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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李伯重：《20世纪初期史学的“清华学派”与“国际前沿”》（三）

三、“国际前沿”与“中国特色”
传统史学虽有缺失，但也具有其自身的合理性。如何对待传统史学中的合理成分，也是20世纪初期国际史学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传统史学的合理成分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传统的史学长于现象描述，因此也被视为“艺术”而非“科学”。而将过去所发生的事情清楚地描绘出来并展示给世人，乃是史学研究的主要目标之一。在此方面，没有其他方法可取代传统的史学方法。历史上的各种制度也是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而制度史研究，主要使用的方法仍然是传统史学的方法。因此，离开了传统史学的方法就谈不上史学研究。
其次，在西方，在19世纪中叶以前，以兰克学派为代表的客观主义史学已在西方史坛上取得重要地位。该学派强调史料、注重考证，被认为是“科学的史学”之圭臬。通过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到了19世纪末，以伯因海姆1889年撰写的《史学方法论》为标志，考证学已成为现代西方史学的根基。在中国，到了18世纪，传统史学在精密审定史料方面已有长足进步，特别是乾嘉学派更将此项工作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乾嘉学派高度重视原始文献，对文献文本使用内证、外证的训诂考据方法进行充分考证，以求得真实。乾嘉学派与兰克学派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力图通过考证分析，弄清历史记载的真伪和可靠程度。[12] (P2)史料是史学的根本，绝对尊重史料，言必有证。治史者必须从治史料开始，不治史料而径谈历史者，非史学家。由于史料并非史实，必须经过考据、整理，庶几接近史实，方能使用，因此，史料学和考据学的方法可以说是历史学的基本方法。[9] (P179)
运用以上方法进行研究，并不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理论。因此，这种不重理论的做法，可以说是传统史学方法的基本特征之一。这种不重理论的做法，也具有其特殊的价值，因为是否需要理论，乃是由研究的对象与目的所决定的。希克斯指出在史学研究中，是否使用理论，在于我们到底是对一般现象还是对具体经过感兴趣。“如果我们感兴趣的是一般现象，那么就与理论(经济学理论或其他社会理论)有关。否则，通常就与理论无关”；而“历史学家的本行，不是以理论术语来进行思考，或者至多承认他可以利用某些不连贯的理论作为前途来解释某些特定的历史过程”。[19] (P2)余英时则说：“史学论着必须论证(argument)和证据(evidence)兼而有之，此古今中外之所同。不过二者相较，证据显然占有更基本的地位。证据充分而论证不足，其结果可能是比较粗糙的史学；论证满纸而证据薄弱则并不能成其史学。韦伯的历史社会学之所以有经久的影响，其原因之一是它十分尊重经验性的证据。甚至马克思本人也仍然力求将他的大理论建筑在历史的资料之上。韦、马两家终能进入西方史学的主流，决不是偶然的。”[20] (P184)因此，对于史学家来说，传统的史学方法是必须掌握的基本方法。
在对传统史学的价值的认识方面，清华学派的代表人物显然比鲁滨孙深刻得多。鲁氏在其《新史学》一书中，基本上没有谈到兰克学派及其重要遗产，因此，朱希祖在为该书译本所作的序中说：“我看Robinson这部书，都是消极的话——都是破坏旧史学思想的说话。他积极的话——建设新史学的说法——就是第三篇全篇和我上面所举的那几句话。”与此相对照的是，清华学派的代表人物对待传统史学中的精华的态度显然要更为全面和公允。
梁启超早期对“旧史”的批判，在一些方面颇有过火之处。特别是他认为在“新史学”和“旧史学”之间绝然存在着一道鸿沟，既无任何联系，却有对立之势，故以彻底否定“中国之旧史”为目的。其《新史学》在倡言史学之“新”的方面，有首开风气的历史作用；而在批判史学之“旧”的方面，虽也提出一些有价值的问题，但尚不能作为一种理性的批判来看待。但是，到了1920年代，梁氏对传统学术的看法有了明显的改变，先后写出了《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重要着作，对以清代乾嘉学派为中心的清代史学作了充分的肯定和系统的总结。王国维和陈寅恪对传统史学的态度比梁启超更加积极。王国维的名言“吾侪当以事实决事实，而不当以后世之理论决事实，此又今日为学者之所当然也”，许冠三认为“大旨有类后来胡适的‘拿证据来！’”[6] (P105)陈寅恪曾针对1930年代一些学者“食洋不化”之风说：“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然“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他并且指出：“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21] (P252)虽然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都受过“西学”和“新学”的熏陶，并带头大力引进“西学”和“新学”，但是，他们对传统学术的精华也持积极的态度。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清华国学院也培养出了像赵万里、徐中舒、姜亮夫、刘盼遂等以“国学”见长的着名史家。
