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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邹兆辰：政治风云下的史学论争问题如何复归科学轨道——以《李秀成自述》的历史命运为例

【原文出处】《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2期第131～139页
【作者简介】 邹兆辰(1940－)，男，福建福州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985工程”特聘教授，主要从事史学史的研究。
【内容提要】在20世纪的史学发展中，由于特殊政治风云的影响，一些原本是正常的学术问题的论争被政治现实绑架，脱离了原有的正常轨道，那些论争的问题本身也成为政治需求的牺牲品，失去了学术研究的科学性质。而当这种政治风云过后，这些受损的学术问题并不能自动地恢复到科学的轨道上，需要历史学家以新的思路去进行精心的修复，往往要经过一个十分复杂的再认识过程，要从一个新的高度来进行科学的审视，才能把那被损伤的学术研究重新恢复到科学的路径上。只要我们不断地转换视角、更新思维，在理论和方法上不断地有所创新，一些看来已经“过时”的老问题也会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成为史学发展的新的学术增长点。
【关 键 词】李秀成/《李秀成自述》/政治风云/心理分析
20世纪特别是它的前80年的史学研究，是在极其复杂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下进行的。这种社会环境有时政治风云骤变，令人难以捉摸、难以适应、不知所措。也有一些人，“梅花欢喜漫天雪”，在这风云变幻的时代，愿做时代风云的“弄潮儿”，愿借这种机会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在特殊政治时代的学术探究中崭露自己的头角。于是，学术研究成了这种政治风云下人们捉弄于股掌的可怜牺牲品。然而，一旦政治风云的旗帜变化后，这些被损害的学术研究能够自动地归复到科学的轨道上吗？非也！事实证明，这种学术的归复不是简单地把黑的重新说成白的，它往往要经过一个十分复杂的再认识的过程，要从一个新的高度来进行科学的审视，才能把那被损伤的学术研究重新恢复到科学的路径上。
本文以《李秀成自述》的历史命运为例，试图探究百年来学界对其评论的时代轨迹，并试图了解史学与历史、政治、社会等关系的内在逻辑。当然，这里所说的《李秀成自述》的历史命运，不仅仅是针对这个文献资料本身，也涉及对书写这个自述的主人公一生的历史活动及其心理变迁的探究。
一、对《李秀成自述》的历史评价
《李秀成自述》是太平天国失败那一年(公元1864年，清同治三年)，太平天国的重要将领忠王李秀成保护洪秀全之子幼天王从天京突围后，在途中被抓获并押解到清军大营后，经镇压太平军的清军统帅、两江总督曾国藩审问后，在被关押的木笼中用九天时间写出的一份供词。供词被曾国藩删改、抄录后上报给清廷，而经他删改的原稿却保存在他的家中，秘不示人。近百年之后的1963年，曾国藩的后人将原稿在台湾“世界书局”影印出版，世人得以看到这部供词的真实面目。但是，史学工作者对这部供词的研究与评价却从20世纪初就开始了。
最早提到这部自述的价值的是梁启超。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朝统治还在最后延续，新史学的倡导者梁启超写了一部《中国四十年大事记》，这部书又名《李鸿章》，是为李鸿章作传的书，写到太平天国，就涉及李秀成。他有一番很长的评论，不妨让我们摘引如下：
李秀成真豪杰哉。当存亡危急之倾，满城上下，命在旦夕，犹能驱役健儿千数百，突围决战，几歼敌师。五月十五日之役，曾军之不亡，天也。及城已破，复能以爱马救幼主，而慷慨决死，有国亡与亡之志。虽古之大臣儒将，何以过之！项羽之乌骓不逝，文山之漆室无灵，天耶人耶。吾闻李秀成之去苏州也，苏州之民，男女老幼，莫不流涕。至其礼葬王有龄，优恤败将降卒，俨然有文明国战时公法之意焉。金陵城中十余万人，无一降者，以视田横之客五百人，其志同，其事同，而魄力之大，又百倍之矣。此有史以来战争之结局所未曾有也。使以秀成而处洪秀全之地位，则今日之城中，安知为谁家之天下耶？秀成之被擒也，自六月十七日至十九日凡三日间。在站笼中慷慨吮笔，记述数万言，虽经官军删节，不能备传，而至今读之，犹凛凛有生气焉。
最后，梁启超感叹由于太平天国的失败而埋没了太平天国的豪杰：
呜呼！刘兴骂项，成败论人。今日复谁肯为李秀成扬伟业发幽光者。百年之后，自有定评。 后之良史，岂有所私？[1](P26)
这里，梁启超把李秀成在太平天国失败后的“慷慨决死”精神，看成超过项羽、文天祥等古代的文臣、儒将。他反对以成败论英雄，认为百年后的历史学家一定会为李秀成“扬伟业，发幽光”，作出新的评价。
20世纪40年代，在延安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范文澜写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于1945年4月在《解放日报》上连载。文章在写到太平天国失败、李秀成被擒挥笔写下数万字的自述时，同样高度赞扬了他的英雄气概：
李秀成奉幼主洪福冲出城墙缺口，不幸散失，洪福逃往湖州，秀成藏匿民间，奸人向清营告密，被曾国荃捕获。曾国藩从安庆赶来亲自审问，李秀成并无多言，只说“速将纸笔来，吾当书之。吾史馆实录，为尔曹焚掠尽，吾不述，奚以传后？”他在囚笼中写天国始末，本人战绩数万字。并不隐讳天国亡国的原因，也不隐讳本人对天王的不满。这当然不是对敌人诽谤自己，而是想借最后一个机会流传天国信史(曾国藩也承认“情事真确”)，给未来的革命人民留一悲惨教训。李秀成在自述里称曾国藩为“老中堂”，表示“愿将部下两岸陆续收全投降”。他投降曾国藩，绝不是所谓“宛转求生，乞贷一命”，他在自述里说“死而足愿，欢乐归阴”，足见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了。他表示愿意投降的原因，当是希望争取曾国藩的庇护，保存数十万太平军残余革命力量，逐渐分化曾国藩与满清的关系，等待时机到来，再度进行反满反外国侵略。
