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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黄广友：“革命”与“历史”——刘大年史学观念研究

“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基调”。①历史研究如何处理同“革命”的关系，一直是20世纪史学研究的一个突出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创建之日起，就围绕着“革命”展开历史研究活动，郭沫若、范文澜等史学家是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在刘大年的史学观念里，既秉承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创一代的“革命家兼学者”的共性，又有作为后继者的个性。作为来自“根据地”的“战士型学者”②，刘大年身上带有不同于来自“国统区”或“大后方”的革命学者的精神气质和对待“革命意识形态”的特殊态度，③而这种“不同”恰恰是构成刘大年史学的最突出的特色，也是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刘大年被认为是“有力的代表者”④的一个重要依据。有学者在评价刘大年时这样说道：“在大年同志心目中，作为一个杰出学者不过是他作为一个坚强战士的一部分，学术工作只是他‘尽了爱国的中国人的责任’的具体体现。”⑤刘大年自己也认为：“革命的历史家，必然是革命理论的积极宣传家，无产阶级科学文化事业的推进者。”⑥
把做学问看成是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尽爱国的中国人的责任”，因而是一项崇高的、正义的事业，这是从“根据地”走出来的学者们根深蒂固的观念，这种观念在刘大年身上继承着、发展着。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了争取革命的胜利，把历史研究当作武器，很容易使人在不自觉中降低了对历史研究的科学性要求。这种做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理解的，但从学术本身看，这样的观念和做法亦有不足之处。在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今天，笔者以刘大年为个例，通过探讨其史学观念，进而试图管窥“革命”与“历史”之间的内在张力。
一
英国历史学家E. H.卡尔说：“历史学家也是一种社会现象，他不仅是其所属社会的产物，而且也是那个社会的自觉的或不自觉的代言人；他就是以这种身份来接触过去历史的事实。”卡尔还说：“历史学家的着作是多么密切地反映出他所工作于其中的那个社会”，以至于可以把他(她)们所写的历史着作看做是“由时间与地点在内的环境塑造成的”⑦。考察刘大年革命史学观念的形成，一是与民主革命时代的塑造有关；更重要的是，1949年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政治环境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直在寻找人生出路的青年刘大年，在民族危亡时刻，经历了短暂的人生彷徨，决定投笔从戎。1938年6月，经八路军驻湘办事处安排，奔赴延安，同年7月到达洛川，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从在抗大学习、到晋冀鲁豫边区冀南抗战，再到北方大学任教，刘大年一边拿枪同敌人战斗，一边研学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这是促使刘大年从传统史学观念向马克思主义革命史学观念转变的重要时期。⑧1943年，刘大年读过范文澜《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后，产生了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念头。⑨1947年秋，在范文澜的帮助下，刘大年撰成学术生涯的第一部着作《美国侵华简史》⑩。该书出版后在反美高潮的政治环境中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奠定了刘大年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地位，决定了刘大年此后50年的治史旨趣和方向。
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出于挽救民族危亡和争取民主革命胜利的需要，强调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偏重历史研究的革命性要求，“革命”与“历史”建立了“战时”(11)的特殊关系。1949年革命胜利后，为革命服务的史学在巩固新生国家政权的使命的驱使下，继续强调着“革命与历史”的特殊关系。尽管在50年代初期，郭沫若、范文澜等人曾试图对过去的一些做法进行反省，但总体来说，历史学家们并未获得全面调整在战争年代形成的治史观念和作业方式的环境。其原因主要在史学“外部”：国际上“冷战”不断加剧，国内新生政权亟须巩固，中共又必须在意识形态领域树立自己执政的“合法性”和“历史必然性”。在当时看来，完成这一任务最有效的途径就是继续强调历史上作为推翻旧政权工具的农民革命斗争的正面价值和意义，而作为这一时期盛开的“五朵金花”之一的“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之所以能成为其中最鲜艳的“一朵”(12)，是与这一意识形态的诉求直接相关的。与此同时，意识形态领域的除旧布新运动也接连不断，“左”的思潮不断高涨以至于泛滥，阶级斗争一直处于意识形态的中心位置。
