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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黄爱平：袁枚经学观及其疑经思想探析

⒊怀疑各部经书
由六经皆文的观点出发，袁枚还认真审视各部经书，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就各书的具体问题提出了怀疑和批评。
其一，疑《尚书》。袁枚对《尚书》的怀疑，主要集中在《今文尚书》的某些篇章。《尧典》是《今文尚书》的首篇，历代学者鲜有对之提出疑义者。袁枚却大胆发难，在策试秀才的题目中，他明确提出疑问说：
“若稽古帝尧”，此追序之词也。不千百年，何遽称古？然则《尧典》者，夏书耶？商、周书耶？康成训“古”为天，“稽”为同。尧、舜同天，可也；皋陶同天，亦可欤？孔安国疏“稽古”为顺考古道而行。夫置闰，古无有也；治水，古无有也。然则尧之所顺考而行者，何古也？不能先觉而试鲧九载，民何辜欤？不明试以功，而试以二女，有此试人法欤？纳于大麓，果即捐阶焚廪意欤？抑是大录天下之政欤？岁二月东巡，至十月而五岳已毕。天子之车，吉行三十里，其周流得及欤？[1][38]
又说：
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此是晚年悟道之言，若早见及于此，则捐阶焚廪，舜不告而取之说，俱付之齐东野语而已矣。即如葛伯以七十里诸侯，而夺童子之黍肉，此是恶丐行径，汤遣一小卒擒之足矣，安用起兵以征之哉？余尝谓：书中最可信者，莫如《尚书》、《论语》。然《尚书》开口便称“粤若稽古帝尧”，则其相隔必有千百年。若相离不远，史官必不称“粤若稽古康熙、稽古顺治”也。[1][39]
《金縢》也是《今文尚书》中的一篇，《序》称：“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伪《孔传》云：周公“为请命之书，藏之于匮，缄之以金，不欲人开之”，并解释说：“遂以所藏为篇名。”但由于该篇上半段所记为武王病重，周公告祭先王，愿以身代，“乃纳册于金縢之匮中”，武王因之病愈之事，下半段则记成王继位，因受流言所惑，疑心周公“将不利于孺子”，乃“与大夫尽弁，以启金縢之书”，得明事情真相之内容，与《序》所言有矛盾之处，故孔颖达《正义》专就此疏解说：“武王有疾，周公作策书告神，请代武王死。事毕，纳书于金縢之匮，遂作《金縢》。凡《序》言‘作’者，谓作此篇也。案，经周公策命之书，自纳金縢之匮，及为流言所谤，成王悟而开之。史叙其事，乃作此篇，非周公作也。”[1][40]可见，此前学者关于该篇的争论，多纠缠于是否为周公所作。与袁枚同时稍后的孙星衍作《尚书今古文注疏》，对此篇的考辨也重在辨析何者系周公所作，何者为史臣附记，何者为后人羼入[1][41]。袁枚则大胆超越前人以及时人关于作者的争辩，将怀疑的目光直接锁定在《金縢》本身，从礼制、人情、事理、史实等方面入手，考辨该篇之伪。如篇中记载周公作坛代武王祷告，其祝词有言：“惟尔元孙某，遘厉疟疾。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责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云云。袁枚辩驳说：
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故《礼》卒哭乃讳。其时武王虽病，并未终也。不称“元孙发”以祷，而称“元孙某”以讳，是先死人待武王也。某某者，后世之俗讳，三代所无也。商人曰帝甲、帝乙，此不称名之证，不称某也。周人所谓讳者，以谥代名，故《礼》凡祭不讳，临文不讳。临之以高祖，则不讳曾祖以下。晋荀偃祷，称平公为曾臣彪，此称名之证，不称某也。《诗》曰：“一之日觱发。”曰：“骏发尔私。”皆公作也。寻常咏歌，不讳于其子成王之前，而一旦祷祀，反讳于祖、父太王、王季、文王之前，于义何当？[1][42]