范文澜最后说：李秀成写完自述的当天(八月七日)夜间，曾国藩就把他“凌迟处死”。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反革命对革命的仇恨心理，比虎狼蛇蝎还恶毒，决不允许留下一线复燃的机会，这是无数次反革命者的行为所证明了的，可惜李秀成完全想错了[2](P479－480)。
此外，范文澜还在写于1944年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一文中提到李秀成被擒时说：“曾国荃对这位民族英雄施行如此的毒手，不是简单的为了泄忿，更不是强迫投降，而是逼供南京藏金的地窖。”[3](P332)这里，范文澜把李秀成称为“民族英雄”，虽然不是专门的评价，但也反映出李秀成在他心目中的位置。可以说范文澜对李秀成写自述的评价入情入理。虽然是在革命战争年代，但他没有简单地套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评判历史人物，而是从实际情况出发对于事件给予实事求是的评论。
罗尔纲先生从1931年开始研究太平天国史，就非常关注这篇自述。他在当时所能见到的《李秀成供》上为他的供词作注，1944年他见到了广西通志馆从曾家抄录的供词原稿，并开始进行考证。他把自己的注文进行整理，分别注在每一段供词原文以后，于1951年正式出版，称为《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此后的四十多年中，罗尔纲先生在研究太平天国文献的过程中，不断地对这部笺证进行修改、补充，不断推出新的版本。1957年11月，出版了增订本。此后，经罗尔纲先生考证、注释的这部李秀成的供词，通常被称为“李秀成自述”。1982年7月，中华书局出版的这部书，就叫做《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直到1995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最新的增补本，叫做《增补本李秀成自述原稿注》。近五十年来，被人们经常提到的“李秀成自述”，就是1864年李秀成在狱中所写、经过罗尔纲先生整理、注释的这部原稿。
罗尔纲先生为整理、注释《李秀成自述》花费了六十多年的心血，“从青春注到白首”，注文超过自述正文的几倍。他为什么对这个文献如此情有独钟呢？他在1982年出版的《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前言》中指出：“中国古代少有长篇自传，革命人物写的更是未见。《李秀成自述》是五四运动新文学出现以前罕见的长篇自传，在当时，就连与他为敌的反革命分子和外国侵略分子看了，也都不得不承认为‘事理井井’，‘层次井然’。它叙述了革命的一生，记载了太平天国的兴亡史，铭刻了太平天国败亡的惨痛教训。”[4](P5)因此，自述是研究太平天国史的极为难得的第一手资料，“研究太平天国史而不读《李秀成自述》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读《李秀成自述》而不结合研读罗尔纲的考辨与注释，同样是不可思议的事”，“要想真正深入了解太平天国的历史，就应该认真读一读李秀成的《自述》”[5]。
但是，这部对于研究太平天国史、研究李秀成个人思想和历史活动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却遭遇了极其坎坷的命运，不仅它自身的史料价值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掘和利用，就连它本身的真实性及其性质都遭到了怀疑。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李秀成自述》原稿及其注释被公开出版以来，一些学者已经利用这个宝贵的资料来研究李秀成和太平天国。例如，1951年就有学者在《历史教学》《学术月刊》等杂志探讨李秀成写自传的动机问题。与此同时，学术领域里也出现了质疑自述真实性的声音。1956年，《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发表了年子敏、束世澂的《关于忠王自传原稿真伪问题商榷》的文章，文章认为《李秀成自述》是曾国藩所伪造的。作者把李秀成写自述的笔迹和现存的李秀成另一份字迹《谕李昭寿书》相对照，并且请了当时司法部法医研究所笔迹鉴定专家来鉴定，说明两个资料不是一个人的笔迹，由此引起李秀成自述真伪问题的讨论。关于李秀成自述真伪问题的讨论，一直延续到上世纪70年代末。1979年1月，《中华文史论丛》发表荣孟源的《曾国藩所存李秀成供稿本考略》一文，文章以稿本的字数与李秀成所记不符来说明这不是李秀成的真迹，而是曾国藩改了李秀成的真迹之后又找人誊录的抄件。此观点当时就遭到一些学者的反对。不过在证明李秀成自述就是李秀成本人所写的真迹问题上，罗尔纲先生的考证花费了很大的力气，作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这是罗尔纲先生对李秀成自述研究的一大贡献。不过有一点要注意，怀疑李秀成自述真实性的论述，其出发点还是在于认为李秀成不可能说那些自污的话，并且不可能对曾国藩那样谄谀。因此，这些讨论虽观点不同，但基本上都是学术性的争论。
此外，当时的社会舆论正在把李秀成当做一个反封建压迫和外来侵略的民族英雄来歌颂。1963年7月，一部名为《李秀成》的话剧开始公演。当时，作为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在看了此剧后与演员的座谈会上说：“这个戏表现对帝国主义、对清朝统治者、对曾国藩等敌人的斗争是坚定的，同时也表现了李秀成的忠勇，反对投降，反对妥协，能激起人民的情绪，激起人民对敌斗争的情感。”[6](P292)
二、政治风云下的《李秀成自述》
当时，学术界对李秀成的评价也非众口一词，也曾有学者对李秀成被俘后的表现提出过否定性的观点，然而对李秀成自述性质的致命性一击是来自戚本禹的文章。