在“两条路线的斗争”十分激烈并且敌我界线分明的政治环境中，历史研究领域弥漫着“见封建就反、见地主就骂”的非历史主义思潮，战争年代形成的战时史学观念还在延续着，发展着，并深深地影响着刘大年的史学研究。这种史学观念，正如有的学者所归纳：在“战时历史框架”(13)上，表现为把“中国历史贯串在一条以人民群众为主体、以经济为骨干、以阶级斗争为动力的主流上”(14)的通史体系，在近代史编着上，建国前范文澜着《中国近代史》和建国后刘大年主持编撰《中国史稿》第四册是这种框架的典型范例，它们长期影响着中国近代史的叙述；在学术导向上要求“学术要听从、服务于当时政治，呼应现实主题，配合中心任务”；在思维习惯上，表现为“两军对垒”、“敌我分明”；在对人类文明史的看法上，认为“阶级社会历史的内容是剥削阶级罪恶的堆积和劳动人民对剥削阶级罪恶的讨伐等”，强调“要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看待一切、分析一切”的两极化特点。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对历史上的阶级统治、统治阶级缺乏历史主义的考察，对被剥削阶级的天然同情代替了对他们的科学分析。这种史学观念已经远离了唯物史观，而陷入了伦理史观的泥淖。
应当说，从民主革命到建国后的一段较长时期里，“革命”、“阶级斗争”、“敌我”等成为人们判断推理、表达思想的基本概念和语辞。中国史学界弥漫的这种“战时历史观念”几乎影响了所有当时代的史学家。刘大年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和史学环境里成长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史学家，他同众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一样，怀着对革命的崇敬之情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崇高信仰，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那个时代、那个社会、那种史学观念的“代言人”。
如果说“文革”前，刘大年同众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一样，追随史学“五老”及其开创的史学观念和作业方式，强调历史研究的革命意识形态，并不那么“显山露水”，那么，“文革”后，史学“五老”相继去世，中国社会发生转型，流行的阶级斗争史观遭到质疑和挑战。从学派外部看，唯物史观派学术势力显着下沉，渐从“中心”走向“边缘”；从学派内部看，唯物史观派内部由于对传统史学观念认识出现了分化，发生内部冲突。此时，与刘大年同时代的不少学者相继对自己过去的治史观念和作业方式做出深刻反省和调整，“化蛹为蝶”，但是，刘大年却不能甚至不愿完成“蝶变”，其原因不仅与他心中根深蒂固着的“战士”对“革命”的信仰有关，而且大概还与他长期处在历史研究权威机构的领导岗位，同时又长期兼任多种政治职务有直接关系。(15)这些“政治兼职”常常使他把“学术”与“政治”绾合在一起，亦“官”亦“学”，“在学”无法真正“言学”，更何况做出深刻反省和调整。画一个人，最好画他(她)的眼睛；分析评判一个人的思想和观念，抓住他(她)那些“人弃我守”的观念，可能更说明本质性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后，继续坚守人类文明史就是阶级斗争史，执着于维护阶级斗争动力观，拘于历史研究的对象以阶级、阶级斗争为中心等观点，构成了刘大年的基本史学观念，突出反映了他的学术定位和风格。
二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使人们仿佛从一场非常难熬的噩梦中醒来”(16)。既然过去是一场噩梦，既然人们已经从梦中醒来，接下来要做的就应该是认真反省过去和重新选择未来。在否定“两个凡是”之后，1979年，中国又一次向“现代化”重新定向。新的社会转型促使史学界也同整个中国社会一样，进入了一个痛苦的自我反省阶段：反省“文革”、反省“现代化”建设上的失误，反省我们所走过的革命道路……在这一背景下，唯物史观派也开始了比较深入的自我反省，一些传统观点遭到来自外部和内部的质疑和挑战。而受到最激烈挑战的就是和史观派与生俱来、但从1950年代初期开始特别强调的“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唯一或真正动力”这一观念预设，并由此展开了一场牵动整个学术界的“历史动力问题论战”。挑战的一方由对“阶级斗争动力”的质疑发展到对“暴力革命”的反思，再由对“暴力革命”的反思发展到对历史发展非正常道路的检讨，并由此导致了对“改良主义”、“保守主义”历史地位的重新估计。谁都能看到，如果放弃“阶级斗争动力观”的预设，将引发对整个人类文明史的改写。所以，维护的一方对此忧心忡忡，因此，他们主张只反省到对“阶级斗争动力观”的滥用、扩大化、绝对化即可。换句话说，他们认为这一预设或这一命题本身没有错，甚至认为这一预设就是基本历史事实本身的反映。有学者称前者为“深入反省论”，其代表人物是黎澍，称后者为“有限反省论”，其代表人物是刘大年。(17)
刘大年苦心孤诣地维护着阶级斗争动力观。面对质疑和挑战，他首先站出来，从正面为阶级斗争动力观辩护。他说：“翻遍一部世界文明史，我们无处不看到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及其相关的广泛事实。”“社会阶级、它们间的关系、体系、运动，正是私有制历史特殊的本质的东西。不从这个特殊的本质去解释历史，好比要攀登某个险峻高峰，而又不愿意去走唯一可以攀登上去的道路。(18)刘大年先后撰写《关于历史前进的动力问题——在太平天国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异化与历史动力问题》、《说“合力”》、《历史前进的动力问题》等文章，详细阐述自己的观点，成为“阶级斗争动力观”的主要代表。
