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晴佳：从历史思辨、历史认识到历史再现——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转向与趋向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王晴佳：从历史思辨、历史认识到历史再现——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转向与趋向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王晴佳：从历史思辨、历史认识到历史再现——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转向与趋向

作为一门边缘学科，历史哲学在当今的西方学界，似乎处于一种颇为尴尬的处境，不再像以前那样能激起人们许多兴趣。在大学的哲学系里，很少有人专门讲授历史哲学。而对于历史系的师生，历史哲学讨论的问题，又似乎十分遥远，与他们的研究关系不大，虽然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的课程，通常是西方大学历史系研究生班的必修课程。但是史学理论与历史哲学，还是有一定的差异，无法完全等同(以下将详细论及)。相较西方史学界，中文史学界对于历史哲学的研究，近年出现了一系列的着作，①但这些着作是否能吸引史学工作者，则又似乎另当别论。借用该领域的前辈学者何兆武先生的话来说，“当代实践的历史学家们往往习惯于‘低头拉车’而不习惯于‘抬头看路’”。②1990年代以来，由于实证思潮的重新抬头，“乾嘉学问”在史学界受到青睐，③因此何先生的这一描述，似乎显得颇为贴切。
那么，是否历史哲学这一传统的学问，已经在当今西方学界走向式微了呢？如果要我回答，答案却可以是“是”，也可以是“不是”。因为虽然就教学与研究来说，从事历史哲学这一领域的人不多，但历史哲学所处理的问题，却仍然在当今世界，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牵涉到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况且，虽然在史学界和哲学界，从事历史哲学的人士不多，但一些有关的问题，却得到了文学界人士的重视。“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cism)在西方文学界的兴起，便是一个显例。这一现象，正如思想史的研究，在史学界已经为人所轻视，但近年却在中外文学界显得生气勃勃，道理一样。④在文史哲以外，近年政治学界的研究人士，也对以往历史哲学所处理的问题，做了令人瞩目的探究(以下将详论)。易言之，依我管见，西方历史哲学自1970年代以来正在经历一个重要的转化(transformation)。而这一转化，不仅涉及其研究人员的变化，而且还反映在研究兴趣的变迁。本文的写作，正是想以西方学术界为例，与读者一同探讨这一变化的来龙去脉和未来走向。
1、汤因比哪去了？——思辨历史哲学的式微
在中文学界，稍微对历史哲学有兴趣的人士，一定知道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1889-1975)的重要贡献。汤因比在世的时候，曾被人誉为“20世纪的智者”。其皇皇巨着《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勾勒人类文明的走向，以“挑战与应战”为基点，分析文明的兴衰原因，让许多人为其睿智而倾倒。但有趣的是，在最近出版的一本现代历史哲学选集中，汤因比竟然落选。不仅如此，曾经对汤因比的理论有很大启发作用、并以发表《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1918)一书而一举成名的德国历史哲学家施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居然也名落孙山。⑤施宾格勒和汤因比落选的原因何在呢？也许我们探讨历史哲学在当代的变迁与发展，便可以从这里开始。
历史哲学，顾名思义，便是对历史的一种哲学思考，此处并无争议。但问题在于，“历史”一词，却包含两重意思。一是指过去发生的事件，二是指对这些过去事件的记录、叙述与思考。西方主要文字中的“历史”(history, histoire, Geschchite)一词，都含有这双重的意思。中文里的“历史”一词，自然以前就存在。但用其来翻译西方文字中的“历史”，则由明治时期的日本学者首创。⑥既然是翻译，中文的“历史”便也继承了西方文字中的双重含义。不过，随着历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对于历史学这一学问的思考也逐渐深入，因此学者开始注意区分“历史”一词的不同含义，并渐渐用“史学”(historiography, historiology)来指称其第二种含义，即对过去事件的叙述与思考。举例来说，原来的“史学史”，在英文里面是“history of history”，但现在更常用的是“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后者更为清楚地表示“史学史”研究的是前人的历史着作，而不是过去的事件。
其实，如果我们要分析施宾格勒、汤因比为何逐渐被人忘却，也与“史学”一词的发明有些关系。该词的发明，在一定的意义上表明人们比以前更为重视对于历史写作的哲学思考。而施宾格勒、汤因比等人，其研究的重点则在分析过去事件的发生及其原因，以求总结人类历史的走向和规律。这一兴趣的转化，在另一本最近出版的历史哲学着作中，也可窥见一斑。该书的编者在导言中指出，历史哲学所探讨的，有下列问题：(1)“历史是什么”？(2)“什么是对过去的理解和知识(也即如何理解和了解过去)”？(3)“历史离我们多远以及我们如何评价历史”？(4)“史家在历史中的地位如何”？(5)“历史解释能否客观”？⑦除了第一题以外，余下的问题都围绕历史的写作，也即有关“史学”，而非有关“历史”。况且，即使是第一题，其中也包含“史学”，因为“历史”一词，已经包括了“史学”在内。所以这一问题问的也并非仅仅有关“历史”，也包括了“史学”。
研究“历史”还是研究“史学”，其实代表了历史哲学的两个流派。前者称之为“思辨的历史哲学”，后者则称为“分析的历史哲学”。这两个学派在20世纪初叶兴衰交替，是造成施宾格勒和汤因比的论着为今人忽视的主要原因，因为他们都是思辨历史哲学家。有关这两个学派的特点和兴衰，西方论着颇多，中文学界的何兆武先生，也在20余年以前便有论着分析，⑧因此无须赘述。简单而言，思辨的历史哲学家以探究历史的演变规律为主，其代表人物几乎包含了所有自18世纪以来的历史哲学家，如赫尔德、黑格尔、孔德、巴克尔等。可以这样说，在20世纪以前，思辨的历史哲学既是历史哲学研究的创始性流派，也是历史哲学研究的主要代表。换言之，如果没有思辨的历史哲学，也就没有历史哲学这一学问。甚至在一定的程度上，思辨的历史哲学可说是西方文明的特殊产物，因为在非西方地区，尽管有一些零星的、对历史进行哲学思考的论着，(如14世纪穆斯林史家伊本·卡尔敦(Ibn Khaldun)的《历史导论》(The Muqaddimah)，但就总体而言，没有人像上述这些西方人士那样，在近代的几个世纪内，有系统地和承先启后地对人类历史的过去与未来做出如此深入的探索和分析。因此我们对于思辨的历史哲学在西方的诞生，还得进行一些历史的分析和解释，以求揭示其衰落的原因。
简单而言，思辨的历史哲学的诞生，与西方历史在近代的发展，切切相关。欧洲近代社会的呱呱落地，正如婴儿降生一样，不但对其父母(也即世界历史的进程)，而且对其本人而言，均是一件极为惊讶、惊喜的事情。因为在这以前不久，欧洲的文明，不仅无法与中国文明相提并论，而且其周边的穆斯林文明，也对之嗤之以鼻、冷落一旁。但17世纪开始的科学革命，加上接踵而至的工业革命，促使西欧迅速崛起，于是其邻近的文明，不得不对之刮目相看。穆斯林文明在18世纪，便有“发现欧洲”一说。⑨易言之，到了18世纪，非西方文明已经再也无法漠视欧洲文明的成就了。也正是在18世纪，历史哲学作为一门学问开始在欧洲得到系统的重视，以至一些前人零星的研究，如意大利思想家维柯(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的《新科学》，也突然受到了莫大的重视，被奉为历史哲学的先驱着作之一。这是因为，借助于先进的科学技术，如航海术与造船业，西方人不但对世界的认识有了长足的进展，发现了一些新的陆地。同样借助先进的科学技术(坚船利炮)，他们也突然发现那些原来让他们折服的非西方文明，可以变得如此不堪一击。原来的基督教文明，便有“天命所归”的心态，自认是上帝的“选民”。这类的“文化\种族中心论”，并非西方所独有，如古代中国人以“中国”自居，强调“华、夷之分”，亦是例子。但近代西方人发现自己的“先进”和“优越”，颇有些突然，只是在18世纪中叶以后。美国史家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流》，其主要论点就是1750年是西欧崛起、并渐渐甩脱中国的分界线。⑩换言之，在这以前，西方人还没有、或者未敢在世界上倨傲称雄。的确，在16和17世纪，西欧的耶稣会传教士，如利玛窦等人，到了中国以后，曾为了掌握中国古代的经典，孜孜不倦地钻研，崇敬之心，溢于言表。即使在18世纪，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莱布尼茨等人，还仍然对中国文明的成就，赞不绝口。
