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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经学:解开中国文化之谜的钥匙

近20年来，中国传统学术的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存在一个重大缺陷，即经学研究一直没能走出“五四”以来的低谷。而就学术研究的现状而言，也确实缺少一部关于中国经学思想史的研究着作。经学是中国文化的根基，而经学研究却受到冷落，这一局面亟待改变。
把儒家经学作为一门学问进行研究，确实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经学向称难治，古来即有“皓首穷经”的成语。司马谈《六家要指》说：“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汉书?艺文志》说：“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汉代，有人曾经问扬雄：“圣人之经不可使易知与？”扬雄回答：“不可。天俄而可度，则其覆物也浅矣。地俄而可测，则其载物也薄矣。大哉！天地之为 万物郭，五经之为众说郛。”近代学者钱玄同则说：经学是“一团最浓最重的迷雾。”在儒家经学中，如三《礼》之学、《周易》象数学、《春秋》公羊学等久称“绝学”，如何研究它，复现它，并阐释其中的意义，研究者一直视为畏途。确实，经学可以说是一个知识的陷阱，处理不当，就会陷溺于其中，但解开中国文化之谜的钥匙也正在其中。而我们所要做的工作，在某种意义上也正如宋儒张载所言是“为往圣继绝学”。
1996年，我院把中国经学思想史研究列为院重大课题。从已出版的120万字的《中国经学思想史》第一、第二卷（先秦、唐）来看，已经有了重大的突破。这种突破，不仅表现在课题组所关注和诠释的一些最新的出土文献资料方面，如《郭店楚墓竹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等为汉以来儒者所未见，而且更主要的是表现在理论上的突破。我们把着眼点放在经学的价值体系问题上，此价值体系由长期的历史发展而形成，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是一种在世界民族文化之林中独具个性的生存方法，从口耳相传到写成文字，再到确立为经典。
长期以来，中国思想史界认为，儒家五经（后来增至十三经）被确定为经典的原因仅仅是统治者政治扶持的结果，两千年的经学传统完全是一种教条式的消极力量，经典诠释活动不过是学者嗜古成癖的表现。而我们则认为，经典是人们信仰的对象。信仰有两种：一种是宗教的信仰，一种是非宗教的信仰。简言之，宗教的信仰指向彼岸世界，是神本的；非宗教的信仰指向此岸世界，是人本的。与基督教的《圣经》和伊斯兰教的《古兰经》等宗教经典相比较，儒家经典具有鲜明的人文色彩。儒家六经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它反映了中国先民对人类所关心的重大问题，如自然、社会、人生的思考，具有多方面的原创性。后世许多思想都可以从中找到最初的原型，由此而形成中华民族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的思维方式。
不同时代的经典诠释活动，常常反映出人们在新的与旧的、活的与死的之间进行选择的制度焦虑和人生焦虑。一部经典诠释的历史，即反映一个社会共同体文化思想新陈代谢的历史。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1119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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