这种既积极吸收西方新的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又努力继承中国传统史学的精华的态度，最集中地表现在王国维的“三无”之说里，即学问“无新旧”、“无中西”和“无有用无用”之义。对中西学术的关系，王国维和陈寅恪都作了深刻的总结。王氏说：“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6] (P104)而陈氏则说凡“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22] (P252)总而言之，凡是有价值的，无论古今中外，都取为我用。这就是吴承明说的“史无定法”：“就方法论而言，有新、老学派之分，但很难说有高下、优劣之别”，“新方法有新的功能，以至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但就历史研究而言，我不认为有什么方法是太老了，必须放弃”，“我以为，在方法论上不应抱有倾向性，而是根据所论问题的需要和资料等条件的可能，作出选择”。[23] (P3)
这种中西融会、古今贯通的治学态度，是导致清华学派在史学研究上达到近代中国学术高峰的根本原因之一。这也表现了清华学派在史学的方法论这样一个根本问题上，比鲁滨孙的《新史学》所代表的“国际前沿”还要走在更前面。
四、“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自梁启超提出新史学的口号以后，虽然学界对此口号一直有争议，包括王国维、陈寅恪等学术大师在内的许多学者也并不以“新派”自我标榜，但是，以清华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运动日益壮大，以致于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主旋律，却是不争的事实。梁启超于1902年发表《新史学》，章太炎、夏曾佑、陈黻宸、朱希祖、何炳松等起而呼应。到清华国学院成立后，新史学运动更有了一个基地。1929年，清华大学撤销国学院，建立历史系，从南开大学聘请蒋廷黻为系主任，上述学术取向变得更加明朗。（注：何炳棣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的清华大学历史系，“当时陈寅恪先生最精于考据，雷海宗先生注意大的综合，系主任蒋廷黻先生专攻中国近代外交史，考据与综合并重，更偏重综合……在历史的大领域内，他主张先读西洋史，采取西方史学方法和观点的长处，然后再分析综合中国历史上的大课题。回想起来，在三十年代的中国，只有清华的历史系才是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历史之中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中国史的考据与综合并重”。参见何炳棣《治史阅世六十年》，台北：允晨文化实业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68页。）国学院及其后继者清华大学历史系，先后汇集了李济、陆懋德、张荫麟、蒋廷黻、刘崇鋐、雷海宗、孔繁裔、噶邦福、吴晗、邵循正、王信忠、孙毓棠、周一良等着名史家。他们的学术背景或研究领域有所不同，但都未偏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三位大师所开辟的学术道路。（注：这种道路就是上引何炳棣所说的三个并重的道路。）不仅如此，清华学派的影响还远远超出了清华园，例如，陈垣和钱穆两位国学大师。
与有留学经历的大多数清华史家相比，陈垣是一位通常被认为比较“传统”且相对更“土”的学者，许冠三便说他是“土法为本洋法为鉴”。但正如罗志田所言，“其实陈的自我定位恰反之，他在其子陈约之来信上批复说：自己治学极得医学之益，‘近二十年学问，皆用医学方法也。有人谓我懂科学方法，其实我何尝懂科学方法，不过用医学方法参用于乾嘉诸儒考证方法而已’。按陈氏自己开办过新式医学院，并着有《中国解剖学史料》，他这里所说的‘医学’，当然指的是西来医学，故其受西学影响之大，还当重新认识。傅斯年在与陈寅恪论及‘此时修史，非留学生不可’时，便特别指出‘陈援庵亦留学生也’，与‘粹然老儒，乃真无能为役’者大不相同。”[24] (P162)钱穆虽然在治学方法上更加传统，但是在其《国学概论》于1931年出版时，他在“弁言”中写道：“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本书特应学校教科讲义之需，不得已姑采梁氏清代学术概论大意，分期叙述。”当时他对梁启超、胡适、顾颉刚等人对传统的怀疑与批判，并无恶感，而对他们在研究方法上的探索，亦颇为赞许。[25] 因此，清华学派的中西交融、古今贯通的治学途径，逐渐成为中国史学的正宗。
