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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刘志琴：当代史学功能和热点的转向

（资料来源：《甘肃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
提要
一、史学在中国一度是最辉煌的学问，遭受破坏也最严重，信誉的丧失使史学失去公信力，娱乐化又冲淡了史学的严肃性，当代史学已从学术中心走向边缘化。
二、史学从神谕性、资政性向教育性转型，是史学主题、宗旨和功能的变化，由此相应的是写作者和阅读者的身份也相应地有所改变，这种变化在中国不是第一次，却是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一次。
三、史学功能和主题的变化，是史学面临转向的新机遇，从开拓新领域中获得新的发展。社会文化史就是从另一个视角发掘形形色色的社会生活，还愿历史的本来面目，并以它的特色走向人文学科的前沿。
一、当代史学走向边缘化
史学在古代中国是最辉煌的学问。中外学问的传统并不相同，如果说古代西方学术以哲学为代表，中国就以史学最出众，因为史学在中国是最古老、最神圣的学问，其资料积累的丰富和详实可以独步世界史坛。
近代思想家郑观应说: “千古纲常名教，经济学问皆从经史而出，悉数义所生。”经史着作被尊为经典，受到人们的崇拜，左右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这是中国独特的文化现象。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传统学术是以经学为代表，这无异说是以史学为代表，经史不分是为古人治学的传统，清代章学诚就以“六经皆史”说揭示了这一实质。所以古代中国在各种学问中以史学最发达，史学在中国也最受朝廷的尊宠，领衔史官的往往是宰相级的人物和最有威望的大儒。古希腊、罗马可以随时随地讨论学问，站在路边演讲，听凭众人围观，因此有人干脆称之为“广场哲学”，而在中国讲史论道则要焚香、叩头、行大礼，主讲者端坐上方，听讲者毕恭毕敬，讲坛犹如神坛。
正因为如此，对治史者要求甚高，首先要有史德，史德中最重要的是坚持历史的真实性，不因统治者的意志和个人的好恶而褒贬扬弃。梁启超说: “史家第一件道德，莫过于真实。”对历史的见解不妨见仁见智，但保持历史事实的真相是治史者的道德操守。史官是被朝廷任命的官员，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听命于朝廷，为君主服务，是史官的职责，但在信仰上可以从道不从君，道在君之上，不必事事遵循君主的指令，可以有自己的选择，因而对君命有所距离，为此有人不惜献身亡命，所以传统史学虽为御用学术，但却有一定的独立性，这独立性在封建社会并没有制度保障，却为道义所标榜，受到读书人的推崇，这是中国史学传统的荣耀。
如今的中国，史学已从学术中心位置边缘化，表现在下列方面:
首先是史学的公信力在下降，降到有史以来最低点，史书失去读者的信赖是史学的一大悲剧，这是当代史学需要深刻反思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史学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步履维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流行一句话，“解放了的哲学，繁荣的经济，活跃的文学，沉默的史学。”实际情况是，伤痕文学一马当先推动了人们对十年文革的反思；哲学界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经济学界阐明市场经济理论，推动计划经济的改革。史学较之文史哲三界，明显滞后。记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天津一次会上有人提出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怀疑，被告了黑状，遭受批评，其他可想而知，说是沉默的史学，正是少有作为的写照。
史学的沉默是有原因的，因为它遭受破坏最严重，当社会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转型中，文化也随之变迁，表现在新学科的引进和传统学科的吐故纳新，史学没有得到正常的发育，而在转型中一度走向畸途。举例说，文革初期大破四旧，烧古书，毁文物，史学工作者失去家园，专家学者被打倒，史学界一片凋零。曾几何时，到批林批孔运动中，史学又成为最红火的学科，人人都批孔，人人读史书，各种古籍、史学读物层出不穷，出版数量之多，覆盖面之广，空前绝后，正常的社会，并不需要兴起全民学历史的高潮，这一繁荣是不正常的。
