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当局对日急于获取修筑权采取拖的策略。1918年6月18日，北洋政府与日本在北京签订了《吉会铁路借款预备合同》，吉会铁路实际上是“满蒙四路”中开吉线的延伸。日本对修筑此路十分急切，此路一旦修成，就等于开辟了从日本本土横穿殖民地朝鲜，直接进入“北满”地区的一条线路，经济和军事意义重大。正因为如此，东北当局一直采取“拖”的态度，此路一直未能开工修筑。后来日本采取分段修筑的方针，提出修筑吉敦(吉林市至敦化)铁路，到九一八事变，日本的吉会路计划也只是修筑了吉林到敦化的这一段。这种抵制虽然不能从根本上阻止日本势力在东北的扩张，但也在不同程度上限制了日本势力的急遽发展。

　　这个时期，张作霖与日本的矛盾，还包括日本在东北强行设领设警问题，以及刑事案件纠纷问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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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张作霖与日本矛盾激化原因。1927年4月，日本政友会田中内阁成立，立即形成了对中国实行积极的侵略方针。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召开有陆军、海军、外务三省参加的“东方会议”，会上确立了以武力为后盾一举解决“满蒙悬案”的方针。所谓“悬案”主要是铁路问题，因此，会后向中国提出七条铁路问题进行交涉。这七条铁路即吉会(吉林——会宁)、长大(长春——大赉)、洮索(洮南——索伦)、吉五(吉林——五常)、延海(延吉——海林)、齐黑(齐齐哈尔——黑河)、新丘运煤铁路。日本转为急进的侵略方针后，仍然是以铁路作为突破点。

　　这个时期，以铁路为突破点的铁路交涉，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即日本乘中国政局动荡之际，以武力相威胁，带有明显的强迫性。1927年7月23日，吉田访晤莫德惠省长，“逼迫他接受日本要求，并暗示如果不满足这些要求，将进行制裁”。8月2日，日本还未得到满意的答复后，吉田求见莫省长，莫以公务繁忙“拒绝会见”。
    8月4日，吉田警告奉天当局，禁止京奉线军用列车通过南满铁，将于8月7日施行。“吉田与关东军参谋长河本大作上校以及关东军驻奉特别机关一起，主动地开始单独策划对这种威吓提供必要的军事支持”。日本以武力相威胁强迫交涉，遭到奉天地方当局的抵制，交涉没有任何结果。恰当此时，东北三省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日运动，游行队伍高呼“打倒田中内阁”、“取消‘二十一条’”等口号。对此，芳泽会见张作霖，提出强烈抗议。
    因为“日人自然猜测这是由最高层发起的，即指张作霖本人”。张作霖答应发电制止排日，但同时指出东北排日运动，是日方提出“满蒙觉书”引起的，希望日方应从缓商谈，以免引起反感。9月9日，芳泽与杨宇霆会谈，芳指责东北当局所建的打通、奉海铁路与南满平行。杨驳斥说：“南满铁路乃是日方从帝俄手中取得的，本以辽东为限，我们在辽西筑铁路，并不违约，而且中国人在自己的领土上筑路，日本无权反对。”对张、杨的强硬态度，日方立即做出反应，田中首相责成本庄繁中将向张作霖传达他的口信：“此次本人组阁之际，东三省发生史无前例的排日运动，中国方面对我们简直是采取了欺人太甚的态度”。由此可见，张作霖与日本矛盾的激烈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