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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霍明琨：东北史坛巨擘金毓黻早年治学转折点探析
近代着名文史大家金毓黻先生生于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191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学系，学成后返回东北，历任多个行政职务。自1922年起“基于忧乡之心”，致力于乡邦舆地故实之学，成为东北史研究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对于金毓黻的治学历程，研究者多以其自撰《千华山馆书目录序》中所言“迨癸亥（1923年）讫今，则致力于乙部”[1]6，推定金毓黻先生在三十七岁以后，治学兴趣和重点转向研究史学。笔者经过仔细研读他四十年书写不辍的《静晤室日记》，发现早在金先生矢志进行东北史研究之前，在民国九年（1920年）十月下旬至民国十年（1921年）四月初，他来过当时的黑龙江省，任省教育厅科长。在仕宦生涯转折、由奉至黑龙江的时期，是其人生转折的关键时刻，也正是在此时，这位史学大家确立了自己“此后从研究史学入手”的方向。因此，本文对金毓黻早年在黑龙江省的仕宦、读书生活及相应心态等进行梳理解读，以使关注东北史的研究者更加全面地了解这位国学大师的心路历程。一、离奉北行的原因
金毓黻先生1916年于北京大学毕业后，返回东北，任教于沈阳文学专门学校，兼任奉天省议会秘书，后升任议会秘书长。1920年，先生时年三十三岁，任奉天省议会秘书长，正是仕宦生涯之始，刚刚升任，可谓青年才俊。那么他为何在正是一路升迁之时，从奉天辗转远赴黑龙江，任一省的教育厅科长呢？在金毓黻先生四十年撰写不辍的《静晤室日记》中，其心路历程、治学经过历历在目，是研究这位学者的第一手资料。笔者通过认真检读，将其北行原因陈述如下。
金毓黻年轻时性情急躁，心浮气盛，他意识到这一个性给自己带来了很多不好的影响：“余作日记前后十年有余，积至十余册，偶一覆视，无一页不有脱误，性躁气浮，难与入道，宜乎学业之不犹人也！”[2]17而且自己身体的疾病也与急躁的性情密切相关，《静晤室日记》五月十九日记道：“余之咳疾，两月未愈……尝求其致疾之原因，一由于事繁，一由于性躁……性躁则不能容物，不能容物则有时不应怒而怒，怒久则疾生矣。”[3]37怎样彻底根除浮躁之病是年轻的金毓黻一直反思的问题。他在民国九年三月十日的日记中写道：“吾人惟守‘动中求静，静中求乐’八字，则涵养天趣，泛应曲当，而无患于昏惰矣。”[2]6外界烦恼喧嚣之“动”既然不可尽去，就只有在内心中求“静”，“程子曰：‘主静之宜，譬之置烛静室，风不吹，烛亦不灭，人善养生则长寿，亦用此理。’”人如果能“于至动之中，以求至静，然后能以静制动而不为外诱所夺”[3]33，才会在修身之途上日益精进。他之所以给自己的书斋起名“静晤室”，自言“静晤者，期以静中有所晤也”[1]22，盖欲摒绝外诱，潜心治学。虽然有此意向，但是人在官场，百事扰心，金先生每每感叹身不由己，“倦于酬酢”[3]45。纵观他早年日记，即便身为一省议会秘书，金毓黻也没有丝毫官僚气和市侩气，每日所记多是读书心得和悟道体会，心志所向，仍为谆谆学者之风。但是耽于官场冗务，时日既久，除了心境难静之外，金先生还深有“日月不居，年事渐长，自省所业，百无一成。每一思及，盖不胜薄冰深渊之惧也”[4]62。谨就《静晤室日记》前四卷粗略捡拾，因公务繁杂无暇潜心读书治学之语频频可见，“公务稍冗，未多看书”[4]76，“公冗，无暇读书”[4]83，“忙碌竟日，未习一字，未读一文”[5]115。在这样的生活中，金毓黻深感压抑：“以自由之身心，受无形之桎梏，此人生之大不快事也。”[5]115“数日内疲于酬酢，百事未治，心君不宁”[4]76，“长此以往，何能成就！”[4]94