几十年来在近代史中最为遗憾的缺失，就是不敢正视历史的真实，以南京大屠杀为例，至今是无人不哓，三十年前有人说吗? 1958年版的中学历史教师手册，在大事年表中关于1937年只有“日军侵占上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18年后1975年出版的《新编中国史》年表中关于1937年只有“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南京防御失败”，南京大屠杀这样惊天动地的大事，在历史教科书中只字不提，真相又在那里? 一直到1979年承认国民党抗日了，这件事才浮出水面，现在又是建纪念馆，拉警笛，搞得热闹，从1949到1979历史被掩盖了30年，被误导了二代人，历史学家的良知何在? 又有谁来负这历史的责任，有人推断，这是想隐蹒国民党抗日的事实，因为承认南京大屠杀，就要承认南京保卫战，这恰恰是国民党领导的战争，如果真是这样，那真是我们历史学家的悲哀，对民族救亡尚且如此，其他被掩盖的历史真相又有多少? 虽然古代史远离现实而幸免这一遭遇，但同为历史学家又何以自处? 这不是某一时段的问题，而是对史学公信力的严重损伤，史学界要重建诚信，必须说真话，非有大智大勇不能澄清真相，这就是史学界要面对的现实。
史书的信誉在下降，而戏说历史的各类书籍、讲坛却受到读者的欢迎，愈来愈兴旺。值得玩味的是作者和内容的变化，在市场上走俏的如《明朝那些事》、《历史是什么玩意儿》、《一个都不正经》等等几乎都是非历史专业者所撰写。史学的作者从史官、学者，到非专业作家，是述史主体的大变化。这些业余作者之所以拥有专业史家所不能拥有的广大读者群，是因为所述的内容具有颠覆性。从来史家说什么都要有证有据，是史家的意见都要标明，如太史公曰、某某传、注、着等等，都是对历史的实说和点评，讲究的是历史真实性和启示性。即使明清时代的讲史，带有演义性，但其伦理说教仍然不脱正史的价值。如今不然，讲史中有自说自话的，戏说的、臆说的，在中央电视台讲宋史的宣称自己是在“玩历史”，值得注意的是读者并不在乎什么史实不史实，只要读来解闷、解气就是好! 史学本是一门记实的学科，容不得掺假和矫情，古代一些史家为秉笔直书，送掉性命的大有人在。娱乐渗入这门学科，真可算是娱乐至死了，可死的不是娱乐，而是史学的严肃性和真实性。这是专业史家难以认同而又无可奈何的现象!
对此也要有所理解，对历史的嬉笑怒骂是在特殊环境中的特殊的表述方式，在《明朝那些事》中有一处讲到朱元璋，说到他一上台，就来个文化大革命，杀功臣!观众一看就乐了，其实引起读者兴奋的不是朱元璋，而是文化大革命，这是因为讲文革有禁忌，只能借历史来比喻，如果对文革能畅开胸怀来批判，人们也就不希罕以朱元璋说文革了。由此可见，如果言路畅通，读者能随意评头评足，又何需转弯抹角来议政呢? 到那时此种讲坛也就火不起来了。求真将再度成为人们读史解惑的追求，学历史的要比常人更胜一筹的是，要持有历史的眼光来解读现实中千奇百怪的现象。
二、史学功能在变迁
如今的中国，辉煌一时的史学已经光辉不在，无可奈何花落去，面临的是被解构，所谓解构是史学的主题、宗旨和功能的全变化，由此相应的是写作者和阅读者的身份也相应地有所改变，其变化波及面之大，来势之迅猛，足以颠覆传统史学，这种解构在中国不是第一次，却是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一次。
最早的史书《尚书》，大都为训诰誓命之词，这是史官用来沟通上帝与天子的对话，史与巫不分，写史的被奉为神人，史书有神谕的性质。尚者，上也，是上帝之书，阅史者主要是天子，只有天子才有资格向臣民宣示，其威权之重，凛然不可冒犯。
春秋时期中国出现第一部编年史《春秋》，这是孔子记录的鲁国兴亡史，史书从此从记神事走向记述人事，《史记》、《汉书》都承继这一传统，由于纪传体，本末体的问世，与编年体合称为中国传统史学的三大体裁。这三大体裁使古人对事件和人物的记述更为完整和准确。《资治通鉴》阐明史书的价值在于“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一语道破，史书是为帝王提供统治的经验，为一姓王朝服务，史书成为君主、官员、士大夫治国理政的教科书。
20世纪初是中国从前现代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由梁启超揭橥而起的新史学，提出要努力“使国民察知现代之生活与过去、未来之生活息息相关。”倡导史学的内容要从帝王为中心，转向国民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将平民百姓推向历史的前台，史学研究中心转移，是中国史学前所未有的大转型。西方在20世纪末提出社会生活史研究，号称大文化史，成为一大流派，中国早在20世纪初梁启超就已提出这一主题，遗憾的是由于中国革命发展的形势，这一愿望并未真正付诸实现。
