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中美学者对话美国中国史学新动向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费正清-中美学者对话美国中国史学新动向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中美学者对话美国中国史学新动向

版社陆续翻译出版《剑桥中国晚清史》、《隋唐史》、《秦汉史》等多卷后，《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将于2010年初面世。近日，着名汉学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和东亚系教授本杰明·艾尔曼来沪，与中国学者交流该书中文版的出版以及美国中国史学研究的新动向与新趋势。
朱政惠（华东师范大学海外研究中心主任）：
“从研究晚清的上层人物、精英人物、制定大政策的人物，转向基层生活、少数民族等具体问题的研究，这本身意味着史学研究的趋势。”
我主要从中国学者的立场谈谈我对前清史的印象。前清史是美国学者对前清社会的重要研究。把前清史和晚清史做一个大体的比较，就可以发现史学的发展方向。晚清史有上下卷，上卷1978年出版，下卷是1980年出版。上卷作者有弗莱彻、魏斐德、费正清、孔飞力、刘广京、郭廷以、柯文，他们研究的主要是关于1800年前后亚洲腹地、清王朝败落的根源、广州贸易和战争、条约制度的形成、太平军叛乱，以及中外关系，清朝与蒙古、新疆、西藏的关系等。下卷作者有徐中约、郝延平、刘广京，张灏、詹森，以及日本的市古宙三等，他们主要研究晚清的对外关系、中国人对西方的看法、西北沿海局势、1890到1898年的思想变化和维新运动，以及有关1901到1911年政治和制度变革等。从这两卷的作者和研究的课题当中，再和现在的前清史的作者和课题研究比较看，我感觉有以下几个差距。第一，晚清史基本是第一代和第二代的中国学专家撰写的，但是前清史基本由第二代和第三代的专家撰写，实际体现了前后更替的过程。这两本书的时间差距是从1980年到2002年，基本是以新一代为主撰写出来的，体现新一代的观念。第二，晚清史的内容以政治、军事、经济、外交为主，也就是费正清的研究特色，大线条、大版块地探讨。转到前清史很明显的是，除大线条、大版块地探讨外，还深入到社会基层、家庭、边远地区、民族问题、思想意识形态，这个变化也是非常大的。第三，从作者队伍看，晚清史的作者是全球性的，包括日本、中国大陆及台湾、法国的作者。但是在前清史，除了伍德塞德以外，基本都是美国人。可见，前清史是以美国为主的作者队伍，更体现了美国的中国学家完全能够承担对前清史的研究。第四，从研究晚清的上层人物、精英人物、制定大政策的人物，转向基层生活、少数民族等很具体问题的研究，这本身意味着史学研究的趋势。前清史是不是可以认为是美国的清史研究，或者说是美国中国历史研究变化的标志性着作，意味着美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发生了比较重要的转折。
艾尔曼（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与东亚系教授）：
“我所讲的是中国思想史的新的研究方向，跟以前的费正清的剑桥史方向不太一样。”
《剑桥中国史》其实是美国中国史，剑桥大学做中国通史研究的人比较多的是美国的。在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美国的汉学家对中国学研究是很流行的、很拔尖的。现在欧洲也有比较多的人研究，如德国、法国等国家都有，但是80年代、90年代以后美国在这方面的研究水平是靠前面一点的。
我所讲的是中国思想史的新的研究方向，跟以前的费正清的剑桥史方向不太一样。费正清是50年代、60年代研究中国的，其研究的根本是洋务运动为什么失败，辛亥革命为什么失败，为什么是共产党成功，等等。费正清自己是从中国经济方面、政治方面、文化方面、社会方面的落后做研究的，没有从前途的方面做研究。这反映了那个时代对中国的看法。
我们现在做新的《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不是以中国为什么失败的态度来分析的，而是康熙、雍正、乾隆为什么成功，为什么在18世纪是了不起的，甚至英国也要模仿中国，这方面是我们要了解的。清朝从清初一直到乾隆末年为什么版图扩大了，包括满洲、蒙古的一些地方，新疆的地方，甚至包括西藏，那个时候英国等其他国家都是在海上扩大地方，中国是在大陆里面扩大的。中国在18世纪是世界上领先的国家之一。这方面是我们需要多多了解的。
费正清的剑桥史跟我们的态度不但不一样，甚至有冲突，因为时代不一样。他们反映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研究，我们是反映90年代的研究。大家可以看出，美国学术界有很大的转变，年轻的研究者虽然很尊敬他们，但是可能超过他们。那个时候因为资料的限制，不能到中国来，费正清的学生都是在欧洲、美国、日本、台湾找到资料的。而我是可以到中国找资料。我研究的第一本乾嘉学派的考据学是去日本的，没有到中国来，那个时候美国人不太了解考据学。第二本是常州今文学派的，是非得要到中国来的，因为常州今文学派的资料在江南、北京非常丰富，所以开始利用中国国内的资料。这方面从《剑桥中国史》的文章里面可以看出来，费正清都是用外来的资料来分析问题，后来开始使用国内的资料。这可能是剑桥中国清史第一部晚清史和第二部前清史不太一样的地方。
还有鸦片战争的问题，很多人认为近代史自鸦片战争开始，但是我们不太注重1840年。我们虽然也觉得鸦片战争很重要，但在当时，鸦片战争对国内并不是那么重要。我认为，19世纪最重要的事情是太平天国，太平天国时期清朝是非常困难的。鸦片战争是已经解决好了的事件，只开了一些海港，如上海、宁波、天津，影响还是有限制的，对中国清朝全朝廷的影响也是有限制的。但是，太平天国差一点就让清朝崩溃了，当时西方是支持清朝的，在上海等其他地方对付太平天国，可能有200万人死亡。跟太平天国比起来，鸦片战争规模很小，所以我们认为，在近代史上大概是中国鸦片战争以后太平天国是比较重要的。
