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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张旭鹏：中国史学理论研究30年——西方话语与中国史学理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史学理论研究获得了极大进展，不仅提出了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形成了若干研究热点，也有效地指导了具体的实践工作，对推进我国的史学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在这30年里，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得到进一步拓展，形成了以唯物史观研究为主导，中国史学思想研究与西方史学理论研究齐头并进的格局。同时，这30年的史学理论研究也是在一个国际交往日益频繁的境况下发生的，介绍和引入大量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是这一时期的一个主要特点。
回顾这30年国内的史学理论研究，一个让学者经常面对同时也经常思考的问题是：如何看待西方理论话语与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的史学理论研究尤其是外国史学理论研究离不开对西方理论的借鉴和吸收，但在另一方面，西方的研究方法、价值取向乃至意识形态都对中国的史学理论研究构成了强烈冲击。比如在新近重印的一部中国史学思想史着作中，作者对中国史学思想的发展提出了一种“古代”、“中世纪”和“现代”的分期。这不仅要让人发问：“中国存在一个‘中世纪’吗？”①而所受影响最深的莫过于国内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从近20年的研究热点来看，无论是现代化理论、后现代史学还是全球史，无一不是对西方相应研究主题的回应。
面对西方理论话语的冲击，国内理论界对之的回应不尽相同。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历史研究在理论层面已经失去了话语权，更多的时候只是在西方所设定的理论框架内亦步亦趋，鲜有自己的见解和突破。正如马克垚先生指出的：“我们史学的概念、模式、术语、规律，都是从西方输入的。我们是按西方人的眼光看世界的。我们没有属于自己的历史学理论，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的历史，也是按照西方的模式来认识的。”②也有不少学者指出，摆脱这一困境的当务之急是建立各种研究领域的“中国学派”，以提出不同于西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观点和理论。还有一些学者提到，西方的某些理论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因此具有普遍价值，用它们来指导中国的历史研究是有效的、合理的，对西方理论的过于排斥和回避都是不可取的。当然，最常见的还是那种要对西方理论坚持一分为二，既看到它所包含的合理因素，也要认清其中的错误本质，在批判的基础上加以吸收和扬弃的观点。
本文在这里无意对上述观点作出具体评价，而是想结合西方理论引入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对围绕西方话语与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之关系而出现的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粗浅的看法，并对解决这些问题的前景略陈管见。
首先，应以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西方理论。从历史上看，西方理论为中国学者所接受，在某种意义上是出于一种“自救”心理，如果不能将这种自救心理“祛魅化”，很难真正摆脱面对西方理论时的“自卑”感。学习和借鉴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遂成为国人获得“自救”的一种有效手段。史学虽不像科学技术那样能够实现“富国强兵”，但却可以为建构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提供一套有效而正当的话语。史学的这一政治功能正是在大量介绍西方历史，进而借鉴其成功的历史经验中实现的。在这一过程中，西方历史理论中的那种线性历史观由于被认为包含着西方社会获得成功的经验，而被中国学者毫无保留地予以接受。愈来愈多的中国历史学家认识到，线性的、进步的历史与现代民族国家有着一种相生相成的密切关系，在他们看来，“历史”不再是一种中性模式或认知过去的科学，而是非民族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变的主要政治工具，非民族国家必须自我建构为历史性的民族国家才能求得生存，进而获得机遇，通过竞争步入“现代”。③在当时的历史着述中，一种经过西方化了的民族与现代国家观念占据了历史话语的中心位置，④传统的史学范式因被认为缺乏通向现代之路的理论指导，基本被抛弃。
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一度与西方理论界发生了隔离。改革开放以来，在现代化大潮的再次冲击下，在面对西方理论时，史学工作者有必要去审视一下自己到底持何种心态。在这里，我们提倡以一种对话的方式，去塑造与西方理论的全新关系，就是说，既不要在西方所设定的话语体系内人云亦云，也不宜用自我封闭的理论体系针锋相对，而应当在“求同存异”的原则上展开平等的对话。同时，中国的史学理论工作者有必要在体现差异的地方坚持自己的立场，这不仅会纠正西方的偏见，也会给“以人类共有的文化和经验”为主题的讨论增添一个全新的维度。