建国后确立以阶级斗争为纲，史学再次沦为政治的附庸。上个世纪史学界叫得最响的口号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进而又提出为无产阶级政策服务。所谓史学的“五朵金花”即历史分期、土地所有制、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汉民族形成等问题，虽然在学术上是很有价值的，但又都有强烈的政治性，所要阐明的是共产党的基础理论社会发展史，即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五种社会形态，由此论证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这可视为“资治通鉴”的现代版，只是内容从帝王将相为主变为以农民战争为主。不同意见者如尚钺、傅筑夫、孙祚民都被打成右派、反党分子遭受批判，以政治暴力扼杀了讨论的学术价值。史书从为帝王的诏谕训示服务到为共产党的政策服务，这就是60年代风行的“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由于强调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目的决定方式，其思维习惯、文本表述以及选材取料等手段大同小异，肇致内容的枯燥和贫乏化，凡是写农民领袖的几乎千人一面，写到失败处都要带一笔农民局限性云云，从先秦到清末一种格式，上下几千年，皆可挪用，简单化、标签化成为挥之不去的通病。史学界的前辈范文澜、翦伯赞等对这种倾向都所批评，但都难以缓解。问题在于为无产阶级政策服务，是高压在史学工作者头上的大山，人人都是螺丝钉或驯服工具。党指向哪，史学就跟向哪，要歌颂农民起义，太平天国就成为热点，文革前17年以太平天国文章最多，3000多篇，居各类论文之首。
改革开放后，思想解放运动推动了文化史、社会史的复兴，史学研究突破既定的框架，表现出生气勃勃的活力，以丰富的题材和多向度的视角，刷新了史学的风貌，史书从干燥无味的说教，变为生动具体的叙事。史学走向民众，促使史学着作从少数人阅读变为大众读物，这是方向性的大转移。
由此可见，史学功能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已经发生变化，史学被推崇为神谕，是在神权时代；被认为是资治通鉴或政治教科书的，是在皇权时代。代代相承的小农业生产，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前人经验就是后人的轨迹，人们匍伏在祖先的足下，亦步亦趋，事事按祖制办事，间有革新也要打着法祖的旗号，即使至尊至贵的君主发号施令，也得标榜来自祖先的训示。代代相因的社会造就尊祖敬史的社会心态，治国理政只要效法祖先，就能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凝聚效益，因此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说，不论这句话行得通行不通，都反映小农经济形态中习惯性的思维方式。在这种社会形态中，记载前人业绩的史书自然奉为经典，遇有重大决策无不要从史书中找依据. 维护统治的，夺取政权的，革新的，保守的都要寻找历史依据，在史书上做文章。西汉的统治者崇奉今文尚书，篡汉的王莽就抬出古文经；反对新政的司马光效法《春秋》，王安石就攻击《春秋》是“断烂朝报”。士大夫们以史教为楷模，攻经读史，谋求攀升，史书成为政治斗争和跻身仕途的工具。
在封建社会形态中，史官是皇帝的高参，史家在学界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而这一切都被现代化浪潮所冲击，步入全球化时代，社会风貌大变化，过去是站在中国看世界，现在是站在世界看中国，完全是不同的视角。在静态的小农社会，治国理政要寻找历史依据，向后看。现在是信息社会，各种信息如排山倒海般汹涌而来，潮起潮落，瞬息万变，人们对事物的判断和决策，不再仰仗史书的教诲，主要是提升对信息的把握度和思辨力。许多是前人从未经历的事件，史事也不足以应付现实的变幻。治国理政不再需要寻章摘故，而是要眼观五洲风云，耳听四海浪涛，历史的参照系降到最低点，即使推崇史书的统治者，也未必接受历史的经验教训，毛泽东通晓历史，饱读经书，出口就有历史典故，可他只是玩历史，将历史为我所用，倘若他真有历史情怀，又何至于发动焚书坑儒的文化大革命?
