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弃市”与“死罪”的异文现象看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的抄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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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从“弃市”与“死罪”的异文现象看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的抄写

（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博士生）
比较《二年律令．钱律》简201：
盗铸钱及佐者，弃市。
与简204：
捕盗铸钱及佐者死罪一人，予爵一级。[1]
两条律文，可知简201的「弃市」，在简204抄成「死罪」。兹将出现异文的四种可能性罗列如表一：
表一

简201
简204
异文原因
现存简文
弃市
死罪

原文A
弃市
弃市
简204抄错
原文B
死罪
死罪
简201抄错
原文C
死罪
弃市
两简皆错
原文D
弃市
死罪
条文出入
ABC三种异文产生的可能原因皆应为书手抄错，其中以原文C出现的可能性最低。至于原文A与原文B，我认为原文A较可能是真正的原文，书手抄错的是简204，将「弃市」误抄成「死罪」。因为〈钱律〉简204-205的抄写状况尚有两点特别之处：一是将「司寇」抄成「司空」，另一是以「予爵」取代「拜爵」（《二年律令》常见「拜爵」，「予爵」仅见于此）。简204-205存在较多讹误，「死罪」二字为误抄的可能性也较大。
「弃市」与「死罪」的异文并非文字省略、通假、讹误所能解释，应理解为「弃市」与「死罪」两词内涵相近，故书手抄写两词时相互替换，造成不符原文的讹误。换言之，书手必须了解「弃市」与「死罪」的涵义，而且有意识地替换两词，才可能产生如此讹误，故书手应是懂法律的官吏。
《二年律令》是随葬品，以官吏为书手的可能似乎只有两种：第一，墓主生前便自行或请其他官吏抄写律令以为明器，故抄写心态较为随意，出现词语替换的现象。第二，《二年律令》是墓主生前自己使用的法律文书。
法律文书具有追求用语精确的特性，将「弃市」替换成「死罪」、或将「死罪」替换成「弃市」，内涵虽无大出入，却违反了引用原文的精确要求。虽然《商君书．定分》宣称「有敢剟定法令，损益一字以上，罪死不赦。」[2]睡虎地《秦律十八种．尉杂律》简199规定廷尉须「岁雠辟律于御史」。[3]但我们亦可推测实际情形并非如此一丝不苟。在某些时空环境下，基层小吏私自使用的律令文本，抄写可能只求达意，不求绝对精确；字词差异只要不影响文意理解，便在可接受的範围内。大量出土简帛典籍说明战国秦汉人抄写经典时，并非一字不易，里头存在大量的异文现象。[4]与之比较，律令抄写出现异文、脱漏、讹误，亦非过分奇怪之事。换言之，以随葬品居多的秦汉律令，虽有不少字句上的讹误、脱漏，却不一定是「貌而不用」的明器，仍可能是实用的法律文书。[5]实用的法律文书，只要不须呈报上级、不须校核，也就可能有所讹误。讹误与实用性两者并不矛盾，在特定时空下可以并存。
最后尚须考虑原文D，也就是书手可能并未误抄，现存简文如实反映了律令原文，简201「弃市」与简204「死罪」的异文是因为律令的文字本有出入。
王伟曾根据简204-205的内容与出土位置，主张两简可归入〈捕律〉。[6]此说若成立，简204-205就是〈捕律〉条文，而简201-202仍为〈钱律〉条文。由于简204「捕盗铸钱及佐者死罪一人」，明显徵引了简201，或可据简204推测简201原来亦作「盗铸钱及佐者死罪」。后来政府进一步限定死刑种类，修改〈钱律〉简201的「死罪」为「弃市」，却未将其他律篇如〈捕律〉简204的「死罪」一併修改为「弃市」。简201与简204的「弃市」与「死罪」异文，也有可能并非抄错，而是律令时代差异与修订不完整的反映。[7]
表二分析简201-202（下称律文A）与简204-205（下称律文B）的笔迹差异，可为律文B归入〈捕律〉之说增添一证。[8]
表二：

律文A
律文B
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