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到了20世纪中后期，中国史学已变得与传统史学截然不同。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新史学已经大获全胜。但是，时至今日，又一次面临着“新世纪，新史学”的问题。而与一个世纪前的情况相同，之所以出现这个问题，是因为史学又受到严峻挑战。这种挑战一则来自后现代主义；另则来自社会科学的变化。
西方的史学，从启蒙运动的“普遍理性”到黑格尔和兰克的“历史主义”，具有两个主要的特征：即历史一线进步的普遍观念和西方中心论。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启蒙运动以后，随着西方国家的崛起，历史进步的观念和科学理性的观念已被视为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历史学也被视为是“一门科学，不多也不少”。[26] (P11)自19世纪以来，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现代主义的历史思维与西方中心论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越来越具有全球的性质。对西方现代主义历史思维的质疑并不是从后现代主义开始的，但后者的冲击具有颠覆性质。既然现代主义历史思维注重理性，注重西方，注重中心和精英，注重线性发展和进步，它就忽视了历史的许多重要方面：非理性、非西方、边缘、“它者”、“另类”、弱势群体、底层群众、日常生活、微观事物、突发事件、妇女、个人、枝节等等。而这些也就成了后现代主义史学强调的方面。后现代主义直面这些问题，尖锐地提出质难，标志着西方学术界的风向有了大的变化。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启示是：认识和发扬非西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主要应该是国人的责任。我们需要了解和研究包括西方在内的一切海外文化，借鉴所有有益的养分，但着眼点只能是继承和发展我国的文化。[26] (P11)在史料方面，后现代主义者宣称“小说家编造谎言以便陈述事实，史学家制造事实以便说谎”，从根本上否认作为史学基础的传统史料学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我们不能不承认这种攻击不乏合理之处。
鲁滨孙说；(新史学)“一定能够利用人类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关于人类的种种发明——五十年来的种种发明，已经将我们对于人类的来源、进步同希望、种种观念革命了。五十年来没有一种科学，无论是有机或无机的，不受重大的变化，而且有许多新科学增加出来，他们的名字，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的历史家亦都不知道。史学这种学问，当然免不了混入这个革命潮流里去。不过我们不能不承认现在有许多历史家，还不知道历史有革命的必要。”[1] (P12)简言之，新史学的一个主要特征，是把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引入史学，依靠之进行研究，从而也极大地改变了史学本身。但是，这也意味着一旦社会科学中的主要理论方法发生变化，那么，史学也难以不受影响。20世纪是一个社会科学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其结果是“十九世纪的社会理论，在许多方面已不再可信”。[27] (P3)这个剧变使得我们用于构建历史的主要依据也发生了动摇，因而对于史学产生了空前的冲击，导致了全球性的“史学危机”。这个危机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末达到高潮，其矛头主要就是针对构成以往史学研究基础的理论方法。由于当前的史学危机主要是理论方法的危机，因此，要摆脱危机，就必须不断地改进史学的理论方法。换言之，必须全面检讨原有理论方法，扬弃其中已经被证明不合理的部分，从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中汲取有用的成分，不断探索新的理论方法。
为此，在鲁滨孙提出“新史学”大半个世纪之后，年鉴学派第三代领袖勒高夫于1978年又一次提出建立“新史学”的口号，并主编了《新史学》百科词典，阐明年鉴学派与新史学的联系与区别。因此，有的学者将此阶段的年鉴学派称为“年鉴—新史学”学派或“新史学”学派。这种“新史学”的特点是：提出新问题，采用新方法，从而革新了历史的传统领域。此外还将历来属于人类学的对象，也变成了史学研究的对象。“新史学”的几次大胜仗，使经济史和社会史的基本地位得以确立，调查和集体研究的方法得到采用，史学向其他人文科学的开放进一步扩大。“新史学”还特别重视将人类学作为优先联系对象，并且为政治史、事件史研究恢复了名誉，同时也把精神状态和感觉映像的历史作为一条主要战线，从而改变了早期年鉴学派学者那种太过偏重经济史和社会史研究的局面。这些变化，使原先主要以西欧大陆为基地的年鉴学派，与英美史学的主流学派相互接近和交融，从而导致了年鉴学派在世界史坛上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和世界史学的进一步国际化。[28] (P34)