资政的功能在大幅度地缩减，历史还有何用? 历史是现实的过去，现实是历史的发展，人人拥有现实，人人就离不开历史，所以历史是人生、民族、国家的记忆，人们认识历史，如同婴儿来到世界，要认识自己的母亲一样，这是不可磨灭的天然血脉。历史与现实分置在不同的时间，有一定的距离，这个距离不是主观的，而是由不同时空界定的，历史和现实这个距离要靠教育做中介，运用历史知识，扩大人们的视野，提高人的思想能力。历史教育不仅给人以知识，更重要的是给人以历史的智慧，这比知识更有力量。所谓鉴往知来，就是通过对往事的鉴别、筛选、提炼、概括，抽象成规律性的认识，给人们以历史的启示，从而更深刻地理解现实、规划未来。历史是通过启示为现实服务，这不是简单的比喻所能发挥的效用。不能把历史局限于爱国主义的教育，还应该成为德育、智育、美育的内容，成为全面提高国民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
重视史学的教育功能，可以改进史学研究工作，既要一如既往地重视对史学的训诂、考证，本末源流的科学层次；更要重视对研究问题的价值、意义的追问，上升为理论的哲学层次。重视表达研究成果的可读性，改变文风，写出具有学术性和通俗性的优良读物，真正把人民创造的历史，交还给人民，成为人民解放自己的武器。
史学从神谕性、资政性向教育性转型，从史学对政治的关系来说是弱化了，而从对人民的受惠来说，又扩大了史学的服务功能，该弱化的就要弱化，这是时代赋予史学功能的变迁。
历史是民族的记忆，不能忘却，但它的真正价值是在现在和未来。现在流行一句话: “让历史告诉未来! ”言简意赅地道明了史学的价值所在。要知道史学是经验性的知识，因为是经验性的，自不乏有一定的规则可参照，但由于人、时、地等环境、条件的变化，任何经验又都有局限性，有局限性的经验怎样告诉未来，这要仰仗对历史的解释作出新的贡献。这是现代人的解读，是现实的，鲜活的人的认识，历史本身只是缘由，讲史的不能不反映现代人的需求，这也可视为现代史向过去的延伸。
史学是一门认识世界的学科，它运用特定的社会记忆(历史资料)，把已经消失的人物和社会现象再现出来，发掘潜藏在历史表象背后的因果联系。人类社会本是层层相因的有机整体，某些带有实质性的东西不可避免地反复出现，所以古今异时，环境有别的社会现象又具有某种共性，使今人有所参照。所谓鉴往知来，就是通过对往事的鉴别、筛选、提炼、概括，抽象成规律性的认识，以帮助人们深刻地理解现实，科学地预测未来，这是人类更高层次的认知活动。
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已拉长了我们与传统的距离，然而永不衰竭的历史长流又无处不在地滋润我们的生活。史书给人以知识，更授予读者对经验的感悟、体认和敏感，聪明人往往看重悟性，历史智慧就是激发悟性的酵母和温床。所以一些国家或企业的领导班子往往有熟悉历史的智囊人物参与战略研究，使决策具有驾驭势态的历史威力。史学教育在提高人的素质方面有不可替代的功效。
三、社会文化史发展的机遇
史学方向的转移，随着新世纪的到来而逾益突出，早在上个世纪末，人们就预言，新世纪是高扬人文精神的世纪，国内从上个世纪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到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再到新世纪的以人为本，这是史学得以转向的大背景。