葛兆光（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文史研究院院长）：
“整修美国中国史的变化面很广”
以我有限的了解，认为美国的中国研究有五个方面变化很快，跟过去费正清的很多研究方法不一样。
第一个变化，从历史研究的中心看，从政治、外交的问题，逐渐转向历史社会学、知识社会史，这与文化、语言等的变化是有关系的，也跟欧洲学派的转向是有关的。过去在费正清那个时代，政治、外交、经济永远是中心，后来就慢慢变化了。
第二个变化，整个中国史开始向区域史变化。这并不完全指清史，我不是清史专家，我比较关心宋史，宋史很显然出现区域史的转向。过去是一个统一的中国概念，后设的中国概念可能在他们那里已经出现问题了，他们更愿意研究区域史的东西。
第三个变化，受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比如说过去是以男性为研究中心，很多人开始注意女性、性别研究，中国研究里面也是。曼素恩等很多人都在研究女性，也就是说原来边缘的东西逐渐变成中心。
第四个变化可能是比较大的，对中心的消解和再建立，这个可能跟后现代、后殖民的理论有关系。大家也知道在中国也出现过，像何伟立的辩论，杜赞奇的辩论，还有历史三论的辩论。西方的中国学家受西方整个理论环境的影响，出现了一些运用后殖民主义、后现代的理论，包括怎么样确立中国并不是在16、17世纪是落后的，而是中国在那个时候可能是世界的经济、文化中心。包括彭慕兰的大分流研究，这些可能都是受到这些影响。
第五个变化，美国学界跟中国原来传统的历史研究有一个不一样的东西，就是眼光逐渐向下，转向对下层事件、社会的研究，包括新的清代史的研究也会受整个美国中国学者转向的影响，它是在整个转向里面的一个部分，并不是孤立的。
整个美国中国史的变化面很广，如果单抽出一个，就不容易理解其政治背景、学术背景，如果不了解是不能够解释这些东西的。
就清史而言，我们现在都知道新清史，新清史最简单的一个问题是影响了后来的一批年轻学者。新清史最简单的概括是，不再把清史看成中国的王朝史，而是看成一个更广泛区域的、多民族的历史。这个趋势不是清史单独的问题。比如说蒙元史，很多人反对用元史概念，认为应该用蒙古时代史，因为蒙古时代史可以超越原来传统汉族中国的界限，甚至扩大到欧洲的地方。但是还要看到，新清史其实并不新，老实说是旧清史。为什么是旧清史？在中国的晚清民初，日本明治大政时代，日本最早的东洋史就已经凸显对蒙、回、藏的研究。
现在美国的新清史，一方面有新的学术推动力在，和新的学术增加的成分在；另外一方面也要看到，跟过去日本东洋史初期的关联性，这个关联性是很深的。在新的清史研究里面，中国学者要理解美国中国学和美国清史的变化，但是同时也要看到他们的背景，看到在中国怎么样接受和区分，以及坚持自己研究的立场。在清史研究里面，我跟艾尔曼教授有一个共同关心的地方，就是如果要研究好清史，可能还要把眼光更放大，把整个东亚的东西放进去。例如朝鲜跟清史有很深的关系，日本始终是影响清史重要的因素。我们一方面也认同，或者说欣赏美国新清史的东西；但是又要小心翼翼地区分它背后的政治背景，以及它跟早期日本东洋史立场上的一致性。同时我们又要比他们更多地关注，当中国被拖进全球历史的时候，中国清史涉及的范围更大。这是中国学者很矛盾的地方，就是说，一方面他们的新变化对我们有启发，另一方面对背后带来的政治背景又要很小心，同时如何能够超越他们，能够做得更好，这是我们现在要特别关心的地方。
王俊义（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特聘专家）：
“‘中国中心观’不是指世界以中国为中心，它是站在中国人的角度。这已经成为美国当代学界的主流地位。”
大家都知道，由费正清教授、崔瑞德教授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系列丛书，是反映当代西方研究中国史最高水平的巨着，可以说是西方中国史研究的权威性着作，它问世以后，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好评。1978年这套丛书的第一部《剑桥晚清史》出版后，中国社科出版社很快组织翻译，1985年出版了这部《剑桥中国晚清史》。接着陆续出了剑桥《隋唐史》、《秦汉史》、《明代史》、《辽西夏金元史》、《中华民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前后出版了11卷之多。2002年《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原版书出来以后，中国社科出版社很快组织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翻译这部书。这部书的译者多数人既是研究清史的专家，同时也精通英语，他们经过几年的努力，已经翻译完毕，而且编审完毕，现在正在做后期的工作。估计在2010年二三月份要出版。所以出版前在这里与作者之一的艾尔曼交谈，最主要的是加强学术交流。
《剑桥中国晚清史》自1985年出版距现在已经有20多年，这20年国内外学术界日新月异，研究框架、理论指导、研究方法、材料运用都有大的发展，都有新的开拓。这卷书在很大的理论框架上，由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费正清先生的“冲击反应论”的模式，列文森的“传统与现在”的模式，转向“中国中心观”的模式。“中国中心观”不是指世界以中国为中心，它的研究是站在中国人的角度。深入探讨中国社会内部的发展和变化，寻找内在的动因，这个已经成为美国当代学界的主流地位。这一卷书充分反映了这个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