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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蒋清宏：《“失范”与“规范”：中国经济史学研究的约束机制探析》

转自《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2年4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经济史》2013年第2期
【内容提要】 由于受到各种约束机制的制约，中国经济史学处于“失范”与“规范”的动态变化之中。既有技术层面的约束，也有管理层面的约束，还有学界自身认识层面的约束，但这些约束机制的核心是方法论体系的更新。西方经济学与经济史学的发展路径表明，中国经济史学应该突破既有的方法论体系，建立更为科学、更为规范的方法论体系。
【关 键 词】中国经济史学/“失范”/“规范”/约束机制边缘学科是以两种或多种学科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科学，交叉学科则是两个或多个学科的内容、理论和方法互相交叉、互相渗透的学科。从语义学的角度考察，经济史更侧重于经济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而不是边缘学科。之所以探讨边缘学科与交叉学科的严格定义，是为了对经济史学进行更为严格的学术规范。
交叉学科的规范来源于既有学科间理论、方法和手段的相互渗透，而不是彼此隔离。中国经济史学经历了考古学范式、历史学范式、意识形态学范式、经济学范式，又在某些特殊时期经历了“革命史”范式的侵扰。目前则更有了社会学范式、全球化范式、后现代主义范式等新的范式介入。这些范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担当了不同的方法论功能。因此，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不断“失范”又不断“规范”的过程。但从总体上看，中国经济史学的规范过程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而廓清规范道路上的认识误区，克服中国经济史学发展的约束机制则是中国经济史学走向规范的必要条件。
一、中国经济史学发展历程的简短回顾
据赵德馨先生考证，现代型的中国经济史学论着最早出现在1904年，大学里最早出现部门经济史学课程授课则是在1910年。1932年，陶孟和创办中国第一个以“经济史”命名的学术刊物——《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辑刊》，大量刊登发掘整理中国经济史料的工作，于史学方法和经济学理念都有创新，从而推动了经济史研究的热潮。①在这个辑刊的发刊辞中，汤象龙提出了中国经济史学的宗旨、目标、理论、方法、步骤等学科规范。中国经济史开始形成一个学科。1934年北平社会调查所与社会科学研究所合并，陶孟和继续主持工作，汤象龙、梁方仲等人也跟随陶孟和一同继续经济史研究。稍后，《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辑刊》更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继续发表中国经济史论文。但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处于资料整理阶段，并附着于经济学。与当时中国经济学界统制经济和自由经济争论的热闹氛围相比，这一时期的经济史学则显得暗淡、冷落。
新中国成立以后，意识形态对中国经济史方法论的制约日益凸显，西方主流经济学充当方法论的经济史研究绝迹，而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作为主导性方法论的学术成果则大量问世。在选题上则以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为中心线索，强调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心线索的内在逻辑关系。所谓内在的逻辑联系，指的是中国资本主义的时代环境和历史条件对它的发展和不发展有着合乎逻辑的内在规定性。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地位的形成，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环境；中国近代半封建社会的持续，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条件。把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各种历史现象的分析都归结到这条中心线索上来。从方法论上丰富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含量和内容，使中国近代经济史上许多问题的讨论提到理论的高度。②然而，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发展”过程本身就是“时代环境”和“历史条件”的塑造者，“发展”、“不发展”不但表现为结果而且表现为原因和过程。
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发展的理论取向和价值结构还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
