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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关于乾嘉学派的成因及派别划分之商榷

乾嘉学派亦称乾嘉汉学，或朴学与考据学。由于它是清代居支配地位的学术思潮与学术流派，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因而在近年来兴起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热潮中，海内外学术界对之进行了较多的关注和讨论。学者们就讨论中所涉及到的该学派一些基本问题，相互争鸣诘难，看法不尽一致。其中，关于该学派产生、形成的原因及其派别划分问题，就是讨论较多、分歧较大的两个问题。这里拟提出些商榷意见，以求教于方家。
关于乾嘉学派产生、形成及其兴盛的原因
乾嘉学派为什么在清代产生、形成并逐渐兴盛？这是研究乾嘉学派时首先提出并应予解决的问题。对此，清末以来，章太炎、梁启超等人主要从清廷的文化专制政策——滥行文字狱加以说明。如章太炎在《清儒》一文中，开宗明义即说：“多忌，故歌诗文史；愚民，故经世先王之志衰。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而其术近工眇踔善矣！”［①ａ］梁启超也谓：“其后文字狱频兴，学者渐惴惴不自保，凡学术之触时讳者，不敢讲习。然英俊之士，其聪明才力，终不能无所用也。诠释故训，究索名物，真所谓于世无患，与人无争。”［②ａ］自此而后，学术界在论及乾嘉学派产生和形成的原因时，大多采纳章、梁之说，几成定论。８０年代以来，才有些学者从清代康乾盛世经济的繁荣、政治的稳定和统治者对学术的提倡等角度去解释，认为文字狱并非是乾嘉学派产生的唯一的或主要的原因；也有些学者提出“文字狱和乾嘉学派并无必然联系”。随后，又有学者从学术思想本身的发展说明乾嘉学派的成因，认为乾嘉学派是清初反理学思潮的延续和发展，应从学术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寻求乾嘉学派产生的原因。前不久，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专门就“乾嘉学术”进行座谈讨论，在论及乾嘉学派产生的原因时，将上述三种观点分别概括为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外在因素说，以及内在因素说，并予以评论：“无论是从外在或是内部的层面，来探讨乾嘉考据学形成的原因，都有相当的可信性。然而相对的，也各自具有不能全面照顾的缺憾。因为一种学术风潮的勃兴，并不是一蹴而成的，往往是多方面的、错综复杂的历史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考据学自然也不能例外”。［①ｂ］
我在８０年代初曾发表《乾嘉学派的成因及其评价》与《康乾盛世与乾嘉学派》［②ｂ］两文，针对清末以来多数学者将乾嘉学派的产生仅仅归之为文字狱的观点提出不同看法，认为这种观点失之简单和偏颇；而把乾嘉学派的产生和兴盛与康乾盛世联系起来考察，提出乾嘉学派是康乾盛世产物的结论。这种看法是基于下述认识，即历史上各种学术思潮与流派的产生，多决定于各历史时期政治、经济发展的状况；而思想本身发展演变的规律虽对其有作用，但它也不能脱离当时的时代条件。故我们不能就思想论思想。再者，统治阶级的政策，只能在一定条件下促进或遏制学术思想的发展与变化，而不能从根本上决定其产生和消灭，所以不应过分夸大文字狱对乾嘉学派产生的作用和影响。
具体说来，清代康雍乾时期，出现了史称的康乾盛世，此时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政治上得到确立和巩固，形成了政治上近百年相对安定的局面，为学术文化的发展创造了适宜的环境。与此同时，康雍乾时期的社会经济，无论是农业、手工业与商业都有长足的发展，正如有些史籍所记载：“本朝轻薄徭税，休养生息百余年，故海内殷富，素丰之家，比户相望，实有胜于前代”［③ｂ］。经济上的发展和繁荣，为学术文化的发展和兴盛，提供了物质基础。乾嘉学派之所以能蓬蓬勃勃兴盛发展，正依赖于康乾盛世所奠定的政治和丰厚的物质基础。
