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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姜芃：中国史学理论研究30年——史学理论研究的类型

中国的史学理论研究已经走过了30年的历程。30年，无论是对一个人还是一个学科来说，都还很年轻。但人们又常说，30而立，这是说作为一个人已经初步建立起了事业，或也成立了家庭。那么，作为一个学科，也可以说已经草创了学科的规模。
要对30年来史学理论学科进行回顾，可能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就是：什么是史学理论？什么是它的研究范畴？人们是怎么研究的？记得1986年在安徽歙县召开的史学理论研讨会上，对于要不要专门的史学理论学科问题，参会的人分为泾渭分明的两派，这两派各执一词，争论不休。反对一派的理由是：理论不能脱离历史研究的实际，空洞的理论是无意义的，因此没有必要设立专门的史学理论学科。如今，22年过去了，一方面，由于这些年来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深切感到历史研究呼唤理论，另一方面，中国的史学理论学科也确实做出了一些成绩，或许对于推动中国历史研究的实践也有贡献，所以，今天已经没有人再提出是否需要这一学科的问题。当然，当初有人提出这一问题也不是没有原因的，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史学理论都是一个新事物，也就是在近几十年才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1997年，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他有关史学理论的论文集《论历史》的前言中，指出了史学理论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越来越受到各国史学界关注的事实，他说“当代学者的兴趣在向史学概念和史学方法偏斜”，“有时即使是最与世无争的人，也被迫去迎接挑战者”。与此同时，他还生动的描述了史学理论研究与历史研究的关系，他说：“当史学家们在他们原始资料的丰富牧场上觅食或品位各自论着中的老问题时，各种各样的理论家却都围聚到了这批宁静的学者身边。②霍布斯鲍姆无论在历史研究还是史学理论研究领域都成效卓着。这里，应该说他令人信服的为史学理论研究工作划定了一个范畴——史学理论研究是事后诸葛。
史学理论是一个反思的学科，它的任务是对历史研究的实践进行反思。这一反思表现为哲学层面的思考，其中既包括对历史发展过程进行思辨性的思考，也包括对历史学的研究过程进行分析性的思考。在这方面，我国从事历史哲学研究的几位学者，如何兆武、张文杰等先生，已经做过清晰和透彻的论述。今天，我们要回顾的既不是前者，也不是后者，而是对后者的再思考，或者称对历史学进行反思的再反思。
反思从何开始呢？波兰学者埃娃·多曼斯卡编了一本对当今国际着名史学理论学者的访谈录，收集了包括她自己在内的共11位学者的谈话。根据访谈者的意图，内容除了由学者介绍自己进行史学理论研究的主要思想和方法之外，还介绍了他们的人生经历、所学专业以及获得灵感的途径，也就是这些思想和观念是怎样形成的。由于把不同学术观点的学者以及他们的社会和学术背景在一本书里集中发表，当阅读的时候，很自然的使人在头脑中产生了横向的比较，形成了一种类型学的认识。它表明某一种社会经历和知识结构的人，有可能形成某一种史学理论研究的类型。
例如海登·怀特，1928年出生在美国南方一个父母都是工人阶级的家庭，在美国的汽车城底特律度过了少年和青年时期。他曾在海军服役，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完成了大学和研究生的教育。他对60年代情有独钟，回顾说：“1960年代是美国高等教育大幅度扩展的年代，我非常幸运的在那个时候进入了学术界，因为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我参与了学生的抗议活动和教学计划的改革。我觉得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因为在我看来对于教育制度进行改革的时机是非常少有的；那些制度往往非常保守，你只有在动荡不定的危机时刻才能提出新的论题来。”②看来，他是属于20世纪60年代西方大学里反叛一代的知识分子，正是那个特殊的年代成为怀特世界观形成的社会背景，使他日后形成了“反逻辑”、“反理性”和“反实证主义”的学术观，并写出历史认识方面具有重要影响的《元史学》。从知识结构上说，怀特最初的训练是中世纪宗教和文化史，他的博士论文是关于12世纪的教会。但他自己说兴趣“并不是去研究过去本身”，而是对“人们为何研究过去比之自身去研究过去更有兴趣”。在密歇根大学读研究生期间，他与莫里斯·曼德尔鲍姆(Maurice Mandelbaum)一道工作，当时，曼德尔鲍姆是美国惟一研究历史哲学的人。