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以现实经济问题的解决为导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实践过程中新的矛盾的出现，西方经济学理论进入一个“百家争鸣”的发展阶段，货币主义经济学、制度主义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等新的经济学理论争奇斗艳。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意识形态原因造成的外交“一边倒”也导致了在经济学理论引进方面的“一边倒”，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被疯狂输入到中国这个曾经自由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国度，而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西方先进的经济学理论则自然被挡在国门之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些前沿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即使被翻译引进也是作为内部读物、作为批判的靶子而存在，这些批判有着现实的政治意义，而不是学术意义，是为着工人、农民阶级受压迫、受剥削寻找理论根据的，是为了贯彻毛主席“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指示的。1972年商务出版社再版了郭大力、王亚楠翻译的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其中的“重版说明”则着重批判了李嘉图作为资产阶级的思想家，由于受到资产阶级立场、观点、方法的限制，不能深入揭露资本主义的内在本质，不可避免地在理论上留下不少破绽、错误甚至庸俗的因素。
西方经济学理论作为方法论的缺位，使这一时期的经济史研究仍然属于编纂史学，只是把某种经济理论中的说法作为一种外加的套语和标签，用以装饰自己的着作和文章，实际在方法上仍然满足于史料的搜集、整理、排比、归纳以及线性的因果分析。③基本上处于“经学”化的④史料搜集和整理阶段。
几乎同一时期，西方经济史学的方法论体系得到了更新。在美国经济学家群体中出现了以古典、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与历史计量学有机结合的“新经济史”，并逐渐摆脱传统编纂经济史学的束缚，实现经济史研究方法论的伟大转向。方法论创新是学术创新的先导，这种转向极大地提高了西方经济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研究主题因而得到很大拓展，理论解释能力大大提高，因之成为美国、英国经济史研究的主流。⑤美国经济史学家罗伯特•W.福格尔(Robert W. Fogel)运用历史计量学对美国铁路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首先假定美国西部当时不存在铁路，通过分别建立“存在铁路”和“不存在铁路”两种运输成本模型，利用当时的工业统计资料和数据，得出如下结论：铁路作为一种运输手段，尽管在美国经济增长中起到了一些作用，但这种作用在传统的观点下被夸大了，铁路并不是导致美国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⑥由于他的研究成果重构了美国经济史。
然而，这一时期的中国学术界仍然沉浸在“如何弄通马克思主义”的大时代氛围内而不能自拔，历史学成为政治服务的工具，经济史研究局限于为阶级斗争服务的生产关系探讨。
1978年以后，在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下，现实经济转型的需要促进西方经济学理论被大量引进，马歇尔、萨缪尔森、凯恩斯、弗里德曼、斯蒂格利茨等经济学大师的经典经济学着作被大量原版引进，各种汉译本也是一版再版，呈现出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的局面。厉以宁、吴敬琏等改革派经济学家正是在这一阶段成长起来的。他们思想活跃，更容易接收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从而成为新的经济思想的鼓吹者。吴敬琏与厉以宁以其分别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的理论贡献和政策实践而分别有了“吴市场”和“厉股份”的美誉。
西方先进经济学与中国现实经济转型的密切结合，也极大启发了经济史学者的学术反思，他们意识到中国经济史上尤其是中国近代经济史上的一些重大学术问题需要重新解释，而且这种解释必须建立在新的理论体系上，单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已属不能。刘佛丁先生就理论对历史研究尤其是经济史研究的功能性认识提高到一个很高的程度。在评论吴承明先生的经济史学术实践时，他指出“在熟练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同时，不断引进世界各国新的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用于研究和分析我国的经济史也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只有借助于不断发展的理论和手段，才能站得高，看得远，打开眼界，开辟研究的新领域和解决问题的新途径，提高经济史的研究水平，使认识不断深入，赋予这一学科以活力和生气。忽视理论对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或在理论上固守前人的论断，不关注其发展和创新，则无异于作茧自缚。”⑦他进一步指出，理论不能成为推导历史的模式，也不能用其作为教条还原历史，经济史更不应该成为经济学理论的注释。⑧这就要求对特定社会特定因素挖掘时一定要考虑特定的历史、社会、制度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制约。
目前，由于经济史前辈学者的辛勤耕耘，中国经济史学已经具备了自己的价值标准和规范体系，也出现了一些颇具史学价值和经济学价值的学术成果。这些成就无疑是方法论不断更新条件下取得的，也是将来中国经济史学前进的方向。