刘大年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前进，从归根到底意义上说，是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但在阶级社会里，生产力推动历史前进则表现为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表现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斗争。……经济发展，生产力的前进，不能自然而然地改变历史，要通过阶级斗争、伟大的革命运动来变革历史。对于这一点，最有说服力的事实是：十月革命时的俄国，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时的中国，生产力相对落后，或者落后得很远，但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反过来，一些西方国家生产力水平相对地高，以至高出许多，至今仍停留在资本主义社会；这集中说明了生产力的发展不能自行变革历史，它只有通过阶级斗争，社会革命，才能推翻旧社会、旧制度，建立新社会、新制度，改变历史的进程。”(19)从这里来看，刘大年的阶级斗争动力观点，是以社会形态递进发展的理论预设为基础，(20)以生产关系的改变，新社会、新制度代替旧社会、旧制度为标志的。既然认为“经济发展，生产力的前进，不能自然地改变历史”，那么，推动历史前进——实现社会制度、社会形态改变，就只能依靠阶级斗争，需要“暴力革命”的“助产婆”的推动作用来完成了。
很明显，刘大年是只就私有制社会来论定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从逻辑上说，是不周延的，遭到“生产力动力论”者的质疑。后者认为，讨论“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应就整个人类社会而言，不能只限于私有制社会。在他们看来，阶级现象本身也是生产力发展的历史产物。如果“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直接动力”，那么，是什么推动私有制产生？私有制难道不是从以前的生产力发展来的吗？刘大年辩称说，私有制社会的矛盾不能推到私有制以前去同样地加以看待，就像人是由类人猿进化来的，我们不能把人类社会的进化同类人猿的进化、猴子的进化同等加以看待一样。马克思最重视科学的发明、发现，重视生产力的发展。但也正是马克思恩格斯他们反复阐明私有制社会里，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他们并没有觉得这两者有什么矛盾或者还需要补充什么。刘大年说：“我们无法想象马克思、恩格斯那种严密的科学工作奠定了伟大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基础，而恰恰在这个根本问题上自相矛盾，或者遗忘了什么东西。”(21)但是，到底如何从“动力问题”上回答“私有制是如何来的”？刘大年似乎并没有从正面给出明确的答案。而他的“辩解”恰恰说明他忽视了历史唯物主义确立的前提正是人的自然属性。
“动力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主体概念，包含着认识主体的价值判断。刘大年认为，如果否定阶级斗争动力观点，必将导致理论危机，他说：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用一句话表示出来，消灭私有制；又指出，共产党人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既然认定阶级斗争不成为或者只能在次要的意义上成为历史前进的动力，那么，用暴力推翻私有制，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成了多余的，可有可无的，只须等待生产力的发展去自然地实现就可以了。阶级斗争学说，因此也就不成其为无产阶级最锐利的武器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的理论就这样形成了与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对立。把生产力作为阶级社会里直接决定历史前进的动力，永远也无法消除这种对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由一整块钢铁所铸成，阶级斗争是历史前进的动力，完全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学说是一个科学的、严密的整体。(22)
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是不是“认定阶级斗争不成为或者只能在次要的意义上成为历史前进的动力”，就一定意味着认为“用暴力推翻私有制，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成了多余的，可有可无的，只须等待生产力的发展去自然地实现就可以了”，阶级斗争学说，是否就“因此也就不成其为无产阶级最锐利的武器了”呢？未必。事实上，不少学者在肯定前者时，同时还承认后者。当旧的对抗形式已经腐朽——它的存在条件大部已经消失而它的后继者又已经在叩门的时候，而且也只有在这个时候，阶级斗争不但为历史发展所必需，而且当然地成为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直接动力”和“伟大动力”。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高度赞美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就是因为这种革命是这个时候的这种斗争。(23)但是，我们又实在不能过高估量革命或阶级斗争在整个人类历史前进中的作用。
在人类历史长河里，暴力革命或战争只是其中短短几瞬间，人类更多的时间是在和平中度过的，而且，大量的历史事实表明：并不是每次暴力革命或战争都能推进社会的进步。黎澍曾对“暴力革命”之于社会历史进步进行过深刻反省。他说：
我们过去实际上过分迷信暴力，认为军队打到哪里，一个命令就可以把旧社会改造过来。而事实告诉我们，这是使旧社会习俗屈服于暴力，而不是发自内心的真正的革命。真正的不可抗拒的革命，例如欧洲的文艺复兴、产业革命，都不是靠暴力完成的，也不是任何暴力所能完成的。这种革命，影响及于全世界的每一个人，默默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环境和思想意识。它要求首先发展经济，同时发展文化教育，经过长期积累后自然完成。任何暴力手段，不论是自上而下的，还是自下而上的，还是上下夹攻的，都无济于事。暴力在任何时代都只能改变传统的表现形式，不能改变潜在的思想意识。这是为近代中国革命实践所证明的一个无可否认的真理。(24)