怀特说，他最初的灵感来自于科林武德和克罗齐，他受到结构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影响，在写作《元史学》的时候，“对于如何将论证的各种层次和叙事的不同部分之间的联系——那可不是逻辑性的联系——组合起来，我需要一种思路。”就在那时，他正在教一门关于维科的研讨课，“而他在我看来，提出了对于像是历史这样的复杂话语的不同方面进行思考的新途径。那不是逻辑学的问题，而是比喻学的。”他在维科那里发现的“正是将比喻学作为一门话语科学的基础”。这样，《元史学》的语言学基调就确定了。怀特自认为他的理论“是比喻学而非修辞学——非常类似于雅可布森那套理论的比喻学”。他自称“不是哲学家”，而是“文化史家”。③对于怀特的理论，在它出笼了四十年之后的今天，批评似乎压过了褒奖，但是，安克·斯密特说“康德的知性范畴——对于驯化实在而论它们乃是典范性的哲学工具——与怀特比喻之间的相似性太明显了，不可能被人们忽视”。他从怀特的着作中得到的启发是“美学有优于认识论的地方”。④
伊格尔斯是中国学术界熟悉的史学理论家，他自认为“不是一个历史哲学家”，“主要兴趣在于历史编纂”。他的代表作《欧洲史学的新方向》和《20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的确算不上历史哲学着作，而是史学史。他既关注如民族国家、历史唯物主义等历史理论，也关注如历史主义、叙事、微观等史学方法论。在访谈中，他对西方的历史名着随手捻来，都有评价，如认为德罗伊森的古典路数太意识形态化；娜塔莉·戴维斯(《马丁·盖尔还乡记》的作者)的想象并非武断，包含了史料依据等。⑤我们感到，作为一个史学史家，他的工作的确很辛苦，几乎所有评价都建立在对大量历史着作阅读的基础之上。
耶尔恩·吕森是与上述两种类型不同的学者，他始终都是历史哲学家。他是地道的德国人，无论出生、受教育，还是所有的工作经历都在德国，深受德国哲学传统的影响。他对哲学有浓厚兴趣，大学和研究生期间所学专业都是哲学。之所以偏重历史哲学，如他所说是“在学生时代和开始在大学教书的时候，哲学让我觉得有一点不大自在了，它常常与人们所谓的真正的生活问题距离太远。于是我认为只搞哲学是不够的。在我看来，历史是一个可以使实在靠哲学更近的领地。”在科隆大学哲学系读书期间，他受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科隆讲授的那种哲学——以哲学史的形式——的深刻影响，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他选择了古斯塔夫·德罗伊森。德罗伊森是一个历史学家，却写出了史学理论方面的重要着作《历史知识理论》。吕森说，他把自己视为德罗伊森的弟子，他的思考也与德罗伊森最为接近，“试图将20世纪特定的历史经验引入到德罗伊森《历史知识理论》的论证框架之中。”⑥毕业以后，他曾在西德和西柏林的两个大学任教，可以设想，与怀特一样，他也属于60年代西方反叛的一代知识份子，这可能对他的学术观念产生了影响。80年代，他在比勒菲尔德大学任教，这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大学，却产生了联邦德国的新史学流派——比勒菲尔德学派，他成为这一学派的重要成员，专门从事史学理论研究。与伊格尔斯一样，他也反对怀特在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与怀特也有一场激烈的辩论。但他不是从实证主义的立场出发，而是从历史思维的哲学角度，以大屠杀的历史经验为基础，通过对“历史记忆”、“历史时机”等概念性研究，构筑了一个历史解释的体系。他认为，历史认识的体系至少有三个维度：认知的、政治的和审美的。他说，以往史学理论只涉及认知的维度，近几十年，却超出了认知维度，接近审美的维度，谈论起语言、诗学和修辞。但是，他并不认为语言和修辞仅仅是它们本身，其中已然包括了历史意识，人们在观察一幅历史画作时，早已把视觉之外的历史内涵强加在了历史画作之中了。所以，他主张“单单审美、政治或认知都无法成就历史中的意义，只有对全部这三者的综合才能做到这一点。”⑦他对怀特的批判在于怀特恰恰是只强调了审美而忽视了其他两个方面的作用。
以上三位学者的例子为我们观察史学理论研究提供了一种类型学的视角。我们不妨也从这一角度出发，尝试着对中国30年来的史学理论研究做一些观察。就笔者有限的了解，根据学者不同的专业背景和所发表的着作，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历史理论的研究。30年来，中国历史学家们分别用改革、现代化和全球化等理论来书写中国的历史，要么在做历史的研究，在书写历史中贯穿一条理论的主线；要么研究具体的历史着作，从中进行理论上的抽象。这应该属于历史理论的范畴，属于思辨的历史哲学一类。一般来说，这些研究者的知识结构也主要是历史学。