然而，从国际比较而言，中国经济史学取得的“纵向发展”掩盖不了了中国经济史学的整体落后状态。目前，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经济学研究》等发表的中国经济史学重要成果中，真正运用西方先进经济学理论作为方法论的经济史学研究成果仍属少数，大多沿用中国传统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注重文献诠释和史料考证。这样做的结果往往形成对经济史的描述，而不是深层次的理论探讨。从经济史研究的层级而言，描述经济史只是完成了初级工作，即完成了史料收集和初期加工，即掌握基本经济事实阶段。但是，基本经济事实不是经济史研究的终结，还需要对这些史料进行“理论”，挖掘这些经济史料存在的理论根源。有些经济史学成果虽然运用了经济学理论分析，但总是浅尝辄止、欲说还无。在理论方法与中国经济实践的结合上也不尽契合。这些问题导致中国经济史学不能机敏地发现问题、透彻地分析问题、深刻地总结问题。
这些弊端早就遭到了西方经济学家的批判。1899年3月27日，英国着名经济学家马歇尔在给他的学生福克斯韦尔的信中，批评那些把经济史作为纯粹的事实来研究的人。德国经济学家施穆勒虽然承认理论存在着历史敏感性，但他坚持认为科学的方法有赖于所探索主体事物的本质。与西方经济学历史学派的许多先辈们不同，施穆勒承认纯粹的经验工作是存在局限的，观察和描述、定义和分类仅仅是研究工作的准备而已。科学研究必须同时依赖于归纳和演绎，将其作为探索所必要的补充手段。
西方经济学与经济史学的发展路径也表明，中国经济史学应该突破既有的方法论体系，建立更为科学、更为规范的方法论体系。方法论体系更新是中国经济史学创新性突破的必由之路。
不断演进的经济学理论存在于国际经济学前沿的理论探讨和丰富多彩的经济学学术实践中，因此，对国际学术前沿的跟踪是获取新的理论方法的必要条件，也是保证中国经济史学与国际同步的必要步骤。这就要求我们密切关注国际主要经济学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以及各种国际经济学术会议上的学术论文的选题情况，尤其是涉及近代中国经济史的选题更应仔细研读，观察其选题、理论和方法论的最新动向。
二、正确认识经济史学与经济学的辩证关系
理论是人们由实践概括出来的关于自然界和社会的知识的有系统的理性认识结论。关于理论的认识即是理论科学。19世纪奥地利经济学家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关于理论对现象的“认识论”令人警醒：
“理论科学的目标在向我们提供对于现象的理解，获得有关现象的某种超出于当下经验之外的认识，并获得预见它们的一定能力。这是理论科学的全部课程所在，而要提高解决这些课题的水平，不仅要靠精确取向的理论性研究的结果，也要靠实在取向的研究成果。”⑨
门格尔所认为的理论对于现象的认识能力，至少可以归结为三个递进性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理论对于现象的浅层认识，即对于现象的理解，即认识到了这一现象的存在。这一层次的理解是对社会现象的观察，具体到学术上则表现为对现象的描述，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即如孔德(Auguste Comte)所认为的那样观察可以使社会科学变得科学起来。⑩
理论对现象认识的第二个层次是获得超出于经验之外的认识。如何理解这个论述呢？所谓经验，就是感性认识，恰似足球比赛的现场解说。那么超出经验之外的认识也即超出感性认识之外的认识，从逻辑上判断自然是对现象的理性认识。理性认识是人类对现象的高级认识。理性认识经过归纳、演绎、抽象、推论等方法即可以形成理论。
第三个层次也是最高层次，即理论对于现象的预见能力。
那么，怎样达到第三个层次呢？门格尔告诉我们“不仅要靠精确取向的理论性研究的结果，也要考实在取向的研究成果。”
门格尔关于“理论”对“现象”的认识“三段论”以及对于如何产生理论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经济史研究的基本路径。
吴承明先生有一段被广泛引用的关于经济史学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的论述，即“经济史是研究过去的我们还不认识或认识不清的经济实践(如果已经认识清楚就不要去研究了)。”(11)
这里的“经济实践”自然可以理解为经济现象、经济过程和经济结果。即上文门格尔论述中的“现象”。而对于吴承明先生所指出的对过去经济实践的“认识清楚”恐怕需要从两个层面加以理解：第一个层次对基本经济史实的认识清楚，即对于“现象”的认识清楚；第二个层次则是历史上经济规律的认识清楚，即萃取出经济学理论。作为理论经济学分支的经济史学注定要归依于第二个层次，即在基本经济史实认识清楚的基础上，经过对经济数据及其相关关系的归纳、演绎和抽象构建经济学理论。也就是说经济学理论的“实践场域”是经济史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讲，不但经济史是经济学的“源”，经济史学也是经济学的“源”。相应地，经济学则是经济史的“流”。这种“源”、“流”关系是我们对经济史与经济学理论关系的基本认识。
然而，经济学虽然处于“流”的地位，但这种“流”并不是“随波逐流”的“流”，而是可以对经济史进行“回溯”的“流”，即可以通过经济学理论工具钩稽更深的历史沉淀。这些历史沉淀就是经济史学者没有发现或没有注意到的经济史料。而且，在经济学理论之光照耀下，以前在研究者眼中毫无价值的经济史料此刻却变得“熠熠生辉”，这就是经济学理论对经济史料的“变废为宝”的“发现功能”和“再发现功能”。即门格尔所谓理论对于认识的“第一个层次”，即对于现象的理解。
