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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中国都城地理学若干问题刍议

中国都城地理学若干问题刍议
吴宏岐/郝红暖
【内容提要】 中国都城地理学是地理学角度的古都学研究，是中国古都学的重要领域，其研究对象和时段与中国古都学是一致的。都城的历史地理、都城体系、都城空间等都应该是都城地理学的研究内容。中国都城地理学应学习和借鉴各学科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以推动中国古都学学科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关 键 词】中国古都学/都城地理学/研究方法
中国都城地理学，是从地理学角度研究中国历史时期都城的有关问题，是中国古都学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近年古都研究中方兴未艾的研究领域。由于历史上的古都主要出现于鸦片战争以前，所以中国都城地理学研究的重点是中国古代的都城，故而也可称之为中国古代都城地理学，或简称为古都地理学。自1983年中国古都学会成立以来，在历次年会和诸多学者的推动下，中国古都学迅速发展，日益壮大，已初步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学科体系。中国古代都城内涵复杂，又具有特殊性，需要各相关学科从不同的研究领域和视角来共同阐发，而以往的研究却较多的关注古都发展史、古都文化学等内容，近来则有以古都文化学、都城制度发展史、都城规划与建设史乃至古都类城市的旅游文化开发代替中国古都学的趋势，这必然对中国古都学的学科地位带来影响。而地理学角度的都城研究在古都学中也占有重要地位，虽有部分成果，却一直是受忽略的领域，多数课题处于其他研究领域的从属部分，有必要重视和加强该领域的研究以推动中国古都学研究的新进展。
一、中国都城地理学的研究范畴
对于“古都”的含义，学者们在实际研究中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具体概括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中国“历史上的都城”，史念海先生经严密考证后认为，自三代以下，共有古都217处，涉及王朝和政权277个[1]178；其二是指历史上曾经作过都城的当代城市，可以称之为“古都类城市”[2]，如现今人们所经常提到的“六大古都”、“七大古都”或“八大古都”。中国都城地理学作为中国古都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学科属性决定了其研究对象与中国古都学是相同的。史念海先生很早就指出：“中国古都学是研究我国古都得以形成、发展、萧条或至于消失，或经过改革成为新的城市的科学。”其研究对象是“历史上的都城”[1]33，这也必然决定了都城地理学也要以“历史上的都城”为研究对象。
从学术发展角度看，加强对中国历史时期都城的全方位研究是必须的，历史时期所有的都城都应是古都学的研究对象，也是都城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才能有利于古都发展规律的全面探索。“历史上的都城”有不同的发展命运，有的都城只在史书中留下简略记载，现在已无迹可寻，或者其具体地望仍有争议，如先秦时期的诸多方国都城和两汉时期西域诸国的不少都城；有的都城作为全国或区域的政治中心城市，曾经显赫一时，却只留下一片废墟，如西汉长安城、十六国时期大夏国的统万城、金上京会宁府城等；有的都城则经过曲折发展，至今仍为区域政治中心城市，如西安、南京、洛阳、开封、杭州、安阳、郑州等“大古都”和南国名都广州等。至于北京则情况比较特殊，政治地位一直相对稳定，明清时期为全国性都城，现在仍为中国的首都。对于那些无迹可寻或者只留下废墟的古都，要认真研究相关历史文献记载，结合考古学的新进展，利用各种方法和手段加强研究，探索其兴起、发展、衰落和毁灭的原因，为现今城市发展规划提供有益的借鉴；对于至今仍为区域政治中心城市或首都的古都类城市，则需要研究其都城时期的城市发展特点和规律，以及在中国古都发展史、城市建设史中的地位和对后世相关城市发展的深刻影响。都城时期的研究是传统意义的古都研究，也是以往古都学研究的重点，为都城地理学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发展空间。从古都学“有用于世”的目的考虑，也必然要求加强现存古都类城市的研究，尤其是这些城市的后都城时代与目前城市发展具有直接的继承关系，更需要通过都城地理学研究更好地为当前城市规划、古城保护、城市文化培育和城市可持续发展服务。学科发展要求以上各方面不可偏废，但在研究过程中可根据实际情况有所侧重，重点是用都城地理学的研究视角，解决古都研究中的实际问题，以更好地为当前城市建设服务。