《历史研究》1963年第4期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题为《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等先生商榷》。为什么要与这三位先生商榷呢？因为这三位学者基本上都认为李秀成在自述里说的那些自污和赞誉曾国藩的话都表示李秀成是一种“伪降”的表现。罗尔纲先生的《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一版到四版，基本上都是这种观点。为罗尔纲先生的《笺证》作序的周邨先生也支持罗尔纲先生的观点，整理出版自述部分真迹的梁岵庐也赞同罗的观点。广西通志馆的吕集义先生曾经去湘乡曾家抄录过自述原稿，并校补、出版了《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他也是赞同这种观点的。这也说明，罗尔纲先生的观点，在当时的学术界是有很大影响的。戚本禹在文章题目中点了其中三位学者的名，也表明他有一种挑战被学术界大多数学者所认同的观点的决心。平心而论，戚本禹虽然不是专业的史学工作者，但是他还是认真地阅读了罗尔纲先生的《笺证》，并且参阅了有关的史料，试图以史学研究的规范来阐明自己的观点的。他在文章中突出地提出了“忠王不忠”的观点，他从自述中列举很多语句称李秀成美化敌人，对天王洪秀全的责备特别苛刻，在敌人面前表白自己，说自己过去做了许多有利于清军的事，说自己曾宽恕了投靠大清的叛徒等。戚本禹的文章批判了多数学者认可的李秀成说那些“颂谀敌人、污损自己”的话，动机是为了欺骗敌人的说法；批判了有学者阐述的李秀成自述中字里行间的革命立场，认为“防鬼反为先”的话洗白不了他投降变节的错误；论述了李秀成的投降变节不是历史条件的限制，同时也不是具有偶然性的。总之，他认为《李秀成自述》的问题不是它的史料价值的问题，而是对它的根本立场、根本评价的问题，它是一个“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
戚本禹的文章发表不久，在学术界引起强烈的反弹，许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不赞同戚本禹的观点。据张传玺的《翦伯赞传》披露：翦伯赞对前来看望他的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就谈到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李秀成在太平天国革命史上功勋卓着，在国内外的名声都很大，作为历史上的农民出身的农民革命领袖，评价应当慎重，应当看主流，看大节。是‘伪降’？‘真降’？还是‘争取曾国藩共同反抗外国侵略’？都不要轻易做结论。”对于戚本禹文章中所表现出来的盛气凌人的态度，翦伯赞尤为反感。他说：文化学术是党的事业，是人民的事业，是伟大的事业，要搞好这一伟大事业，要有党的政策，还要有人。光靠几个共产党员是不够的，还要发挥每一位非党专家的作用。罗尔纲在旧社会就开始研究太平天国革命，为农民革命群雄立传，做了共产党人应当做而尚未做的工作，我们应当欢迎，应当支持。共产党员应当虚心，应当学会以平等待人，不要因为自己学了几句马列主义就盛气凌人！
1963年9月14日，中宣部召集学部、近代史所及《新建设》杂志负责人开会，专门讨论戚本禹评价李秀成的文章。与会者多数认为：《历史研究》对戚本禹的文章处理不慎重。李秀成不同于曹操等一般历史人物，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人物，是民族英雄。他奋斗、革命了一生。后被俘八天，有点动摇，最后还是被杀了。这样的人不能简单地定为叛徒。周扬同意与会者的多数意见。他认为戚本禹的文章是一种“翻案风”。他说：李秀成无论如何功绩是不能抹煞的。近代中国反帝是第一标准，第二是有保护群众的想法，不要加害群众，这是过去的人物、历史人物，不能按共产党员要求。即使共产党员，动摇一下，最后被敌人杀掉了，也不能认为是叛徒。糟蹋了这个人物，第一学术上站不住，第二政治上不利。周扬最后提出由中宣部在内部发一个通知，要各地对戚本禹这篇文章不要转载，不要公开评论或讨论，随后由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刘大年写一篇正面评价李秀成的文章，仍由《历史研究》发表，作为史学界的基本意见。北京史学界人士先开个座谈会，会后发个消息，在报上刊登一下，表示北京史学界不同意戚本禹的意见。
北京史学界人士座谈会在近代史研究所召开，刘大年主持。会议先传达了中宣部会议的意见。翦伯赞在会上作了系统发言。他认为：(1)戚本禹的批评文章有很大的片面性——“只找《自述》中有利于曾国藩的话，不管不利于曾国藩、揭露曾国藩的话”。(2)从生活上推论忠王不忠，过于勉强——“李秀成逃跑，是为了要活下来，要活下来，总是要吃饭的。他还想召集军队，继续打仗，军队也要吃饭，打仗也要钱，把这些事情都看作李秀成的罪状太过分了”。(3)对李秀成的评价要慎重——“戚文通篇是推论。他不是先肯定李秀成的革命功劳，然后再指出其污点”，“只是根据李秀成在几天之内匆匆写出的供词，就推论他一生革命都是假的，太不公平。毛主席说，不苛求于孙中山的缺点。我们也不应苛求于李秀成。如果李秀成被否定了，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领袖中就没有几个英雄了，整个中国通史都需要改写了”。他说：中央提出要抓阶级斗争，要反对现代修正主义。这是指现实中的斗争。不要什么事都扯到古代去。戚本禹的动机是好的，是想批判李秀成“变节”，可是不能牺牲李秀成。忠王是农民革命英雄，有缺点，但不应苛求。忠王把外国侵略军打得一塌糊涂，这决不是糊涂将军所能领导的。他最后为外国侵略军打败，甚至被俘后仍念念不忘反对帝国主义，这些都是很可贵的事实①。
就在这时，形势却发生了始料不及的变化。自称为“流动哨兵”的江青，将戚本禹的文章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读了《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批了几行字：“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鲜明地表示了对戚本禹文章的肯定。江青对戚本禹说：你的文章写得很好，主席看了，表扬了你，说你给党立了一功。因为你的文章里提到了叛徒问题，主席认为党内叛徒问题长期以来没有解决，你的文章提出了这个问题，所以主席表扬了你。你可别骄傲，要继续写，写完以后可以请教康生主持的钓鱼台写作班子，他们会给你出主意。
消息传出，中宣部停发了关于史学界讨论戚本禹文章的报导，表示戚本禹的文章不能驳，通令今后凡是歌颂李秀成的文章和戏剧也不要发表和演出。