如果止步于对经济史料“发现功能”和“再发现功能”，经济学理论对经济史研究的学术功能并没有完结，它还有更重要的学术功能需要释放，那就是对那些“发现”和“再发现”的史料进行再抽象、再概括和再演绎，并在这个过程中对既有的经济学理论进行验证，从而萃取出更为先进的经济学理论。这种经济学的“流”对经济史料的“源”的回溯得到了更多的回馈，即经济学理论得到了自我强化和自我更新，即实现了理论对实践的再认识。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这种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观在经济史和经济学的辩证关系中得到了高度体现。经济史学与经济学互相促进，形成两个学术体系的共赢局面。这种经济史学研究的科学方法论是西方经济学与经济史学的传统路径，也是西方经济学和经济史学屡有创新的秘诀。
凯恩斯利用古典、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研究英国经济史萃取出了宏观经济学理论、弗里德曼利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研究美国货币史萃取出货币主义经济学理论、诺斯利用历史计量学对西欧经济史研究萃取出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并形成了新经济史理论。这些理论经济学的发展案例充分证明了经济史学与经济学之间的“源”、“流”辩证关系，也验证了门格尔理论对现象认识功能的科学判断。
三、正确认识“历史哲学判断”与“经济史学实证判断”的关系
就经济实践形态来讲，近代中国是一种杂糅了各种封建主义因素、殖民主义因素和资本主义因素的“非典型形态”的资本主义经济，但总体上已经具备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特点。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化程度大为提高，各种经济要素及其运作已呈现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比如，近代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国家的贸易关系已经是在购买力平价基础上的平等贸易关系；现代金融制度和货币制度已在不同程度上规范着近代中国经济的运行。中国近代经济发展之所以相对落后，原因虽然复杂，但诸如制度要素、技术要素和管理要素等核心要素在地区间、行业间、部门间的不均衡发展是主要原因。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与原始的物物交换(甚至没有交换的)经济形态并存；部门经济中科学的管理体制与陈旧的管理体制并存；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与统制经济的矛盾并存。总体上说，近代中国经济发展、不发展是区域性、部门性、行业性的结构性不均衡状态。我们现在可以断定，近代“革命史”范式、“意识形态”范式体系下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所谓“经济侵略”造成的近代中国经济落后的判断，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如果“革命史范式”、“意识形态范式”在经济史研究领域的指导地位继续存在，近代中国很多经济现象则无法解释，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前进的真实动力也就无从觅得，长期争论的一些所谓“核心论题”还会长久的争论下去，而最终不知所终。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已经逐步摆脱了“革命史”范式和“意识形态”范式，开始从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结构要素、制度要素、组织要素实证性剖析，而不再纠缠于一些“历史哲学”的主观判断。这是科学的研究方法和路径。
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的意识形态范式下的“历史哲学判断”深刻地影响了并影响着中国近代经济史学的学术实践。在既定的社会形态条件下寻找这个社会形态存在的合理要素往往成为经济史研究有意无意的学术宗旨和学术目的。
这种认识误区是把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哲学判断”当成了“经济史判断”。
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把1840-1949年的近代中国社会定性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一个重大的学术判断，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但是，这个判断不是“经济史”判断，而是一种“意识形态”范式下的“历史哲学”判断。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半”是基于殖民地要素与封建要素在近代中国并存而设定的，不可能是经济史学意义上的“实证性”判断。如果这种判断是经济史判断，则完全是一种错误的判断，因为它完全忽视了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存在着的资本主义经济要素，而且这些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经济制度正是承担中国现代化转型的重要载体，承担历史变迁的新的生产力要素、组织要素和制度要素几乎全部存在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制之中，如果忽视对这些资本主义制度要素的研究，中国现代化史研究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我们不能沉溺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近代史的“历史哲学”判断，而忽视对近代中国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研究。