第二种类型是史学史的研究。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的同仁对中国古代史学史及史学理论的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的同仁对中国近代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的研究。从知识背景来说，他们都是学历史的，研究对象是不同时期的历史着作的文本(也包括像刘知几的《史通》这一类历史哲学着作)，力图寻求一种思辨的和方法论上的解释。应该说，这种方法与伊格尔斯的研究路数基本相同。
第三种类型是从事外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人，包括各大学历史系和世界历史研究所从事西方新史学和外国史学史、史学理论研究的人。多年来，他们致力于引进和介绍西方新史学、新史学流派、史学家和新史学分支学科，也研究西方史学史。这部分学者一般是学习世界历史的，他们对如何写世界历史感兴趣。他们的研究有的是建立在对外国某一学派或分支学科、着名历史学家的代表作进行研究，有的是对外国介绍和研究相关问题的史学理论着作进行研究、理解和再发挥。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如从事西方环境史、城市史、家庭史等分支学科研究的学者，如果他(她)们本人写这方面的着作，应该划归专门史一类，现在中国的情况大多是对外国这些新的分支学科进行历史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研究和介绍(当然也有他们个人的理解与发挥)，致力于了解西方史学的最新发展，以期开阔中国史学研究的视野，这样一来，他们的分支学科研究就成了史学理论研究的一部分。这一点可能也是新时期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特色吧。
第四种类型是专门从事历史哲学研究的学者，他们的路数与前面所提到的吕森的研究属于同一种类型。他们多是哲学专业出身，尽管也关注历史，却离历史着作比较远。这方面何兆武先生是杰出代表，他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所以不妨以他为例来讨论这一类学者的情况。何先生是西南联大毕业的，在那里念了7年书，读了4个专业：土木系、历史系、哲学系和外文系。其中除了土木系纯属误入歧途之外，其余3个专业都是由着个人兴趣选择的。⑧今天看来，何先生所学的这3个专业全都派上了用场，成就了他研究西方历史哲学的事业。在《历史理性批判散论》的自序中，他谈到在大学里学习和听课的情况。何先生喜欢哲学，最初有他的好友、数学家王浩的影响；听张奚若讲西方政治思想史，使他喜欢上了以前看不起的思想史，悟出了“不了解思想就无以了解一个历史时代的灵魂”；从陈寅恪的讲课中，他非但没有得出“论从史出”的结论，反而是“史从论出”，他体味到“作为新旧交替的一代学人”，陈寅恪的历史观“带有一种像他的诗歌一样的感慨深沉的色调”。何先生最初接触历史理论是通过听噶邦福(Ivan Gapannovitch)，一个白俄先生所讲授的西洋古代史的课，他是圣彼得堡大学的古代史泰斗M. Rostovtzeft的门生。噶先生的课是用英文讲，并非必修课，听的人也极少，先是六七个，后来只剩了三个人，何先生的初衷是想学英语，并不明确他究竟讲什么，不曾想竞开启了何先生对史学理论的追求。参加了侯外庐先生所领导的《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写作，对何先生以后的研究有重要影响。⑨从何先生所发表的着作和译着来看，虽然他对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许多历史哲学家的思想都有赞赏(也包括批判)，笔者在这里冒昧揣测，康德必定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人。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影响了何先生的历史哲学观，使他形成了对历史、历史学的一套系统的认识。
在《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一文中，何先生表明了他对历史学的系统看法。首先，他讲了历史的两重性：历史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受自然律支配；它又是人的创造，是不受自然律支配的；接着，他讲到历史学的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对史实的认知，第二个层次是对第一个层次所认定的史实的理解和诠释。再接着，他对历史学这两个层次的学科属性进行了区分：第一个层次属于自然世界，是科学的；第二个层次属于人文世界，是人文的。他强调历史学之成其为历史学，全恃第二个层次赋予它生命。他进一步把第二个层次又划分为两个部分，即理性思维和体验能力：理性思维是使历史学认同于科学的东西；体验能力使它认同于艺术。没有科学性，历史学就不能成为一门学科；没有体验，也就是类似于艺术的敏感性，就不能对历史做深刻的理解。两者的综合就成为历史理性。这是自然或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根本区别。