得到最高权威支持的戚本禹当然要把他的观点进一步推向极致。于是，《历史研究》1964年第4期又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题目为《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由于在他的《评李秀成自述》一文发表以后，罗尔纲先生和其他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所以他认为“怎样对待李秀成的自述和他的投降变节行为，是一个迫切需要通过争论辨别清楚的问题”，因此他的文章不再是全面地评价李秀成，而是专门谈“投降变节行为”。他根据自述的文字和其他史料，进一步证实李秀成被俘后确实有过投降变节行为，这就是历史的本来面目。他又继续论述了所谓“李秀成投降变节的思想过程”，进一步批判“伪降说”是没有根据的。文章又进一步批判所谓“时代阶级条件”和“一般性质的错误”的观点，同时质问“为什么要大肆宣扬投降变节行为”？这里的矛头不仅指向支持“伪降说”的学者，还指向了话剧《李秀成之死》《忠王李秀成》的编导者。文章还含沙射影地说：“他晚节不终，他的斗争历史和统帅地位依然否定不了他投降变节的事实。而且只要是投降变节了，那么，斗争历史越长，革命职务越高，问题也就越严重。”说到这里，已经可以感受到戚本禹的矛头究竟是对着谁了。这样，本来是一场学术论争已经成为当时为政治斗争服务的一个工具了。不过这时候“文化大革命”毕竟还没有开始，罗尔纲等学者还有自己说话的机会，就在同一期《历史研究》上，还发表了罗尔纲坚持李秀成伪降说的长篇文章《忠王李秀成苦肉缓兵计考》，他认为李秀成在自述中所说的那些“自污的话”，并提出“招齐章程”，就是一种苦肉缓兵计。声明他对李秀成没有降敌的看法“二十年来始终如一”，而且“日益坚信”。
随着戚本禹批判李秀成自述文章的发表以及受到毛泽东支持的影响逐渐扩大，在学术界迅速形成了批判李秀成、批判叛徒的高潮。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1949－1979年)，在报刊上发表有关近代人物的论文中，位居第一的是孙中山(453篇)，李秀成紧随其后(306篇)，多集中发表于1964－1965年之间[5]。这里，我们仅列举几篇论文的题目，至于其作者为何人我们可以隐去：《不能把叛徒李秀成美化为反侵略的英雄》(《江西师院学报》1964. 2.)、《英雄乎？叛徒乎？》(《甘肃师大学报》1964. 2.)、《李秀成自述是投降书》(《学术研究》1964. 6.)、《“苦肉缓兵计”是主观唯心主义典型》(《历史研究》1964. 5－6.)、《忠王不忠》(《光明日报》1964. 8. 7.)、《李秀成的叛徒面目不容改变》(《江淮学刊》1964. 5.)、《为叛徒辩护是徒劳的》(《江海学刊》1964. 9.)、《叛徒与革命英雄可以合二而一吗？》(《江汉学报》1964. 9.)、《李秀成的投降变节不是偶然》(《史学月刊》1964. 12.)等。实际上，这场学术论争事实上已经成为一面倒的批判，赞同“伪降”说的文章几乎很少。这场批判运动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1976年。就在这一年《历史研究》第1期上，还发表一篇《李秀成——修正主义和投降派的一面镜子》的文章，《四川师院学报》1976年第2期还发表了《复辟狂李秀成》，直接把批李秀成与当时的“批邓”形势联系起来。
不难看出，这个时期关于李秀成问题的论争已经完全脱离了学术研究的轨道，成为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工具。这个时期的文章，基本倾向是赞同戚本禹的观点。多数文章的作者从批判“叛徒”的立场出发，对李秀成基本是全盘否定。例如有人认为，李秀成在身为统军大帅之后，高官厚禄、养尊处优的生活方式逐渐毒化着他的头脑，儒家道统的思想、天命劫数的宿命论观点、侥幸于万一的保命心理、飞扬跋扈的个人英雄主义作风乘机滋长起来，逐渐排出了他的革命意识而居于主导地位，以致于使他拜倒在凶残奸猾的敌人面前。
许多文章从批判李秀成开始进一步引申到对“叛徒”的批判，强调革命者应该全始全终。有的文章说：“革命家和变节者之间横隔着一条鸿沟，绝对没有可以沟通的余地，硬要给叛徒带上英雄的桂冠，这种作法其实质，就是为叛徒张目，是绝不能容许的。一个真正的革命者的本色是他对革命事业、革命阶级永远全始全终，在任何惊涛骇浪中都毫不动摇，毫不妥协。李秀成用自己的投降变节的言行，一笔抹去了他自己的革命经历，断送了他自己的功绩，从农民革命的立场叛变为反革命的立场，还有什么资格充当农民革命家呢？”
有的文章反对用“历史条件”来解释李秀成的行为，说“农民革命将领是否投降变节这完全取决于革命者自己对革命事业所持的态度，做视死如归的英雄或做遗臭万年的革命叛徒，何去何从，纯粹是革命者自己的事”。借用什么“时代、阶级的局限性”“历史局限性”“历史条件限制”等来为李秀成投降变节辩护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1979年以后，对李秀成的评价逐渐趋于客观，文章多从李秀成本身来评价李秀成，不再涉及政治上对叛徒的批判。如《怎样评价李秀成及其(自述)》(《历史研究》1979. 1.)、《李秀成评议》(《河北师院学报》1979. 1.)、《实事求是地评价李秀成》(《社会科学研究》1979. 2.)、《李秀成的狱中表现应该怎样评价》(《上海师大学报》1979. 2.)、《李秀成略论》(《南京大学学报》1979. 2.)、《论李秀成》(《学术论坛》1980. 1.)、《论李秀成》(《北方论丛》1979. 5.)、《论李秀成》(《辽宁大学学报》1980. 2.)、《如何评价李秀成——略论李秀成的乞降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81. 1.)、《论李秀成的投降》(《学术论坛》1981. 1.)等。