因此，在20世纪最后二三十年中，国际史学界出现了一个检讨与探索理论与方法的浪潮。经过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史学已是国际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全球性的史学危机中，我国史学也难以置身事外。不仅如此，我国史学还有自身的特殊问题。1950年代初，我国引入当时苏联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方法，导致了史学研究在研究对象和方法上的变革。这个变革一反“有史无论”的偏见，倡导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指导。这种对理论的高度重视，同1950年代国际史学变革的健将、年鉴学派的旗手布罗代尔的着名口号“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形成相互呼应之势。其次，这个变革也促进了史学研究范围的扩大，特别是强调对过去史家所漠视的人民大众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与地位进行研究。但也应指出，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时期的史学研究未突破以生产关系研究为中心的格局，方法上亦呈现出教条化与简单化倾向。这些问题到“文革”前夕与“文革”时期发展到极端，演变为“路线斗争决定论”等荒谬“理论”，和无视史实乃至捏造史实的恶劣手法。姑且不论这些“理论”将史学变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的作法，在某种意义上与鲁滨孙所说的旧史学附属于神学有相似之处，即使是文革前史学研究中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为中心的偏向，实际上也是把史学变成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政治史，从而倒退到了旧史学偏重政治史的状况。至于史料方面，则长期受到忽视和歧视，以致在以往处于史坛主流的“史料派”(或者“史料考订派”)，连同其路数则被放逐到史学界边缘，1958年的“史学革命”是对考订派的最后一击，这是以往历次所谓“批判资产阶级学术”运动的总汇，其后果是史料考订派作为一个潜在的整体已不复存在。[29] (P167)因此，到1979年改革开放开始时，严格意义上的史学研究，基本上已经不复存在。
1979年以后，我国史学进入了一个新时代。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步展开，国际史坛的各种见解、理论、方法不断被介绍进来，从而使得我国史坛又面临着一次外来的冲击。在此同时，我国学者也对传统史学(特别是考据学)的价值进行了重新的定位，“回到乾嘉去”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在此背景之下，我国史坛又一次出现了“西学”与“中学”、“新学”与“旧学”相互冲突和竞争的局面。这种局面是今日史学面临着一个重大转变的关头。
巴勒克拉夫说：“历史学已经到了转折时期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它必定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也不一定意味着它有能力抵制住诱惑，避免陷入歧途。”史学发展的最大敌人在于史学家自己，因为“当前在历史学家当中的一个基本趋势是保守主义”。“近十五至二十年来历史科学的进步是惊人的事实”，但是，“根据记载，近来出版的百分之九十的历史着作，无论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还是从概念体系来说，完全在沿袭着传统。像老牌发达国家的某些工业部门一样，历史学只满足于依靠继承下来的资本，继续使用陈旧的机器”。而造成这种状况的最重要的原因，则在于历史学家“根深蒂固的心理障碍”，即“历史学家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他们的积习并且对他们工作的基本原理进行重新思考”。因此，到了今天，“历史学已经到达决定性的转折时期”。[11] (P327，P330—332)而关键就是历史学家们要克服“根深蒂固的心理障碍”。[11] (P330)此问题在我国也同样存在。
要顺利地克服所面临的危机，我们要发扬当年清华学派所代表的中西交融、古今贯通，尽取“西学”、“中学”、“新学”、“旧学”之精华为我所用，努力探讨和改进理论方法，拓展史料种类和来源，提高建构和解释历史的能力。虽然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要完完全全地重现历史可能只是一个永远的梦，但是，随着赖以重现历史的史料和构想能力的不断改善，我们总是在不断地向此目标接近。
（原载《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