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从经学复兴到考据成“学”——兼论乾嘉考据学成因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顾炎武-从经学复兴到考据成“学”——兼论乾嘉考据学成因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从经学复兴到考据成“学”——兼论乾嘉考据学成因

在“乾嘉考据学”这个短语中有两个关键词：一是乾嘉，一是考据学。“乾嘉”是一个时间概念，有特定所指。但是，我们讨论乾嘉考据学却不能只着眼于这一时间段来立论。实际上，“乾嘉考据学”标识的是考据学最兴盛时的状态，而其之所以兴起的原因却还必须追溯到在此之前的顺康雍时代。同时，考据作为一种治学方法，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最初指对人或事进行稽考以取信，如《礼记·学记》说：“中年考校”；后引申为对书籍的考订，如《史记·伯夷列传》云：“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但是，将考据称为“学”，并用来专指一个学派，却只在清代才出现。由清初的经学复兴思潮发展为乾嘉时期的“考据学”也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演进过程。因此，我们必须引入时间的概念对乾嘉考据学作动态的分析，考察其形成过程，在此基础上更好地认识其成因。
一、乾嘉考据学形成的历史基础
在我国传统社会中，经学一直处于核心领导地位，没有经学，其它的学术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和评判的标准。西汉以降，学者立论大多依据《诗》、《书》、《礼》等被确定为至高无上权威准则的经典。他们往往通过经典的诠释来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清以前，学者们形成了两种风格迥异的注释传统：其一为汉唐训诂之学，以语言训诂、名物考订、典章稽核为主要内容；其二为宋明义理之学，注重对经典思想内容的阐说，形成以“理”为核心的一套学说体系。这两种注释风格在明中叶以前虽然有冲突，但由于在自宋迄于明的五百多年的时间里，理学一直居于主导地位，训诂之学无法冲击义理之学，也无法在学术界产生足够的影响。宋明理学有“道问学”和“遵德性”的区别，前者以程朱为代表，在明中叶以前处于优势地位，后者以陆王为代表，在明中叶以后逐步发展壮大起来，并在王学的旗帜下发扬光大。
明中叶以来，以王阳明为代表的王学承陆九渊心学而起，以“致良知”为目的，强调个人道德体悟，否定学习前人注疏之学以及各种知识的重要性。王阳明说：“记诵之广，适以长其傲也；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也。”（王阳明：《传习录》卷中《答顾栋桥书》）王学末流更是将这种不重视知识的思维发展到极端，导致明朝后期士子空谈心性，将六经束之高阁的局面。面对理学的泛滥，许多有见识的学者纷纷开始指责理学的空疏。杨慎尖锐的批评理学家说：“宋世儒者失之专，今世儒者失之陋。失之专者，一骋意见，扫灭前贤；失之陋者，唯从宋人，不知汉唐前说也。”（杨慎《升庵集》卷52《文字之衰》）焦竑对士子不读书的习惯痛心疾首，他在《焦氏笔承续集》卷四《韩献忠》中写道：“今子弟饱食安坐，典籍满前，乃束书不观，游谈无根，能不自愧？”肇端于明朝中后叶的反理学思潮在明亡后迅速流传开来。清初学者认为，宋明理学的空疏流弊，在于“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顾炎武：《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言心学者，则无事乎读书穷理；言理学者，其所读之书不过经之章句，其所穷之理不过字义从违”。（黄宗羲：《南雷文定前集》卷一）顾炎武等人将明朝灭亡的原因归结为王学的空谈误国，对其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正是这种对理学，特别是对王学的批判为“乾嘉考据学”的形成奠定了学术基础。
二、 从顺治朝到康熙前期：经学复兴期