从更为广义的角度看，社会形态的历史哲学判断是历史学的广义方法论，是历史学研究的认识论基础，而不是实证基础。历史学的学术场域必定要有不同范式的方法论体系进行指导，而不是一种方法论。我们不能被主流话语体系下的方法论体系所左右，因为单一的研究取向(research orientation)不可能涵盖所有的研究课题。单纯一种研究取向，即使本身是完全正确的，若从我们的学科所要解决的全部问题的角度来看，也是不够充分的。(12)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研究才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重点内容。而这些研究不应固守“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哲学”判断，而应根据近代中国社会经济运行的鲜活实践进行科学的研究。那些固守“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定性命题进行史学研究的学者往往陷入一些“历史陷阱”而不能自拔。尽快抛弃“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这个“哲学命题”的“历史意识”，是他们走出“历史陷阱”的不二选择。我们还应注意到，“历史哲学”的社会定性与经济史学的社会定性是两个不同学术范畴，价值取向、理论方法和学术意义大相径庭。
王伟光指出，马克思使用“社会形态”概念意在表明人类社会发展跟地壳中的岩层单位一样，也是由不同的历史层次、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社会样态构成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最核心、最根本的要旨就在于说明人类社会发展是囿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所致，由不同的历史阶段构成，表现为不同的社会形态演进。在对社会形态定性的理论研究中，剔除了大量偶然因素、舍去了活生生的事例，形成对历史发展客观逻辑的一种抽象，并不是对所有社会现象的汇总。(13)即所谓的超历史的“历史哲学判断”。而对“活生生”的社会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制度体系的研究则是经济史学的主要任务，也是经济史学的基本功能。经济史学对社会性质的定性是基于对社会经济要素实际运行情况的考察，而不是基于“超越历史”的基于意识形态的“历史哲学判断”。吴承明先生也明确指出，马克思的五种社会经济形态学说是一种历史哲学命题。在经济史上，没有奴隶制者有之，没有封建制者有之，越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者更有之。因此经济史研究不应局限于社会经济形态的既定“历史哲学”判断，在既定“社会性质”框架内寻求对经济实践活动的解释，这种本末倒置的学术路径即使有一定的政治意义，我们也要坚决避免。因为政治的“可能性”肯定要建立在经济的“可能性”基础之上。对特定社会经济的运行条件、运行规律进行系统的、实证性的研究，才是经济史学的应有要义。正是由于经济史学相对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作用，学术研究管理者应该突出经济史研究的基础地位，在学术科目设置时，不应轻视经济史学的基础地位，在学术科目设置时，经济史学理应处于比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更高的位置，其他社会科学的显学地位绝对不能建立在牺牲经济史学基础地位之上。但事实往往是经济史研究不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往往成为经济学的附庸，被经济学边缘化。这种边缘化的结果就是经济学或其他社会科学学术创新举步维艰的根源所在。
四、正确认识历史学范式与经济学范式的结合
经济史研究存在着历史学和经济学两种解释范式。这两种范式在经济史研究中的作用不同。在实证研究中，经济史研究既需要历史学分析，也需要经济学分析。在这两种方法的运用中，不能说历史学分析“不理性”，不具备解释力，不能得出正确结论，因为描述本身就有一个严密的逻辑推理过程。不能因为其理解解释力偏弱就低估它的学术功能。也不能说经济学分析就必定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其一，如果理论选用不当，就会造成结果的偏差，甚至完全与事实相反的结论；其二，对历史知识的缺乏也会导致经济学分析“走火入魔”，不知底里。近年来，经济史领域日益增多的计量经济学方法，由于在构建模型时经济史基础变量的选取上出现偏差，往往造成结论的荒唐。吴承明先生也指出，“采用计量模型并不是研究历史最好的方法，它将复杂的社会关系都简化为函数关系，已属失真，又用时间变量代替历史思考，不能说明其来龙去脉。”(14)
因此，我们两种范式的选择上不能厚此薄彼。完美的经济史学解释体系应该是这两种范式的综合利用，或者说打破这两种范式的边界，经济史学范式本身并无好坏优劣之分，只是根据对所研究对象的在学术研究过程中的功能取向不同。经济学范式与历史学范式在经济史研究中的运用就应该是两个学术功能的结构性综合体现。
近年来“数学帝国主义”也开始侵入经济史领域，一些简单的经济现象和结论也常常被描述为数学语言，也被建构成数学模型。其实，数学对经济学而言就是一种研究工具，其目的就是为了使经济学研究更加精确，而不是使经济学研究更加复杂，也不是使经济史研究更加复杂。马歇尔(Alfred Marshall)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创立者，也是数学高手。他的学术生涯就是从在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学习数学开始的，在那里他把李嘉图的许多古典经济学理论改用数学语言表达出来，其数学造诣不可谓不深，但他并不迷信数学，而只是把它作为一个经济学研究的工具。1906年，马歇尔写信给他最喜爱的学生、统计学家鲍雷(A. L. Bowley)，阐述了数学在经济学研究中的方法问题：