都城地理学的研究时段问题，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考量：其一是古都类城市自身发展的各个时段，即不仅要研究其都城时期，也要研究其前都城时期和后都城时期，必要时甚至还可以包括当代古都类城市的发展情况。只有这样才能对都城发展的地理基础、都城时期的状况、对后都城时代城市发展的影响等整个城市兴起、发展、演变和更新的全过程有清晰的认识。其二是中国古都的不同发展阶段，有学者指出其研究时限应该“始于都城的肇源，终于清末。具体地说，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之都，至清都北京”，也就是“重点是研究古都，也并不排斥对现代都城的研究，甚至是对现代城市的研究”[3]208－212。所以都城地理学不仅要研究古代的都城，还要研究近现代的都城，甚至也可以对当代的首都北京及其他古都类城市进行都城地理学研究。惟其如此，才能理清中国都城发展演变的全脉络，以便于都城地理学理论的宏观概括和总结。
关于都城地理学研究的空间区域，也不能仅以都城的城墙为限，不仅要研究城墙内部的各个功能区的布局、都城形态结构等内容，还要将视野扩展到城墙以外，研究都城附近的皇家园林、行宫、陵墓等附属性设施和官僚贵族的园林别业的空间布局及其与都城的关系，都城郊区和城郭区的居民区、村落、城镇及其与都城的互动关系，甚至通过对都城周围的气候、地形、河流、湖泊、交通、物产资源及其他自然环境和经济基础的研究，将研究区域扩展到都城所在的广大腹地。同时，从全国范围内考虑，都城地理的研究既要包括大一统时期的都城，也包括各个割据政权和少数民族政权的都城。此外，考虑到多都制是中国都城制度的重要特色，都城地理学既要研究首都，也要研究别都、陪都和留都等一些实际起到陪都作用的行宫等内容。
因此，在研究时空上，都城地理学的研究与古都学一样“并不局限于古代都城这一时空范围内，而是放眼古今未来，包括都城内外，有着大跨度的时空范围”[4]。
古代都城地理学与古都学皆以“历史时期的都城”为研究对象，却不能因此将一般意义上的古都学与都城地理学完全混为一谈。古代都城地理学与古都学的最大区别在于其研究对象是“地理实体的都城”，它强调地理学角度的研究，“研究都城兴起发展、演变的地理空间，研究都城制度、职能、空间结构、都城风貌等与地理条件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研究各种人文要素与自然要素在都城空间的组合”[2]等。一般意义上的古都学研究更多强调古都史和古都文化层面的内容，史念海先生《中国古都与文化》一书就是这种思想的集中体现。朱士光先生指出：“中国古都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历史时期各个朝代与政权都城兴建、发展以至废毁过程及其原因、规律。”[4]并强调“将每一座古都提高到文化的层面加以综合的深入的研究”[5]150，也是如此。注重古都文化研究，固然是研究水平提升和重建古都类城市文化性格的必然选择，却并不能因此而忽略古都学作为“城市历史地理学的一个特殊分支”[6]29的学科特性，而忽略地理学角度的研究。加强古代都城地理学研究，是中国古都学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中国都城地理学的研究内容
中国都城地理学作为中国古都学的一个分支，研究内容必然也受中国古都学的制约。朱士光先生曾指出中国古都学的学科组成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地理环境与资源；第二层次是古代都城空间布局与形态、结构特点；第三层次是文化与制度[4]，其中的第一、第二层次都应该是都城地理学的研究内容。中国都城地理学作为古都学和地理学的交叉分支，虽然有其学科属性的限制，但古代都城作为城市的一种特殊形式，决定了其与城市地理学的研究一样，有其广阔的前景，也是古都学研究中最能发挥“有用于世”作用的领域。都城地理学研究应该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1.都城历史地理背景研究