由此看来，黎澍的反省，是基于对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前提，即“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一切历史的前提”的认识和理解的，(25)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历史的真实进程。对比黎澍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刘大年显然与此不同，后者更强调通过阶级斗争改变生产关系从而推动社会向前发展。依刘大年的分析，阶级斗争的动力作用事实上有两种：一种是推动旧社会、旧制度向新社会、新制度的急剧的转变。马克思所说的“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都是这个意思；另一种是在同一种社会或制度内部所起的推动作用。刘大年认为，即使在同一社会内部，阶级斗争也起着主要的推动作用，如封建社会，农民战争就是封建制度内部矛盾、变化的表现，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主要力量。由于环境、条件不同，某些农民战争所起的促退作用，必定为另一些农民战争所起的促进作用所补偿而绰有余裕。历史好比粗人算账，四舍五入。四舍五入，总数加在一起，历史还是前进了。他进一步强调说，有些革命或战争，在短时间内看不到其推动作用，但是，如果把时间放更长一些，总能看到它作用的显现。(26)
强调“革命”或“阶级斗争”之于历史发展的动力作用，直接影响史学家们对历史研究对象、任务的选择，而后者又规定着历史学所要研究和解决的矛盾和它的客观规律性。正如前面所说，如果放弃“阶级斗争动力观”的预设，将引发对整个人类文明史的改写，所以“有限反省论”者始终不愿深刻反省。刘大年说：“历史学要研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但它有自己的中心。既然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历史学对象、任务，就应当是研究一幕一幕阶级、阶级斗争的种种基本事实，研究那些基本事实所表现出的阶级、阶级斗争的矛盾、运动。这就是历史研究的中心。”(27)围绕这样的中心研究历史，历史学家呈现给人们的人类文明史，自然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另一方面，“阶级、阶级斗争这个特殊矛盾，规定了历史学所要研究解决的，是社会运动中的矛盾和它的客观规律性，即帝王将相、奴隶主、地主、资本家那些剥削者、压迫者阶级与奴隶、农民、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那些生产者、被剥削者、被压迫者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它的规律性，而不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28)
应当看到，刘大年在肯定阶级、阶级斗争是历史研究的中心的同时，并没有否定“生产力状况、生产斗争、经济发展”等在历史研究中占有的重要地位，但是，刘大年之所以认为后者重要，正如他说，是因为“它是阶级、阶级间的矛盾运动的物质基础。阶级的诞生，阶级斗争的客观条件、斗争的结局等，都必须从生产力状况、经济结构中去寻求原因，作出说明。”(29)这样，刘大年就把这种“重要地位”放在只起说明“阶级的诞生，阶级斗争的客观条件、斗争的结局等”的次要作用和位置上了。后来，刘大年继续强调说：“社会阶级、阶级斗争，和以此为枢纽的全部社会关系及其体系的运动是私有制时代历史研究的对象。”(30)这种观点，显然是把历史研究的对象继续囿于阶级斗争史的范围之内。如果说，在过去，面对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为了争取革命胜利，历史研究者们把阶级斗争史，甚至只把阶级斗争中革命的一方当作自己研究的对象，(31)这样做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在以现代化为时代主题的现在，这种只注重阶级斗争史，忽视或轻视生产力、生产斗争和经济发展的做法则很难以让人继续接受了。更为严重的是，这种片面强调阶级斗争史的研究，在理解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的时候也出现了偏差，王学典在《“阶级观点”再认识》一文中直击了长期以来流行的“阶级观点”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的曲解和误解。(32)事实证明，过去这种做法早已经使历史研究的路子越走越窄，严重窒碍了历史学的发展。黎澍断然指出，历史学“倘若侧重一个方面而否定其他方面，就不能自诩为科学”。即使在过去革命战争年代，研究革命历史是当务之急，“但也不可以形成一种观念，认为只有研究革命历史，才是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学的要求。”“这种观念带有明显的片面性，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不是这样狭隘的科学。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贯认为历史学是无所不包的科学，从来不主张限制研究的范围。”(33)