其次，如何看待西方理论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当今学术界，没有哪种“中心主义”比“欧洲中心主义”更能引起中国学者的警惕。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史学理论的建构也是在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过程中得到丰富的。然而，如果仅仅将“欧洲中心主义”作为寻求西方理论缺陷的唯一指标，却容易忽略更为重要的东西。客观而言，文化上的种族中心主义存在于世界任何文明之中。对西方学者来说，即便是那些真诚地提倡跨文化交流和文化多元主义的人，由于长期生活在自己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认同中，也很难真正作到超然于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立场之上。考虑到语言等因素的限制，大多数西方学者更是难以有效深入到另一种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去观察、去体味，他们对非西方历史与文化的认识也必然存在着诸多偏颇。在全球学术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西方学者的这一痼疾并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善，倒是有了更多的通过与跻身第一世界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交流而了解非西方的机会。可是，这些为数不多的能够熟练用英语交流和写作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代表一个真实的非西方呢？西方学者在这种情况下所获得的有关非西方的经验又有多少经得起检验呢？
“欧洲中心主义”之所以能够形成一种知识或理论霸权，与资本主义和现代性在全球范围内的强势紧密相关。过去500年以来，资本主义和现代性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诸领域对整个世界进行了重构，也由此在全球确立了一套以西方为中心的复杂的权力结构。“欧洲中心主义”本质上是西方霸权或权力结构在文化领域内的一个表现。正如阿里夫·德里克指出的：“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的权力和一切随它而来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组织中的结构革新，欧洲中心主义就会和任何一种种族中心主义一样，没什么特别之处。”⑤所以，如果仅从口头上“声讨”“欧洲中心主义”，而不去质疑促使其产生的权力结构，特别是，不去反思借全球化之势大行其道的各种西方经济、政治、文化形式，乃至生活方式，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将毫无意义。
与其这样，我们还不如去冷静地分析西方理论背后的那些基本概念与假设，对之提出质疑，作出取舍。近代西方历史理论的一个基本假定是坚信人类会朝着更加理性的方向不断进步，理性与进步也构成了启蒙运动以来西方历史主义的主要内容。理性的进步主义史观在激发人类潜能，推动人类朝着完美社会的迈进中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这种认知历史的方式往往赋予了西方社会发展一种目的论上的连续性，从而使之将自我的历史看作是一种更具普遍性的历史。在这种历史观念下，处于不同空间的非西方文化传统总是被放置在以西方社会发展为轴线的时间刻度上排以次序，加以评价。诚如萨义德所言：“就特别意义上的东方主义和一般意义上的欧洲关于其他社会的知识而言，历史主义意味着同人性联系在一起的人的历史要么以欧洲或西方的优势地位告终，要么得从这一优势地位加以考察。”由此，西方便被看作是进步的集中体现，非西方则丧失了自我发展的能力，只有“作为原始状态，作为欧洲古老的原型，作为欧洲理性生长来源的丰饶之夜”，“无可挽回地退缩到一种典型的僵化之中”。⑥通过全面剖析西方理论背后的种种预设，进而改变我们对某些概念的既定认识，才不失为一种从学理上消解“欧洲中心主义”的有效方法。
最后，如何看待跨文化语境中的理论传播。当一种理论进入其他不同的语境中时，可能会遭到强烈的抵制，也可能会被平静的接受。这取决于这种理论与即将进入其中的语境是否存在一种制度性的抵牾，或原则上的冲突。当然，能否被接受还与实际上的需求有关。回到我们的问题上，如果某些西方理论能够被中国史学界所接受，是否意味着这些西方理论就具有普遍性？考虑到史学理论以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与自然科学理论毕竟有所不同，我们应当注意到，当西方理论在进人另一种语境中时，不同的社会因素、文化传统甚至偶然性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