都城历史地理研究是中国都城地理学的首要内容。城市史研究通过关注城市的兴起、发展、衰落乃至毁灭的全过程，归纳城市演变发展的规律，都城史研究则是将目光从一般城市转向特殊地位的城市——都城。都城地理学对都城兴起和发展演变的关注，应该将重心从纵向的“过程”即发展史，转向都城演变与其所在环境的相互作用。
“古都的地理环境与资源”[4]是古都研究的第一层次，也是古都选址和发展的基础。都城兴亡关系国之兴亡的特殊地位，这一点决定了历代统治者无不重视都城位置的选择，统治者必须仔细了解都城及其周边的地理环境与资源，是否有利于其统治的巩固。都城的选址受制于各种条件，因而形成了若干都城选址的原则，史念海先生将其归纳为：探求国都的中心点、利用交通要冲的位置、凭恃险要的地势、地理因素与对外策略、接近王朝或政权建立者的根据地、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关系等六个方面[1]213－240。这些因素错综复杂，相互影响，不同朝代的都城，所处时代的政治、军事、经济形势不同，所考虑的标准也各有所异，有些政权因袭前代都城，不少朝代和政权都城则经过几番迁徙。中国都城地理学除在总体上把握各政权建都的原则和规律之外，具体到每个都城都要详细分析，“如果不细究其变化的过程，则难于完全理解”[1]240。只有做到具体都城具体分析，才能对每个都城或古都类城市的发展基础有清晰的了解。
决定都城形成的因素不同，“在都城的发展和演变中，就会各有不同的影响，也会肇致不同的结局”[1]212。环境条件是都城选址的基础，而环境的演变常常也是影响都城发展演变的重要原因。都城地理学不仅要关注都城的选址条件，更要关注都城的规划、发展演变及其更新模式与环境演变的关系，进而可以对当前古都类城市的更新模式提出前瞻性意见。当然，更有必要从辩证的思维和互动的观点来考察分析都城位置的选择与环境的关系，即不能仅以都城发展的环境基础研究为限，也应关注都城位置的选择及其成长对其所在区域的地理环境有何影响，区域面貌发生了何种变化，都城所在区域的气候、农业生产状况、人类生存空间与环境、居民饮用水的形式及演变等都应该成为都城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都城发展对其区域环境的影响也进而影响到其都城地位的变化，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问题。以西安的发展为例，汉初和隋唐定都长安，与关中的地理形势、关中地区“天府之国”的富饶、广阔的农业发展腹地和当时的政治形势等因素皆有相关，长安因其首都地位，成为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世界上最繁盛的城市，长安文化作为汉唐文化的象征远播世界。但随着关中人口增加，关中狭小的腹地经济，远不能满足首都的粮食供应，与之相伴的经济重心东移和南移以及全国政治形势的改变，使长安作为首都的优势地位日益下降，自唐代以后再没有做过统一王朝的都城，经过五代十国的破坏，西安的发展也随之进入其衰落阶段，元明清时期才有所恢复。
都城地理学所探讨的地理因素与古都形成和发展的相互作用，既有地理环境和资源对都城选址的影响，也有地理因素的改变对都城发展的影响，都城发展演变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都城或其所在城市在每个历史阶段发展的地理背景都具有特殊性，故而其所表现的城市发展模式也有所区别，都城地理学就是要将所有的动态发展过程进行整体性研究，探讨都城及其所在城市更新演变的全过程，从而归纳历史时期城市更新的模式，并为当前城市建设提供借鉴。
都城的历史地理背景研究是开展其他研究的基础和前提，也是解决都城地理一切问题的根源所在。具体的研究方法既要注意从单体都城的个案研究入手，探讨每个都城发展历史地理背景，又要以个案研究推动综合研究，由实证上升到理论，注意理论的归纳和提升，形成规律性认识，以便为当前城市规划和发展提供相应的指导和参考。
2.都城体系研究
都城体系研究也是都城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就城市研究而言，“很早以来，区域地理学家就致力于研究城市与周围区域（城市是该区域的核心）的相互关系”[7]201，这种关系就是城市与其腹地的关系，城市与其他城市之间的关系，即所谓的城市体系。都城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城市，也有其发展的区域，区域角度的都城研究，也要关注都城与其腹地的关系、都城与陪都的关系，即所谓的都城体系。都城作为特殊形式的城市，不仅在其所在区域具有核心性，在全国范围内也处于核心地位。都城政治地位的核心性与其作为都城的时间相始终，但其经济地位的核心性和文化地位的核心性与政治地位的形成具有非同步性，甚至具有分异性，有时在多都制或政治版图分裂条件下，都城的政治核心性地位也可表现为双核或多核模式，都城地理学要充分关注都城核心性的形成与消失的过程、原因及其与都城地位的关系。都城与其腹地的关系表现在两个层面：其一是都城与其所在的地理区域的关系；其次是都城与全国范围内其他都城的关系。