1985年，苏双碧出版了专着《李秀成评传》。书中在肯定李秀成在太平天国后期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后，也批评李秀成的思想没有阶级的区别。他说：在李秀成看来，后期太平天国和清王朝的对立，仅仅是两个对立的政权存在而已，没有什么阶级利益的区别。因此，李秀成和清王朝的征战，不过是为了争疆夺土。苏双碧还谈到李秀成的封建意识，认为他的封建意识比较浓厚。在处理他和洪秀全的关系上，基本上是按照封建的道德规范来处理的。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是以“忠君”为核心的。从这个思想出发，李秀成的“愚忠”思想是很突出的。书中还批判了李秀成的敌我概念很模糊。例如，浙江巡抚王有龄在太平军攻城时自缢身死，表明他甘心充当腐朽的清王朝的殉葬品，李秀成却对他的行为加以体恤，动用人马、金银为他送葬。李秀成这样做，是他封建思想的暴露，而不是宽容大度的胸怀。苏双碧还批评李秀成分散主义思想很严重，根本不听洪秀全的命令，以“逆主之命，信友之情”拒绝率兵去救安庆。苏双碧还认为，李秀成提出“防鬼反为先”的口号并不是以振兴民族为宗旨的，而是希望曾国藩采纳他的意见，在“防鬼”的前提下，收编太平军余部，共同对付外国侵略者，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因此，提出这个口号的动机是具有两重性的，只强调口号的积极意义，而不去考察李秀成乞活的实质，就不能揭示事物的真相。对李秀成在曾国藩面前的“乞活”表现，苏双碧也有很多叙述，认为曾国藩对李秀成的欺骗，使本来已有心志动摇的李秀成更增加了苟活的幻想。他的软弱、动摇，也徒然为敌人所耻笑。
纵观这一时期的文章，大家已经不再针对李秀成的所谓“投降变节”大做文章了，也很少有人赞同李秀成是“伪降”、是使用“苦肉缓兵计”，但是在他的历史中确实也存在一些问题，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污点”。这些污点也确实都是难以回避的。“污点”说的一个典型的体现就是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第四册)。此书在60年代中期教材已经编写完，在谈到李秀成的最后结局时，翦伯赞再三斟酌后写道：“7月19日，天京陷落。李秀成突围，在近郊被俘。他竟然屈节求生，向曾国藩表示愿意招降太平军余部，所写笔供中有‘收复军部，而酬高厚’之语。李秀成在革命斗争中立下了重大的功绩，但在生死关头却经不起考验，留下了极大的污点。最后，敌人还是把他杀了。”
三、《李秀成自述》重新被提起
20世纪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学术界关于李秀成的评价的热潮逐渐趋冷，很少有新的观点出现。新世纪初年，姜涛发表了《重读李秀成自述》的文章，他指出：李秀成的《自述》中确有一些自污的话语，也有若干对曾国藩、曾国荃兄弟的吹捧之句，但那都是有所为或有所求而发，字里行间所更多流露的，是对他亲身所从事的太平天国大业的回忆与思考。这是研究太平天国史以及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的极为难得的第一手资料。要想真正深入了解太平天国的历史，就应该认真读一读李秀成的《自述》。《李秀成自述》在今天依然有认真重读的必要。重读之所以必要，就在于我们现在已能摆脱若干非科学因素的干扰，真正平心静气地、细致深入地将其作为对象去研究。而近年来陆续发现的若干新的史料，尤其是王庆成在英国所发现的《天父天兄圣旨》，可以让我们从不同的视角重新审视《李秀成自述》，发掘和开拓新的认识层面，从而将太平天国史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李秀成自述》中有一些吹捧曾氏兄弟甚至为大清王朝着想的字句。在1960年代的那场批判中，李秀成因此被打成了叛徒，甚至连累到苏州忠王府亦因此被撤销了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即使在8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的年间，仍不乏论者对其晚节不终的指责与批判。罗尔纲是深为同情李秀成的，他为此提出了着名的“苦肉缓兵计”之说。现在看来，李秀成对曾氏兄弟的真实态度还可继续探讨[5]。
针对那种“晚节不忠，不足为训”的说法，潘旭澜说：“古今中外不少最高权力拥有者，往往以对现实的需要来看待历史人物，甚至作为评价的唯一标准。要求臣下，在其生死前后都要绝对忠诚，绝对服从，绝对拥护，不得有任何异议，任何批评，任何纠正。学者如果照这种观点去看待历史，历史论着便成为权力意志的传声筒，没有什么事实、是非、品格可言了。”他认为，总的说来，李秀成是太平军中难得的将领，但他确实是个悲剧人物。问题不在于李秀成是不是忠、义，而在于其忠、义价值的二重性，在于他想超越简单的高呼口号而死的复杂内涵。“有几分读懂供词，就会觉得这是一曲太平军的挽歌，洪秀全的挽歌，他自己昨日的挽歌。供词即将写完，他就被杀掉，成了洪秀全的殉葬，供词成了殉葬者预先自唱的挽歌。这支复调挽歌，是寻味不尽的。”[7]
近日看到太平天国研究者陶短房的新着《这个天国不太平》一书，涉及太平天国的各位重要人物和制度等，其中论及李秀成颇有值得思考之处。他指出：“李秀成虽然是个争议性人物，百余年来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且大起大落，但不论哪一派都不得不承认，他是太平天国人物中形象最丰满、也最无法忽视的一个。”谈到李秀成所谓的“投降”问题，他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
有一种“投降”，是在已经失去自由后，用自己尚存的一些价值，去和敌人做交易。如果说这样的“投降”，那么李秀成“疑似”，但他所交换的，是大江南北几十万太平军将士的生命，以及亲笔书写太平天国历史、成败得失的“自由”，而他的筹码，却只是自己的思想和生命。这样的“投降”正如英国学者柯文南先生所质问的：“难道是很可耻的想法和行为么？”笔者几年前曾在一篇替朋友《忠王传》所撰后记中写道：“慷慨捐生易，从容赴死难，而延旬日之活以忧百万之生者，千古一人而已。”仅凭这一点，李秀成已不愧太平天国领袖中之佼佼者，真降、伪降的口舌之争，不辩也罢。[8](P68)