第一，运用数学作为一种速记语言，而不是作为探索的发动机。第二，在研究作完以前，保留着这些数学速记记录。第三，把这些数学速记翻译成英语。第四，然后说明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重要案例。第五，烧掉这些数学速记。第六，如果你不能做到第四条，就烧掉第三条。而我常常做最后这一条。
经济学大师的论述语言虽然“经济”，但却向我们传达了怎样利用数学工具进行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一)说明数学只是一种速记语言，不是思考的发动机，发动机应该是经济实践活动。(二)数学速记语言暂时保留且翻译成英语，去解读实际经济实践。(三)数学速记完成使命被烧掉，即数学速记语言翻译过来的英语不能解释现实就烧掉这些英语记录。马歇尔诙谐地说，他常做的是最后一条，即表示某项经济学研究没有成功。但其新古典经济学奠基者地位，足以说明马歇尔的“两烧法”研究方法的有效。
我们也注意到马歇尔的经典着作《经济学原理》中就很难看到数学公式和经济学模型，但其语言精当、通俗易懂。(15)
无独有偶。诺贝尔经济学得主哈耶克也曾经把应用数学模型的经济学研究的效果讥之为“伪装精确的知识”。(16)可见经济学研究中的数学化倾向在新古典经济学创始时期虽然得到运用，但并不像今天如此泛滥。数学在经济史上的运用也是近些年的事情。
因此，我们在对经济史进行“理论”时，一定要考虑特定的历史、社会、制度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不能就经济而经济，为经济而经济，盲目运用数学工具和经济学模型，即经济史研究不能成为推导历史的模式而作为教条去还原历史，经济史不应成为经济学理论的注释。(18)欧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实践是在相当完备的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进行的，相应地也产生了流派众多的经典经济学理论。这些理论由于是从长期资本主义经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都是以西方近世经济社会矛盾为出发点所提出的，西方经济史研究自然地诉诸于西方经济学理论，无可非议。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虽然杂糅了各种非资本主义因素，但总体上具备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特点，经济形态与西方经济社会有共通之处，因而作为一种分析的手段，经济理论的各种概念、范畴和原理都可以拿来应用。(18)从这个意义上讲，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实践基础上抽象出来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任何具有资本主义特点的经济可以算作一般规律，具有普世价值。因此，中国经济史研究自然也可以诉诸西方经济学理论。
五、小结
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来临，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现实需要促使大量西方经济学理论引进到中国。在这种背景下，历史学也逐渐摆脱“革命史”范式和“意识形态”范式，现代化范式、制度学范式、全球化范式都在历史研究中得到了运用。随着历史学的整体性推进，经济史研究也突破了只注重生产关系研究的瓶颈，价格研究、经济周期研究、货币研究等成果显着。这些成果的取得也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经济史学创新。但是这种学术创新在目前并不具备普遍意义，因为学界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实质性掌握并不具备普遍意义，而主要来自经济学家对经济史研究的“偶然行为”。这种“偶然行为”的出现并不“偶然”，而是有着深层次的制度原因。一方面是经济学的强烈政策取向，导致经济学家趋之若鹜，而经济史学对当前政策解释力偏弱，经济学家不愿意过多地涉及经济史问题；另一方面经济史研究“经济绩效”过低，无论是课题数量还是课题经费都远不能与经济学匹敌，深谙“成本-收益”之道的经济学家自然不会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史研究上了。这就造成了经济史学研究人群的“主观性”流失。而那些只具备史学理论知识的经济史学者则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沿用传统的历史学方法进行经济史研究。历史学方法虽然无可厚非，但缺乏理论深度的弊端却也不能讳言。这就造成在经济史研究中，经济学者“能”而“不作”和历史学者“作”而“不能”。经济学的显学地位与经济史学的备受冷落是经济学家的“投资偏好”在作怪。
经济学家的“投资偏好”来源于学术管理层的“政策偏好”。查阅历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在“历史学”科目中的经济史学课题设置还是在“理论经济学”科目中的经济史学课题设置均历历可数，而经济学选题则“不可胜数”。相信中国的经济史学从业者，对这个现象体味尤深，也颇觉无奈。
学术管理层的政策取向促成了经济学的“显学地位”，强化了经济史的“冷门地位”；也促成了经济学的“门庭若市”和经济史学的“门前冷落鞍马稀。”