诸如此类，经反复考辨之后，袁枚得出结论：“《金縢》虽今文，亦伪书也。”至于《今文尚书》为什么会出现伪书，袁枚认为，其原因在于“汉求亡经过甚，致伪书杂出”。因此，袁枚十分赞成晋人谯周之说：“《尚书》遭秦火，多缺失。学者谈《金縢》，都难凭信”[1][43]。
有清一代对《尚书》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考辨《古文尚书》之伪，对《今文尚书》则重在为之作新注新疏，鲜有论及《今文尚书》之伪者。袁枚敢于指摘并考辨《今文尚书》某些篇章的真伪，无论其结论能否成立，其独立思考的精神，思想解放的勇气，都是极可嘉尚的。
其二，疑《三礼》。袁枚对《三礼》都有怀疑，自言其“自幼读《礼》而疑，稍长泛览百家，而疑乃益深”。这些怀疑，主要集中在《周礼》和《仪礼》二书的作者及其内容两方面。
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关于《周礼》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历来是学者争论不休的问题，归纳起来，大体有周公所作、周秦之际儒者所作、汉末刘歆伪造等说法。其中，认为周公所作的学者占多数。至于《仪礼》，则主要有周公所作及孔子所作两种看法。袁枚否认那种认为《周礼》和《仪礼》系周公所作，为周公“手定”的看法，他说：
夫三代远矣，今之微文大义，幸不绝如线者，赖有孔子。孔子之言又杂矣，今之可信者，赖有《论语》。引孔子为断，而三代之礼定；引《论语》为断，而孔子之言定。孔子赞《周易》，正《雅》、《颂》，志欲行周公之道，形于梦寐，岂有周公手定之书，竟不肄业及之之理！子所雅言，《诗》、《书》外惟礼加一“执”字，于《石经》为“艺”字。盖《诗》、《书》有简策之可考，而礼则所重在躬行，非有章条禁约也。故孺悲学丧礼于夫子，而夫子亦常问礼于老聃。使《仪礼》有书，《周礼》有书，则人人依书而习之足矣，又何执礼、学礼、问礼之纷纷耶？
可见，在袁枚看来，《周礼》、《仪礼》并非周公“手定”，其书也并未成于周公之时。袁枚又进一步推阐说：
夫周公相成王，夜以继日，犹恐天下不治，何暇仰屋梁偈偈着书！其门下士亦必无吕不韦、淮南王诸客也。
既然《周礼》、《仪礼》并非出自周公之手，那么，其作者为谁，又成于何时呢？袁枚在反复考辨的基础上，得出结论：
总而论之，今之《周礼》，今之《管子》、《晏子》也。管子相桓公，才最大；晏子事景公，学甚正。今所传之书殊驳，必非管、晏所作。夫以杂霸之才，后人拟之而不类，况周公乎？以无关重轻之《管子》、《晏子》，后人尚附会之，况《周礼》乎？
显然，袁枚认为，《周礼》、《仪礼》二书皆成于后世，出自后人之手，与《管子》、《晏子》二书非管子、晏子所作，由后人附会而成的情形相同。
正是因为《周礼》、《仪礼》二书成于后世，出自后人之手，所以，在内容上也就多有附会，不可尽信。袁枚以《仪礼》为例，举出了不少可疑之处：
《聘礼》：贾人启椟，取圭。郑《注》：贾人在官，知物价者。夫聘以通两君之好，藉圭将敬，而乃令贾人与之。以廉让之堂，为交易之所，过矣。
《丧礼》：诸侯悬壶代哭，士代哭不以官。夫父母之丧，创巨痛深，发乎不得已，所谓哀至则哭，何常之有？乃竟有代哭之文。南朝王秀之，一达人耳，犹禁子孙代哭，曰：“丧主不能淳至，故欲多声相乱。魂而有灵，吾当笑之。”岂周公乃秀之之不若耶？
《士相见礼》宾五请，主人始出，又不升堂，止于大门外一拜，太傲；盛服行礼，忽而袒衣，旋袭，又袒，又袭，如是者数十次，太烦；孙为祖尸，父拜其子，明日宾尸，子为父客，太戏；赞何人斯，而见妇酌妇，妇东赞西，相面也，相拜也，太渎。[1][44]
《仪礼》已然如此，而《周礼》、《礼记》二书，“较《仪礼》纰谬更甚”。袁枚说：
《礼》称天子羞用百二十品，酱用百二十瓮，其物又合蠃醢、脾析、蚳，以足其数。无论食前方数十丈，使天子对案若海，无下箸所；而且蚳、蠃皆秽虫也，今之乞人不食，而当时天子食之，尤可怪矣。又郑注：天子冕旒玉用二百四十物，加以金饰。岂非巨鳌戴石，头岑岑几压死耶？夫食、色，性也，而天子亦人也。一食而二百四十味，九夕而八十一女，一冠而二百四十玉物，宁有是哉？宁有是哉？[1][45]