就在这样的心态之中，金毓黻逐渐萌生了罢此职位、另谋去就的想法。他想另觅一处杂务不多、相对自由的差职，以便能有更多的时间潜心于治学。恰逢此时，时任黑龙江省教育厅厅长的孙钟午向金毓黻发出召唤，邀他去黑龙江就职。此前孙钟午也供职奉天，于民国九年八月十一日升任黑龙江省教育厅长。孙钟午的邀请促使金毓黻下定了决心。他在民国九年九月十日的日记中表明了自己的心志：“语云：‘需者事之贼也。’又云：‘当断不断，反受其乱。’需而不断，世间一切事皆不能成。丈夫做事，唯有一刀两断而已。”[5]110后来遂“摒弃一切”，“北行之计已决”[5]143。金先生即于民国九年十月二十五日赴黑龙江任职。他自述当时心态说：“此次应召，欣然就道，发于本愿，非有人迫之使然。”[5]43因深感在奉天议会工作的四年中，“最后一年，则意兴萧索……暮气滋矣”。如果再不断然弃旧向新，恐怕人生难有进步，所以“欲假易地迁职，以作我朝气”[6]144。
二、治史之向的确定
在黑龙江生活之初，金毓黻内心极为矛盾。他时常感到“心中俶扰不自安”。[6]149“心君扰扰，踧踖不安”[6]154，究其原因，“私欲塞胸故也”[6]149。这个“私欲”，就是汲汲于仕宦之心。回顾此前，他在奉天省议会已有相当不错之政绩，此次来黑龙江教育厅任一科长，决定是否正确？一天在镜中看到自己“面色枯黄，殊不如在奉之日”，不由得产生“远来何为耶？此理不能自喻”[6]156的感叹。对自己的这种状态，金毓黻深感忧虑，并且时常自省，告诫自己“惟有确守朱贤之说，壹志绝欲”，才有可能“拨雾见天，而心君有泰然一日也”[6]154。随着时间的流逝，金毓黻原来的“心绪纷扰”[6]134之态逐渐趋于安宁淡定。心志一定，“陶陶之乐，油然生矣”，残留的私欲就此去除，也不再受官冗纷扰，“今昔之情，何其殊耶！”[6]162
自此以后，金毓黻认识到，自己应该继续走这条从政为辅、治学为主的道路，决心不再像以往那样摇摆不定了。他在民国九年十一月三十日的日记中写道：“余……祁向不定，而心好动……今日思读书，明日忽讲交际，泛泛若不系之舟，浮水之萍，心无定见、行无定向……以致今日学问无成……自今日起，应……勿动于浮说，勿劫于外诱，笃志力学，始终弗懈。期以十年……或能有所树立。”“自古哲人名儒，所以能自成其学者，不外数事：一曰用心专一，二严立课程，三砥砺品节。凡人有所不为，始能有为，即是用心专一。”[6]164此时，金先生经过对以往生活和治学的反思，诫告自己今后当笃志专一于用心治学，并且自忖以此前基础，当以十年为期，或可成就。这里还没有明确指出“笃志力学”的具体方向究竟是何志何学。十二月二日的日记中，他又写道：“刻所拟读之书，厥为史传、地志、政典……学以致用为归，否则文似韩、欧，诗如李、杜，亦奚以为？”“此后所业，即用是为职志，不止于浅尝……持此不懈，期以十年，或庶几得偿宿愿乎？”[6]167至十二月三日，金先生明确写道：“余此后既从研究史学入手。”并且决定此后对于自己也感兴趣的哲学等其他学科领域的学问，“略知其大凡即可矣，不必过事详求也”[6]167。应该说这是金先生确定此后治史道路之始。一旦确立了今后的人生走向，免去应酬、潜心读书；又适应了在黑龙江的饮食生活，心灵自由、体适安畅，金毓黻真切体会到“为学必先曰求放心……身可受桎梏，而心不可受桎梏”[6]162。“杂念去而心君宁，俗累少而真乐出。脱去缚羁，还我自由，无思无虑，独往独来”[8]184的境界。此后虽然多次有朋友劝说他再回奉天参加议会选举，他自己也明白“若不来江，在理在势于参议院定占一席”，但是“已决计不为”。即便家君一再来函促作参议，不愿他在黑龙江久留，金毓黻也决意不为。他认为，家人朋友之议，出乎关心，但只有自己才明了“妄念既去，便觉心中莹然，最为快活”[8]的感受。他人之不解金毓黻宁肯选择清闲职事读书治学，以为自讨苦吃，金毓黻也毫不在意。“他人之所谓苦，正余所谓乐，既乐事此，何苦去之？”“夫亦从吾心之所安而已！”[9]
