年传》‘楚子使唐狡与蔡鸠居告唐惠侯,使潘党率游阙四十乘,从唐侯爲左拒。’其地在今随州唐城县,此楚之唐也。”显然“晋之唐”早于“楚之唐”,后者系由前者迁徙而来。
据上所引,“随”、“翼”、“鄂”等地原在河汾之东的古“唐国”故地,成王灭唐之后唐人由晋南大夏地区迁往河南南阳,相关地名随之搬家,出现在南阳盆地,如南阳有唐州、西鄂等是其孑遗。稍后唐人又迁往今随州唐城镇或枣阳之上唐乡,地名搬家又出现在随枣走廊,如“唐”、“随”、“翼”、“鄂”等。因此熊渠之子鄂王又称“翼侯”,是因爲“翼”、“鄂”两地相近,可以指代同一地区之故。熊挚红先称王时,建都于鄂,故称“鄂王”;后改称侯时,徙都于翼,故称“翼侯”。
(三). 少子执疵爲越章王
“越章王”上引《大戴礼记·帝系》作“戚章王”,《世本·帝系》作“就章王。”《说文》“戚,戉也”;“戉,斧也。”《左·昭十五》“戚钺、秬鬯…文公受之。”黄锡全先生认爲“越章”本应作“戚章”,考据精审,可资参考[19]。
《说文》“戚”字段玉裁《注》:“戚之引伸之义爲促迫,而古书用戚者,俗多改爲蹙。”又《说文》“蹙,迫也”,徐铉《注》:“李善《文选注》通‘蹴’字。”《礼记·曲礼》“蹙路马刍有诛”《释文》“蹙,本又作蹴。”《集韵》“蹙,与蹴同。”《类篇》“蹴,或作蹙。”《唐韵》、《集韵》、《韵会》、《正韵》“蹙”字幷音“噈”。因此“戚章王”本应作“蹙章王”,与“蹴章王”相通。
依《说文》“蹙”字“从足戚声”,是形声字。而《释名》云“戚,蹙也,斧以斩断,见者蹙惧也”。依后者则“蹙”字从戚从足,意即以斧钺砍断一足,是会意字。准此则“蹙”字与“夔一足”相近,“蹙章王”或者“越章王”应是文献记载中的“夔越”之君。
《书·舜典》、《尚书·益稷》载“夔”爲乐官,《舜典》又称爲“夔龙”。《韩非子·外储说左下》、《吕氏春秋·察传》载鲁哀公问孔子“夔一足,信乎?”孔子解释说“若夔者一而足矣”。然而更多的文献则载“夔”是一只脚的动物,与孔子之说不同。如《山海经·大荒东经》“有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其名曰夔”。《国语·鲁语》“丘闻之:木石之怪曰夔、?两”,韦昭《注》“或云夔一足。”《说文》“夔,神魖也,如龙,一足。从夊;象有角手人面之形。”段《注》“按从夊者,象其一足;云如龙,则有角可知。故卝象有角,又止、巳象其似人手,页象其似人面。”《说文》“夒,贪兽也。一曰母猴,似人。从页,巳止夊,其手足。”段《注》“似人面手足,巳止象其似人手,夊象其足。”从许慎对小篆的解释来看“夔”或“夒”字象人面和两手一足之形。甲骨文有“高祖□”,其字似母猴而一足,王国维释“高祖夋”, 唐兰、郭沫若释“高祖夔”。
楚国有一属国叫“夔子国”,春秋时爲楚成王所灭。《春秋经·僖公二十六年》“楚人灭夔,以夔子归。”杜预《注》:“夔,楚同姓国,今建平秭归县。夔有不祀之罪,故不讥楚灭同姓。”《左传·僖公二十六年》载:
夔子不祀祝融与鬻熊。楚人让之,对曰:‘我先王熊挚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窜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斗宜申帅师灭夔,以夔子归。
杜《注》:“熊挚,楚嫡子,有疾不得嗣位,故别封爲夔子。”《国语?郑语》“芈姓夔越”韦昭《注》云:“夔越,芈姓之别国,楚熊绎六世孙曰熊挚,有恶疾,楚人废之,立其弟熊延。挚自弃于夔,其子孙有功,王命爲夔子。”《史记?楚世家》载:
(熊渠)后爲熊毋康,毋康蚤死。熊渠卒,子熊挚红立。挚红卒,其弟弑而代立,曰熊延。
《索隐》云“谯周以爲‘熊渠卒,子熊翔立;卒,长子挚有疾,少子熊延立’”。《正义》引“宋均注《乐纬》云:‘熊渠嫡嗣曰熊挚,有恶疾,不得爲后,别居于夔,爲楚附庸,后王命曰夔子也。’”《水经注·江水二》“(江水)又东过秭归县之南,县故归乡,《地理志》曰‘归子国也’。《乐纬》曰‘昔归典叶声律’。宋忠曰‘归即夔,归乡盖夔乡矣’。古楚之嫡嗣有熊挚者,以废疾不立,而居于夔,爲楚附庸。后王命爲夔子。《春秋》僖公二十六年,楚以其不祀灭之者也。”