但毕竟，西欧在18世纪的迅速崛起，已经是不争的事实。问题是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历史哲学这一学问应运而生，其目的是以研究世界历史演变轨迹为背景，以求发现西方基督教文明“领先”于其他文明的原因。因此虽然启蒙运动是一场解放思想、世俗主义、理性主义的运动，但其思想家的思维，仍然受基督教的“天国”、“选民”等观念所束缚和制约。(11)当时历史哲学家的许多论着，都可以见到基督教教父奥古斯丁(St. Augustine，354—430)的《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所阐述的历史观念的影子。奥古斯丁提出，上帝会让其子民经历一场磨难，以偿还亚当、夏娃所犯的“原罪”。但经过一定的时候，如6千年之后，便会让那些通过“修炼”的选民，成其“正果”，也即进入其“天国”。自然，18世纪历史哲学家的论述，并没有使用“天国”这样的字眼，但他们的历史哲学，都有下述三大特征：(1)历史是一个有意义的过程，并非一片混乱，毫无规则；(2)虽然历史演化路线会有曲折，但最终会走向一个理想的目的；(3)历史的这一目的论(teleology)式的发展，呈现其清楚的阶段性；前阶段是后阶段的铺垫和准备，而后阶段比前阶段更接近历史的最终目的地。这些特征，都很清楚地反映了基督教历史观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当然，除了基督教之外，还有17世纪科学革命的影响。对于18世纪的历史哲学家而言，既然伽利略、牛顿等科学家能发现自然界的规律，那么他们也可以发现人类社会的规律。因此历史哲学的诞生，又呈现了科学主义的特征(所谓科学主义，就是认为世上的一切事物，都可以采用科学方法研究，并得出科学的解释)。不过这种科学主义的“自信”，还是与宗教观念有些联系。如康德在那时号召人们“解放思想”，是因为他坚信，人是万物的灵长，是具有理性的生物，因此不能浪费这一“天赋”(上帝给予)的才智。与康德同时的历史思想家，都同样具有这种“天生我材必有用”的心态，因此才会从事分析人类历史演化的奥秘。更重要的是，虽然他们不一定说这个世界由上帝创造，但却坚定地认为，这个世界的到来和将来，必然体现了一定的目的。
由于这一信念的驱使，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孔多塞(Condorcet, 1743-1794)，指出历史经历了十个阶段，而他所处的时代，便是其最终的阶段，尽管他本人正是在法国革命的浪潮中，被送上了断头台。孔多塞的同胞、19世纪的孔德(Auguste Comte, 1798-1857)也指出了人类历史的阶段发展，经神学(虚构)阶段、形而上学(抽象)阶段和科学(实证)阶段，而最后这一实证阶段的特点，正由孔德本人所总结和概括。孔德的实证主义，推崇科学方法的万能，因此是科学主义的一种表述。而他对人类历史进化的概括，也继承了启蒙运动思想家所开启的历史哲学传统，认为历史非但会必然进步，而且还会遵循一定的规律。与孔德同时代、德国的黑格尔也认为他所处的时代甚至地区，代表了人类历史的最高发展阶段。黑格尔用“精神”取代“上帝的意志”，视其为驱动历史的源泉，并指出这一“精神”经过东方到西方，到了德意志地区，臻于极致。马克思认为历史会一线发展，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因此工业化英国的“现在”，便是滞留于农业经济的印度的“未来”，而人类历史的理想终点，便是共产主义的到来。但马克思与黑格尔等人的不同，不仅在于他用物质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互动来分析历史演变的动因，而且在于马克思还对他所处的时代，也即19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并不像孔德、黑格尔等大部分西方人士那样沾沾自喜，而是假以颜色，严厉批评，指出了其衰亡的必然性。
2、过去等于“史学”？——以“小写历史”为中心
正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批判性，使其在20世纪以后，仍然让人为之所吸引。因为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恰似印证了马克思所说西方资本主义正在走向衰亡的预言。如果18、19世纪的历史哲学家的主要工作是说明和解释西方的迅速和“神奇”的崛起，那么20世纪的历史哲学家的工作，则是为了对西方文明做深入的诊断，分析其病症，希望指出其未来“痊愈”或者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换言之，20世纪的历史哲学家，如施宾格勒、汤因比等人，已经无法再有他们前人那样的自信，不再认为西方文明之“天命所归”，因为两次世界大战的惨重伤亡，已经使人无法对西方文明的未来，像以往那样充满信心了。面对战后的一片凌夷，许多人重温尼采在世纪之初提出的“上帝死了”的说法，怅然之间又不得不承认其先知先觉。施宾格勒的《西方的衰落》之所以会一夜成名，也是同样的道理。汤因比的理论，没有像施宾格勒那样悲观，但他分析人类各文明的兴衰轨迹，也是为了安慰西方读者，即使西方文明衰落了，也无甚大不了，不用特别悲观，因为它只不过重复了其他文明的演化老路而已。
直至目前，以我管见，西方学术界始终没有完全克服这一悲观的心态。思辨的历史哲学，便不可避免的衰落了。因为当今的西方学术界，已经很少有人还像黑格尔那样自信，人类历史经过一线发展的轨迹，会走向一个美好、理想的目的地。也有不少人怀疑，即使历史向上发展，西方文明是否能在这一进程中，一定扮演一个“领导”的角色。当然，例外还是有的。目睹柏林墙的倒塌和战后“冷战”的结束，美国政治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1992年出版了《历史的终结》一书，用黑格尔式的分析方法，指出世界范围内民主化运动的发展，具有一种“百川归海”的趋势，通向了一个理想的目的地，也即他所谓的历史的“终点”。(12)不过，福山的论点，虽然引人注目，但对之持批评态度的人士，显然远远多于支持其论点的人士。几乎在福山着作出版的同时，另一位政治学者、哈佛大学的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也出版了一本影响巨大的着作：《文明的冲突》(1996)。根据亨廷顿的分析，当今的世界历史，由三大文明的冲突所驱动，目前集中在西方基督教文明和中东穆斯林文明之间，未来则会发生在西方基督教文明和东亚儒家文明之间(据亨廷顿的预测，日本虽然目前紧跟西方，但中国重新崛起以后，它会转向讨好中国)。(13)福山与亨廷顿在美国学术界，政治观点上都属于保守派，但他们对于世界历史走向的分析，却有显着的不同。亨廷顿指出三大文明的冲突，显然他不像福山那样，认为西方社会的发展道路，代表了世界历史的总体趋向。在另一个场合，亨廷顿承认，0西方文明的发展是一个“特例”而非“常例”。(14)福山和亨廷顿虽然是政治学者，但他们的着作，却继承了思辨历史哲学的传统。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显然与施宾格勒、汤因比的文明论，有一脉相承的地方。福山更是在其着作中，明确表明他有意继承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传统。亨廷顿、福山的观点在当今学术界和社会上所受到的注意的程度，也证明历史哲学所探究的问题，仍然充满吸引力和生命力。与以往不同的是，大部分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不再注意探讨这些问题，反而拱手让位于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研究者。即使像保罗·肯尼迪(Paul M. Kennedy)那样的“宏观”历史学家，其《大国的兴亡》，注重研究16世纪以后经济生活和军事活动的变化，其视角还是以西方为主，似乎还是不够宽广。(15)而20世纪以来的西方哲学，也以逻辑、分析哲学为主流，拒斥孔德所创立、曾经代表19世纪西方哲学主流的实证主义传统，并远离形而上学的思辨。易言之，20世纪的西方哲学，以“反实证主义”或“后实证主义”为特点。前者以新康德主义哲学家狄尔泰(Wilhelm Dilthey, 1833-1911)、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 1863-1936)为代表，后者以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1902-1994)的论述为典型。狄尔泰、李凯尔特反对将自然科学的方法挪用来研究人类历史和社会，波普尔则对历史决定论和历史规律论，特别反感，其理由见其代表作《公开社会及其敌人》和《历史主义的贫困》。