除了政治经济因素外，学术文化能否获得发展，还要看统治者是否予以支持和提倡。而康雍乾历朝统治者恰恰又都比较重视和提倡封建学术文化，“稽古右文，崇儒重道”，大力倡导和编纂各种典籍。从康熙到乾隆，几乎对所有儒家经典都重新进行了疏解、汇编和刻印。同时，又以巨大的人力、财力编纂各种大型图书，诸如《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这些大型图书的编纂，既使当时许多着名的汉学家如纪昀、戴震、王念孙、邵晋涵等学者的学术思想得以施展和发挥，又为更多的人提供了读书治学的资料、工具书等便利条件。当《四库全书》编纂完成之后，清廷分别在北京、承德、沈阳、杭州、扬州、镇江及宫中修建七阁存放，使更多的文人学者得以阅览，使浩如烟海的群籍得以充分利用。所以，有人说：“四库全书馆就是汉学家大本营”。由于清朝中央政府对学术的倡导，一些封疆大吏也都热心提倡学术，诸如王昶、朱筠、毕沅、阮元等，他们本身既是学者，又是政府要员，都热心提倡学术，纷纷创办书院经舍，主持编纂书籍，支持赞助学者着书立说。上行下效。一时间，搜书、编书、校书、刻书、藏书蔚然成风，形成了浓厚的学术风气。甚至一些大的盐商也都附庸风雅，召幕文人学者，编纂、汇刻各种书籍，乃至修建书楼，以搜书、藏书。乾嘉学派正是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形成、发展并走向鼎盛的。
由上所述，可知如果没有康乾盛世，也就不可能有根深叶茂的乾嘉学派。仅仅从文字狱的横行来说明乾嘉学派的产生，许多问题便得不出合理的解释和说明。因为推行文化专制政策，以文字兴师问罪，乃是历朝封建统治者惯用的伎俩。何以唯独清朝才有鼎盛的乾嘉学派出现？可见，只用文字狱来说明乾嘉学派的产生与兴盛则难以成立。
有些学者对将乾嘉学派的成因与康乾盛世联系起来考察的方法进行了批评，认为这“还只是停留于形成乾嘉学派外在原因的探讨，却忽略了中国古代社会理论思维本身发展内在逻辑的认识”。他们表示要另辟蹊境，说：“与其局限于外在原因的探究而可否不一，倒不如从中国儒学自身发展的矛盾运动中去把握问题的本质。”［①ｃ］于是，持这种观点的同志，从分析理学的发展演变入手，认为北宋以来产生的理学至明清之际，已入穷途末路，面临必然崩溃的厄运。因而，清初兴起了批判理学的思潮，这一思潮成为乾嘉汉学的先导。而清朝统治者由于推行文化专制主义，使清初形成的批判理学思潮逐渐抛弃了其经世致用的宗旨，只保留了朴实的考经证史的一面。这就为尔后乾嘉学派的形成，在理论思维上提供了内在的逻辑和依据。应该指出，这些学者提出的颇有道理的见解，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持康乾盛世产生乾嘉学派说的论者之不足。不过他们也只是着重强调了从学术本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去分析乾嘉学派的产生，而将所谓的外在因素视为可有可无、不足轻重的位置，乃至于仅是附带提及而已，却忽略了乾嘉学派产生的客观基础和时代特征，难免有就思想论思想，甚至有本末倒置之嫌。
持上述观点的学者还对“康乾盛世说”提出诘难：中国古代史上也曾出现过与康乾盛世并称的盛世，诸如汉“文景之治”、唐“贞观之治”、宋“太平兴国之治”，明“文宣之治”等，而那些盛世却都没有出现考据学独盛的局面，为何唯有康乾盛世才出现了乾嘉学派？以此逻辑推论，两者似乎并无必然联系。应该说，这种逻辑上的推论只说对了一半，即考据学并非和所有的盛世都有必然联系，因为虽然盛世为学术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但学术的兴盛究竟以何种形态表现，则还要依据其所在时代的具体状况而定，其表现形态或经学、或佛学、或理学、或考据学，不一而足。而各个时代的学术思想究竟以什么样的内容和形式加以表现，则既要以不同时代原有的学术思想资料为出发点，也与当时的学术思想发展趋势相联系。由于清代之前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并不存在由宋学（理学）向汉学（考据学）转化的内在因素，当然也就不可能出现乾嘉汉学那样的考据学。但却不能由此进而推论：康乾盛世不可能导致乾嘉学派的产生。这是因为，当时除康乾盛世提供的客观环境外，还存在着由宋学向汉学转变的思想资料及其学术思想发展趋势，亦即自宋以来形成的理学，至明中叶以后完全走向空谈心性与世无补的局面，理学确已走向终结和没落，需要为新的学术思潮所取代。因而，明末便出现了倡导经世致用、强调读经证史的学术思潮。这一思潮提出“经学即理学”，主张汉、宋学兼采，具有明显的反理学倾向。他们以这样的学术主张，通过文字、音韵、训诂去考辨和整理儒家经典，遂成为乾嘉学派的先导，为乾嘉学派的产生和形成提供了思想资料。就此而论，明末清初出现的反理学思潮，无疑是乾嘉学派产生和形成的内在思想因素。我们过去在强调乾嘉学派与康乾盛世的联系时，未能充分注意这一点，诚然是论述上不够严密之处。但如仅有这种思想上的内在因素，而无康乾盛世提供的客观环境和物质基础，乾嘉学派即便是产生和出现，也很难走向兴盛并成为蔚然大国。