应该说的是，新世纪有两种理念为为社会文化史的勃兴提供了理论基础，一是生活是历史本体论的命题，二是百姓日用是儒学的经典之教。社会文化史是以生活为中心，对生活方式、大众文化和社会风尚进行统合研究，当前思想史和文化史都向社会生活靠拢，从生活领域中发掘新资源的动向，再次证明社会文化史已跻身人文学科的前沿。
生活，包括衣食住行和休闲在内，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方式。人因为要生活才形成社会，有生活才有阶级的划分和社会的构成。生产方式的变化，社会的进步，归根结底表现为生活方式的变化，在社会生产和流通的一系列链条上，生活处于目的性的终端，这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和目的。说人是社会的本体，无异说生活是社会的本体。所以生活是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也是人类永不停息的创造业绩。人的解放离不开生活方式的变革，文明的进化与差异往往表现在吃穿用，以及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怎样吃、怎样穿，怎样用等方方面面表现出种种差别，从而发展自己的智慧，创造出不同特质的文化形态和民族传统。所以以人为本，实际上是以生活为本，这对史学来说，意味着重新回到梁启超提出的，要使国民知道生活的过去和未来。百年来史学发展中的风风雨雨，又回到上个世纪初新史学的起点，可这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螺旋式的上升，上升到新台阶。
新台阶，使研究者更上一层楼。生活是个广阔的视野，它涵盖先人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及其社会制度等丰富多采的内容，这标志中国史学进入第四个转向: 即从神说为纲，资政为纲、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生活为纲。纲举目张，目随纲移，纲变则全变，这是具有颠覆性的的大转向。转向即解构，因为建构传统史学大厦的支柱在变化。历史的主体从高高在上的权贵、精英，下到平民百姓，从注视政治、军事、经济大事变，到关注日常生活。不论是对作者抑或读者都是前所未有的大转移。
史学从笔录帝王行事到记述百姓生活，从为帝王统治服务，到为民众长智慧，是史学主题和功能的大变化。史学由此失去神圣光环，却大踏步地走上社会化。
这对研究者未必不是幸事! 因为随着研究对象的下移，会带来新气象，新问题和新思考。例如对鸦片的社会文化研究，别有一种视角。鸦片是舶来品，在世界各地都有生产和销售，为什么唯有中国酿成社会公害? 由于中国近代史是以鸦片战争为开端，种族主义的义愤，爱国主义的声讨，都指向外国侵略者，几乎成为毋容他议的定论。然而从社会文化研究，却发现自害更甚于他害的现象，这有两个论点破解这一问题。一是鸦片在中国经历从药品、食品到毒品的变化，促使中国人吸毒成瘾的是烟枪的发明，使苦涩的鸦片转化为香甜烟气，引人上瘾，这不是外人而是国人的创造。二是促使吸毒成为国害的是国产烟的种植。中国本不产鸦片，进口价格高昂，只能在少数富豪中传播，可当政的李鸿章等人认为肥水不流外人田，有钱国人自己赚，提倡在本土种植，这一主张甚至得到一度主张禁烟者的认同，到清末国产烟的产量已是进口烟的4 倍，因为鸦片对土壤要求不高，易于种植，有好收成，能卖个好价钱，在西北和西南贫困地区成为农民脱贫的方式，由于土产烟是自产、自销、自吸，吸毒者普及到农民，造成民族的大灾难，这是在貌似爱国名义下的祸国行为，是民族的自残，揭示这一现象，是深入认识近代中国沉沦的重要因素。