进入新时期，围绕“历史发展动力问题”所引发的学术讨论非常热烈，表面上看，是“动力问题”之争，实质上，这一论争，连同与此同时进行的“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实际处处折射着“革命”与“历史”在以现代化为时代追求的背景下的内在张力。换句话说，它们反映着人们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革命”与“历史”的思考：是继续高扬过去战争年代所形成的革命意识形态及其治史理念和做法，还是适应新的时代发展，扬弃过去，在观念和做法上做到与时代主题同步？事实上，近代史研究领域“现代化范式”的崛起，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其学术势力形成与“革命史范式”势力分庭抗礼之势，足以说明了问题。
三
中国近代史研究，是一门与现实联系最为密切的学科。在民主革命时期，它是为了直接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而生的，是为争取民主革命胜利而呐喊。新中国成立后，它摆脱了过去受压抑的状态，迅速从“边缘”走向“中心”，在国家政权力量的扶持下，获得长足发展，成为一门“显学”。其原因，一方面，是意识形态领域论证新政权建立的合法性，寻求新中国成立的历史必然性的需求使然；另一方面，与新中国成立后的时代变迁、社会转变和现实中国内国际政治斗争有关。正是这些因素决定了研究者研究的对象、评价的标准及叙述的方式。随着几部中国近代史经典着作，如范文澜着《中国近代史》、胡绳着《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四册(实际上是由刘大年负责)等着作的出版，逐渐形成了以这些着作所规范的中国近代史的认知框架、编写体例和叙述语言，从而，铸成“革命史范式”。此后，中国近代史研究大体都在这个范式下展开，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一条线索、两个过程、三次高潮、八大事件”来论述。由于这种“革命史范式”在说明中国近史诸问题时，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又紧密配合政治需要，再加上政治意识形态的介入，使“革命史范式”长时期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唯一范式。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结束这一段时期，几乎所有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和普及读物都是按照这种统一的“范式”编写。
“文革”结束后，随着“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重新走向现代化之路，开始了实质性的社会转型。在历史学领域，一方面，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对现代迷信的冲击，在使历史学摆脱思想枷锁、获得解放的同时，又使它不再具有往日那样牢固的思想依托，在思想解放了的背景下，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过去受“左”的思想影响而形成的僵化、教条化的做法，越发显得突出和令人难以忍受；另一方面，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所引起的社会深刻变化，既向历史学提出新的要求，又使得它对政治的依附失去了现实支柱。此时的“人心”、“语境”和“最关切的事物”已从激烈的“革命”、“斗争”转向现代化追求。一种从现代化视角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思潮应运而生，其规模和影响迅速扩大，逐渐形成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即“现代化范式”。“现代化”视野下的中国近代史同“革命”视野下的中国近代史明显不同，对“革命史范式”形成了严峻挑战。
在学术思潮层面上说，从“现代化”视角研究近代史的方法，大体能够看成是从“革命”视角研究近代史的方法的一种“反动”。主张从“现代化”视角研究近代史的史学家们，站在“现代化”立场对“革命”进行了深刻反思，并对“革命史范式”存在的不足提出了批评。(34)应当说，多数“现代化”论者的批评是建设性的，也切中了“革命史范式”的要害，值得“革命史范式”论者深思。的确，“革命史范式”的“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并非完全建立在“思想内容日以充实，研究方法亦日以精密，门户堂奥次第建树，继长增高”(35)学术之内在基础之上，更多是依靠了外力的扶持；而且内容狭窄、模式僵化，也限制了“异己”者的合理发展，影响了近代史研究内容扩展和学科的发展。
“现代化范式”论者提出了自己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一系列观点，建立了以提高生产力水平、发展资本主义为线索的新的近代史学科体系和研究范式。他们认为：中国近代史其实是“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发展，资产阶级运动发生、发展的历史”；中国近代史的主题本来就应该是“在帝国主义侵略的刺激下，中国资本主义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中国资产阶级是怎样为自己的前途而斗争从而怎样推动整个中国社会前进”的(36)。“近代中国的主要问题是近代化或工业化，不能说就是革命，尤其不能说，太平天国和义和团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高潮。革命是手段，不是目的。把革命当做目的是错误的。”(37)“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中国以后，中国的惟一道路就是尽快使自己现代化，赶上西方国家。”(38)等等。