用当今比较流行的术语来说，19世纪的实证主义历史哲学，希图将“大写历史”(History)和“小写历史”(history)同时科学化；也即不但希望发现历史演化的科学规律——“大写历史”，而且还力求将历史研究——“小写历史”变成一门科学。这两种历史研究——历史规律论和历史认识论——之间，自然有一种内在的联系。如果“小写历史”可以变得像科学实验一样，做到真确无误，那么由此而概括出来的“大写历史”，也即历史的规律，也会颠扑不破。但是20世纪以来，由于西方文明所面临的一系列挑战，史学家和哲学家都已经丧失了对研讨“大写历史”的兴趣。如同上述，这一兴趣，已经为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所撷取。此外，从托夫勒(Alvin Toffler)等人的未来学研究中，也可略见其存在之明显痕迹。(16)应该说，对于“大写历史”的兴趣，永远不会彻底消失。即使在历史学的领域，也是如此。2005年在悉尼举办的第2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就有不少论文探究从自然与历史的交互影响中，重新研究“大历史”。(17)而近年蓬勃兴起的“全球史”、“全球化”的研究，也展现了一种从新的角度探究人类文明发展走向的努力。
但就历史哲学的研究而言，自20世纪初期以来，其主流趋向则已经从历史规律论转到了历史认识论，也即从思辨的历史哲学，转向了分析的历史哲学。当代历史哲学的主要兴趣，于是集中于探讨历史认识论的问题。(18)这一倾向反映在历史研究的领域，便是“大写历史”的逐渐衰微；历史学家已经对之兴趣索然。但就历史认识论的探究和争论而言，大部分历史学家仍然没有完全放弃“小写历史”的科学性。对于这一状况，亚历山大·麦克菲(Alexander L. Macfie)用讽刺的口吻写道：“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小写历史’之所以能苟延残喘，继续以客观的、经验的、实证的和寻求真相为标榜，只是因为它的大部分信奉者仍然顽固地继续他们的老一套研究，鸵鸟式地无视和反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质疑”。(19)这一评述，显得有点尖刻，但也的确反映了一个事实。因为历史研究自近代以来一直以展现“事实”为目的，而搜索有关过去的“事实”，必须经过辛苦、细致的搜寻、考证的过程，因此大部分历史学家，对于历史哲学、史学理论的问题，并没有太多兴趣，也不愿多花时间、多费笔墨。而且，由于历史研究的专业化，历史学家的论着，通常经过同行的评审、鉴定以后才得以发表，因此只要大部分同行认可其研究的扎实和辛劳，那么作者本人就不会特意追求理论上和方法上的创新。当然，如此做法，也有其代价，那就是当代的历史论着，在历史学领域以外，已经在社会上没有多大影响。因为这些着作既没有像亨廷顿那样，对当代历史的现实和未来走向，提出什么重要的思考和建议，又因为“扎实”研究的需要，通常选择处理一些细小的问题，而且写作风格死板、单调，以求“如实直书”，因此再也无法吸引一般的读者。(20)
虽然大部分历史学家可以对历史哲学、历史认识论的转向和变化，熟视无睹，采取鸵鸟式战略，但其实如果稍微考察一下，便可发现，所谓实证式的研究，仍然有其理论基础，而自1970年代以来，由于后现代主义的质疑和挑战，这些原来的理论基础，都已经岌岌可危、摇摇欲坠了。提倡后现代主义的当代历史理论家、《历史学再思考》(Rethinking History)杂志的主编之一艾伦·蒙斯洛(Alun Munslow)对于近现代历史学的理论基点，做了这样的总结：“(1)过去和现在一样，不但是真实的，而且可以通过事实和证据的搜寻，用概念和语言加以如实表现；(2)论从史出——历史的解释必须符合事实的推理；(3)展现事实不同于价值判断；(4)历史不同于小说；(5)历史学家及其写作的历史有所区别(换言之，即使历史学家有偏见，但其着作仍然可以避免偏见)；(6)真理是客观的”。(21)对于蒙斯洛等人来说，这些理论规则在后现代主义的冲击下，已经无法自圆其说。
具体而言，后现代主义的史学理论，与之针锋相对，由迈克尔·斯坦福(Michael Stanford)概括，具有下列特征：“(1)历史着述\文本自成体系，与历史事实无关；(2)历史着述的好坏，不在它是否反映历史事实，而在于它文笔是否优美；(3)过去并不存在，而只有对过去的一些解释——这些解释也许言之成理，但也许胡说八道；(4)无法用真假来评价历史着作；(5)历史着述通常是意义含混的，无法重新解说；(6)历史的过去只是‘建构’出来的，其实并不存在”。(22)这些概括，有所夸张，因为后现代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之间，也有不同的看法。但就总体而言，当代历史哲学的探讨，已经无法认同“历史=过去”这样的看法了。取而代之的是“史学=过去”。或者用另一种方式表达，“历史=史学”；“历史”再也没有了双重的含义，只是一种对过去的表述和解释而已。当然，当代的历史哲学家并没有直接否认“过去”的存在。他们只是指出，这一“过去”即使存在，也没有哲学意义，因为人们无法回到过去。而要想对这一过去有所认知，则必须借助历史的着述和文本，于是就有了“过去=史学”的结论。
应该指出，上述这些论点，代表了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的最新发展，因此显得有些极端，无法为大部分历史学家接受。自199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认识论，以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和多米尼克·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的论着为代表，慢慢侵入历史研究的领域，也渐渐有了一些拥护者，如上面提到的蒙斯洛以及安科史密特(Frank Ankersmit)和翦肯斯(Keith Jenkins)，是重要的代表。他们也因此成为当代引领新潮的历史哲学家。但专业的历史学家对于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认识论，大都持有一种批评的态度。最为典型的就是艾坡比(Joyce Appleby)、亨特(Lynn Hunt)和雅克布(Margaret Jacob)合着、在1995年出版的《历史的真相》(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一书。这三位作者都是美国专业史学家中思想颇为前卫的人士。但她们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虽然有一些同情的理解，却对之无法全面接受。1999年英国史家艾文斯(Richard Evans)出版了《为历史学辩护》(In Defense of History)一书，也对后现代主义抱持一种与艾坡比、亨特和雅克布相似的批评态度。当代西方史学史研究的权威学者、中国学者熟悉的伊格尔斯，在其1997初版、2005年再版的《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一书的结论处，也明确指出，虽然后现代主义有助于批判地审视启蒙运动的历史哲学，但如果因此而放弃理性主义，则会流向“野蛮主义”。(23)
在当代历史哲学的研究中，虽然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没有被全盘接受，但在历史认识论(“小写历史”)的研究中，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认识论，却毫无疑问，已经成为其中最有影响的派别。最近出版的三部历史哲学的论文集，其内容重点都清楚地反映了这一趋向。(24)安科史密特与柯尔纳(Hans Kellner)在1995年便合编了《新历史哲学》一书，不仅从历史认识论的角度，建构历史哲学的架构，而且其研究思路，都带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的特征。(25)他们所谓的“新历史哲学”，就是要为后现代主义史学提供理论基础。剑桥大学出版社最新出版的一本历史哲学着作，也径直题为《认识过去：史学哲学》，其副题干脆舍弃了“历史哲学”一词，也即剔除了“历史”一词中的“大写历史”的含义，而直接讨论“小写历史”——史学理论，虽然作者并不完全赞同后现代主义。(26)由翦肯斯等人所写的阐述后现代史学论点的着作，不但在西方史学界，而且在非西方地区，都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如果说卡尔(E.H.Carr)的《历史学是什么？》一书，曾经是二战以后西方历史系学生了解历史学理论与方法的主要入门书，那么在当今，不少人已经开始选择以翦肯斯的《历史学再思考》作为其替代品了。(27)当然，许多人使用翦肯斯的着作，并不一定赞成他的观点，只是希望学生了解后现代主义理论对当代历史研究所带来的影响。有关翦肯斯等人的后现代史学，我们将在下一节详论。