在论述乾嘉学派产生和形成的原因时，虽然不能把清廷推行文字狱说成是乾嘉学派产生的唯一原因，但也不能否认其在乾嘉学派产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文字狱虽非清代所专有，但像清代那样频繁、酷烈的文字狱却是空前的。清代这种残酷的文化专制政策，无疑也促使了当时的学者走向远离现实、全身避祸的考据学之一途，使学术的发展出现畸形的状况。
从对乾嘉学派产生和形成的原因的讨论中，我深感不同学术观点的讨论，有助于学术事业的发展。因为通过讨论和争鸣，可以使不同观点的学者的认识更加全面。历史上各种学术思潮的产生和勃兴，往往是多种错综复杂的历史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在探讨乾嘉学派产生、形成及其走向兴盛的原因时，只有客观的、全面的将内、外在因素结合起来，并进行综合的分析考察，才会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只强调内在或外在因素的某一方面，都难免有顾此失彼之嫌；从多元性的思维方式去考虑问题，看来是解决乾嘉学派成因问题的发展趋势。
关于乾嘉学派内部派别的划分
在中外学术史上，凡属流传时间较长、影响较大的学派，在其发展过程中往往又会分化出各具特色的不同流派。他们同属于一个大的思潮和流派，既有共同的治学宗旨和特点，又有不同的个性特色，成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学派。学派的命名，或以学派创始人，或以学派的特征，或以所处的时代，或以所在地域而名之，这在中外学术史上都是屡见不鲜的。中国学术史上则常以地名命名学派，如宋代的濂、洛、关、闽之学以及永嘉学派、永康学派、金华学派；明代的姚江学派、泰州学派、浙东学派……等等。对学术流派作如是划分和命名，代代相传，约定俗成，既为学术界所公认，也为研究学术史提供了方便，且又几乎成为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传统。明清之际的大学者、大思想家黄宗羲所着的学术史巨着——《明儒学案》，就大多以地域来划分和命名学派。
清代的乾嘉学派，自顾炎武为之奠基，胡渭、阎若璩、姚际恒等作为先驱，发展到乾隆时期的惠栋公开打出汉学旗帜，遂成为与宋学相对垒的独立的学派，再到戴震已达到乾嘉学派的高峰，在学术界已居于支配地位。近人研究乾嘉学派时，在肯定该学派共同特征的基础上，又根据其内部不同代表人物的不同特点，将其分做吴派和皖派：吴派以惠栋为开山，皖派以戴震为代表。因惠栋是江苏吴县人，戴震是安徽休宁人，各以其地望名其学派，故有吴派、皖派之称谓。
对于吴派和皖派这种名称的划分和命名，似始于章太炎。他在《书·清儒》中说：“其成学箸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南。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江永、戴震，综形名，任裁断，此其所以异也。”章氏在文中还列举了江声、余肖客、王鸣盛、钱大昕、汪中、刘台拱、李、贾田祖、江藩等皆为吴派学者，并指出他们“皆陈义尔雅，渊乎古训是则者也。”同时，他又列举了金榜、程瑶田、凌廷堪、胡匡衷、胡承珙、胡培、任大椿、卢文、孔广森、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俞樾、孙诒让……等，皆为皖派学者，并指出，他们“凡戴学数家，分析条理，皆介密严，上溯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与苏州诸学殊矣”。［①ｄ］此后，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也完全采纳了章太炎的说法，说“汉学派中也可以分出两个支派，一曰吴派，二曰皖派。吴派以惠定宇（栋）为中心，以信古为标帜……皖派以戴东原（震）为中心，以求是为标帜。”［②ｄ］同时，他也列举了与章太炎所论大致相同的隶属于吴派和皖派的学者。自章、梁之说出至今的近一个世纪，凡治清代学术思想史者，在论及乾嘉汉学的派别划分时，大都沿用此说，间或稍有发挥和补充。但最近几年，海内外均有学者先后撰文，对吴、皖分派说提出质疑与商兑，如陈祖武的《乾嘉学派吴皖分派说商榷》、暴鸿昌的《乾嘉考据学流派辨析——吴派、皖派说质疑》，台湾中山大学的鲍国顺先生的《吴、皖分派说商兑》，基本上反映了对吴、皖分派说持不同意见者的观点。现将他们对吴、皖分派说提出质疑的主要论点列举于下：