近年来学者们关于重读李秀成自述的主张，确实对我们很有启发。首先，这种重读的主张明显地表明应该换一种思路来读自述，特别是应该从那种“真降”、“假降”对立的模式中解脱出来。因为按照这种模式去争论，你是永远不能把研究推向前进的。在批判李秀成高潮的1964年，就有一位历史学家说：“最难评价的历史人物，就无过于李秀成了。”之所以难，就在于这种研究模式的局限。按照历史学的传统方法即史料证明的方法，你从这份历史材料中可以找出李秀成立场动摇、不绝对忠于洪秀全、贬损自己、向敌人颂扬谄谀的话是很容易的，戚本禹的文章所以有很大的影响，就在于他详细引证了李秀成自述，拿出了很多的证据来说话，于是达到了“白纸黑字，铁证如山”的效果。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解读史料，也可以说他始终立场非常坚定，没有投降敌人，只是伪降。这种非此即彼的研究模式像一个怪圈，是永远冲不出去的。即使退一步讲，不把李秀成作为叛徒来批判，把他作为一个有严重“污点”的农民军将领，但他有那些严重的问题，必然也是个“不足为训”的人物，对他的自述何来重读的价值呢？
其次，要重新解读《李秀成自述》必须换一种视角来读。李秀成自述所以遭到如此大起大落的命运，一个重要原因是赶上了特殊的政治环境。政治家有他特定的思考问题的方式，他要求各个领域都要为现实的政治斗争服务，历史研究也不例外。因此，当他以这种现实政治要求来审视这份历史资料时，必然会把它当成个反面教材，众多有同样思维方式的人也就会赞同这种结论。但是，真正科学的分析历史人物，应该突破那种从现实政治需求来下结论的评价模式，要从历史的角度、科学的角度看他究竟为后人、为历史留下了什么。有人认为，李秀成是“太平天国人物中形象最丰满、也最无法忽视的一个”，这话是有道理的。这不仅是因为他的事迹几乎贯穿了太平天国的始终，更是由于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留下了长达36100字的亲笔材料，记录太平天国和他本人的历史。因此，他是太平天国人物中保留一手个人资料最多的一个，即使那些称他为“叛徒”的人，也不得不运用李秀成自述的资料来说明太平天国和他个人的历史。李秀成的生命固然早已结束，但这份资料的价值却是永存的，他为后人了解太平天国和他本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资料。如果没有留下这份材料，把李秀成打成“叛徒”就没有了依据，他可以当之无愧地成为“英雄”，不过那对历史的遗憾要比这大得多。
四、换一个角度来看《李秀成自述》是否可行？
重读李秀成自述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经过了这一场“革命”的洗礼，人们的历史观、价值观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于人才的判断标准也有了新的定位，人们一定会从很多新的思维来重新思考这个老问题。经过多年思考，我认为可以从心理分析的角度对《李秀成自述》进行新的研究。
首先，《李秀成自述》是一个可以进行心理分析的绝好材料。
我们看到法国年鉴派学者勒华拉杜里所写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就是利用一份珍贵的宗教历史档案写成的社会史、心态史着作。蒙塔尤是法国南部讲奥克语的一个牧民小山村。1320年，当时任帕米埃主教(后为教皇)的雅克•富尼埃作为宗教裁判所法官到这个村来办案。在调查、审理各种案件的过程中，他发现和掌握了该山村的所有秘密，包括居民的日常生活、个人隐私以及种种矛盾、冲突等，并把它们详细地记录下来。20世纪70年代，勒华拉杜里以历史学家的敏感和精细发现了这份材料，他以如获至宝的心情利用了这些珍贵史料，用现代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再现了600多年前该村落居民的生活、思想、习俗的全貌以及所体现出的14世纪法国的特点。他的这部着作所以成为社会史、心态史的名着，关键在于他成功地利用了这个资料。
我国的历史档案中，可以用来进行心态史研究的材料肯定也不少，我们还没有去进行这方面的发掘。但《李秀成自述》肯定是可以用来进行心理分析的绝好材料。这份三万多字的自述，是李秀成在囚禁他的木笼中，用毛笔一字字写成的。虽然是作为供词来写的，而实际上就如同罗尔纲先生所说：“《李秀成自述》是五四运动新文学出现以前罕见的长篇自传。”供词虽经曾国藩在个别地方有所改动，但透过影印的原件，仍然可以看到它的真实面目。《李秀成自述》的最大特点除了系统地保存了太平天国的历史和他本人的经历外，还真实地记录了他在被囚时的心理状态。由于他的时间有限，他不可能有更多的时间去像创作一部长篇小说那样去考虑布局谋篇和斟酌字句。他只能以奋笔疾书的速度来写出自己所经历的过程、自己所知道的事情以及自己在面对死亡时的一些想法。十四年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对他的影响太深刻了，所以他的叙述，既包括对太平天国起义胜利进展的描述，也包括对太平军内部问题的种种隐忧；既包括对洪秀全对他的任用的感恩之情，也包括对洪秀全做法的不理解、不赞同甚至是直率的批评；他表白了自己在太平天国起义过程中的作用，又后悔自己跟从了洪秀全，骑上虎背，不得不由；他在描述太平军的胜利的同时也曾表现出对清军和洋鬼子的蔑视，而在把希望投射在曾国藩的身上时，又说出许多阿谀奉承的话；他被俘后早已做好了一死的准备，但却给人留下了“乞贷一命”的印象。这种种矛盾的现象、矛盾的心理状态，就是一个真实的李秀成的心理写照。因此，这个材料对心理分析来说是大有可为的。如果我们可以适当地运用心理分析方法，就可以摆脱过去那种非此即彼的模式，有助于更客观地认识李秀成。
细读《李秀成自述》，我们可以从字里行间看到李秀成对个人心理、群体心理现象的一些描述，为我们对这份自述进行心理分析创造了可贵条件。
比如，自述中讲到1862年(清同治元年)10月，李秀成在苏州，而洪秀全要求他立即率兵救援天京，并命使臣来责备他“不忠”且有“自图之义”，李秀成心里不服，“不欲佐理”。这时，朝臣们都来劝导他，使他受了感动。他说：“一朝之大，亦有好友，亦有不情，人心是肉，劝化多言，而心自遂。”这里他讲述了自己心理转变的过程，特别提出“人心是肉”的说法，这个说法虽然只是普通百姓对于“人心”的一种粗俗的表述，但是他这样一位农民军的将领，毕竟看到了“人心”的存在，看到了“人心”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同时他也从物质的角度来说明人的心理现象的根源，这本身就是十分可贵的。在说到太平天国的失败时，他也提到“我家人心不齐”，表明他对“人心”问题的重视。