满清入主中原之初，政局尚未稳定，统治者将主要精力放在巩固政权和消弥汉族反抗力量上，尚无力对学术界施加较大的影响。这一时期思想活跃，也是学术繁荣期。鉴于理学的空疏，在清初逐渐出现了一股回归经学的思潮。江南学者钱谦益说“制科之习比于俚，道学之习比于腐，斯二者皆俗学也。”（《初学集》卷25）他又说：“学者之治经也，必以汉人为宗主，……汉不足，求之于唐，唐不足，求之与宋，唐宋皆不足，然后求之于近代。”（《初学集》卷79）顾炎武、黄宗羲、万斯同、万斯大等人受这一观点影响较大，在经学研究方面做了许多探索，其中又以顾炎武最有建树。顾炎武在《与施愚山书》中提出：“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亭林文集》卷3 ）这里，“古之所谓理学”显然是指汉儒所代表的训诂之学。后来，全祖望在《亭林先生神道表》中将其转述为“经学即理学。”（全祖望：《鲒埼亭集》卷12）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经学即理学一语开创了清代学术的发展方向。”[1](P10) 在清初学者的视野中，经学以经典作为立论的出发点，相对于王学末流的空发议论显得更为实在。而这种实在正是学者们所追求的目标。纵观这一时期的经学复兴思潮，实际上是由两种原因共同造成的：
其一，“以经学济理学之穷。”倡导经学并不意味着对理学的完全疏离。清初学者大多数是在理学弥漫学界的历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不可避免的会受到理学的影响。他们提倡经学，但最初的动机不仅仅是批判理学，还在于以经学来弥补理学的不足，即取证经书来说“理”。因而，清初学者回到经典文本，以此来为理学寻找依据。以王学为宗旨者，如黄宗羲、黄宗炎、胡渭选择以《周易》作为考察对象，目的就在于攻击程朱一派构筑其学理的基础——“太极图说”之伪；相反，以程朱为宗者，如顾炎武、阎若璩则选择以《古文尚书》为考证对象，其目的也在证明王学一派赖以建立其学说的“虞廷传心”方针——“人心唯危，道心唯微，唯精唯一，允执厥中”之伪。[1] (P347)
其二，经世致用的学术追求使得学者以“古学复兴”的形式表达他们的经世理念。明清鼎革造成的剧烈社会震荡迫使学者们对社会现实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但是，受历史条件的限制，清初的学者们无法找到一条完全超越传统的学术路数，只能回归元典，以“复古求解放”（梁启超语）。黄宗羲批判了明末“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的空疏学风，主张为学必先穷经，兼治史书，以求通经治史，经世致用。故全祖望曾称之曰：“先生始谓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元元本本，可据可依。”（《鲒埼亭集外编》卷16《甬上证人书院记》）顾炎武反对载之空言而不能见诸行事的空虚之学，重资料，重实证，“着书不如抄书”是其座右铭，《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系“有得即录”，抄撮而成，而《日知录》也是“采山之铜”而作。他主张，要务本原之学，必须复兴经学。他说：“经学自有源流，自汉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后及于近儒之所着然后可以知其异同离合之指。如论字者必本于《说文》，未有据隶楷而论古文者也。”（《亭林文集》卷4《与人书四》）顾炎武提出了“治经复汉”的主张，强调“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亭林文集》卷4《答李子德书》）在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努力倡导下，清代初期的治学风气，逐渐向博稽经史的方向发展，
在这股经学复兴的潮流中，顾炎武的《日知录》、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胡渭的《易图明辨》考证慎密、资料翔实，后来被乾嘉时期的学者视为楷模。
三、从康熙中后期到乾隆初年：经学沉潜发展期