3、科学或艺术？有关史学性质的争论
如果说当代哲学界和史学界的历史哲学研究，已经放弃了对“大写历史”的探讨，那么这一转向，其实也与怀疑“小写历史”的科学性和客观性有所关联。换言之，质疑历史规律论，是从对历史认识论的研究中逐步生成出来的。如果历史学家无法确定史实的真伪，那么他们经过考察史实而对历史的走向所做出的总体概括，也无法让人信服。在19世纪晚期，实证主义思潮笼罩欧洲哲学界、史学界的时候，布莱德雷(F. H. Bradley, 1846-1924)就已经在其《批判史学的前提》一书中指出，所谓“史实”并不是对“过去”的复制，而是经过了历史学家之手的再造品。因此在历史写作中，历史学家的作用举足轻重。历史学家的判断是历史学的基础：“历史学家是‘批判史学’的真正的圭臬”。(28)与布莱德雷同时的勃桑圭(Bernard Bosanquet, 1848-1923)则更为直截了当地指出，历史进程中随机的因素很多，事件与事件之间因此存在多种多样的联系，无法清楚地用叙述的方式，指出其中的因果关系。以他宗教的立场出发，勃桑圭讽刺地写道，如果历史学家或历史哲学家想揣测、分析历史人物的心理与动机，由此来解释他们的行为，就像充当“上帝的间谍”(Gods spy)那样徒劳无功。(29)这些观点给后人以很大的启发。20世纪历史哲学家柯林武德(R. G. Collingwood, 1889-1943)，曾充分肯定布莱德雷的论点，视其为“历史知识理论的一个哥白尼式的革命”。(30)
其实，即使在19世纪，许多人对于实证主义将自然科学方法沿用到历史研究的做法，已经持有一种怀疑的态度。19世纪德国的历史研究，以兰克学派为代表，成为实证史学、科学史学的样板。但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本人则不愿、似乎也不敢像他的同胞黑格尔那样，勾勒世界历史的发展走向。他提倡“如实直书”，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在于他认为人类历史的运行，遵照上帝的意志，而上帝的意志深奥叵测，一般人无法探测，最多只是将历史的运行，如实描述出来而已。易言之，兰克未敢做“上帝的间谍”。可他坚信，通过史料的考证，史家可以将真实可靠的史实铺陈出来。因此兰克史学至少在一个方面，符合并推广了实证主义的思潮。
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兰克史学作为科学史学的典范，开始走向全球。以东亚为例，日本史家在1887年聘请兰克的年轻助手利斯(Ludwig Riess, 1861-1928)到刚成立不久的东京大学任教，并由其帮助，成立了专业的历史学会并出版专业的历史刊物，因此其历史专业化的进程，与欧美国家几乎同步。但如上所述，与此同时，在欧洲、特别是德国，已经有人开始对实证主义的治史态度，提出了质疑和挑战。这些挑战者的共同特点，就是无法接受实证主义将人类社会的研究与自然界的研究完全等同的做法。如布莱德雷那样，他们希望揭示人类活动的能动性(agency)和学者在研究这些人类活动时所展现的主观性(subjectivity)。譬如尼采就对纯粹以钻研和修复史料为目的的实证史学，嗤之以鼻，不屑一顾，认为这些工作，根本无法揭橥人类历史变化的奥妙无穷。因此尼采虽然处在被称为“历史学的世纪”的19世纪，他本人也与兰克本人和兰克的弟子有所交往，但他却坚决主张研究哲学或解密神话，比修撰历史更为高级。(31)在尼采之后，德国新康德主义哲学家狄尔泰提出历史人文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在方法上的根本不同，而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则强调“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的差别，也是着名的例子。
应该注意的是，这些人反对将自然科学的方法沿用到历史研究中，乍看起来似乎是强调历史学的非科学性，承认历史研究与自然科学相比，有其不够“科学”的地方。但其实他们的真正意图，是想去除历史研究者的自卑感，突出历史研究的独特性，指出其既有科学性，又有艺术性的双重特征。换言之，即使在科学主义盛行的年代，历史研究者仍然不愿将历史研究完全等同于科学研究。举例来说，20世纪初期，英国史家伯里(John B. Bury, 1861-1927)在出任剑桥大学近代史钦定教授的时候，发表一个演说，题为“历史科学”，指出“历史学就是科学，一点也不多，一点也不少”。但以后成为伯里继任者的屈维廉(George M. Trevelyan, 1876-1962)，马上发表“历史女神”(Clio: A Muse)一文，对之提出质疑。屈维廉的观点是，如果史家只是遵照科学的原则，探究历史事件发生、发展的因果关系，那么历史写作就失去了其重要的功能，那就是用叙述的方式，生动而又写实地描写历史的进程。他的主张是：虽然历史学家应该对历史的因果关系，提出自己的看法或意测，但“历史学始终、而且永远是一门叙述的艺术。这是它的基石”。(32)从近年历史哲学的发展来看，对于“叙述艺术”的重视，不但没有减弱，而且还更为加强，成为探讨“小写历史”的一个主要方面。(33)
历史写作靠的是叙述，而叙述则必须依赖想象。对于历史研究中想象的重要，数柯林武德的研究最为着名。而柯林武德的研究，则受到了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 1866-1952)的启发。像尼采一样，克罗齐对以考据史料为目的的批判史学，持有一种批评的态度。他认为只是考证、编排史料，只是呈现一种“死的历史”，而“活的历史”，必须体现历史研究者的思想。克罗齐的论述，着重的是对历史研究的工作性质，提供一种哲学的思辨分析。(34)而身为艺术史家的柯林武德，则从他实际的研究经验出发，分析历史研究中想象力的不可或缺。柯林武德指出，既然史家像凡人一样，无法回到过去，只能依靠残缺不全的史料来重建过去，那么就必须运用想象来补充史料欠缺的空白。这样的工作，与警察侦探的破案，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因为侦探像史家一样，也必须利用有限的线索，以积累的经验为基础，借助一定的想象，对案子的发展做出合理的推断。(35)
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研究，既反映了欧洲大陆哲学的思辨特点，又结合了英国经验主义的学术传统。在二战以后，欧洲大陆的历史哲学，在新康德主义的研究基础上，又出现了新的进展。在分析历史研究和自然研究的不同时，狄尔泰曾经指出，历史研究的特征是“理解”(verstehen)，也即史家必须对史料所反映出的历史过程，逐步取得一种“感同身受”的“理解”。这里的“感同身受”，指的是史家的生活经验与他研究的对象(过去发生的事情)之间的交会。易言之，史家之所以能解释历史，就是因为他对史实，有一种“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感觉。二战以后，欧洲大陆解释学的进一步发展，更为强调认识论方面的主观成分。譬如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的《存在与时间》(Being and Time)，强调人们认识活动中主、客观之间的密切交流。海德格尔的哲学，受到了东方哲学的影响。因此我们也许可以这样比喻，他的主要贡献，就是分析我们所谓“心有灵犀”的存在及其缘由。海德格尔反对“主观”、“客观”的二元论，认为人们的认知之所以能产生，并不是主观反映客观。恰恰相反，客观之所以能进入主观，是因为主观已有“灵犀”，因此才能“相通”。本体论与认识论之间，没有清楚的界限。海德格尔的弟子伽德玛尔(Hans-Georg Gadamer, 1900-2002)在此基础上，提出主观与客观“视域的沟通”，亦对历史认识论的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再应该提一下的是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oeur, 1913-2005)的解释学理论。像海德格尔和伽德玛尔一样，利科也主张本体论与认识论之间的融会是人们获取知识的基础。他特别强调人们认识活动中的多样性，也即中文里所说的“意在言外”的情形。对利科而言，通过语言所反映的现实(现在抑或过去)，都是“象征性”(symbolic)的，因此需要用不同的方法加以解释。易言之，任何事情都会产生多种不同的解释。(36)