与两种“范式”紧密联结的是关于中国近代“民族独立”与“发展资本主义”两个基本问题谁先谁后，谁主谁次的争论。这也是两种“范式”的学者主要分歧所在。以刘大年为代表的一方，偏重强调民族独立，认为“民族独立”先行，是近代史的主题，然后再发展资本主义，实现现代化。在刘大年看来，是“首先发展资本主义，再去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还是后者变为前者？”解决这个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果拯救国家危亡、争取民族独立是各种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是解决其他问题的关键，那我们就必须把反帝国主义反封建看做历史前进的动力，有了这个动力，才有其他。如果相反，在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秩序统治下，中国有无或有多少资本主义是各种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是解决民族独立问题的前提，那我们就必须把发展资本主义看做推进历史的灵魂，一切就应当服从这个灵魂。反帝反封建斗争，即使不必取消，实际也无关痛痒。”(39)回顾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刘大年得出结论说：
非常明显，当时中国的问题，不在发展资本主义如何重要，而在如何才能发展(着重号为引者所加)自己的资本主义。前几代中国人，对认识这个问题有过痛苦的经历。他们对外国侵略势力不缺少感性认识，但难于从社会阶级上去理解。他们陆续提出过“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一类的主张，亦即认为有了资本主义，就可以使中国由不独立变为独立，由弱变强。他们都失败了。他们又陆续提出爱国、革命的主张，仍不反对帝国主义，甚至以为后者可以赞助自己的事业。他们都失败了。发展资本主义，为中国历史进步所必需，但不从解决民族独立、改造旧的生产关系、社会制度入手，而从发展资本主义本身入手，就不能满足这个必需，只会流为幻影。(40)
因此，近代中国，“民族独立”在先，革命是近代中国的主题；因此，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革命史。研究近代史当然就要以“革命”为价值取向来分析和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从现代化视角研究中国近代史，注重发展生产力，认为在当时条件下，发展资本主义是提高生产力水平的最佳途径，然后才能真正实现民族独立。在“两个基本问题”上，有的认为不应有先后之分，如李时岳说：“没有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就不能有完全意义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在当时的中国，独立和民主问题是和资本主义化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提出孰先孰后的问题实际上没有什么意义，只能导致陷入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玄学争论。固然，后来的历史证明，资本主义化不是中国的前途，但当时人们不可能知道。”(41)徐泰来认为“两个基个问题”有先后之分，但与刘大年主张的恰好相反。在徐看来：
落后就要受人欺侮，就要挨打。中国不正是因为落后挨打，打不赢，就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不断地失去独立吗？在这种情况下，空喊要独立，能得到吗？空喊打能打赢吗？……当时唯一的出路，就是要赶快改变中国的落后状态，用洋务派的话说，就是要自强求富。如何自强求富，就是要发展生产力，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是西方已经发展起来的近代生产力。西方之强，就强在有这种生产力，中国之弱就弱在没有这种生产力。(42)
后来，徐泰来更明确指出：“生产力没有一定程度的近代化，中国既不可能推翻封建统治，也不可能恢复完全的独立地位。”(43)从理论上说，徐泰来的主张更体现了唯物史观所阐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
比较两种范式在当今中国社会向现代转型的时代背景下的境况，客观地说，革命史范式由于承载了较多的意识形态功能，与政治高度绾合，在极“左”思想统治下，又受流行的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史观的影响，使人良莠难辨，而且在研究过程中曾出现公式化、教条化的做法，其处境确实有点困难。但是，它是否真像其批评者说的那样已不合“时宜”，应该“告别”了吗？未必。事实上，“革命”不可能被“告别”，也“告别”不了，而革命史范式也仍有存在的必要。第一，它研究的对象毕竟是曾经存在过的历史过程，革命以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实现民族独立，毕竟是近代中国最大的政治运动；第二，他们所坚守的“人类文明史都是阶级斗争史”、“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官逼民反”等观念，在一定历史时期仍然是正确的、合理的，因为他们看到了社会矛盾的一面，并提出了解决矛盾的特殊途径；第三，对“革命史”的研究，如果不是再以发动“革命”为目的，不是再任意夸大暴力革命的作用，而是善加利用，完全可以发挥其积极作用，具有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例如我们可以把这种研究放在社会史视野里进行，如对农民战争史研究，在社会史视野里，探讨它们爆发的社会根源，可以寻求社会的稳定机制，探索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激化的有效措施。事实上，已有学者指出：“农战史是农民社会中‘农民问题’的基本方面，对此问题漠然视之，就无法透彻理解中国社会，这是毫无疑问的。而通过研究农战史探寻出社会的稳定机制，则更具有深沉的时代价值。”(44)更有学者说：“农民战争史研究的意义不仅是积累了一些材料，更在于使中国史学界的目光聚焦于民间社会，构成了今日社会史、民间史复兴的内在理路。”(45)
