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朱从兵：时代与史学流品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历史学家-朱从兵：时代与史学流品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朱从兵：时代与史学流品
原文出处：《安徽史学》2011年第1期
作者简介：朱从兵，男，江苏如皋人，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
史学作为一种使命，它会成为绝唱;史学作为一种志趣，它会成为雅曲;史学作为一种工具，它会成为俗调。不同的时代，史家对史学会有不同的认知和态度，这种不同的认知和态度决定了一个时代史学的流品。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我们至今所能看到的历史，都是不同历史时代的史家们对史学的认知和态度的结晶或产物。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都存在于其中。作为后世的读者，既要从中把握客观的历史事实，又要从中习得史家们的历史认知，更重要的是，还要从中体察到史家们的历史态度。
作为使命的史学，承载的是时代的呼唤，阐明的是历史的规律，关注的是人类的发展。作为志趣的史学，承载的是个人的偏好，阐明的是精英的生活，关注的是生活的走向。作为工具的史学，承载的是利益的喧嚣，阐明的是杂芜的陈调，关注的是私利的需求。每个时代都存在着这三种类型的史学，只是不同的时代它们的比例不同而已。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出现以前，作为使命的史学是很少的，较多的是作为志趣的史学和作为工具的史学。作为志趣的史学是社会的富裕阶层或权贵把玩历史的产物，他们生活无忧，有对历史的兴趣，有时亦有在史学史上垂名的功利，因此而成就了作为雅曲的史学，这种史学不会表达大众的声音，也不会面向大众，是少数人的史学。而作为工具的史学有服从于统治阶级的需要或追求私利的功利，因此而有篡改历史的故意或迎合市井庸俗口味的倾向。马克思主义史学以阐明人类社会历史规律为使命，并以此来指导现实的革命斗争，关注人类社会发展的前途和命运，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马克思主义史学自出现以后，就显示了其应有的生命力。改革开放以来，各种西方史学思潮不断涌进，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了这样或那样的影响。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主体利益的多元化，也导致了史学工作者思想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史学工作者对史学的认知和态度遂呈现多元化的格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地位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在现行的学术评价体制和学术研究体制之下，很少有作为使命的史学，即便是作为雅曲的史学，亦难得一见，充斥更多的是作为工具的史学。看似繁荣的史学，涌动的是史学工作者对名利的追逐，特别是对利的追逐。
史学工作者对人类的历史有更多的体悟，作为知识分子的一部分，理应承继中国传统士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中国近代史学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史学与社会改革、反侵略、救亡图存联系在一起，史家的着史大都具有明显的经世目的①。那么，改革开放时代的史学，究竟该有什么样的定位?改革开放的目的是要确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和谐、富强、民主、文明的小康社会。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抑或制度文明)、生态文明的建设都是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着力关注的。由此看来，史学的使命不是简单的是否需要走向市场的问题。
① 金科、洪京陵编着:《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叙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前言”，第1页。
与康德同时代的德国哲学家费希特在《论学者的使命》中认为，学者有四个层次的职责或使命:一是“优先地、充分地发展他本身的社会才能、敏感性和传授技能”;二是“应当尽力而为，发展他的学科”，“使自己的学科真的有所发展”;三是“学者的使命主要是为社会服务”，“学者现在应当把自己为社会而获得的知识，真正用于造福社会”;四是学者“应当成为他的时代道德最好的人，他应当代表他的时代可能达到的道德发展的最高水平”①。史家，或者是史学工作者，作为一类学者，在我们这个时代，该有什么样的使命呢?
诚然，在每个时代，只要学者们真正地具备了承担这四项使命的能力和水平，理应受到时代的欢迎和社会的尊重。费希特提出的这四项使命，实际是有层次之分的。个人水平、学科能力、服务社会以及道德榜样这四个因素中，个人水平和学科能力是基础和前提，服务社会和道德榜样则是学者真正的时代价值和社会地位，而个人水平则是更为基础的因素。但是有了良好的个人水平和强大的学科能力，不一定就能在服务社会上大有作为，也不一定成为道德榜样。这其中起作用的应该还有一个时代的职业因素。在我们这个时代，历史学工作者，作为一种职业，提升个人水平、发展学科的真正动因何在?个人水平和学科能力是否就用在了服务社会上，或是否就以服务社会为目的，是否就在服务社会的过程中完成了学者作为道德榜样的形象塑造?