三、为学视野的展开
金先生青年时即已具备优秀的从政素质，在任黑龙江省教育厅科长半年后，他又随长官赴吉林，自此来往于沈阳、齐齐哈尔、吉林、长春之间，直到1931年升任辽宁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为掌管一省教育的最高行政长官。虽然一直未脱仕宦生涯，但是其心志并无意于此。在此期间，他利用从政的便利条件，四处考察、广为搜求，组织“东北学社”，创办《东北丛镌》。公余之暇，博稽古书典籍，整理研究东北历史文献资料，并有所着述。正像他后来自述这段经历时说：“余本书生，嗜古成癖，不幸而投身政界，与政治关系甚浅，而外人不之知也。且吾国数千年之惯，学优则仕，仕优则学，学问、政治无明确之界划，故学间之士非投身政界无以谋生。实以此为谋生之具，非以其有兴味而为之也。”[1]3
金毓黻先生在齐齐哈尔的这段仕宦读书生活，也正是上述思想的反映。从《静晤室日记》中看，那段时间的确冗务不多，可以有一定的身心自由读书治学。他在十一月七日日记中写道：“公务稍简，拟以两月之功专治古文辞及诗。”[6]150按照自己的设想，金先生在齐期间阅读了大量文学、史学名着。其研究阅读的文学着作有：洁珊先生的《诵诗随笔》、《抱润轩文集》、《文选》、《儒林外史》、《白华阁诗集》、《宋诗钞》。史学着作有：梁启超《清代学术思想论》、《欧洲政治思想史》。语言着作有《实用国语文法》，学术札记类着作有《越缦堂日记》，游记类着作有梁启超《欧洲心影录》、侯保三《南阳旅行记》等。
在诸多书籍之中，金先生致力最勤，耕读不辍，日有札记者当属南朝梁萧统所编《文选》。其中收录先秦至梁的各体文章七百余篇，为历来治文史者必读必备之书。在研读过程中，金毓黻细致体味、研精覃思，多所心得。他对古文的喜爱由来已久。“自戊申（1908年）讫壬子（1912年），则喜购古文家专集”[1]6。也就是在他二十二岁至二十六岁期间，即勤于文学修习，打下了深厚的古文基础。后来金毓黻先生主张研究史学必须以文学辅之，认为史之文字尤其因该“翔实高简”，既要“雅而能健”，又要“举重若轻”，此外不能有“格格不吐”之病，与他早年的古文功夫是密不可分的。他曾收集《史记》和“苏诗”的妙言佳语辑录成集，以备写作之用。《静晤室日记》中有大量的诗、文、记、联等文学之作，均用语工整、意境深远。与此相关，学诗写诗、以诗会友，也是他在齐生活中的乐趣之一，民国十年一月一日至十四日，与挚友查安荪、黎雍共同倡议，连作八集诗钟会，以不同字嵌入诗中作联，其乐陶陶。在研读诗书之余，金先生还沉心书法，日记中多有提到自己在悬腕、运笔、铺豪、临帖等方面的体会、切磋、进展。
除了研读各类着作，金先生还经常翻阅载有新动态新思想的报章杂志，主要有《新青年》、《建设》、《大学月刊》、《时事旬刊》、《新潮》、《东方杂志》、《民铎》、《小说月报》、《时事新报》、《评论之评论》等。