各个都城与其所在区域内的城镇会构成首都圈①，首都是其辖区内城市体系的顶点，也是城市体系研究中应该关注的内容。都城体系是针对全国范围而言的，首都圈内的城市体系是指都城辖区及其卫星城镇而言的，与一般的城市体系研究相类似，在都城地理学研究中没有特殊性，故不是都城体系研究的重点。但是都城与其所在腹地的村镇、聚落、河流、居民及环境的互动关系，仍是都城地理学需注意和加强的内容。
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全国范围内会存在数个都城地位的城市，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构成一定的都城体系。中国古都地理学研究都城体系是由中国古代多实行“多都制”、中央王朝四周存在多个边疆民族政权都城或国家分裂时期多政权都城并存的特殊国情决定的。都城体系的研究涉及该体系形成的原因、条件、过程，都城体系的层次结构、相互关系、演变趋势以及历史作用等问题，研究全国范围内各个都城之间的层级关系和关系演变，是都城体系研究的主要内容，其重点是各都城之间的功能与空间配置的关系。多个都城存在的情况，决定了中国古代都城体系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多都制条件下首都与陪都的关系；统一王朝的都城与边疆政权都城的关系；国家分裂情况下，多个割据政权都城之间的关系等。
“多都制”是中国古代都城制度的一大特色，除个别朝代如秦王朝只有一个都城之外，不少朝代有两个都城，如西周和隋代，还有的朝代有三个、四个、五个甚至六个都城，如明朝为三都制，宋为四都制，五都制者则有曹魏、唐、辽，金朝设都最多，为六都制。在两个以上的都城中，有一个为首都，其余则为陪都。一般而言，首都与陪都在功能上都是互补的，空间上也力求均衡。在两都制条件下，多根据社会矛盾的需要而选择东西配置或南北配置。都城数量、都城名号的确立与国土轮廓有关，更受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地理环境以及帝王个人的偏好等影响。首都与陪都的形成、功能和地位及演变趋势等都是都城体系的研究内容。
多政权对峙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常见的现象，即使某些所谓的“大一统”时期也不例外，中央王朝都城之外，也往往存在着多个少数民族政权或以汉族为主的割据政权的都城，如西汉前期之南越国都番禺和西域诸国之都城，再如唐代东北有靺鞨人建立的黑水政权、西南地区有南诏政权、西藏地区的吐蕃以及西北地区的突厥、回鹘等政权，皆有各自的都城。各政权都城与中央政权都城的空间分布、政治地位和相互关系以及关系的演变等内容是中央王朝与边疆关系的特殊表现形式，很大程度上关系着边疆民族地区的稳定，也是都城体系应该关注的内容。
中国历史上国家统一与分裂不断演替，分裂时期虽不是历史的主流，但分裂时期全国范围内处于都城地位的城市数量比统一时期数量更多，如南北朝和十六国时期、五代十国时期、辽宋夏金元对峙时期等，全国范围内存在的都城数量甚至多达十几个，故国家分裂时期的都城体系同样不可忽视。分裂时期都城关系的演变也是各政权关系变化的反应，各都城的地位与政权地位相一致，并随着其政治地位的演变而改变，都城体系是研究该时期各政权关系演变的重要切入点，也是古都地理学的都城体系研究不可或缺的部分。此外某些帝王临幸频繁、停滞时间较久的行宫，如隋朝之仁寿宫，唐代之九成宫、华清宫，清代的承德避暑山庄等，虽无陪都之名，却在很大程度上起到陪都的政治作用，拓展了都城的政治空间，也可视为都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功能和空间布局也应当成为都城地理学研究的内容。
当然，在这种都城体系中，边疆民族政权或少数民族政权都城对中原地区都城制度的继承和创新，是边疆少数民族学习中原文化的最初举措，也是中原地区都城与边疆都城关系的重要表现形式，其中不仅涉及都城建设制度，也有都城管理制度的内容，在都城地理研究中要适当关注。都城体系的形成对单一都城在全国范围内的核心地位是一个巨大冲击，也是都城发展分化模式的反映。从某种程度上说政治多核心模式不利于国家政治的稳定，但政治核心与经济核心的分离和多核心模式却更有利于国家经济的发展和边疆地区的开发，这是一个矛盾问题，只有当多核心力量达到某种平衡时，才能维持社会的稳定。