现代化范式虽然在以现代化为时代主题的现在发展迅猛，但自身也存在不足。当它把目光投向以发展生产力、发展资本主义为重点的中国近代化历史发展的时候，同样，也无可避免地遮蔽了一些“革命”问题。德里克就此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历史研究的新方法就同早先基于革命范式的解释一样陷入了片面和只看眼前的泥坑。”(46)因此，我们可以说，无论革命史范式还是现代化范式都有其值得称道的长处，同时也有其不可避免的不足。只有不同的学术范式并存并且互补，而不是用一种范式取代另一种范式，才有利于历史学的繁荣和发展。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史学家有什么样的生活经历决定了他有什么样的历史观念。刘大年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以挽救民族危亡、争取民主革命胜利为首要任务的时代，生活在以阶级斗争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时代，特殊的时代塑造了刘大年革命史学观念。无可否认，这些史学观念在以民主革命和阶级斗争为社会历史运动主题的过去，曾发挥了巨大历史作用。但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程度的日益加深，“围绕革命史框架的纯粹政治史纬度的解释逐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描述和定位所取代”，历史研究出现了许多明显的变化，人们“对现代化运动进步功能的强调，逐渐削弱了原有革命史对历史发展的政治史的解释，对历史阶段论的认定也开始变得模糊起来，中国国内的历史研究开始更多地关注历史与中国现代化之间逻辑合理性关系的论证。”(47)看来，在以现代化运动为主题的新的时代，革命史学观念的确遇到了很大挑战。如何应对这种挑战，寻找自己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已成为坚持这种史学观念论者们要解决的紧要课题。
注释：
①[美]费正清：《观察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6页。
②张海鹏：《战士型的学者，学者型的战士——记刘大年的学术生涯》，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编选：《刘大年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71页。
③王学典在《80年代的“新启蒙”与黎澍》一文中指出，史学界同文学界一样也存在“来自‘国统区’或‘大后方’的学者、革命者与来自‘根据地’的学者、革命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文革’后史学界唯物史观派的内部冲突基本上是在黎澍与刘大年之间展开的，这一冲突看来仍部分地具有先前的性质。”参见王学典：《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80-387页。
④刘大年曾说：“1979年以后写的一些文章，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一种认为代表了某种倾向，而且是‘有力的代表者’，意存奖饰。一种认为划框框，定调子，难于接受。”参见《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弁言，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⑤金冲及：《读其文，想见其为人》，《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2期。
⑥《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3页。
⑦[英]E. H.卡尔：《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23、131、133页。
⑧刘大年回忆说：“到陕北以后，读到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原着是《共产党宣言》。虽然似懂非懂，却从此在自己头脑里打开了一个闻所未闻的新天地。只要是新书，不管是政治经济学的、哲学的、外国历史的，都如饥似渴去读。从湖南到陕北的途中，还提醒自己：‘国学’是我们祖宗的立国根本切不可忘记。读过这些有限的新书以后，仿佛大梦初醒。盲目崇拜孔学的观念，不知不觉烟消云散了。”参见《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版，1987年版，第602页。
⑨王玉璞、朱薇编：《刘大年来往书信选》，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97页。
⑩《美国侵华简史》，1949年8月由华北大学出版，以后多次再版。
(11)王学典：《中国当代史学思想的基本走向——就〈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答客问》，《文史哲》1996年第6期。
(12)池子华：《农战史冷到何时》，《光明日报》2000年6月2日。
(13)参见王学典：《中国当代史学思想的基本走向——就〈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答客问》，《文史哲》1996年第6期。
(14)翦伯赞：《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9页。