利科的解释学，着重从语言学的方面来展示人们认识活动的复杂、多样，并非偶然。自1960年代以来，现代语言学、人类学和文化研究长足发展，以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过渡为标志，对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哲学的基本概念，造成了极大的冲击。这一冲击，与海德格尔等人挑战主观和客观、精神与物质的二元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说海德格尔主张主观与客观之间没有界限，那么后结构主义的语言学研究，则揭示了主观与客观的区分，没有实际意义，因为两者之间的沟通，必须通过语言，而语言并不透明，无法准确无误地传递信息。因此即使有一客观存在，但这一客观存在，根本无法通过语言表达出来，于是也就丧失了实际的认识论上的功能。
上述语言学的发展，称之为“语言学的转向”。从其影响来看，甚至可以视为是一场“语言学的革命”，因为它挑战了原来视为理所当然的观念。这里的原因在于，西方语言不像中国语言，不是“象形”语言，而是“拼音”语言。它之所以能传达信息，靠的是声音的传递，再诉诸文字表述。所以它不像中国语文那样，经常靠眼睛看来获取信息。譬如中国人在告诉对方名字的时候，通常需要在手掌上比划，才能让对方知道自己名字到底是怎样写的。但西方人在同样的场合，就不必做如此的动作。换言之，西方人在发出声音的时候，一般就能表述自己的意思，也即“语言=思想”。语言的清晰与思维的清楚，直接相关。但后结构主义却挑战了这一已经习以为常的观念，导致了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1930-2004)所谓的“解构”，也即否认语言能反映事物、传达信息的功能，从而将主观与客观彻底脱钩。因此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又发展了海德格尔的哲学。
4、史学=文学、美学？
像其他学科一样，西方史学在1960年代以后，也经历了“语言学的转向”，而且还格外明显。这里的主要原因在于，叙述史是西方史学发展的主干，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就是史家记录、写作历史的主要风格。中世纪时期，编年史一度流行，但到了近代，叙述史很快又取代了编年史，成为西方史学的主流风格。一般人以为叙述史与编年史相比，更能体现史家的不偏不倚，让其用旁观者的口吻，冷静地交代历史的发展过程。但其实并不尽然。譬如中国古代的《春秋》，自然是编年史的一个典型。孔子希求在其内隐含自己对时事的批评，他就不得不创造所谓的“春秋笔法”，巧妙地改动几个动词来表达自己的意见。换言之，编年史有它一定的格式，也即“客观性”，譬如时间的顺序，就无法轻易更改。而叙述史则可以给予史家很大的写作空间，任其编排、组织史实，来表现自己的好恶，或者追求修辞的完美。与孔子同时的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就在其《历史》中，编造了一段生动的对话，但后人发现，两个对话者其实生活在不同的时代，根本不可能见面。
也许是叙述史的这些特点，因此西方史家对历史写作中主观的因素，特别敏感，由此才十分推崇客观的、科学的史学。但由于“语言学的转向”，使得他们感到要想在历史叙述中排除主观的意见，几乎根本不可能，因为叙述必须依赖语言，而语言文字本身有其自律性，作者可以试图将其思想、观点借助语言、文字加以表达，但这一表达是否就一定与作者的思想对号，完全是另一回事。而且一旦写作成文，这些文字就可以让读者自由评判、甚至自由发挥。因此读者是否一定要通过文字理解作者的意图，其实并不重要。由此法国文学批评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 1915-1980)提出，作者一旦写成作品，他其实就“死亡”了，在其作品的流通和被接受的过程中，不再有什么影响或支配作用。这些意见，在文学批评的领域，比较容易让人接受，因此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在文学界的流行，早于史学界。譬如阅读、观看同样一部悲剧作品，有些人可以为之感伤不已，而另一些人则可以从中汲取使其奋起的力量。阅读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读者从自己的个体经验与作品的内容相互交融的过程——读者如何读一部作品显然在这个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但是，近代历史学的发展，则基于下列基本认识：历史着作以传授知识为主，其目的是将一个“客观的”过去“如实地”交代给读者，所以读者似乎就应该是被动的接受者，其阅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领会史家对于史实的勾画。因此，法国19世纪史家古朗治(N. D. Fustel de Coulanges, 1830-1889)曾这样宣称，他的历史着作，只是“将历史事实呈现给读者，不加修饰，以便让读者自己做出判断和结论”。(37)但其实，出于法国民族主义的立场，古朗治曾经就阿尔萨斯一洛林的归属问题，与德国史家蒙森论战。(38)因此他所谓在历史写作中“不加修饰”，不设立场，是很值得怀疑的。不过，讨论史家在写作中是否隐含自己的政治、宗教和民族的立场，抑或史家能否在写作中摆脱各种偏见，以求“如实直书”，还主要是“语言学的转向”发生以前的事情，与“语言学的转向”之后的讨论，有明显的区别。
那么，在历史哲学、历史认识论的研究上，所谓“语言学的转向”的主要影响在哪里呢？1995年美国《历史与理论》的三位编辑一起主编了《历史与理论最新文集》一书，选编了二战以后有关历史哲学、史学理论的代表性论着。编者之一布赖恩·菲(Brian Fay)在题为“语言学转向之后的史学理论”的导言中指出，“差不多25年以前，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界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那就是以海登·怀特在1973年发表的《元史学》所标志的‘语言学的转向’”。他进一步指出，由于这一转向，有关历史研究性质的关键问题，从“历史学是不是科学？”转变为“历史学是不是小说？”了。易言之，历史叙述的“诗性”(poetics)成了研讨的中心问题了。这里的“诗性”，主要指的是史家写作历史的时候所运用的想象和创造。中国古代有“诗言志”一说，大致可以与此相比仿。而写诗又需要遵循一定的格式，如韵律、对仗等等。由“诗性”一词来代表历史着作的不同写作风格和语言模式，正是怀特《元史学》一书论旨的核心。
换言之，怀特认为史家写作历史常会贯穿自己的政治理念，是理所当然、无须赘言的事。所以他在书中用无政府主义套在法国史家密歇勒的头上，用自由主义来形容托克维尔的着作，用激进主义来概括马克思主义史学，再用保守主义来描述兰克的史学。但他的主要关怀，则并不在此。而是想揭示历史写作的“深层结构”。要发掘这一“深层结构”，他认为必须从史家的政治理念转而探究其写作的风格和模式，至少应该首先考虑、考查历史写作的不同叙述模式。对于怀特而言，历史记录有两种形式：编年史和叙述史，而后者是对前者的改造。与前者不同，后者采取的是讲故事的形式，因此有开始、过渡和结束或者升华。(39)这里应该提一下的是，怀特对于编年史的认识，有所不足和偏见，显现出他受克罗齐的影响，将编年史等同于“死”的历史。其实，从中国史学的传统来看，编年史从何时开始，也即“王正月”定于何时，往往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史家通常为此费尽周折，从中也显现出政治权力的斗争。西方中世纪的编年史，往往从上帝创始开始，因此也显然不是很随意的一件事情，而是反映了浓厚的宗教观念。
怀特显然更注意编年史和叙述史的差别。这一差别是他《元史学》一书论点的基础。因为叙述有开始、过渡和结束，因此史家写作历史的时候，必然遵循一种既定的模式(这里“既定”一词，指的是史家的一种几乎无意识的偏好)，如浪漫史诗式、喜剧式、悲剧式和反讽式。这些模式在修辞学上的表现，则可归纳为“隐喻”、“转喻”、“提喻”和“讽喻”。简单一点说，怀特认为史家根据个人性格所好，会对他所处理的历史，编织成不同的故事，也即他所谓的“情节设置”(emplotment)。这一“情节设置”的观点，是怀特《元史学》一书的核心。由此出发，怀特指出史书与文学作品，其实没有本质的区别。(40)为了解释怀特所谓的修辞风格，或许可以用金圣叹“腰斩”《水浒传》的例子来说明。原来的《水浒传》，比现在通行的版本要长得多，写的是水浒英雄最后战死的战死，招安的招安，因此是一个悲剧，其意图是劝戒众人不要造反。但金圣叹以“英雄大结义”为结尾，则将之变成了一场喜剧，甚至是浪漫史诗，因此故事如何结束，其意义可以大不相同。