上述文献关于熊渠三子的嗣位问题比较混乱,有必要加以厘清。首先有“恶疾”者“熊挚”幷非中子挚红,而是少子执(挚)疵,因爲挚红在熊渠卒后顺利继位,不存在“有疾不得嗣位”的问题,而从两人的名字来看,少子“疵”才是有疾者,《说文》“疵,病也。”因此别居于夔的应是“蹙章王”挚疵,其病就是跛一足。
其次,熊渠有嫡子三人,长子早死,由次子继位;次子死,其“嫡嗣”应是少子挚疵,故文献称“熊渠嫡嗣熊挚有恶疾”。
再次,谯周谓熊渠卒后“子熊翔立”,按《帝系》、《楚世家》等皆称“熊渠三子”,未闻有第四子,合理的解释应该是:谯周的说法有误,熊渠卒后,可能曾由其长子毋康之子继位,但很快被熊渠次子挚红取而代之。或者挚红死后,其子继位,但很快被熊渠少子挚疵取而代之。这个“子熊翔”可能是毋康之子,或挚红之子,熊渠之孙,由于即位太短而没有纳入正式的楚王世系。
第四,《楚世家》载“挚红卒,其弟弑而代立曰熊延”,依此则“弑而代立”发生在“挚红卒”之后,则挚红是自然死亡,所弑者另有其人。可以肯定所弑者非“熊渠嫡嗣”,而挚疵以“嫡嗣”身份“代立”,改名曰“熊延”,以延熊渠之祀也。
第五,挚疵别居于夔时,“鬼神弗赦”,即没有获得祭祀先祖的权利,以致后世的“夔子不祀祝融与鬻熊”,楚成王以此爲藉口灭夔。
上述史实厘清之后,再来解释“夔越”之君,何以被称爲“魏侯”的问题。黄锡全先生指出“夔”“归”“魏”三字可通,如《史记·楚世家》“灭夔”,《索隐》“谯周作‘灭归’。”《国语·郑语》“芈姓夔越”,《左传·宣公八年》孔颖达《疏》引“夔”作“归”。《水经注·江水二》引宋忠曰“归即夔”。《后汉书·郡国志》“秭归本归国”,刘昭《注》引杜预说“夔国”。《庄子·天下》“岿然而有余”,《释文》“岿本或作魏。”《尔雅·释畜》“犩牛”郭璞《注》“卽犪牛也。”因此“夔侯”就是“魏侯”[20]。至此《吴越春秋》所载“楚三侯”——麋侯、翼侯、魏侯,与句亶王、鄂王、越章王的关係,得到圆满解释,而鄂王挚红、越章王挚疵就是铜器铭文中的“楚叔”与“楚季”。
“夔越”或者“越章”的地域从秭归向东延至宜昌、枝江一带,与句亶王所据的江陵、当阳地区相比邻。宜昌万福堖西周遗址就位于宜昌与枝江交界的江湾地区,此地也许就是春秋时的“訾枝”。在这裏发现“楚季”编钟,就时代和地域而言,只有熊渠少子挚疵可以当之。
六. 余论
《史记?郑世家》载周幽王九年、楚若敖十八年(前773年) 郑桓公谋迁东方,问于周史伯,史伯爲之纵论天下大势,《国语?郑语》载其言,有云“融之兴者,其在芈姓乎?芈姓夔越,不足命也;蛮芈蛮矣;唯荆实有昭德,若周衰,其必兴矣。”其所论“夔越”就是越章王的一支后裔夔子国,“蛮芈”就是叔熊的后裔濮蛮,他们与“荆楚”鼎足而三,是爲楚国早期历史上的芈姓三族。
《左传·昭公十三年》记晋卿叔向对韩宣子说:“芈姓有乱,必季实立,楚之常也”。前述文献中的季连、少子挚疵、少子季徇,都是“必季实立”的常例。由此可知“楚季”在楚国历史上的显着地位。“楚季”封王,当周夷王之事,那麽“厥孙”铸造编钟,应在周厉王时期,也就是西周晚期偏早,这与万福堖遗存的考古学年代是十分符合的。
[附记: 2012年8月17日业师李伯谦先生出席“宜昌万福堖遗址考古发现新闻发布会”,绕道荆州看望学生和弟子,幷向荆州考古界同仁通报“楚季钟”的发现及其重大意义,弟子亲炙教诲,连夜思之,得悟“楚季”其人其事,因撰此文,以志纪念。]
2012年8月21日完稿于荆州寓所
(编者按:[1]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卷十七·十·三,中华书局,1983年,第1764页。
[2]何浩:《季苟盘与楚季氏》,《荆州师专学报》,1993年第4期。