诸如此类，袁枚所疑之处，竟多达一百余条。因此，袁枚专门致书当时总裁三礼馆的朝廷大臣李绂，建议在纂修时，对《三礼》采取“存疑多，存信少”的态度。应当说，袁枚对《三礼》提出的诸多质疑，不乏可取之处；而他所提倡的这种客观求实的精神，更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其三，疑《春秋》。袁枚质疑《春秋》，主要针对所谓的“《春秋》书法”问题。在中国学术史及其史学史上，孔子修《春秋》，几乎得到学者的公认；而孔子首开其例并极为看重的笔削褒贬，所谓“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也被称为“《春秋》书法”，给予后世以深远的影响，甚至被一些学者奉之为金科玉律，推崇备至。袁枚不为传统所囿，敢于向儒家圣人孔子挑战，在否认孔子修《春秋》的同时，对孔子所谓的“《春秋》书法”也提出了大胆的怀疑。他说：
今治《春秋》者，从经乎？从传乎？必曰：从经。然从经者，果束《三传》于高阁？试问：《春秋》第一篇〈郑伯克段于鄢〉，郑为何伯？段为何人？克为何事？鄢为何地？开卷茫然，虽鬼不知也。必曰：不得不考于传矣。然则传所载桓公、隐公皆被弑，而经皆书“公薨”。隐弑者之冤，灭逆臣之迹。岂非作《春秋》而乱臣贼子喜欤？若曰为国讳，小恶书，大恶不书，毋乃戒人为小恶，而劝人为大恶欤？[1][46]
又说：
天王狩于河阳，周襄王无故而远狩于千里之外，隐、桓二公皆被弑，而经皆书“薨”。是圣人之直笔转不如晋之董狐、齐之南史氏矣！乱臣贼子，又何所鉴戒而惧焉？[1][47]
在袁枚看来，所谓的“《春秋》书法”，既掩盖了事实真相，又颠倒了是非黑白，不仅不能使“乱臣贼子惧”，反而使“乱臣贼子喜”；如此笔削褒贬，连古史直笔都不如，谈何鉴戒作用！因此，袁枚宁可相信，孔子“述而不作”，不过沿袭鲁史旧文，“宁肯如舞文吏，以一二字为抑扬，而真以素王自居耶？”[1][48]
袁枚既然毫不留情地否定所谓的“《春秋》书法”，对专门解释《春秋》笔削褒贬，阐发孔子“微言大义”的《公羊传》，也多所指摘批评。他说：
尝谓柳子非《国语》不如非《公羊》，尝偶摘之，如春王正月而以为黜周王鲁，宋穆让国而以为酿祸，叔术妻嫂而以为贤，许止弑父而有时赦，宋襄败泓而以为文王之战，祭仲废君而以为合圣之权。于外大恶书，于内大恶讳，然则内之乱臣贼子无忌惮矣。贼不讨不书葬，然则晋灵、齐庄皆暴露矣。子同生而以为病桓，则是直彰公纵夫人淫奔，而与大恶不书之说自相矛盾。
袁枚认为，所谓的“《春秋》书法”已经难辞其咎，而《公羊传》又走得更远，不仅褒贬不合情理，匪夷所思，而且记载自相矛盾，隐讳失实。他激愤地说：
以昭六年书仲孙何忌为讥二名，启王莽禁二名之渐；以齐襄公复九世之仇为合礼，启汉武开边之祸；以天王出居于郑为不能乎母，启武后易唐之渐。实与而文不与，圣人不若是之舞文也。享国长故不为之讳本恶，享国短故为之讳本恶，圣人不若是之龌龊也。
因此，袁枚对《公羊传》始终持批评否定的态度，甚至不无调侃地说：“《北史》载刘兰毁《公羊》，见公羊白日现形，祟兰而卒。余毁《公羊》殆三十年，何其鬼之能灵于昔而不灵于今耶？”[1][49]
其四，疑《论语》。在儒家经籍中，《周易》而外，袁枚对《论语》是最为肯定的。他曾说：“六经中，惟《论语》、《周易》可信，其他经多可疑。”[1][50]又说：“孔子之言，《戴经》不足据也，惟《论语》为足据。”[1][51]然而，即便是“可信”、“足据”的《论语》，袁枚也能客观对待，大胆怀疑，指出其不可尽信之处。以《论语》所记为例：