由于怀特在《元史学》和其他一系列着作中，强调历史写作的文学性，挑战历史学的科学性，因此使他成为后现代史学的“鼻祖”，在1990年代以后，声名卓着。他从加州大学退休以后，为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系延聘，成为该系的讲座教授。如此例子，在美国大学中比较罕见，由此可见怀特的声望。但反过来看，怀特并未在斯坦福大学的历史学系任教，也可见他的影响，主要还是在文学界，而并非在史学界，也不在哲学界。(41)如前所述，文学界的人士近年对于思想史的研究，兴趣颇浓，以“新历史主义”的兴起为例。因此怀特任教比较文学系，也似乎顺理成章。后现代史学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拉卡普拉，其着作通常以分析文学着作为主，虽然他在历史系任教。总之，怀特、拉卡普拉的主要努力方向，是想重新唤起人们对于历史研究中文学性的注意。这一做法，其实早在后现代主义盛行以前就有人尝试过。
如果我们细究怀特《元史学》一书的结构，可以看出他的主要关怀，还是在于揭示语言学的内在结构和自主独立，反映出语言学中的结构主义的影响，而并非德里达等人所提倡的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deconstructivism)，而后者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显然更为紧密。有趣的是，怀特本人曾在一篇文章中，将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德里达等人的理论，称之为“荒唐的(文学)批评”(Absurdist criticism)，与“正常的文学批评”(Normal criticism)相对立，而把他自己的理论称为“形式主义的批评”(Formalist criticism)。(42)由此可见，怀特的出发点，与后现代主义的基本脉络和走向并不完全一致，但他将文学与史学等同，却又与后现代主义理论异曲同工，冲击了“小写历史”、也即历史认识论的科学基础。顺便提一下的是，怀特在《元史学》发表之后的20多年中，着述不丰，其理论基点也基本一仍其旧。他最近的一本论文集，题名《形象的现实主义》，于1999年出版。该书主张文学作品也可以反映历史的现实，表现了他意图提升文学、贬抑史学的一贯立场。(43)
但也许正是因为怀特的坚持，西方历史哲学的研究重点，已经在最近的20余年中，发生了很明显的改变。《历史与理论》的资深编辑理查德·范恩(Richard T. Vann)在总结怀特的影响时说，如果说在战后的初期，史家仍然将发现过去视为他们的首要任务，因为接下来的工作只是将这些发现“写出来”(writing up)而已，那么由于怀特的出现，这样的做法已经再也无法行得通了。(44)易言之，“写出来”已经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了。的确，如果我们要概括最近20余年西方历史哲学的基本动向，那么有关史家写作的一系列问题，如何成为研究的重点，便是一个最主要的特征。上面提到的荷兰史学理论家安科史密特，在2005年出版了一本新着，题为《崇高的历史经验》。他在书的序言中开门见山地指出，战后史学理论的发展，主要围绕两个问题，一个有关历史的真实性，另一个有关历史叙述中过去的“再现”(representation)。(45)这两个问题，既有密切的关联，又呈现一个先后发展的顺序。有关前者的考量，使得理论家思索历史叙述能否再现真实的问题，由此而受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影响，转而集中探讨历史叙述中所含有的一系列问题，从而形成历史哲学中的“叙述主义”(narrativism)流派，由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罗兰·巴特和海登·怀特的论着为代表。(46)
安科史密特与上面提到的翦肯斯一样，堪称当代西方历史哲学领域中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翦肯斯在1991年出版《历史学再思考》一书，用后现代主义的观点，重新审视近代史学的认识论基础，并对之提出激烈的批评、挑战，由此而一举成名。翦肯斯的主要意图，是力求将后现代主义视为史学发展的一个崭新的阶段，由此而取代自兰克以来的近代历史学。这一意图在他于1995年出版的《论历史学是什么？》一书中有清楚的展现。如其书名所示，翦肯斯在书中以卡尔的《历史学是什么？》一书出发，将卡尔及其继承卡尔史学立场的当代英国史家艾尔顿(Geoffrey Elton)视为近、现代史学的代表，而将怀特和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的史学理论，视为后现代史学的代表，与前者加以对比，由此来证明近、现代史学，已经在当代过时了。(57)以后翦肯斯又出版、主编了一系列着作，其中《后现代史学读本》一书，选编了后现代史学理论家及其批评者的代表性论着，为许多人所采用，颇有影响。(48)近年翦肯斯的新作，力图超越他原来的二元对立(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模式，从更多的角度考虑当代史学理论的发展。他与蒙斯洛在2004年合编的《历史学性质读本》，将当代史学理论分成四大派别：(1)重构主义；(2)构造主义；(3)解构主义；(4)终结主义，便是一个表现。在这四个派别中，第一和第三个派别比较容易理解；前者指传统的近代史家，主张历史学以重建过去为宗旨，后者则认为这一重建根本是痴人说梦。而所谓“构造主义”，指的是介于“重构主义”和“解构主义”之间的一种取径，其特点是一方面相信历史可以重建过去，但在另一方面又认为这一重建，必然表现出史家的主观立场，而并非完全“客观”的重建，而是一种“再现”。当代盛行的社会史、文化史和妇女史的研究，是其典型的表现，因为选择课题作为研究的对象，与史家的政治立场、社会关怀切切相关。作为第四个派别，“终结主义”指的是在“大写历史”被抛弃、“小写历史”受到冲击之后，一些史家和史学理论家对历史学性质所做的新的思考。(49)这些思考尚不成熟，但却明确地表明，即使人们能正视后现代主义对现代史学的挑战，接受其史学与文学相类似的看法，有关史学的思考还是无法就此打住，而是必须以新的方式进一步继续着。
从翦肯斯最近发表的着作来看，他本人也在从事新的思考，如考虑历史研究与伦理学的关系问题。但依笔者管见，有关历史哲学的最新思考，当以上面提到的安科史密特的新着《崇高的历史经验》为一个有趣的代表，其中似乎也可窥见历史哲学、史学理论研究的最新动向。作为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安科史密特在书中重申了许多已经为人所熟知的观点，比如史学有其文学性、阅读史书体现的是读者的一种积极参与等等。甚至他的书名采用“崇高”这样的美学术语，也并非从未见过。翦肯斯和蒙斯洛在《历史学性质读本》中已经指出，历史哲学界的“语言学转向”，似乎可以“美学转向”更为贴切，因为怀特和安科史密特等人的理论，强调史家治史，应该超越以往重建过去的简单目的，而注重历史叙述的形式表达，于是就将史学与美学相连了。对于翦肯斯和蒙斯洛来说，历史研究已经不再是一个如何认识过去的认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描绘过去、再现过去的美学问题了。(50)
安科史密特想来同意翦肯斯和蒙斯洛的观点，但他的《崇高的历史经验》一书的重点，却不在研究“崇高”，而在于研究“经验”，抑或是两者之间的关系。他在序言中指出，“历史再现”已经成为史学理论研究的核心，但是，大部分历史学家对此问题并不关心，因此史学理论和史学实践之间存在一种“遗憾的隔阂”(a sad gap)。他于是提醒他的同行说，“历史再现”还是想再现过去，这一点不能忘记。(51)易言之，安科史密特想强调说，虽然历史写作与文学创造之间有很多雷同，但其注意的对象，毕竟是不同的。他于是写到，如果从研究“经验”入手，既可以让史学理论的研究与史家的历史实践相沟通，又可以让史学理论和历史哲学的研究获得自己的独立地位，不但从以前附属于哲学研究的地位中解放出来，而且还可以充实、帮助哲学研究的发展。具体而言，安科史密特想通过对于“经验”的探究，来超越当代哲学注重研究语言的倾向。由此出发，他也想超越海登·怀特对史学理论的贡献，因为怀特的着作，使得叙述的形式及其模式，成为史学理论研究的重点。但其结果是，除了文本以外似乎没有其他可以值得研究的了。