随着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顾炎武的去世、三十四年（1695年）黄宗羲的去世、四十三年（1704年）颜元、阎若璩的去世，清代的学术出现了暂时的空寂。全祖望论述说：“国初多稽古洽闻之士，至康熙中叶而衰。士之不欲以帖科自竟者，稍廓之为词章之学已耳。求其原原本本，却有所折衷于心者，未之有也。”（全祖望：《鲒埼亭集》卷17）与此同时，清朝统治者在政治稳定之后也逐渐将文化建设提上议事日程。在王学崩解的同时，清初的理学界出现了一时“由王返朱”的声浪。此风由张履祥、吕留良等人开端，经陆陇其而渐入庙堂，至熊赐履、李光地因精通朱学而在朝廷受到重用时得以大盛。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清朝颁布诏令，规定朱熹成为佩享孔子祭祀的孔庙十哲之一。（《清圣祖实录》卷249）这就标志着程朱理学成为了官方学术，也意味着经学成为民间形态的学术，其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但是，经学在这一时期也有发展的便利条件：
其一，理学家暴露出许多虚伪面，使得社会对于理学更加鄙视,客观上促进了经学的发展。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理学名臣李光地之母病逝，但李光地却并未按惯例向朝廷上书请求丁忧，因而在朝廷中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一时间，朝臣纷纷上书谴责李光地。五月，康熙亲自在瀛台召集翰林谴责伪道学。此后，康熙虽然依然尊崇理学，但却给予崇尚质朴、讲究实证的经学以相当的关注。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的诏书说：“治天下以人心风俗为本，欲正人心、厚风俗，必崇尚经学。”（《圣祖实录》卷258）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清王朝也采取了许多政策来发展经学，如《古今图书集成》、《佩文韵府》、《康熙字典》等大型图书的编撰也大大促进了经学向考据学的转化。
其二，书院讲学之风解禁，也促使了经学的发展。清初，鉴于东林讲学之风不利于政权的巩固，清朝政府严禁讲学结社。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书院在传播文化方面的功能日益显示出来，关于书院的禁令也日渐松弛。1733年正月，雍正颁布诏书：“书院之设，于士习文风，有裨益而无流弊，乃朕之所厚望也。”（《世宗实录》卷127）随即，清廷命令各省省城设立书院，并给予1000两银子为营建经费。此后，书院迅速发展，通过讲经等活动对文化的传承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为经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阵地。
由于这样一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从康熙中后期到乾隆初年，经学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何焯、全祖望、惠周惕等经学家主要活动于这一时期，为后世留下了《义门读书记》、《鲒埼亭集》等这样一些优秀的学术着作。但是，与前一时期相比，这一阶段经学的发展相对不够明显，处于一个典型的“沉潜期”。一方面，学术界没有出现像顾炎武那样能引导一时学风的大师，另一方面，社会和朝廷对于经学也没有完全认可。乾隆元年，朝廷开设博学鸿儒科，以经学着称的全祖望却名落孙山，足见当时经学地位还不是很高。
四、乾隆初年到四库馆设立：考据成“学”期
经学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发展，至乾隆初年已经渐成气候。乾隆十四年（1749年）的博学鸿词科，录取陈祖范、顾栋高等以经学着称的四位学者，标志经学开始为社会所共同认可。昭梿记叙其影响说：“故一时耆老夙学，布列朝班，而汉学始大着，龌龊之儒，自碾足而退矣。”（《啸亭杂录》卷1 “重经学条”）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经文被移于科举考试的第二场，说明经学的地位开始得到制度的保障。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四库馆成立，戴震、王念孙、任大椿等一批汉学家入四库馆，肆力经史，辑佚勾沉，校理群籍，经史考据因此蔚然成风，桐城派重要代表人物姚鼐在四库馆开馆之初，被荐为纂修官，但因为所拟提要屡次被驳斥，遂托病辞官，说明四库馆已成为“汉学家大本营”（梁启超语）。