再如，李秀成在叙说拜上帝会在广西的传播影响了起义的发生时说：“自道光二十七、八年之上下，广西贼盗四起，扰乱城镇，各居户多有团练。团练与拜上帝之人两有分别。拜上帝人与拜上帝人一伙，团练与团练一伙，各争自气，各逞自强，因而逼起。起事之时，团练与拜上帝之人同村亦有，一村逼一村，故而聚集。”这里的“聚集”就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拜上帝人所以形成一种“聚集”，就是由于当时的社会心理环境所激起的。李秀成看到了这一点，是很不简单的。
在叙述永安突围时说，秦日昌带领的太平军“移过仙逥迥，被乌帅大军追赶，杀死天朝官兵男女两千余人。众见势甚太逼，大众次日齐心，与乌军死战，复杀死乌军四、五千。乌帅被伤，在六塘圩身故”。这里的“乌帅”是指清廷任命的广西帮办军务乌兰泰。这场战斗太平军先败后胜，大败清军，得以从永安突围。转败为胜的原因，不是由于双方的军力对比发生变化，也不是太平军用了新的战略，而是由于开始的挫败激发起太平军奋战的情绪，形成一种力量，这是典型的社会心理作用的结果。
对于“杨韦内讧”的发生，历史学家们做了很多解读，比如说韦昌辉是混入太平天国领导层内部的阶级异己分子等。但是，李秀成从社会心理的角度对事变的发生做了很深刻的说明。“东王令严，军民畏。东王自己威风张扬，不知自忌，一朝之大，是首一人。韦昌辉与石达开、秦日昌是大家一心，在家计议起首共事之人，后东王威逼太过，此三人积怒于心，口顺而心不息。少怒积多，聚成患害，积怒仇深，东、北、翼三人不和。北、翼二人同心，一怒于东，后被北王将东王杀害。”李秀成这里说得何等深刻、何等精炼！不管你从各种角度去分析天京事变的发生，但是你不可能绕过他们“积怒于心”的事实，“少怒积多，聚成患害，积怒仇深”。没有“积怒仇深”怎么会发生这样不可想象的屠杀事件呢？李秀成虽身不在天京，但对杨、韦、石等人都有一定的了解，尽管他当时还只是一个下层的军官，但对事件的解读确实抓住了要害。
说起他自己参加太平军的原因也是非常实在的心里话。他说：“西王在我家近村乡居驻，传令凡拜上帝之人不必畏逃，同家食饭，何必逃乎？我家寒苦，有食不逃。临行营之时，凡是拜过上帝之人，房屋俱要放火烧之。家寒无食之故，而随他也。乡下之人，不知远路，行百十里外，不悉回头，加后又有追兵，而何不畏？”这里生动地描绘了当时参加太平军的动机，主要是“家寒无食之故”。因为太平军“有食”，所以“不逃”。这样到后来，他回想起自己参加太平军的心情时多次说：“我自幼不知分毫之事，迷迷懞懞而来，造成今日患害，父母分离，妻儿失散，为人非肯作不良不孝不义之徒也！”“我自小为民不知，涌涌而来，情知此事者，能死亦不能为也。人无天理，非是人伦，骑在虎背，不得下骑。”我认为这些都是李秀成个人心理的真实剖白，是非常自然的流露。这些话不是编给曾国藩听的，也不是想以此来减轻自己参加太平军的责任。他能把个人以及多数群众在当时参加太平军的动机说得如此真切，是很难得的。这些能够真实地反映个人心理、群体心理的内容，是这个自述中最有心理分析价值的部分。
如何运用自述的资料对李秀成进行心理分析呢？我个人的思路是这样的：
首先，可以总结李秀成在太平天国兴衰全过程中的心路历程。李秀成的自述基本上是按照太平天国兴亡的过程来叙述的，而他自己也正好参与了事变的全过程。他从一个信仰拜上帝的普通农民成为一个太平军战士，后来成为下层军官；天京事变以后，他被推选上来“助国”，成为太平天国后期维持天国大业的主要将领；他主持了太平天国最后的保卫天京的战斗，直到最后城破国灭，自己也成为清军的俘虏。这十四年来，随着天国历史命运的变迁及他自己在天国中地位的变迁，他的心理状态也是不同的，而李秀成总是伴随着对形势的发展叙述，流露出自己个人的心态。这样一个心路历程，就是我们进行李秀成心理分析的基本线索。
其次，可以研究李秀成与洪秀全的心理互动关系。所谓“忠王不忠”的问题，主要是从李秀成对洪秀全的态度来说的。洪秀全是太平天国的领袖，对洪秀全的“不忠”就是对太平天国的“不忠”。洪秀全对李秀成的任用、信任、恩宠与怀疑、限制、怒斥等是交织在一起的，摸清这个互动过程的来龙去脉，是很有必要的一条心理分析线索，也才能真正搞清洪李之间的关系。
再次，李秀成与曾国藩的心理互动。曾国藩与李秀成的直接接触只有两次。第一次是曾国藩从安庆赶到南京的当天晚上，即李秀成开始写自述的前一夜；第二次是八天以后，李秀成将被杀的前一天晚上。但这两次短短的接触对李秀成的心理状况影响很大。所谓“忠王不忠”的另一面，就是李秀成在自述中说了那么多奉承曾国藩的话。为什么这两次谋面，就可以让李秀成对曾国藩的态度产生这么大的变化呢？曾国藩本人有何魅力可以如此迷惑李秀成呢？曾国藩如果不见李秀成，直接由曾国荃来处理李秀成，是不是一切都不会发生、李秀成就成为当之无愧的“英雄”？这是不是非理性和历史的偶然性发生了作用呢？这些都是很值得探讨的问题。而曾国藩在李秀成的身上也是花费了大量心思的，何时处决他，在何处处决他，如何删改他的自述，如何向清廷交代，以致到将李秀成处决后，他都不能把李秀成供的原稿上交给清廷，连他的后代也是秘不示人，这都是心理活动过程。因此，对于曾国藩在李秀成问题上的各种表现，也是适合进行心理分析的，并且材料也是很多的。
最后，需要总结李秀成的人格特征。根据以上各方面的材料分析，可以概括出李秀成人格特征的主要表现，如他的知识与才能、他的忠君、他的信天命、他的保民为乐等。此外，还有一些人性方面的特点也需要去探讨，比如他对待清军降将的态度，对待为清朝效忠而死的朝臣的做法，对自己的降清部下的做法，都有很多超乎通常之处，也是他百年之后遭人诟病的地方，而这些做法恰恰折射出他人性方面的特点，是值得分析的。此外，我们还可以借助其他史料如英国人呤唎的《太平天国亲历记》等对李秀成的诸多描述，这些描述可以帮助我们分析李秀成的外貌特点、性格、气质等等，甚至对李秀成当时的服饰、礼仪等都有很多细致的记载。他的记述对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李秀成的人格特征，应该是有所帮助的，因此这些也都是十分宝贵的资料。
通过以上几方面的分析，就可以对李秀成的心理状况进行一个较为完整的分析，就可以再现出一个血肉丰满、有思想、有情感的活生生的李秀成，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在如此特殊的社会条件下的农民将领的内心世界。这样把必然性的分析与偶然性的分析联系在一起，把理性和非理性的作用联系在一起，这个分析的目的不在于对李秀成进行政治上的判断，而是在于对李秀成的整个为人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这对于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剖析一个历史人物也是有一定价值的。