(15)据《刘大年年表》：刘大年曾担任“中共中央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成员，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名誉所长，第三届至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届至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六、七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参见王玉璞、朱薇编：《刘大年来往书信选》，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16)黎澍：《早岁》，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
(17)王学典：《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
(18)刘大年：《历史研究的对象问题》，《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1、74页。
(19)刘大年：《关于历史前进的动力问题——在太平天国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
(20)事实上，这是坚持“阶级斗争动力论”者的普遍理论预设。苏双碧更直接提出：“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制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三种阶级社会。这些性质完全不同的社会形态，虽然阶级斗争的特点和内容是各不相同的，但是，上述三个社会形态的更替，其直接的推动力量无例外地都是阶级斗争。”参见苏双碧：《略论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社会科学研究》1979年第3期。
(21)(22)刘大年：《关于历史前进的动力问题——在太平天国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
(23)参见王学典：《“阶级观点”再认识》，《史学理论》1988年第2期。
(24)黎澍：《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4页。
(25)参见王学典：《黎澍：新时期学术界的“思想教父”》，载黎澍着，王学典编：《历史文化》，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第23-24页。
(26)(27)刘大年：《关于历史前进的动力问题——在太平天国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
(28)刘大年：《关于历史前进的动力问题——在太平天国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1987年，刘大年将此文收入《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时，将“而不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改为“而不是或至少主要不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和它的客观规律性”。这反映他观点有了一点变化。
(29)刘大年：《关于历史前进的动力问题——在太平天国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
(30)刘大年：《历史研究的对象问题》，《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0页。
(31)参见刘大年：《回答日本历史学者的问题》，《人民日报》1965年3月2日。
(32)王学典：《“阶级观点”再认识》，《史学理论》1988年第2期。
(33)黎澍：《再思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34页。
(34)周东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现代化范式”——对两种批评意见的反批评》，《学术界》2002年第5期。
(35)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1页。
(36)李平生：《如何研究洋务运动》，《文史哲》1988年第1期。
(37)徐宗勉、黄春生编：《黎澍集外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5-66页。
(38)黎澍：《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辩证法》，《湖北社会科学》1988年第6期。
(39)(40)刘大年：《历史研究的对象》，《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4-97页。
(41)李时岳：《中国近代史学科的改造与建设》，《广州研究》1988年第11期。
(42)徐泰来：《关于洋务运动研究的若干问题》，《社会科学家》1987年第2期。
(43)徐泰来：《关于中国近代史体系问题》，《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期。
(44)池子华：《农战史冷到何时》，《光明日报》2000年6月2日。
(45)王学典：《“年鉴范式”：20世纪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学术史意义》，载氏着《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3页。
(46)[美]德里克(Arif Dirlik)：《革命之后的史学：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5，春季卷，总第10期。
(47)杨念群：《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清史研究》200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