在这一阶段，正值新文化运动高涨、西方哲学理论东渐、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的关键时期，金先生及时关注了学术界的新动态，在以往研读古史的基础上，对史学方法有了更多的思考，并接触、接受、辨析了一些国内新史学、西方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新观点新方法，治学视野为之展开。如他谈到梁启超和胡适时说：“近顷能以白话文谈学理而又引人入胜者，厥惟胡适之氏，实可与梁任公并立两大。”[6]160评价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于世界现势及政治学说，均用综合法出之，附以批评，并加之以推测断案”[6]160。谈到胡适论清代汉学家之科学方法时，认为其右汉而左宋，自己与其见解不同[6]166。
这一时期随着大批留学生从国外学成回国从事教学研究，西方哲学理论着作翻译在中国有了较大的发展，也有一些有影响的外国哲学家来华讲演。1919年4月，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受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与胡适、陶孟和等人邀请，来华访问讲演。前后在上海、奉天、直隶、山西、山东、江苏、江西、浙江、福建、湖南、湖北和广东11省，讲演一百多次，1920年7月离开中国。杜威开始系统地把实用主义哲学介绍到中国。金毓黻在民国九年十二月四日日记中提及杜威的“新历史的研究”及陶孟和的相关阐释，认为这种观点是历史学的“新旧之分”，高度评价杜、陶二氏所发之言“足为历史界开一新纪元”[6]168。
英国新实在论哲学家罗素也于1920年9月应邀来华，在上海、南京、长沙、北京等地做了多次讲演，受到青年学生热烈欢迎，直到1921年7月告别中国。金毓黻先生在日记中也谈及了罗素在北京女师的演说[7]216。由于杜威来华讲演的宣传，国内对生命哲学代表人物之一柏格森的翻译和研究逐渐增多。金先生在日记中也提及柏氏将于1923年来华讲演的消息[7]218。
1917年十月革命在俄国取得胜利，马克思主义随即大量地传到了中国。1919年5月的《新青年》六卷第五号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专号”，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金先生也非常关注，他谈到李大钊论“唯物史观”一词，及他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代表观点：“人类之生活为社会全部之生活。往昔历史专详政治，此为社会一部之生活，故为新史学家所不取也。”敏锐地指出“此为唯物史观之胜义”[7]219，可谓切中肯檠。
虽然综观其一生，金先生仍是走理、文、小、史四途，以传统史学之路立身治学的学者，但是从他早年的札记中即可看到，先生丝毫没有固执己见、胸襟狭隘，而是海纳百川，终成其大家风范。
参考文献：
[1]金毓黻．静晤室日记：前言[M].沈阳：辽沈书社，1993.
[2]金毓黻．静晤室日记：卷一[M].沈阳：辽沈书社，1993.
[3]金毓黻．静晤室日记：卷二[M].沈阳：辽沈书社，1993.
[4]金毓黻．静晤室日记：卷三[M].沈阳：辽沈书社，1993.
[5]金毓黻．静晤室日记：卷四[M].沈阳：辽沈书社，1993.
[6]金毓黻．静晤室日记：卷五[M].沈阳：辽沈书社，1993.
[7]金毓黻．静晤室日记：卷六[M].沈阳：辽沈书社，1993.
[8]金毓黻．静晤室日记：卷七[M].沈阳：辽沈书社，1993:225.
[9]金毓黻．静晤室日记：卷八[M].沈阳：辽沈书社，1993: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