即如论管仲，忽而褒，忽而贬；学不厌，诲不倦，忽而自认，忽而不居，皆不可解。其叙事笔法，下论不如上论之朴老，如“道千乘之国”、“弟子入则孝”两章，直起直落，不作虚冒架子。至下论，则论仁而曰“能行五者于天下”，论政而曰“尊五美屏四恶”，都先作一虚冒，如廋词隐语，教人猜度。倘子张不问，则不知“五者”为何行，“五美四恶”为何事矣！其他如九思、三戒、三损、三益、三愆、三畏，都是先加虚冒，开《周礼》九贡、九赋之门。“子见南子”一节，子路何以不悦？夫子何至立誓？至今解说不明。[1][52]
子路往见丈人，至则行矣，子路不仕无义一节说话，是向何人饶舌？亦犹赵盾假寐，鉏麑触槐死矣，所叹不忘恭敬等语，是何人听得？师旷瞽矣，何以见王子晋火色不寿？此种疑窦，不一而足。[1][53]
袁枚认为，《论语》之所以出现这些记载前后不一，说法相互矛盾，以及笔法上下互异的疑义之处，是因为“《论语》一书，亦是孔子亡后弟子之弟子记之，孔子所不知也”[1][54]，并且“《论语》记言，不出一人之手，又其人非亲及门墙者，故不无所见异词、所传闻异词之累”[1][55]，甚至其中还多有“诸子百家冒孔子之言”的现象。因此，袁枚专作《论语解四篇》，列举诸多疑义之处，并提出自己的看法，试图予以解答。以对管仲的不同评价为例，袁枚说：
《论语》有《齐论》、《鲁论》之分。齐人最尊管仲，所谓“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以管仲为仁者，齐之弟子记之也。故上篇“齐桓公正而不谲”，下篇“陈成子弑简公”，非《齐论》而何？鲁人素薄管仲，所谓“五尺之童，羞称五霸”，以管仲为无一可者，鲁之弟子记之也。故上文哀公问社，下文子语鲁太师以乐，非《鲁论》而何？均有伪托，未足为信。[1][56]
正是由于弟子各有所好，亦各有所讳，所记也就各有侧重，因此而造成同一人物前后褒贬不一的矛盾现象。这一看法，应当说是有一定道理的。
综上所述，袁枚在认定六经“亦圣人之文章”的前提下，对传统的儒家经典展开了全面的质疑，诚如其自言：“六经虽读不全信，勘断姬孔追微茫。”[1][57]这在儒家学说仍然被尊奉为统治思想，并始终占据学术文化主流地位的古代社会，无疑是需要巨大的理论勇气的。即以孔子删经而言，不仅已然成为学术界的定论，而且被视之为“经”之所以为“经”的开端。《四库全书总目》就曾以官修的姿态，明确宣称：“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赞述。所论次者，诂经之说而已。”[1][58]而袁枚敢于质疑“经”之名称及孔子删经之说，敢于指摘经书问题，敢于怀疑各部儒家经典，大胆表示自己“双眼自将秋水洗，一生不受古人欺”[1][59]，这种独立思考的品格，怀疑批判的精神，乃至离经叛道的胆略，在清代中叶的学术界，几乎无人能与之相比。完全可以说，袁枚的经学观及其疑经思想所体现的价值和意义，为清中期呈现多元发展趋势的学术思想界，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仅就此而言，在有清一代的学术思想领域，无论如何，袁枚是应当占有一席之地的。
（资料来源：《清史研究》2004年 第3期）
[1][1] 按：朱传誉主编《中国历代名人传记资料》丛刊，其中《袁枚传记资料》（台湾天一出版社，1985年影印本）凡五册，主要收录20世纪初年至70年代学术界有关袁枚研究的论着资料。其中绝大多数论着都将袁枚视为才子、诗人、文人，侧重研究其文学成就及文学理论，甚至津津乐道其遗闻逸事。当然，也有少数学者注意到袁枚的思想学术，如：杨鸿烈于20世纪20年代着《大思想家袁枚评传》（商务印书馆，1927年，《民国丛书》影印本，上海书店，1989年），称誉袁枚为“中国罕有的大思想家”。钱穆于20世纪30年代着《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对袁枚的学术思想与学术主张作了简要论述。蔡尚思于20世纪30年代着《中国思想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39年，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在有关章节中亦论及袁枚的思想主张，但他们的研究在学术界未产生太大影响。