3.都城空间研究
“古代都城空间布局与形态、结构特点”是古都研究的第二个层次，是从都城内部空间结构层次上理解的，是关于都城本身的研究内容，更是古都研究的“主体内容”[4]。都城空间研究作为城市空间研究的一种特殊形式，近年来日益受到学者重视，并日渐从都城制度研究中分化出来，形成独立发展的态势。都城空间研究分为都城外部空间形态和都城内部空间结构两部分，前者主要是都城空间结构的外部表现形式，即都城的外部轮廓形态，后者则更关注都城内部各要素的用地形式、空间布局以及与都城所在区域环境的互动关系等内容，具体表现为政治空间结构、经济空间结构、文化空间结构、社会空间结构和意象空间结构等。
但都城的外部空间范围并不仅限于城圈以内，一些重要的礼制建筑如隋唐长安的天坛等建于城墙以外，一些重要的城市功能区如汉长安的上林苑、隋唐长安附近的行宫、别苑、皇陵等都位于城外，而且唐宋以来随着城市的发展，城郭部分的经济功能日益突出，如宋代《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开封郊区繁华景象，城墙外部郊区的发展对都城外部形态产生重要影响，都城地理学应将都城空间的拓展范围纳入研究视野，将对城区的关注从城墙内扩展到城外，进而从都城所在地理区域或腹地作整体考虑，将比以往研究只重视城圈以内的做法有更宏观的视野，研究成果也将更客观和真实。
城市空间形态一般包括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两种形式。具体而言“主要包括城市物质要素的空间布置形式；城市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所形成的城市人文心态；社会群体、政治形式和经济结构所产生的城市生态结构等”[8]41内容。具体到都城物质形态而言，从宏观上不仅包括由都城规划所形成的以宫城为核心的政治功能区和其他区域的相对位置关系，在城垣束缚下形成的都城轮廓形状等都城形制内容，还包括都城在城垣外部的成长所形成的部分及其对都城形状的影响；从微观上则会具体到构成都城物质形态诸要素如宫殿、市场、街道、城墙、里坊的平面和立体的形式、风格布局等外部形态，其物化表现是各要素在用地空间上呈现的几何形状。都城的非物质形态则包括更广泛的内容，是人类活动在都城特定的地域环境内各种活动和经济文化生活的表现形式，即都城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空间表现形式，可以具体表现为行为空间、社会空间、心理空间、文化空间等不同内容。
古代都城的物质形态研究，一向被学者所关注，研究成果丰硕，非物质形态的研究则较为薄弱。都城地理学要加强对古都非物质形态研究，将传统研究对都城文化的关注与空间研究相结合，关注平民生活的社会空间、行为空间，将都城空间研究与其所在“区域之地理环境特点及其变迁”、“所处区域与时代之思想文化与政治经济制度及其嬗变”[4]相结合，加强理论归纳和总结，进而推动都城空间研究日渐成熟。具体而言，都城的内部空间结构由政治空间、经济空间、军事空间、文化空间、社会空间等几部分组成，各空间的组成要素分别如下：
政治空间：对皇宫、官署、礼制建筑、离宫别苑、皇家园林、皇家陵墓等的位置和在都城内的空间分布及布局形式的复原和影响因素分析，认识都城的政治空间的结构和构成，探讨不同都城政治空间演变的规律。
经济空间：研究都城及其附近各种经济活动的场所和空间布局形式及其影响因素，探寻都城经济空间演变的规律。古代社会这些经济活动主要表现于手工业作坊、商业市场和商业店铺的分布，近代以来则增加了近代工业和金融机构等内容。
军事空间：探讨都城内部及其周围驻军的分布、城防设施分布及其防御方向（制内或是御外）和影响因素，甚至还包括都城附近的重要关口和交通道路的位置及在军事防御中的作用。
文化空间：探讨都城内各种文化要素的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主要内容有由学校或书院、孔庙、文庙构成的教育空间；寺院、道观、清真寺、教堂各类庙宇组成的宗教空间；城隍庙等组成的民间信仰空间等。