何先生特别分析了体验能力，他认为这是历史学家个人的事，同其世界观、价值观、人生经历、感情、思想的深度和广度都分不开。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史家治史应包括三方面的内涵。第一是认识史料，这个操作是纯科学的。第二是对确认的史料进行解释，这就需要有一种人文价值的理想和精神贯彻始终。由于理想和精神是随着历史而发展的，何先生强调它本身就是历史和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历史和历史学的核心。在历史认识的过程中，何先生认为即使有了人文价值的东西还不够，还特别提出了人性，认为人性也参与其中。他说，虽然对人性的探微古已有之，但是，只是到了近代它才获得了长足进步，人们才知道原来人性里还有那么多幽微的丘壑和阴影。他最后归纳：所有这三个方面的综合才构成了近代历史学和史学思想。⑩
至此，笔者感觉对何先生历史思想的介绍还显得不够，像是遗漏了什么，或者，有必要把他对康德历史哲学的理解简要的加以介绍。康德的历史思想非常复杂，叙述何先生对他的理解也非易事。这里，只能根据笔者的粗浅理解做简要介绍。何先生赞赏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认为贯穿其中的中轴线是他对历史两重性的认识，即历史的合目的性与历史的合规律性。前者是指个人的、短期的、局部的恶的、有目的的和非理性的行为；后者是指人类总体的、最终的、普遍的善的、合乎理性与合乎规律的发展(即“普遍的历史”)。这个规律就是“天意”、“自然律”、“理性”，康德相信“大自然绝不做徒劳无功之事”，因此之故，“人类的历史，在整体上就可以看成是大自然的一幕隐蔽计划的实现”。这样，在康德眼中，客观规律、自由意志、理性是三位一体，历史的两重性就这样有机的结合到了一起。何先生认为，康德的这个体系尽管具有形而上学的意味，但形而上学(或者称“天人合一”)是人类思维最基本的形式之一，对于这一点，卡尔·贝克尔在《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一书中有精辟的论述。康德强调先验性，何先生认为，先验中既包括主观，也包括经验，强调先验性正体现了人对自由自觉的意识，表明已经意识到人在认识客观之前，必须先认识自己的认识能力。
叙述至此，笔者仍担心是否会曲解何先生。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他使我们更加明确了历史思维是非常复杂的学问。由于历史既是人的创造，又是历史认识的主体，因此可以说，人有多复杂，历史思维就有多复杂。何先生没有建立最终的历史思维体系，却在更新的高度开启了我们对历史思维复杂性的认识。这是一个永无休止的进程，史学理论研究就是要不断丰富人们对历史学的认识。
以上，笔者从研究路数上对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现状做了大致划分。这种划分既不全面，更无意有任何褒贬，而且，对于各种类型的论述和分析也是很不够的，充其量，它只能算提供了观察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状况的一个视角——许许多多种视角中的一个视角。
注释：
①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马俊亚、郭英剑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②参见埃娃·多曼斯卡编《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彭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17页。
③埃娃·多蔓斯卡编：《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第17、33、32页。
④埃娃·多曼斯卡编：《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第99、91页。
⑤埃娃·多曼斯卡编：《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第120、122页。
⑥埃娃·多曼斯卡编：《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第169、168页。
⑦埃娃·多曼斯卡编：《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第189、194页。
⑧参见何兆武：《上学记》，三联书店2006年版。
⑨参见何兆武：《历史理性批判论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03—719页。
⑩参见何兆武：《历史理性批判论集》，第3—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