安科史密特试图通过“经验”的研究，提倡一种新的、“思想的经验主义”(intellectual empiricism)，藉此与史家实际从事的研究工作有所沟通。譬如他说，历史的“再现”，首先要“经验”或者“体验”过去，于是这一“经验”，同时包含两个方面：即对过去的“发现”(discovery)和“复元”(recovery)。这一提法，乍看起来安科史密特似乎在重申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并无太多新意，其实不然。安科史密特所界定的“经验”，与其说是一种历史经验，不如说是一种“美学经验”。他说道，既然想“发现”过去，也就意味着过去与现在之间，已经存在一条明显的差别，甚至产生了鸿沟。于是这种“发现”过去的历史经验，首先是一种对“失去”的体验。而为了要“复元”过去，又必须经历一种“期望”乃至“热爱”。于是，历史经验同时交织了“失去”(loss)和“热爱”(love)，抑或“痛苦”(pain)和“快乐”(pleasure)的交替经验。显然，安科史密特的史学理论，已经将历史研究，放在了美学的层次上加以分析了。用他的话来说，史家研究历史，不仅仅是为了认知过去，而且还为了“感觉”、“感受”过去；后者与前者相比，同样重要。
5、小结
如果说将史学与文学、美学相等同代表了当代历史哲学、史学理论的最新趋向，那么这一做法，尽管看起来与史家治史的具体实践，并不十分契合，但如果我们从历史知识传布的方式考虑，却也无法将其视为史学理论家的凭空捏造，或者故弄玄虚。换言之，虽然历史研究是人们获取对于过去的认知的高级形式，但就历史知识在社会上的传播而言，历史着作的写作及其出版往往不是最有效的方式。举例来说，一般中国人对于三国时代的人物，可以说是耳熟能详，但这一知识，大都是通过阅读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及据此改编的戏剧、戏曲而获得的，而不是通过研究陈寿的《三国志》，虽然就史实的可信度而言，后者显然比前者要高。由此看来，历史研究是否需要考虑美化其表达的方式和叙述风格，并不是无足轻重的问题，史家可以弃之如敝屣。孔子有言，“言而无文，行之不远”，已经阐明了这一道理。由此看来，史家治史，自然要求真，因为这一做法符合并反映了读者的需求，但在追求真实性以外，似乎还有其他的东西需要考量。当代历史哲学的最新发展，似乎是想在求真之外的方面，有所探索。
不过，从安科史密特等人的论着来看，他们的努力，又存在明显的缺陷，显得过于片面。因为即便史家接受和承认史学的文学性，史学理论家还有工作要做，那就是还要回答“那又怎样”(so what)的问题。换言之，史家即使在写作中，采用文学的表现手法，但他研究的对象，仍然有所不同。而他的作品所服务的对象，也有可能不同。这就像人们观看电视，既要看新闻报道，又要看文娱节目一样。前者也有可能存在虚假的成分，甚至还有可能造假，但与后者纯粹以娱乐为目的的做法相比，显然有所不同。由此看来，虽然现代人也许知道世上并没有百分之百的真实性，但他们对于真实的期望，仍然没有完全放弃。于是，史学家与文学家的工作，性质也就自然有所不同，就像新闻主播与电视剧导演的工作不同一样。当代西方的史学理论，试图将两者等而视之，虽然有其新颖、甚至“革命”的一面，但其结果也使得史学理论与史家的实际工作，产生了明显的距离。而更大的问题是，历史研究通常希望总结历史的经验，以求获得某种借鉴，从而嘉惠未来，但当代西方的历史哲学发展，则几乎完全放弃了这一重要的社会功能，而将史家对史实的搜索和重建，与作家的想象、虚构完全等同，这就在根本上削弱了历史学的根基。无怪一些原来历史哲学家处理的问题，现在日益为其他学科的人士所吸取，成为他人的地盘了。
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以西方文化为基础的“大写历史”和“小写历史”之走向没落，反映的是当代世界历史的重大变迁。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在18世纪以后征服许多非西方地区，正是仰赖其科学技术的发达，而这一发达在思想、文化层面上的表现，就是由启蒙运动所揭橥的理性主义。所谓“大写历史”和“小写历史”，都以理性主义为理论基础。理性主义的起源和发展，被视为是近代西方文化的主要特征，亦一度为非西方地区的人士所艳羡和仰慕。但二战以后，西方的经济霸主地位，逐步受到非西方地区的挑战而动摇(日本的兴起、亚洲四小龙的成功以及近年中国的崛起，都是证明)，其文化优势也随之逐渐丧失。如以东亚经济的起飞为背景而兴起的“新儒学”，就一反原来认为中国的儒学传统阻碍经济发展的观念，提出东亚经济的成功，正是由于儒家文化的滋育，便是一例。当然，要说当代西方在世界上的强权地位已经是明日黄花，则又似乎言之过早。近年蓬勃兴起的全球化运动，自然有非西方地区国家的参与，但西方国家仍然是主导的力量(如互联网的诞生与普及)。不过，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说，西方国家领先世界历史潮流的时代，的确正在走向终结。在很大的程度上，“全球化”正是世界历史从一元中心走向多元中心的一个标志。西方史学理论界出现所谓“终结主义”的讨论以及“大写历史”走向末路，因此并不足怪。
西方人承认历史的“终结主义”，主要是因为从今往后，世界历史的主要驱动力(dynamics)，已经从西方地区转移到了其他地区，如中国和印度甚至拉美。而历史学主要研究的对象，就是事物的变动及其阻力，抑或“变化”(change)和“不变”(continuity)的交替及其相互关系，然后进行解释和说明的工作。如果变动已经不是西方当代历史的主脉，那么西方历史学也就会逐步丧失其原有的动力，由此而转移其研究的焦点。当代西方史学界盛行“新文化史”，注重探讨琐细的、边缘的、少数族裔的课题，就是一个显例。(52)但是这一西方史学理论和史学研究的转向，是否要为非西方地区的人士照搬，则完全应该另当别论。因为像在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文化大变迁，史家无法、而且不应对之熟视无睹，而去东施效颦，像西方史家一样，转而专门研究边缘、琐细的课题(此处并不特意针对批评当代中国的文化史、社会史研究者，更无意贬低其研究的重要，因为这些研究兴趣在当代中国的开发，不能完全归结于欧风美雨的滋润，而是有其自身生长的学术文化土壤)。总之，即使西方的历史哲学已经转向、甚至走向没落，并不等于人们就永远不要对人类历史的进程和远景，进行思考、判断和预测。或许，这正是当代中国学者从事历史思辨、建立自己系统的历史哲学理论的一个契机。
注释：
①除了下引何兆武先生的有关论着以外，近年出版的历史哲学着作主要还有赵家祥：《历史哲学》(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庄国雄、马拥军、孙承叔：《历史哲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张耕华：《历史哲学引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张牛：《五四运动与中国近现代历史哲学》(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严建强、王渊明：《从思辨的到分析与批判的西方历史哲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陈新主编：《当代西方历史哲学读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另外还有一些旧着的再版，如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和牟宗三：《历史哲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②何兆武.历史与理论[A].何兆武.历史理性的重建[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196页。
③有关9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界的治学取向，参见侯云灏：《20世纪中国的四次实证史学思潮》，载《史学月刊》，2004年第7期和王学典：《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载《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
④参见盛宁：《新历史主义》(台北：扬智，1995)。在中国，文学出身而治史的学者以葛兆光和陈平原为典型，而在美国则以王斑为代表。
⑤参见Robert M. Burns and Hugh Rayment-Pickard, eds., Philosophy of History: from Enlightenment to Postmodernity (Malden, MA.. Blackwell, 2000).