社会空间：也被称为“社区空间”，或“社会区域”，“从城市社会生态学的观点，社会区域是城市环境下，人群分布与构成在较大的地域，它是较大地域的城市社会集合体”，“在社会区域里有较大的社会经济特征，职业背景的相似性”[9]37。社区有一定的地域，其内生活的人群的相关性使其生活方式也具有相似性，在某种程度上，社区是地理空间与社会空间的结合。按照生活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城市社区、乡镇社区、村落社区等形式。都城内由不同社会群体构成的社区是城市社区的一种形式，如皇宫社区、贵族社区、官员社区、平民社区、外国人社区、少数民族社区等，此外还有一些特殊社区，如北京城的八大胡同是娼妓区、长安城的东西市是市场社区，还有寺庙区、乞丐区等。一般而言，每个社区都由特定的社会人群构成，这些人的职业、社会地位、生活习惯决定了其社区的位置和空间形态。当然，也存在混合型的社区，如唐长安城平康坊就是由官员居住区、娼妓居住区等所组合而成的社区。从研究对象上，以往研究对都城内的贵族和官员社区关注较多，现在要眼光向下，关注一般平民的生活空间和生活方式，以便于对都城社会空间有更全面真实的认识。
此外还有一种意象空间②，是由个人或某些人群对以上某些具体空间的认识，如对某些城市景观空间、城市文化空间的意识，用某种形式表达出来，就是某人或某些人群的意象空间。都城意象空间可以通过一些文学作品或地图表达出来，如唐诗中有很多关于长安城景观、文化等内容的描述，就是作者意象空间的表现。意象空间因带有很大的主观性，研究难度较大，但未尝不可作为未来都城空间研究的一种新视角。
古代以皇权为中心的都城规划制度及城市空间结构，是影响各社区空间分布的决定因素，如隋唐长安城的东西二市的规划布局，以及严格限制市场交易空间和时间的规定，决定了其市场社区主要位于东西二市。因此，都城空间的探讨还要注意都城形态与都城制度的关系。都城制度不是都城地理学研究的内容，却是都城空间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因为都城空间形态是都城制度的具体表现，都城制度是影响都城各功能区的空间分布、空间形态和空间结构的主要因素，当然都城发展中也存在对都城制度的突破，都城空间形态对都城制度的突破和遵循也是都城地理学需要考虑的问题。而土地可利用空间的限制是突破都城制度限制的主要原因，并对都城空间形态带来影响，如唐长安城南的家庙密集区的形成就是一例。都城地理学不仅要研究这些社区的空间分布，还要关注这些社区的演变及影响其演变的动力机制。
在以上研究基础上都城地理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要从宏观视角研究和总结都城存在发展的地理基础、都城功能、都城体系与都城空间形态结构发展演变的特点、动力、模式及其对后世相关城市的影响，进而探讨都城发展基础、都城功能、都城体系与都城空间形态结构和都城所在城市更新发展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辩证关系。此外，都城地理学为当前古都类城市保护和发展所做的工作主要是通过都城考古工作的开展，复原古都遗址的位置、空间格局，通过都城选址、规划和空间的研究，加深对城市发展环境与城市内部传统功能区的认识，从而为古都遗址保护、城市改造和更新、城市旅游开发等提供参考。对历史时期都城文化空间的复原与重建，传统经济空间和社会空间的研究，从而上升到对城市性格与城市文化内涵的研究，也可以为城市形象和文化建设以及古都风貌和历史文脉的保护和建设有所帮助。
三、中国都城地理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都城是国家最重要的政治地理要素，甚至也是一个国家政治的象征，是一个政权实施统治的中枢。都城地位的特殊性决定了其研究对象的复杂性。正如史念海先生所言：“我国的古都不仅繁多，形成各个古都的时代前后亦皆不相同，这些古都分布的地区既相当广泛，又各具特色，难得一律，因而所显示的问题就颇为复杂，往往涉及许多方面。”[10]2古代都城地理学的研究作为一种交叉学科，往往涉及历史、地理、考古、城市、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水利、建筑等各个学科内容，要达到某方面的研究目的，需要借助各学科的研究手段，综合研究当是其最基本的方法。
都城是具有特殊政治地位的城市，故而都城地理学的研究要借鉴现代城市地理学的相关理论，尤其是城市体系、城市空间形态理论，加强都城发展基础、都城体系和都城空间结构的研究。近年来城市地理学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不断更新，其中关于城市体系、城市形态、城市更新、城市规划等相关内容更是丰富多彩，“施坚雅理论”更是为学者所推崇，都城地理学研究要充分利用这些最前沿的理论成果，并与本学科特点相结合，不断丰富古都地理学的研究理论与方法。