走向市场的史学，能够带来史学工作者作为道德榜样的形象塑造吗?学者的道德榜样不在于其面向大众的说教，而在于其实实在在的生活，学者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其职业的特性。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指出:“历史学家的职业在教育历史学家的主观性。历史创造了历史学家，正如历史学家创造了历史。更确切地说:是历史学家的职业创造了历史和历史学家。”在谈到历史的主观性时，他还说:“我们期待通过历史学家的职业活动本身来判断好的主观性和坏的主观性。”②在当代，我国史学工作者多分布在科研院所、文博档案系统和高等院校，多属于事业单位。这些单位的人员单纯依靠工资和津贴已经不能维持较为体面的生活，在学科竞争激烈和量化考核严格的形势下，他们也感到生存的压力。因此，严谨的治学态度，学科发展的使命感，在一些史学工作者的治学过程中消退了、减弱了，代之而起的是不断地着述、不断地亮出新观点、不断地争取新课题、不断地争取抛头露面的机会，还有些人不断地设法谋取学术职务或行政职务，这一切都是与实际的物质利益挂钩的。物质利益的驱动使浮躁的学风弥漫着整个学术界，不独史学界为然。作为使命的史学在当代的减少就是一种必然的现象。
①(德)费希特着，梁志学、沈真译:《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1—45页。
②(法)保罗·利科着、姜志辉译:《历史与真理》，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4—15、4页。
③(英)沃尔什着，何兆武、张文杰译:《历史哲学导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2—107页。
当代知识分子(包括史学工作者)的中坚力量，都是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他们中很少有人接受家学的熏陶，没有像老一辈学者那样经历过新旧社会变革的洗礼，在共和国的曲折发展中成长，大多没有受到系统、完整的教育，学养的积累和信念的培育都是有缺陷的，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价值观的多元化在他们当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甚至可以说整个社会价值观多元化是从他们开始的。价值观多元化对史学的影响本应是学术流派形成的契机，但是，在学者生活总体得不到保障的情境之下，价值观多元化却成了某种程度的利益之争。学术资源的垄断造就了学术的霸权和某些学术富豪，学术界的贫富分化也极其严重。英国当代着名哲学家沃尔什认为“造成历史学家之间意见不一致的因素”有四个:个人的偏好、集体的偏见、各种相互冲突的有关历史解说的理论和根本的哲学冲突。他说:“我所提出的说法是，历史学家是各以其自己的哲学观念在看待过去的，这对他们解说历史的方式有着一种决定性的作用。如果我说的是对的，那么历史学家之间的分歧归根结底便是哲学之间的分歧;而究竟我们能不能解决它们，就有赖于究竟我们能不能解决哲学的冲突。”③在笔者看来，在学者生活得不到保障之下的学术量化考核体制，不但不能解决学者们的这种冲突，还有可能加剧这种冲突，在学科竞争中处于资源垄断地位的人与在学科边缘挣扎的人不会形成一致的“哲学观念”。于沛先生指出:“对当代史学来说，发现和整理史料的时代结束了，理论分析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没有理论便没有历史学开始成为大多数史学家的共识。”①史学工作者所选择的或所钟情的“理论”往往体现了其“哲学观念”或价值观念，但是，学术资源的垄断或权力对学术的干预往往使某些“理论”处于边缘地位，由此而引起学者间以利益为驱动力的纷争。这样的纷争无助于各种理论的完善和发展，从而在整体上推动中国史学的前进。
罗素指出:“有大型的历史学，也有小型的历史学;两者各有其价值，但它们的价值不同。大型的历史学帮助我们理解世界是怎样发展成为现在的样子的;小型的历史学则使我们认识有趣的男人们和女人们，推进我们有关人性的知识。从一开始，对这两者的学习就应该同时并进。”②从当代史学研究的现状来看，我们确实“有大型的历史学，也有小型的历史学”，但两者之间的价值差异却在模糊，其原因亦在于处于资源垄断地位的人和处于学科边缘的人都将史学作为争取课题经费的或谋生的工具，即便是“大型的历史学”也难以帮助人们去“理解世界是怎样发展成为现在的样子的”，“小型的历史学”也许使人们“认识有趣的男人们和女人们”，但却很难去“推进”人们对“有关人性的知识”的掌握和理解。
“大型的历史学”不只是表现在其价值，还表现在其投入的规模(人员和经费)和政府对其的重视程度，因此，“大型的历史学”往往成为利益的渊薮，利益的争夺在课题或项目的立项之前就已开始，在课题或项目的研究过程之中也许更为复杂。没有使命感的史学，其流品就大成问题，从已经完成的为数不多的大的史学工程来看，并未达到理想的预期，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从史学发展的趋势来看，这种“大型的历史学”可能还是未来史学的主导形式。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指出:“由于今天引起历史学家关注的那些主要问题范围很广，也比较复杂，历史学家个人研究的作用必然会下降。大多数重大研究项目规模都很大，靠某一个人的头脑绝对无法完成。成立专题研究小组进行协同研究的时代已经来到，但这也有可能剥夺历史学家的机会，而不是为他们创造更多的机会，除非能够为天才的个人留有余地。”③“天才的个人”垄断资源，许多的“历史学家”在“协同研究”中失去机会，如果不能保障他们的体面生活，不能理顺“协同研究”过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大型的历史学”不仅不能完成预期的任务，而且不能实现其应有价值，更重要的是，将使一个国家的史学失去流品，落后于国际史学的潮流，窃为中国史学之未来忧。
①于沛主编:《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前言”，第3页。
②(英)罗素着，何兆武、肖巍、张文杰译:《论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