就这一点而言，与其说某些为中国史学界所接受的西方理论具有普遍性，还不如说它具有某种适用性。也就是说，这些被接受的西方理论既要与中国既存的历史观念相容，还应能满足中国史学界对理论的需求。以近年来全球史观在中国史学界的流行为例，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全球史观中的某些观点与我们长期坚持的历史观念，比如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有相通之处；另一方面，全球史观因在研究方法和意识形态上提出了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主张，符合了中国史学界对一种替代性的宏大理论的需要。当然，适用性总是局限于某种程度和某些方面，对西方理论的接受也只能是部分的。同样以全球史为例，我们有理由对它提出质疑，原因在于如果全球史只关注全球一体性等现象，而忽略了切实存在的地方差异和掩藏在全球性背后的经济不平等和政治依附等问题，它必将失去增进人类相互理解的初衷。因此，只有不把某些西方理论视为普遍的，也才不会将之视作必然的，也才有可能对之提出质疑，看到其中的不足之处，而不是不加选择的全盘接受。
此外，当一种西方理论进入不同的语境中时，在经过了早期被简单复制和模仿的阶段后，必然会被这一语境里的文化和传统加以调整或修正，有时甚至会偏离其本来的含义。比如，后现代主义在西方出现时，主要是对现代性的批判，它借助的是一种解构的策略。但当它进入第三世界的语境时，却可以被当作一种积极的因素加以利用，甚至会起到某种建设性作用。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者就是一方面利用后现代主义反对西方的现代性，另一方面又用它来寻求西方现代性的替代方式。⑦这告诉我们，西方理论在进入中国后，必然要经历一个被适应、被改造甚至可能被抛弃的过程。
一位法国人类学家在谈及人类学的发展时坦言：人类学是西方的产物，却又因为从根本上摆脱了西方的思路后才成为一门科学。⑧同样，西方的史学理论也只有通过自我改造和被非西方改造后才会更有意义。这就需要西方与中国之间加强理论交流，作到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交流。这应是西方与中国学者共同努力的目标。
史学理论终究要为历史研究服务，而研究历史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不仅要了解自我的文化和传统，更要了解他人的文化和传统，以便更好地理解我们所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这个充满多样性和多种可能的世界。也正是因为有着这样一个世界，才会不断涌现出丰富多彩和激动人心的思想与观念。理论，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都是这多样性中的一部分。对待多样性最好的办法，或许是兼顾与超越并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科学的理论和批判的精神。
注释：
①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史》，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②马克壵：《编写世界史的困境》，《光明日报》2006年3月18日第6版。
③中国对这种历史观的接受，可参见Prasenjit Duara,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印度方面的例子，可参见Partha Chatterjee, 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 A Derivative Discourse, London: Zed Books, 1986。
④对19世纪的欧洲各国来说，历史也成为寻求民族认同和政治合法性的工具。这也是19世纪欧洲史学更多地聚焦于民族或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因。关于这一点，可参见Eckhardt Fuchs，"Introduction：Provincializing Europe: Historiography as a Transcultural Conception", in Eckhardt Fuchs and Benedikt Stuchtey, eds., Across Cultural Borders ： Historiography in Global Perspective,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2, p. 3。
⑤阿里夫·德里克：《全球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对历史的否认》，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氛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5页。
⑥Edward W. Said, "Orentalism Reconsidered", in Diana Brydon, ed., Postcolonialism. Critical Concepts in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Vol. Ⅲ,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p. 856, 850.
⑦比如提出以“中华性”取代“现代性”，参见张法、张颐武、王一川《从“现代性”到“中华性”——新知识型的探寻》，罗岗、倪文尖编：《90年代思想文选》第1卷，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版，第250—251页。
⑧莫里斯·戈德利耶：《社会人类学产于西方，就离不开西方么？》，黄纪苏译，《国际社会科学》(中文版)1996年第1期，第1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