由于视角不一样可以发现新资料，如在清史笔记中发现有妇女告丈夫婚内强奸的案例，这是现代意识，发生在三百年前的清代，太希罕了。但这是孤证，有人认为清人笔记不可信。然而即使查不实，身处三百年前的人能臆造出这一事例，不也是一种思想的反映吗? 这虽是个案，但只要是当时人的言说，就代表一种思潮，即使是微弱的萌动，也是一种趋向。社会文化史就要发掘这类不为人注意的日常行为，窥视当时人的思想状态。
再如明清时代徽州一地所立的节妇烈女的碑坊就有六千多座，根据歙县地方志所记，这一地区的节妇烈女多达6 万5 千多人，然而就在这些禁锢最深的地区，从明清流行歌曲吴歌中却暴露另一种景象。在清代文人冯梦龙所收集的时调中有一首《偷》说的是:“结识私情弗要慌，捉着子奸情奴自去当， 拼得到官双膝馒头跪子从实说，咬钉嚼铁我偷郎。”还有首《小尼姑》云: “小尼姑猛想起把偏衫撇下。正青春，年纪小，出什么家? 守空门便是活地狱，难禁难架，不各蓄好了青丝发，去嫁个俏冤家。念什么经文也，守什么的寡。”还有《八十婆婆要嫁人》等等，这些在正史中绝对见不到的呼声，却活跃在民间社会。那种女性要求自主择偶，不畏众议，不为利诱，敢于走出家门，与情人私奔，坚贞不屈，出了事自己承当的勇气，就令人惊叹。只要看看，深锁寺院的尼姑在思春，高龄的老妇要再嫁，这些被禁锢最深的人群，都敢于冒人言之大不讳，为争取爱情，亡命献身。被封建礼教长期压抑的人性，喷薄而出，化为琅琅歌声，传播到乡间里巷，为妇孺童叟津津乐道，这与正史宣扬的节烈观形成强烈的反差。
这些问题并不局限在生活的表象，有的触及传统的伦理价值观。20世纪60年代出土的明代话本《花关索出身传》说的是，刘关张三结义时，关羽、张飞表示为了跟随刘备成其大事，决心互相杀掉对方的老小，以消除后顾之虑。于是关羽杀了张飞的全家，张飞杀了关羽一家十八口后，不忍心再杀关羽已经怀孕的妻子胡金定，就放了她。后来生下儿子叫花关索，从小练就一身好武艺，长大后到荆州寻父，岂知关羽不认，花关索一怒，破口大骂，表示投奔曹操，捉拿关羽。儿子做到这份上，当是不孝之至。这样一个有悖纲常伦理的故事，竟然编成剧本，有说有唱，在民间流传，还成为墓穴中的殉葬品，这在以孝治国的明代，几几乎是令人不可思议的事，但以出土文物雄辩地证明它的存在，这不能不使人耳目一新。
这种景象是不入正史的，可这又是活生生的存在，是与官方意识形态相背相悖的另一种存在，这说明民间社会并不都受统治阶级意识的控制，蕴藏在民风民俗中的大量资料足以说明在正史以外，还有另类历史的存在，是真正属于平民的历史。正如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所说:“他们表现着另一个社会， 另一种人生，另一方面的中国，和正统文学，贵族文学，为帝王所养活着的许多文人学士们所写作的东西里所表现的不同。”
所以传统史学的解构，并不是史学的终结，而是面临转向的新机遇，从开拓新领域中获得新的发展。社会文化史就是从另一个中国发掘形形色色的民众生活，还愿历史的本来面目，并以它的特色走向人文学科的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