③(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着、杨豫译:《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24—326页。
当然，我以为“大型的历史学”更应该表现在其宏大的总体目标上。19世纪以来西方史学演变的脉络是:传统史学———新史学———新叙事史学(传统史学的回归)———新总体史学，演变的主题是如何解决史学的科学化与人文化的问题，或如何对待史学的客观性或主观性问题。当初对传统史学的全盘否定，使新史学完全排斥了叙述、政治史、事件、人物。也就是说，随着对静态结构分析的加强，动态运动的研究被忽视了。栩栩如生的人物、有声有色的事件被经济发展、人口曲线、社会结构变化、生态环境取代了。即使有人出现，也不是具体的人，而是抽象的群体。正是新史学暴露出来的问题、弊端和缺陷，造成了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新史学内部的明显的变化。这些变化从表面上看就是叙事史又重新抬头。一些写过成功的计量式、统计式和结构式作品的新史学家，开始撰写叙事式的着作。历史学作为一门人文科学，它既有科学性的一面，又有人文性(或艺术性)的一面。历史学的现代化，应该既包括科学化，又包括人文化。两者缺一不可。如果过分强调科学化一面，忽视人文化一面，就有可能造成历史学失去自己的身分和独立地位的危险，就有可能被溶化在各个相邻的学科里或分散在支离破碎的各个分支、层面、领域或问题里。而丢失历史学身分、特色的危险的征20安徽史学2011年第1期兆已经出现。因此，“叙事史复兴”现象的出现可以看作是对新史学在史学科学化过程中出现的偏差的一种纠正、一种调整。但是，新叙事史在纠正这种偏差，强调历史学人文化并取得不少成就的同时，也由于片面性而同样出现走向极端、产生另一种偏差的迹象和事实，那就是相对主义、主观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抬头。当代年鉴派所设想要建立的新的总体史学，其方向是力图使结构史和叙事史靠拢、结合，使史学的科学性和艺术性更好地结合，方法主要是通过对人(“社会人”)的总体研究来实现。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他们强调的是，“总体史”不应该也不可能做到包罗人类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历史综合主要不是各个领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在横向上的综合，而应该是点与面的结合、专与广的结合。这样的“总体史”的结合点是“人”，或者更确切些说，是人的意识，包括所有层次的人的意识，从理论、抽象思维到日常情绪、无意识心理过程都在内。他们强调“必须去研究古人对周围世界和社会的看法”，“通过对古人的各种主观看法的再现，尽可能整体地把握所研究的对象，尽可能显示一个社会的整体性”①。这种“总体史学”的追求需要严谨踏实的治学态度和协同合作的治学精神。罗素所谓的“大型的历史学”，类似于钱穆先生当年所提倡的“通史”，他在1936年曾说:“窃谓今日当有一部理想之中国通史，供给一般治中国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问题者一种共同必要的知识。……至于此种知识之提供，则尚有待于今日本国史学界之努力，此则需有新史学之创建。”②这种“通史”，需要史学工作者作长期的研究，或者进行协同的研究才可能完成，短期的或个人的研究难以产生高质量的“通史”着作。当代我国史学的研究呈现碎化的趋势，短平快的东西较多，相对主义、主观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史学观念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相当明显，在物质主义的利益驱动之下，我国史学离“总体史学”的目标还相当遥远，出现高质量、高品位的“通史”着作还有待时日。虽然我们可以将目前的状况看作是向“总体史学”的过渡，并为“总体史学”积累基础和创造条件，但是，追赶国际史学的潮流应当成为当代史学工作者应尽的使命。
历史学的历史发展应当是一部历史学家的精神历史，提高当代史学工作的使命感就是要解放当代的史学工作者的思想，让他们听从于时代的召唤，从物质主义的羁绊下解放出来，以史学的创新作为自己的使命，跟上国际史学的潮流，并进一步走向国际史学的前沿。惟其如此，才能造就符合时代需要的史学，也才会有我们这个时代应有的史学流品。史学工作者的使命之一就是要通过史学的不断创新，推动史学的前进，从而实现自身应有的价值。每一个时代的史学都有其应有的创新使命，西方史学的演变体现了史学创新的轨迹，我国史学从最初的记言记事到编年体，从编年体到纪传体，从纪传体再到纪事本末体，从纪事本末体再到近代的章节体，从近代的章节体最后到当代的综合体，也反映了我国史学体裁的不断创新。史学体裁的创新只是一个方面，研究方法的创新、治学精神的培育在当代显得尤为迫切。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指出:“历史发展的整个节奏正在彻底改变。……我们得到的是‘历史’极紧凑极剧烈变动的印象。我想，这种强烈的感觉对于人类思想和意识重新认识历史哲学的基本问题，尝试建立全新的历史哲学来说，显得尤为重要。”③我对此深有同感，史界同仁可以此共勉。
①何兆武、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1—46页。
②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37页。
③(俄)别尔嘉耶夫着、张雅平译:《历史的意义》，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史学工作者对历史的态度或使命感、“大型的历史学”或通史、总体史目标、历史哲学，都属于衡量史学流品的标尺。从前面的分析来看，只有打破量化考核的学术评价机制，减少、弱化权力对学术的干预或介入，保障学者职业生活应有的尊严，才会有我们这个时代应有的史学流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