章太炎在《清儒》中写到：“（清学）着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戴震，综形名，任裁断。”[2]（p157）刘师培在《近儒学术统系论》论述吴派的学术传承说：
“东吴惠周惕作《诗说》、《易传》，其子士奇继之作《易说》、《易春秋》。栋承祖父之业，始确宗汉诂，所学以掇拾为主，扶植微学，笃信而不移。”
又论述皖派的源流：
“戴震之学亦出于永，然发挥光大，曲证旁通，以小学为基，以典章为辅助，而历数、音韵、水地之学咸实事求是以求其源。于宋学之误民者，亦排击防闲不少懈。徽歙之士，或游其门，或师淑其学，各得其性之所近，以实学自鸣。及戴氏施教燕京，而其学远被。声音训诂之学传于金坛段玉裁，而高邮王念生所得尤精。典章制度之学传于兴化任大椿。而李惇、刘台拱、汪中均与念生同里，及从念生游，始专意说经。顾凤苞与大椿同里，备闻其学，以授其子凤毛。焦循少从凤毛游。时凌廷堪居扬州，与循友善，继治数学，与汪莱切磋尤深。阮元之学亦得之焦循。凌廷堪继从戴门子弟游，故所学均宗戴氏。”[3](p1533)
惠栋治学“凡古必真，凡汉必好”[4](p31) ，开启了吴派博学考证、宗汉信古的学风，此派中人物还有钱大昕、江声、余萧客等人。戴震则“综形名，任裁断”[2]（p157），从文字、训诂入手考证经义，从而突破了吴派泥古的局限，开启了皖派重视经义别裁、讲究实事求是的学风，此派中人物有焦循、段玉裁、王念孙诸人。
吴派和皖派的形成以学派的形式标志着“乾嘉考据学”正式得以确立。昭梿在《啸亭杂录》云：“本朝诸儒皆擅考据之学。”（卷二《考据之难》）可见，用“考据”来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是有一定历史根据的。
考据学又称“汉学”，前者是就其治学方法而言，后者则相对于“宋学”而言。周予同先生指出：“‘汉学’一派学术的存在，固远在两汉时代，但‘汉学’这一名称的出现却在清代‘汉学派’复兴的时候，‘汉学’这一名称乃由于与‘宋学’对峙而产生的。”[5]清代学者中最先打出“汉学”旗帜的是惠栋，方东树说：“专标汉帜，则自惠始。”（《汉学商兑》卷下），这就表明惠栋是公开张大“乾嘉考据学”的第一人。汉学家大多崇尚考据实证，鄙视“义理”，章学诚记述当时的学风时说：“时人方贵博雅考证”。（《文史通义》卷2《书朱陆书后》）随着考据学的兴盛，对“汉学”的批评也开始出现。对“汉学”的批评从侧面证明了考据学已经蔚然形成。
首先是袁枚对汉学的批评。袁枚（1716—1798）字子才，号简斋，中年隐居江宁小仓山的随园，自号仓山居士，随园老人，钱塘（今杭州）人。袁枚较早用“考据”与“着述”来中分学术。他在《小仓山房文集》中多次提到“考据学”，如“着作之文形而上，考据之学形而下。”（卷二八《〈随园随笔〉序》）但是，在学术宗旨上，他却是反对“考据”的，因此，也反对以“考据”为主要特色的“汉学”。袁枚指出：“明季以来，宋学大盛，于是近今之士，竟尊汉儒之学，排击宋儒，几乎南北皆是矣，豪健者尤争先焉。不知宋儒凿空，汉儒尤凿空也。”[6](４８)(《随园诗话》卷二)又在与惠栋的信中说：“第不知宋学有弊，汉学更有弊。宋偏于形而上者，故心性之说近玄虚；汉偏于形而下者，故笺注之说多附会。虽舍器不足以明道，《易》不画，《诗》不歌，无悟入处，而毕竟乐师辨乎声诗，则北面而弦矣；商祝辨乎丧礼，则后主人而立矣。艺成者贵乎？德成者贵乎？而况其援引妖谶，臆造典故，张其私说，显悖圣人，笺注中尤难偻指。宋儒廓清之功，安可诬也。” [6]( 306)（《小仓山房文集》卷18《答惠定宇书》）
再是章学诚对汉学的批评。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治学兼及经史诸领域，而尤以史学见长。章学诚以程朱理学为宗主，故反对乾隆时期考据学家对理学的批评。他从学术发展的角度批评说：“盖逐于时趋，而误以襞绩补苴，谓足尽天地之能事也。幸而生后世也，如生秦火未毁以前，典籍俱存，无事补辑，彼将无用其学矣。”[1][28]章学诚认为当世汉学的弊端在于“循流忘源，不知大体”，“但知聚铜，不知铸釜” 《文史通义外篇》三，《与邵二云书》。又说：“指出：“今之博雅君子，疲惫精力于经传子史，而终身无得于学者，正坐宗仰王氏，而误执求知之功力，以为学即在是耳。”（《文史通义内篇》卷2《博约中》）。