其实，我们运用心理分析的方法不仅可以研究李秀成个人及那个时代的群体的心理状况，就是对于几十年来《李秀成自述》评价的大起大落现象也可以进行社会心理分析。1963年至1965年，所以会形成对李秀成及其自述口诛笔伐的现象，实际上也是一个社会心理问题。短短的一两年时间里，竟然会有三百余篇涉及李秀成或《李秀成自述》的文章。哪里会有那么多的新观点、新材料，分明是人们嗅到了社会上的一种“风”，于是拼命地紧跟起来。
戚本禹1963年的发难及1964年、1965年对李秀成的批判，形成了一场社会运动性质的批判高潮，这就有它特别的社会背景。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这个时期的历史：1959年8月，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通过了批判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反党集团”的决议。毛泽东指出，庐山的这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进入60年代以后，1960年初，《文学评论》《文艺报》等报刊开始批判巴人的“人性论”。1960年3月，文教和艺术领域开展对修正主义的学术批判。1960年4月22日，为纪念列宁诞生90周年，《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文章，提出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问题。1962年8－9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小说《刘志丹》被批判。1963年9月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文章，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进一步提出批判修正主义的问题。1964年7－8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发表文章，批判杨献珍的“合二为一”论，认为“合二为一”是修正主义，是阶级调和。1965年5月，《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判根据茅盾1932年小说改编的电影《林家铺子》，认为电影掩盖了阶级矛盾。1965年8月，《人民日报》又发表文章，批判电影《不夜城》美化了资产阶级，宣传阶级调和。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批判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与陈伯达等人谈话中说：戚本禹的文章写得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的问题是罢官。嘉靖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1965年12月，《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对翦伯赞的历史观点进行批判，明确把矛头对准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这样的政治生态环境下，社会上形成了一种“左”的思潮，反对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反对阶级调和、反对妥协投降，是这一时代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表现，是时代的特别要求。在这种特殊的时代要求下，学术研究偏离了正常的方向，有的人抓住了一些靶子上纲上线，有的文艺作品、学术思想、学术成果就成为这种路线的牺牲品，成为投向党内一些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利剑。《李秀成自述》所遭遇到的就是这样的命运。1964－1965年，所以会有几百篇批判文章指向李秀成和《李秀成自述》，就是这样一种社会心理导致的结果。人们所批判的“晚节不忠”表面上是指向李秀成，实际上是在影射彭德怀等老一辈革命家。这一点，当时所有写文章的人包括戚本禹在内都是心知肚明的。
政治风云下的史学论争问题，在时过境迁之后大部分是可以恢复到正常的科学轨道上的，只要这些问题还有相当的科学价值，只要它们还有从新的角度进行研讨的余地，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史学的发展已经证明了这一点。重提那些在特殊社会环境下的学术论争，不是“炒冷饭”，而是正视史学自身所走过的历史。尽管我们今天看来那时的历史有些荒唐，但健康的历史科学是踏着过去的足迹发展过来的。我们相信，只要我们不断地转换视角、更新思维，在理论和方法上不断地有所创新，一些看来已经“过时”的老问题也会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成为史学发展的新的学术增长点。
注释：
①以上两段文字及后一段，均参见徐庆全：《翦伯赞的一封未刊信》，《历史学家茶座》第一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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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姜涛．重读李秀成自述[J].近代史研究，200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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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陶短房．这个天国不太平[M].北京：中华书局，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