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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沈渭滨：史学研究三议

原文出处：《安徽史学》2011年第1期
作者简介：沈渭滨，男，上海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当前的史学研究，成绩不斐，但可议、可改之处不少，兹举三端，与同行共商。
一、通识、通才之难见
1949年后为什么没有培养出大学者?这是近年来学术界一直思考的问题。史学界自然也不能例外。返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可谓大师辈出，这确实值得学界深思。
为什么?舍弃众所周知的原因，窃以为与史学教育失误、史学研究课题过于细碎不无关系。教育失误之一为分科过窄。学者往往只知中国，少知世界;只知古代近代，不知现代当代。反之亦然。失误之二，文史哲绝然隔离。治史者缺乏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知识，难以触类旁通，学问自不能相互奥援。更有甚者，学生只读教科书，很少阅读史学原典。学古代史者很少通览二十四史，习近代史者不曾看过《清实录》、《筹办夷务始末》这类最平常的史料，甚至连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都没有认真读过，更遑论各种文集、日记、奏稿、笔记了。阅读面过窄，基础不扎实，造就大家自然困难。
研究课题过于细化碎化，学术期刊少有震动史坛、引起讨论之作，大多就事论事，少见促人思考文章，是当前史学研究最为突出的现象。不少同仁闲谈私议，均有同感。窃以为当前史学研究可谓死水一潭，波澜不兴。忧心所至，直如龚自珍《乙亥杂诗》所咏:“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学术研究已与现实社会需求断裂，希望通识、通才尽早出现，改变史学研究呆滞局面。
我国史学，向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传统。马史班书、《资治通鉴》即为古例。近代如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章太炎《訄书》，今人如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周予同《群经概论》等等，都是融汇古今、推陈出新、启迪心智、成一家之言者。或曰:彼大师也，后学焉能望其项背?诚然，当今学者自难与大师比拟，但大师治史之道不可不学，研究门径尤不可望而却步。刘知几《史通》对史家之养成，有史德、史才、史学、史识之说。窃以为此四者即系养成通识、通才之要。“德”指人品，“才”指能力，“学”谓读书，“识”即通达。四者中，德、才属人之本性本能，乃先天所自有;学、识为后天所养成，学者自可陶铸。学无止境，书不可不精读博览，积学可得深厚功底;识见得之学养、悟性，学贯古今，则胸有全局;悟人事之上下、前后、左右关联，论着必有识见之出。以此自律，成家可望，以此指导学生，栋梁之才可期。
当然，随着历史研究日趋深入，课题细化、专题性探究，诚不可避免。但若为细而细，为专而专，不能小中见大、举一反三，甚至乐此不疲，则既不利于自身思辨能力提高，又难以实现研究课题更大之社会效应。史学研究不能适应现实社会需要，大有钻入象牙塔危险。当前中国和平崛起、经济腾飞，引起世界各国关注同时，猜忌、疑虑亦随之出现。地区之间，中国与世界之间，问题日渐增加，需要史学家加强地区国别史、区域史研究，对相关问题做出历史解释。即使国内许多重大问题如中华文化的近代转型，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之经验总结，三民主义与中华文化，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研究等等，也需要深入讨论。
历史研究如果仅仅停留于大而无当的宏观论述，像改革开放以前，以观念对观念，缺乏坚实的专题研究基础，自然会走进死胡同;新时代以来，专题研究日益增多，代表了史学研究的前进方向。目前已经到了在专题研究基础上总结、升华的阶段，对一些重大问题、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进行中观、甚至宏观思考的时机已经来临。惜乎近年来课题过细、过碎之风不衰，融会古今中外、提出新见、启人心智、引起讨论之作难见。专家当然可爱，通识、通才尤不可缺。学术研究脱离现实社会需要，无关国计民生，钻进象牙塔中，无怪社会不重视历史，史学刊物乏人问津。切望导师指导硕博时，严格把守“开题报告”关;刊物编辑编发论文时，多注意通识之作，提倡讨论切磋问题;中国史学会在关注专才同时，应不拘一格，扶植通才。上下其手，必可有慰于钱学森逝世前的“不解之问”。
二、“纪念史学”之误导
此处所指“纪念史学”，与西方史学界兴起的新文化史中，专门研究纪念活动之“纪念史学”名称截然相异。顾名思义，是指专为纪念历史名人、名事，或撰文以资启示，或聚集学者共同讨论、汇文成编，以弘扬先贤，汲取戒鉴。