[3]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
[4]河南省丹江库区文物发掘队:《河南省淅川县下寺春秋楚墓》,《文物》1980年第10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20、28—33 页。
[5]汪涛:《玫茵堂藏中国铜器》(Chinese Bronzes from the Meiyintang Collection,Paradou Writing Ltd,伦敦,2009年, 第235页。
[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第9426器 ,中华书局,2007年;刘彬徽 刘长武:《楚系金文彙编》,湖北教育出版社。
[7]李零:《“楚叔之孙倗”究竟是谁——河南淅川下寺二号墓之墓主和年代问题的讨论》,《中原文物》1981年第4期;《再论淅川下寺楚墓——读〈淅川下寺楚墓〉》,《文物》1996年第1期。
[8]李学勤:《楚国申氏两簠读释》,《江汉考古》2010年第2期。
[9]《世本八种·秦嘉谟辑补本》卷六。
[10]郑樵:《通志?氏族略》 中华书局,1995 年,第91 页。
[11]李零:《楚国族源、世系的文字学证明》,《文物》1992年第2期;李零:《“三闾大夫”考——兼论楚国公族的兴衰》,《文史》第五十四辑,中华书局,2001 年。
[12]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11年第11期。
[13]涂白奎、黄锦前:《随州叶家山M2所出荆子鼎铭文补释》,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11年11月4日;黄锦前:《再论荆子鼎》,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12年2月28日;黄锦前:《三论荆子鼎》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12年3月4日。
[14]何琳仪:《楚王熊丽考》,《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4期。
[15]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蔡陵陵楚墓》,大象出版社,2003年。
[16]《史记志疑》:“韩子《和氏篇》谓‘厉王薨,武王即位’,《外储说左上》亦称‘楚厉王’,《楚辞》东方朔《七谏》云‘遇厉、武之不察,羌两足以毕斫。’是蚡冒謚厉王矣。”见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二十二,中华书局,1981年,第1008页。
[17]赵逵夫:《屈氏先世与句亶王伯庸——兼论三闾大夫的职掌》,《文史》第二十五期,中华书局,1987年。
[18]黄建勛:《随州出土文物精粹》,文物出版社,2009年;李学勤:《由新见青铜器看西周早期的鄂、曾、楚》,《文物》2010年第1期。
[19]黄锡全:《楚地“句亶”、“越章”新探》,《人文杂志》1991年第2期。
[20]黄锡全:《楚地“句亶”、“越章”新探》,《人文杂志》1991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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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关于文物-“楚季”其人与“楚季钟”的年代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