第一，乾嘉学派是一个历史过程，而吴、皖分派的观点，无形中掩盖了其演变发展的历史轨迹。第二，乾嘉考据学是同一个学派，该学派中的学者虽有差异和各自的风格，但他们的治学宗旨基本上相同，以乾嘉学派称之足矣，无须再分吴、皖两派。第三，以吴、皖地域来划分两派，以及所谓吴派汉嗜古、皖派实事求是的概括也不尽符合历史事实。并具体指出被视为皖派学者中的段玉裁、任大椿、孔广森、王念孙、王引之等并非皖人；同时被视为吴派的学者并非都汉信古，而被视为皖派的学者也同样有汉者。可见吴、皖分派说与历史事实并不符合。
如前所述，章太炎、梁启超提出的吴、皖分派说至今已近一个世纪，他们的论断本身也并非十分严密。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和发展，如果对于乾嘉学派中学术派别有更科学的划分法，或者根本不用分派更能说明乾嘉学派的有关问题，也完全可以将吴、皖分派说予以否定。但是，将近一个世纪以来，吴、皖分派说之所以能为大多数研究者所接受，究其原因，我想大概在于它基本上反映了乾嘉学派本来的历史面目。如欲将其否定，则必须有充分的根据。就目前对吴、皖分派说提出商榷的学者们的论点看，似还不足以否定或取代吴、皖分派之说。
首先，肯定吴、皖分派之说，并不否认乾嘉学派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也不会掩盖其演进发展的历史轨迹。因为对吴、皖分派说的肯定者和否定者，都未否认乾嘉学派有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而吴、皖分派只是在乾嘉汉学发展到鼎盛阶段的乾嘉之际才出现的。在吴、皖分派之前，早在清初就有顾炎武为清代汉学奠定基础，后又有胡渭、阎若璩、姚际恒等为汉学之先驱；待惠栋公开打出汉学的旗帜后，乾嘉汉学始成为独立的学派，涌现了有代表性的杰出汉学大师，诸如惠栋和戴震，他们各以自己的学术成就与治学方法影响带动了一批学者，追随于自己的周围，在共同的汉学宗旨下形成各自不同的特点，在汉学的旗帜下产生了不同的支派。吴派形成于前，皖派产生于后，戴震曾向惠栋受业请教，而后在治学上又形成有别于惠栋的特色。惠栋与戴震各以其所在的地域为中心，各自传授和影响了一批学者，形成各具特色的流派。至戴震与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这些汉学大师之后，一方面由于社会现实的变化，另方面由于乾嘉学派本身日益烦琐和脱离实际，遂走向衰落，逐渐为新的经世致用思潮和今文经学所取代。以上这些都是陈祖武先生等十分强调的乾嘉学派的历史过程。但吴、皖派别的划分，与这一历史进程完全吻合，并未掩盖乾嘉学派演进发展的历史轨迹。可见，认为吴、皖分派说无形中掩盖了乾嘉学术的历史演进轨迹，道理是不充分的。
其次，以吴派和皖派作惠栋和戴震为代表的学派的名称，也仅是一个代称和概称。当时和其后的学者是否属于吴派和皖派，也并非仅仅以他们是否吴人、皖人为根据，更主要的是要看其与惠、戴有否师承关系，相互间的治学宗旨与特色是否相同。因此，并非所有吴籍或皖籍的学者，就一定属于吴派和皖派；同样，不属吴籍或皖籍的学者，也并非就不可能属吴派或皖派。以此而论，虽然段玉裁是江苏金坛人，任大椿是江苏兴化人，孔广森是山东曲阜人，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是江苏高邮人。但由于他们是戴震的学生或再传与私淑弟子，在治学宗旨、方法和特色上，也和戴震相一致，继承并发展了戴震的学术成就与学术思想。因此，他们都属于皖派学者。同样，属于吴派的学者也大都如是。因此，既不能仅把是否属于吴籍、皖籍人，作为划分吴派、皖派的唯一根据，也不能根据段玉裁、任大椿、孔广森、王念孙等不是皖人而列入皖派，便得出吴、皖分派说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