这种以纪念为名的史学讨论与研究，原本是件好事，不失为推动史学研究深入之一法。上世纪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中国史学会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及以后主办的历届学术讨论会、鸦片战争一百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都树立了“纪念史学”推动历史研究的范例。但时下却泛滥成灾，主事者或以当地经济开发、旅游兴旺需要，行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之实;或以好大喜功、张扬政绩为目的，不惜耗费财政支出，邀约名流，借讨论集议为名，行“参观访问”之实。会后往往汇编成册，以形成舆论。故此类会议，功利性远胜于学术性，既制造不少学术垃圾，又误导史学研究主体性，是一种利少弊多的伪学术行为。“纪念史学”因之走向反面，成了讥诮不齿的贬义词。
纪念史学之弊，主要是误导史学研究的主体性。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误导史学工作者偏离自己的研究方向;一是诱使史家失去说真话的“良知”。史学研究本是史学家个人对历史事实进行研究分析，形成理性判断的一项艰苦劳动。史学家是历史研究的主体。他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向，在长年累月的深入研究下，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始能有所创获，并日渐形成自己独特的研究个性。可是，目前的“纪念史学”使史学工作者为追求虚名小利，往往追随主办者设定的意向和主题，不顾自己的研究所长，湮灭自己的学术个性，尽量向被纪念的人、事靠拢;同时又为了不抹主办者的面子，不是从历史事实出发、从自己的研究心得出发，而是尽说一些歌功颂德的话，发表一些非自己研究专长的文章，甚至不惜违背或曲解历史事实，危言耸听，误导舆论，失去了史家的良知和史学本性，实在有辱斯文。这样，不仅不利于被纪念人、事研究的深入，而且也不利于史学工作者自身研究的提高。在此影响下，某些中青年学人，不甘坐冷板凳研究学问，削尖脑袋，到处钻营，以参加此类会议为成名捷径，堪称误人子弟。
其二，“纪念史学”之弊，造成学术虚假繁荣，恶化了学术空气。目前，“纪念史学”的讨论会一个接一个，会议文集一本接一本，发表的相关论文更是满坑满谷，仿佛中国史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兴旺发达的“不世”局面。其实，这种“应景”的学术论文、“帮闲”的研究报告、“遵命”的作文，不少是学术垃圾，难以称得上真正的学术研究。长此以往，不仅不能带来史学研究的真正繁荣，反而对史学发展造成伤害。
窃以为“纪念史学”本有促进史学发展的功能，惜乎目前之现状完全背离了其应有的作用。故呼吁史学界及有关部门，应认真规范“纪念史学”，少一些说空话、说大话、说假话的“纪念史学”会议，多一些真正有研究深度与广度的“纪念史学”研讨。
三、史学研究辅助学科之缺失
传统史学研究，向有一系列辅助学科作为探讨历史内在联系的辅助手段，即为过去大学史学系所设版本学、目录学、训诂学、考据学四大辅助学科。
目录学起于西汉刘向、刘歆父子中秘校书，成《别录》、《七略》两着，有所谓“条其目录，撮其要旨”之说，中经宋代而有所发展，演变为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使学者得到学术渊源之流变。版本学研究图书形态特征及流传中的递变演化，鉴别珍本、善本之可贵，校辑通行本之错讹衍脱，可使学者知版本源流及版本之真实可靠。训诂学重音韵，承乾嘉学者注经之余绪，可使学者知古代诗词之优劣。考据学以内证、外证考订史料之真伪，可使学者明辨史事之错讹。
此四者，均为治史者所必备，也是养成史家深厚功底之基础。往者史学大家，无一不是在此基础上显见其史学功底。近现代学者如罗尔纲关于太平天国文书版本之校勘辑佚，顾廷龙对于古籍目录之整理、研究，陈寅恪之有关柳如是身世、交往之考订，复旦大学已故老教授张世禄先生在音韵训诂方面的专长，都使学界叹为观止。新中国建立后，史学界倡学习前苏联史学教学之风，此四大学科渐趋弱化，及至目前，大学史学系大多不开设这四大辅助学科课程，不仅丢掉了中国史学传统，而且造成目前大多史学工作者的知识缺陷。这样，在目前的所谓史学研究成果中，自然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诸如因为缺乏版本学的基本知识，行文引用版本不以善本、祖本为据，难免会出现一些基本史实的偏差;因为缺乏目录学训练，以为目录学仅止书名篇名，难知学术源流变迁，得出结论以为独创，实则早已有之;因训诂学知识缺失，读不懂古典诗词，不了解诗词所反映的历史事实，造成对史事的曲解甚至误解;因不具备基本的考据学能力，使用史料随手转引，结果人讹己随，出现史料应用上的错讹，也就在所难免。
因缺乏传统史学研究四大辅助学科的训练，上述问题不仅在一般的史学着作与论文中出现，甚至在一些已成家成名者的着述中也一再显现。至于某些所谓文化名人，谈及历史，自以为旁征博引，实际错误百出，被他人“咬文嚼字”，指出所据错讹，缺乏功底，贻笑方家者比比皆是。笔者谬任复旦大学史学教席时，有感于自身知识结构之缺陷，在某次学生毕业论文答辩会上，曾痛陈恢复四大辅助学科之必要，参与答辩会之着名学者王元化先生及朱维铮教授，亦多同感。可惜，系里无法改变学科设置现状，终未能更张。现在，借此机会再次建议，大学史学系应该恢复四门辅助学科，以提高史学工作者的学术素养，这也是养成通识、通才，培养大家的基本条件。
目前史学研究可议之处，自不止上述三端，诸如抄袭剽窃成风、弄虚作假不断，甚至以权侵占他人成果等等，时人早有论说，恕不饶舌。以上三端，亦仅止浅说，不便铺张，只是提出问题，引起学界注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