[1][2] 按：在仍然重视研究袁枚文学理论及诗文成就的同时，学术界对袁枚思想学术的研究有所进展。参见蔡尚思《论述袁枚》（撰于20世纪80年代，收入《蔡尚思自选集》，重庆出版社，1999年），萧萐父、许苏民《明清启蒙学术流变》（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宋致新《袁枚的思想与人生》（南京出版社，1998年），高翔《近代的初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王英志《袁枚评传》（《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一，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等论着。
[1][3] 袁枚：《小仓山房诗文集·文集》卷十八《答惠定宇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1][4] 袁枚：《小仓山房尺牍》卷八《答李少鹤书》，《袁枚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
[1][5] 袁枚：《小仓山房诗文集·诗集》卷九《山居绝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1][6] 《小仓山房诗文集·文集》卷二一《宋儒论》。
[1][7] 《小仓山房诗文集·文集》卷十七《代潘学士答雷翠庭祭酒书》。
[1][8] 《小仓山房诗文集·文集》卷十八《答惠定宇书》。按：余英时据此认为：“这可以说是‘六经皆文’论，与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同为纠正当时经学考证的偏颇而发。”（《清代学术思想史重要观念通释》，载《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5页。）但余文点到即止，未就此深入展开论述。
[1][9] 《小仓山房诗文集·文集》卷十九《与邵厚庵太守论杜茶村文书》。
[1][10] 《小仓山房诗文集·文集》卷十一《胡稚威骈体文序》。
[1][11] 《小仓山房诗文集·文集》卷十《虞东先生文集序》。
[1][12] 杭世骏：《道古堂全集·文集》卷八《制义宗经序》，光绪十四年汪氏振绮堂刻本。
[1][13] 《小仓山房诗文集·文集》卷十八《答定宇第二书》。
[1][14] 《小仓山房诗文集·续文集》卷三十《书茅氏八家文选》。
[1][15] 《小仓山房诗文集·文集》卷十八《答惠定宇书》。
[1][16] 《小仓山房诗文集·文集》卷十九《与邵厚庵太守论杜茶村文书》。
[1][17] 《小仓山房尺牍》卷三《答戴敬贤进士论时文》。
[1][18]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八《词曲类一》，中华书局，1981年影印本。
[1][19] 《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四日谕，国立北平图书馆，1934年。
[1][20] 《小仓山房诗文集·文集》卷十《史学例议序》。
[1][21] 袁枚：《随园随笔》卷二十四《古有史无经》，《袁枚全集》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1][22] 参见杨鸿烈《大思想家袁枚评传》第201页；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428页；萧萐父、许苏民《明清启蒙学术流变》第676页；宋致新《袁枚的思想与人生》第81页；高翔《近代的初曙》第326页。又，余英时在言及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起源问题时，综合各家之说，逐一列举明清以下持“六经皆史”类似说法的学者，其中亦包括袁枚（参见《清代学术思想史重要观念通释》，载《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8页）。