再者，以吴、皖分派以及对吴、皖两派特点的概括，也并非章太炎独创和首创。事实上，乾嘉当时的学者就已有类似的划分和评价，如王昶就说：“吴中以经术教授进世家者，咸称惠氏。惠氏之学大都考据古注疏之说而疏通证明之，与古籍之载相切，传至定宇先生（即惠栋），则尤多着纂，卓卓成一家言，为海内谈经者所宗”，“于是，吴江沈君彤、长洲余君仲霖、朱君楷、江君声等先后羽翼之，流风所煽，海内人士无不重通经，无不知信古，而其端实自先生发之。”［①ｅ］戴震也曾经指出：“先生（指惠栋）令子秉高与二三门弟子，若江君琴声（江声）、余君仲林（余肖客）皆笃信所授，不失师法，而吴之贤俊后学，彬彬有汉世郑重其师承之意。”［②ｅ］对于戴震及其皖派也有许多同样类似的论述，兹不赘述繁引。至于对吴、皖两派特点的概括，当时学者就已有类似章太炎的评论。如以吴派自居的王鸣盛本人就曾经说：“方今学者，断推两先生，惠君之治经求其古，戴君求其是，究之舍古亦无以为是。”［③ｅ］王鸣盛虽然是站在吴派立场评论惠、戴两家之得失，但确也道出二者的不同特点。《四库提要》在评论惠栋的学术特点时也指出：“其长在博，其短亦在嗜博；其长在古，其短亦在泥古”。可见，吴、皖分派说以及对两派特点的概括，并非没有根据。至于对吴、皖分派说提出商兑的论者，列举事例说明被认为是吴派学者的王鸣盛等并不泥古、信古，而且他们“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也不亚于皖派学者。当然，我们并不否认上述所举的单独事例，但是如若列举吴派学者泥古、嗜古的事例，那就简直多如牛毛，不胜枚举了。即以王鸣盛为例，他就明确说过：“治经断不敢驳经，……但当墨守汉人家法，定从一师，而不敢他徙。”［④ｅ］他做《尚书后案》一书，就专宗汉代经师郑玄，而且直言不讳地说：“《尚书后案》何为作也？所以发挥郑康成一家之学也”。［⑤ｅ］这难道不是信古汉的典型吗！由此可见，不能单凭某一学者的个别言论，就证明与章太炎所概括的吴、皖两派的特点不合，断言吴、皖分派说与历史事实不符。须知古代学者在不同场合、针对不同情况而发表的言论，不可能完全如出一辙，即便是对于同一个问题的说法前后也可能有互相矛盾之处，这并不足为奇。而问题的关键与实质，则应从其大量言论中看其总的趋势，而后才能得出较为符合其本身面目的真实结论，绝不能一偏概全。
还须指出，在乾嘉学派中分出吴派和皖派，既不是说二者根本对立，也不是否定二者具有根本相同的一面，而是肯定二者都是乾嘉学派，都推崇和宗奉汉学，都是从文字、音韵、训诂入手治经，有着基本的共同点，且相互影响，互为师友。正是在这一前提下，他们在学术发展过程中又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流派。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今天我们根据史实，研究分析两派的异同，总结各自的特点、成熟与不足、经验和教训，这正是研究学术思想史的义不容辞的任务，也是深入推进学术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和途径，怎么能说是“偏偏要摘其差异”去强分派别呢？
当然，我们也绝不是说章太炎关于吴、皖分派之说就是不可逾越的定论，也不必死守吴、皖分派说的成规。事实上，如果更深入地研究乾嘉汉学，似乎还可以从中划出其他派别来，如浙东学派、扬州学派、杭州学派等。但是，要改变和推翻前人的论断，就必须有充分的根据和道理。
①ａ章太炎：《清儒》；见《章太炎全集》（三），《检论》卷四。
②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两种》。
①ｂ蒋秋华：《乾嘉学术兴起原因之探讨》，见《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四卷第一期。
②ｂ分见１９８２年１０月２５日《人民日报》，署名任清；《清史研究集》第４辑，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６月版。
③ｂ昭：《啸亭杂录·续录》卷二。
①ｃ陈祖武：《从清初的批判理学思潮看乾嘉学派的形成》，见《清初学术思辨录·附录一》。
①ｄ章太炎：《清儒》，见《章太炎全集》（三），《检论》卷四。
②ｄ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
①ｅ王昶：《春融堂集》卷五十五，《惠定宇先生墓志铭》。
②ｅ戴震：《戴震集》卷十一，《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
③ｅ洪榜：《礼堂遗稿》卷一，《戴先生行状》。
④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
⑤ｅ王鸣盛：《尚书后案》《序》。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