都城地理学作为古都学的分支学科，以及与地理学的密切联系，也应重视历史地理学方法的运用，尤其是在注重文献运用的同时，将文献考证与野外考察相结合。都城地理学尤其要借鉴都城考古学的相关研究方法和成果，“要显示古都原貌，除文献记载以及文物遗迹之外，还须依靠地下发掘”[11]2。都城考古以“反映都城政治性的物化载体作为田野考古发掘与研究对象”，“宫城、皇城、宫城、官署、武库、宗庙、社稷、明堂、辟雍、灵台、圜丘、地坛等”[12]34是都城考古发掘的主要“点”，这虽然和都城地理学所要关注的都城空间结构相比，有些过于微观，但其研究却可以从宏观上解决都城位置、环境、都城布局形制等问题，尤其是包括城墙、城门分布、都城平面形状、道路网络及城内分区，与都城相关的都城附属建筑（如礼制建筑、陵墓、离宫等）地望的确定与分布状况等在内的都城布局形制问题都是都城考古的重要内容，都城轴线和都城中心点的确定更是重中之重，这些都是都城空间结构复原和研究的基础，越是久远的都城，尤其是夏商周三代都城地理的研究，更多依赖都城考古的成果。从某种意义上说，都城考古学为古都地理学研究提供了资料基础，都城地理学则是将都城考古发掘资料与文献资料结合基础上的深化和提升，从许多的单体都城考古研究成果中归纳都城演变的规律，为现存的古都城市的城市规划、古城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提供历史借鉴。
都城比较研究法。陈桥驿先生在关于中日学者城市研究中提出“应该从单一的城市研究向城市的比较研究发展”，进而提出“比较城市学”的概念[13]319－328，我们认为比较研究法不仅适用于中日城市的研究，也同样适用于古都学研究，甚至可以称之为“比较古都学”或“比较古都地理学”。比较都城地理学的研究方法类型多样，既有不同都城的比较，也有同一古都类城市不同发展历史时段的比较、中央王朝都城与边疆地区都城的比较、统一王朝都城与分裂时期都城的比较，也还有中外都城的比较研究等。通过比较研究，才能清晰其中的差异和特点，理清发展脉络，从而得出普遍的都城发展基础、都城更新和空间结构演变规律。
动态研究法。都城与城市一样是动态的，经历着从产生、发展、演变更新的全过程。都城发展的环境基础、都城体系、都城功能、都城空间结构也是处于不断发展中，整个历史时期也经历着多个都城迁移和都城地位的变化过程。都城地理学也应该用动态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尽量将每座都城所在城市不同历史时期的环境状况、空间结构的发展变化复原出来，才能更好地归纳都城发展的规律。
司徒尚纪先生曾指出：“历史地理学应从专业优势出发，着重研究它们（古都）兴起的地理基础，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区域关系，城市结构和用地布局，以及作为城市群体的地理分布等，从中发现古都演变规律，总结其中经验教训，为古都学建立和发展提供理论支持。”[14]329－330其实也是对中国都城地理学研究内容的初步概括。从另一角度而言，中国都城地理学就是用历史地理学的方法来深化古都问题的研究，从而促成古都学学科和理论体系的完善，惟其如此，中国古都学才能从单纯的古都文化学发展成为一门日益独立的学科。
① 叶骁军探讨了首都圈的问题，各王朝在首都圈内设置一系列卫星城，形成了一个以京城为中心的城市群。参见叶骁军《古代的首都圈及其相关问题》，载《中国古都研究》第四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② 目前，专门探讨都城意象空间的研究成果尚未见到，但对城市意象的探讨已经开始起步，如李刚通过对汉至南北朝时期乐府诗中城市意象的分析，认为其城市意象的构成包括城市景观意象内容和城市文化意象两部分，而长安、洛阳以及其他城市的城市意象均以将历史时期、主要是西汉时期城市景观为蓝本。参见李刚《中古乐府诗的城市意象》，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4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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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9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