[1][23] 《小仓山房诗文集·文集》卷十八《答惠定宇书》。
[1][24] 《小仓山房诗文集·文集》卷十八《答定宇第二书》。
[1][25] 《随园随笔》卷二四《古有史无经》。
[1][26] 《小仓山房诗文集·文集》卷二四《策秀才文五道》。
[1][27] 《小仓山房尺牍》卷八《答叶书山庶子》。
[1][28] 袁枚：《随园诗话》卷三第七四条，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
[1][29] 参见袁枚《随园随笔》卷一《经文异同》。按：《吕氏春秋》所引“天子之德广运，乃神乃武乃文”一句当出自《虞书》，袁枚误作《夏书》。
[1][30] 《随园随笔》卷一《经文异同》。
[1][31] 《随园随笔》卷二十五《今书缺略》。
[1][32] 《随园随笔》卷二十五《今书缺略》。
[1][33] 《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卷十五《卫灵公第十五》，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
[1][34] 《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十八《哀公十一年》。
[1][35] 参见《随园随笔》卷二十三，《孔子答战陈〈左氏〉与〈论语〉不符》。按：袁枚此条引《论语》、《左传》之文与原文略有出入。
[1][36] 《随园随笔》卷二十一《婚礼不贺而贺亦可》。
[1][37] 《随园随笔》卷二十一《婚礼不用乐而用乐亦可》。
[1][38] 《小仓山房诗文集·文集》卷二十四《策秀才文五道》。
[1][39] 《随园诗话·补遗》卷三，第二七条。
[1][40] 《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卷十三《金縢》。
[1][41] 参见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十三，中华书局，1986年。
[1][42] 《小仓山房诗文集·文集》卷二十二《金縢辨上》。
[1][43] 《小仓山房诗文集·文集》卷二十二《金縢辨下》。
[1][44] 《小仓山房诗文集·文集》卷十五《答李穆堂先生问三礼书》。
[1][45] 《小仓山房诗文集·文集》卷二十三《六宫辨》。
[1][46] 《小仓山房诗文集·文集》卷二十四《策秀才文五道》。
[1][47] 《小仓山房尺牍》卷八《答叶书山庶子》。
[1][48] 《小仓山房诗文集·文集》卷十《史学例议序》。
[1][49] 《随园随笔》卷一《公羊之非》。
[1][50] 《小仓山房诗文集·文集》卷十八《答定宇第二书》。
[1][51] 《小仓山房诗文集·文集》卷十七《答沈大宗伯论诗书》。
[1][52] 《小仓山房尺牍》卷八《答叶书山庶子》。
[1][53] 《随园诗话·补遗》卷三第二七条。
[1][54] 《小仓山房诗文集·文集》卷一《释名》。
[1][55] 《小仓山房尺牍》卷八《答叶书山庶子》。
[1][56] 《小仓山房诗文集·文集》卷二十四《论语解四篇》。
[1][57] 《小仓山房诗文集·诗集》卷十五《子才子歌示庄念农》。
[1][58]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经部总叙》。
[1][59] 《随园诗话·补遗》卷三第二七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