对“汉学”的批评从侧面证明“考据”已经从单纯的“方法”上升为“学”，也标志考据学正式形成。
五、余　　论
在考察了乾嘉考据学形成的三个阶段后，笔者认为考据学的兴起和形成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演进过程，这个过程并非由单一原因造成，而是由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
第一，学术的原因。
首先，取证于经书的学术自我发展演进趋势使六经取代四书成为立论的根基，与六经相伴生的训诂考证必然随之而来。
其次，明清鼎革造成的剧变促使“好古”的中国士人将目光投射到中古以前，力图从经典文本中寻找到济世良方，但这种风气演变到后来，却逐渐失去了经世的内涵而只剩下形式的复古，对经典的研究本身成为目的。
复次，朝廷大力表彰的“理学”在思辨领域已经缺少可拓展的余地，因而其“道问学”在方法论上的意义就凸显出来，学者们纷纷回归经典，从事实证研究，将义理构建悬置起来。众所周知，程朱一派主张“道问学”，借格物、致知来穷理尽道。但是，在长达五百年的发展历史中，程朱一派的“理”学体系建构已经相当完善，到了精微化、系统化的程度，在此基础上想再将其推进一步已属极难。拿朝廷所褒扬的大理学家来说，无论是熊赐履、还是李光地，他们所论述的太极论、理气论、河图洛书，都只不过是在拾掇宋明理学家的牙慧，烦琐复述，毫无新意。这样，程朱理学留给学者们的就主要是“道问学”在方法上的指导意义，促使学者们由重“思”转向重“学”。
第二，社会环境的原因。
学术的发展既受自身演进轨迹和发展大势的制约，也受外在环境的影响。乾嘉考据学的最终确立与当时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大致说来，又这样一些便利条件：第一，徐乾学、朱筠、毕沅等人官方的支持对于学术之职业化起了重要作用；第二，书院的兴盛有利于学术的薪火传承，对于学术的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第三，乾嘉时代江南出版业发达、藏书之风兴盛，有助于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学术交流网络；第四，“求是”与“求实”学术规范的形成也促进了考据学的发展。
但是，需要注意，社会环境毕竟属于外部因素，只是为学术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条件，却不能规定学术究竟以什么形式出现。这里，我们需要辨析在乾嘉考据学成因研究中影响至大的“文字狱高压”说。这一主张发端于章太炎，经梁启超的发挥而影响至大。章太炎在《訄书·清儒》中说：“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多忌，故歌诗文史楛；愚民，故经世之志衰。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 [2]（P157）梁启超也说考据学：“于世无患，与人无争，学者可以自藏焉。”）【4】（p28）但是，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文字狱并不始于清代。众所周知，明初的文字狱无论从涉案规模还是惨烈程度都不比清代弱，但为何却没有引出考据学呢？陈寅恪先生在《陈垣元西域华人化考序》中就针对清代史学不振的事实说：“然清室所最忌讳者，不过东北一隅之地，晚明初清数十年间之载记耳……何以三百年间史学之不振如是？是必别有其故，未可以悉由当世人主摧毁压抑之所致也。”[7]（P269）这实际上也暗示了“文字狱”不足以解释清代考据学兴盛的原因。
当然，乾嘉考据学本身是一种比较复杂的学术形态，其研究角度也应该是多样化的，笔者在此强调要注意其形成的阶段性特征，并不是要否定其它研究成果的价值，我们应该深入到考据学的内部进行详细的考察，以更好推动这一领域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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