⑥有关“历史”一词在现代的出现与使用，佐藤正幸的《历史认识之时空》(东京：知泉书馆,2004)讨论最详，见第3页以降。王晴佳对该书有一详细的书评，见《中国学术》(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4辑，第274-280页，或可参考。
⑦William Sweet, ed.,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A Re-Examination (Hampshire: Ashgate, 2004)第15页.
⑧何兆武.从思辨的到分析的历史哲学[J].世界历史，1986(2).
⑨Bernard Lewis, The Muslim Discovery of Europe ( New York: W. W. Norton, 1982).
⑩Kenneth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Europe, China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11)参见Carl Becker, The Heavenly City of the Eighteenth-century Philosophers(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9)。该书不断再版，最近的一版出版于2004年，可见其论点影响之深远。
(12)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Avon Books, 1992).
(13)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6).
(14)Samuel P. Huntington, "The West: Unique, not Universal," Foreign Affairs, 75: 6 (Nov/Dec. 1996), P28-46.
(15)Paul M.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2000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16)托夫勒的一些着作如《第三次浪潮》(Third Wave)和《未来的震荡》(Future Shock)都有中文版，而且有较大的市场。
(17)参见王晴佳：《文明比较、区域研究和全球化：第2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所见之史学新潮》，《山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18)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倾向在中国的历史哲学、史学理论研究中，也有所反映。除了上面提到的何兆武的一系列着作以外，陈启能有“论历史事实”一长文(《史学理论研究》1987年第4期)，而张耕华的《历史哲学引论》一书，更给予历史认识论的问题，予以很大的关注。
(19)Alexander Lyon Macfie, ed.,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Talks Given at the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 London, 2000-2006(Houndmills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P1.
(20)对于历史学专业化的利弊，伊格尔斯(Georg G. Iggers)有详细的分析，见伊氏着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Historical Studies and the Guiding Assumptions of Modern Historical Thought," Lloyd Kramer and Sarah Maza, eds., A Companion to Western Historical Thought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2)，第225-242页.
(21)Sweet,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A Re-Examination, P29.
(22)Sweet,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A Re-Examination, P29.
(23)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M].何兆武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 P152.
(24)参见上引Bums and Rayment-Pickard, eds., Philosophies of History; Sweet, ed.,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和Macfie, ed.,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25)Frank Ankersmit and Hans Kellner, eds., A New Philosophy of Hi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26)Aviezer Tucker, Our Knowledge of the Past: A Philosophy of Historiogra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27)E. H. Carr, What is History? (New York: Knopf, 1962); Keith Jenkins, Re-thinking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1991).
(28)F. H. Bradley, Presuppositions of Critical History (Chicago: Quadrangle Books, 1968), P78.
(29)Bernard Bosanquet, The Principle of Individuality and Value (London: Macmillan, 1912), P79.
(30)R. G. 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46), P240.
(31)有关尼采史学观念的最新研究，参见Thomas H. Brobjer, "Nietzsche's Relation to Historical Methods and Nineteenth-century German Historiography, " History and Theory, 46:2(May 2007), 第155-179页.
(32)参见Fritz Stern, ed., The Varieties of History: From Voltaire to the Present(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3)，第209-245页。有关伯里的演说和历史的科学性，可参何兆武《历史理性的重建》中的论述，第114页以降。有关伯里和屈维廉的争论，另见Donald R. Kelley, Frontiers of History: Historical Inqui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第20页.
(33)举例来说, Geoffrey Roberts最近编了The History and Narrative Reader(London: Routledge, 2004)一书，收集了一些从叙述的角度，着重研究历史认识论的代表性篇章。“叙述主义”(narrativism)也是当代历史哲学的一个流派，见上引Burns and Rayment-Pickard，Philosophy of History，第274-300页.
(34)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M].傅任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35)Collingwood, Ideas of History.
(36)参见Burns and Rayment-Pickard, Philosophy of History，第245-249页.
(37)Stem, Varieties of History. P188.
(38)参见郭圣铭：《西方史学史概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212-213页。
(39)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 P5-7.
(40)White, Metahistory，第7-11页。有关怀特的后现代主义史学，参看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第134-142页，此处从略。另可参考陈新的《西方历史叙述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78-84页。陈新在翻译《元史学》一书时，将“情节设置”(emplotment)一词，改为“情节化”，比较符合中文习惯。但“情节化”隐含有“情节”已经存在的意思，而怀特的论点，是史家在写作时加入了“情节”，因此此处仍然采用“情节设置”的译法。
(41)有关怀特的影响，可以参见Richard T. Vann, "The Reception of Hayden White," History and Theory, 37(1998), 第143-161页。
(42)Hayden White, "The Absurdist Moment in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Tropics of Discourse: 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P261-282.
(43)Hayden White, Figural Realism: Studies in the Mimesis Effect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9).
(44)Vann, "Reception of Hayden White," 前揭文,第161页.
(45)Frank Ankersmit, Sublime Historical Experienc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xiii-xi.
(46)Burns and Rayment-Pickard, Philosophies of History. P274-300.
(47)Keith Jenkins, On "What is History?" : from Carr and Elton to Rorty and White (London: Routledge, 1995).
(48)Keith Jenkins, ed., 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1999).
(49)Keith Jenkins and Alun Munslow, eds., The Nature of History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2004).
(50)Keith Jenkins and Alun Munslow, eds., The Nature of History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2004). P197-199.
(51)Ankersmit, Sublime Historical Experience. P xiv.
(52)参见Peter Burk, What is Cultural History? (Cambridge: Polity,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