这种现象导致经济史学对经济学的“史源”功能和经济学对经济史学的“方法论功能”相互弱化，即经济学家埋头制造模型，而不知道历史是怎么回事；经济史学家在“口若悬河”地解说经济史而说不到“道道”上。可以说，经济学与经济史学“不相为谋”局面的出现，学术管理部门责无旁贷。经济学与经济史学的学术分野表面上看是史学范式与经济学范式不能相容；而从实质上看，则是国家学术管理层对经济史的学术功能认识不足而导致的政策取向的偏差。解铃还需系铃人，这种局面的改进必须仰仗国家级别的学术管理高层正确认识经济史学的学术功能，加大在经济史学研究上的政策投入，堵塞经济史研究人才的主观流失。因为，经济史学的学术功能绝对配得上其显学地位，一方面它是经济学理论的来源，具有理论功能；另一方面它是对过去经济实践的历史总结，具有史学功能。
我们不能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即经济史研究的主流方法论存在于欧美先进的经济学范式之下，其学术成果无疑比我们更为丰富，见解更为独到，至少脱离了意识形态的束缚。然而，我们也不能就此自怨自艾、故步自封、无所进取，反而应该努力借鉴他们的成功经验，向西方新经济史学靠拢，建立与西方经济史学者平等的对话机制和学术平台，努力完成中国经济史研究方法论的成功转型，从而提高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理论水平。这也是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开放史学本义之所在。经济史学是一个具有强烈问题意识和鲜明时代特色的科学，包括经济史在内的人类历史仍然是一个巨大的隐秘空间和未知世界。对于真实的历史，我们仍处于触摸的阶段，因此对于历史老人我们理应采取敬畏的心态，但敬畏并不是敬而远之，而应该是“敬而近之”。在探索经济历史的隐秘如果没有理论工具的借用，面对历史上大量的经济实践和经济现象将无所适从，看到的永远是现象而不是规律。当然，我们借用经济学理论工具研究中国经济史，并不是否定传统历史学的宏观叙事功能、时空逻辑功能和整合功能。在吸取其他有效工具的同时，历史学的这个传统还要保持下去。
注释：
①郑娟、梁捷：《中国经济调查与中国经济学的兴起：1927-1937》，《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期。
②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③刘佛丁：《新时期中国经济史学理论的探索——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读后》，《经济研究》，1997年第5期。
④刘佛丁：《新时期中国经济史学理论的探索——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读后》，《经济研究》，1997年第5期。
⑤关于这一时期新经济史研究的成果介绍，参见孙圣民：《历史计量学五十年——经济学和史学范式的冲突、融合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第144-146页。
⑥Robert W. Fogel, A Quantitiative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Railroads in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A Report of Some Preliminary Findings,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22, No. 2(Jun. 1962), pp. 163-197.
⑦刘佛丁：《新时期中国经济史学理论的探索——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读后》，《经济研究》1997年第5期。
⑧刘佛丁：《新时期中国经济史学理论的探索——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读后》，《经济研究》，1997年第5期。
⑨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经济学方法论探究》，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49页。
⑩J. S. Mill，A System of Logic，8th ed. London，1867，pp.585-587.
(11)吴承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经济研究》1995年第4期。
(12)卡尔•门格尔：《经济学方法论探究》，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
(13)王伟光：《“社会形态理论与历史价值观”笔谈：深入研究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经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第5-6页。
(14)刘维维：《经济史应当成为经济学之源：访经济史学专家吴承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1月11日。
(15)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第4-5页，关于数学的论述。
(16)F. A.哈耶克：《知识的虚伪》，载《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二辑，1981年版第75页。
(17)刘佛丁：《新时期中国经济史学理论的探索——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读后》，《经济研究》，1997年第5期。
(18)刘佛丁：《新时期中国经济史学理论的探索——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读后》，《经济研究》，199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