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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何立民：试述陆宗达先生之《说文解字》研究
不为所役亦师古，不畔其规尽趋新
——试述陆宗达先生之《说文解字》研究
（首发）
何立民
复旦大学古籍所
［内容提要］：本文从成果、创见、特点及方法等角度，细致研读《陆宗达语言学论文集》等着作，系统总结颖明先生有关《说文》研究的情况。认为，先生继承章黄学术，谨慎着述，吸收众家之长，推进《说文》研究，促进训诂学复兴与科学化；先生研讨《说文》之论，语言通俗，思路明晰，举例準确，论述精当，于《说文》引介、普及工作，贡献卓着，堪称翘楚；先生“刻苦为人，殷勤传学”[1]，注重研习法之传授，裨益后学，功在学术，利在传承；先生桃李满天下，王宁、许嘉璐、宋永培、李国英诸先生，均业有所成，学有专长，必将继续推动《说文》学向更深、更高程度演进。
［关 键 词］：陆宗达 《说文》研究 成果 创新
陆宗达先生，字颖明，又字颖民，祖籍浙江慈溪，192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文系。追随蕲春黄季刚先生，登堂入室，研习“语言文字之学”，与太老师武进徐鸣谦先生、广济刘博平先生、衡阳马宗霍先生、蕲春黄耀先先生、青阳洪自明先生、郫县殷石臞先生等，并爲章黄学派[2]之传人，与歙县吴检斋等先生，过从甚密，亦师亦友，相得益彰。先后任北京师範大学教授、中国训诂学研究会会长等职。先生研究方向，集于训诂、《说文》、语源、音韵；代表作有《训诂简鯩》、《训诂方法论》（与王宁先生合作）、《说文解字通论》、《现代汉语语法》（与俞敏先生合作）。先生深承季刚先生文字、音韵、训诂之学，且广大之；深绪季刚先生谨慎着述之风，注重积累，以质取胜；先生上接章黄之学，爲传统小学之现代化、训诂学之复兴，作出不朽之勛业。颖明先生曰：“《说文》之学是‘小学’中成果极丰极嘉的一个部门，我的老师黄季刚先生又特别精于此学，因此，我多年的研究都是把《说文》作为中心的。”[3]由此亦见，《说文解字》研究，堪称先生研究之重心、论着之精粹。
颖明先生之《说文》研究，先生受业弟子，如海宁王宁先生、淮安许嘉璐先生、雅安宋永培先生[4]等，均有阐发。许嘉璐先生曰：“季刚先生门下各位先生均得老师之一体：刘赜：音韵；骆鸿凯：《选》学；颖师（即颖明陆先生）：《说文》；殷孟伦：《雅》学；范文澜：《文心雕龙》；洪诚：《礼》学。”[5]王宁先生亦指出 “（颖明先生）在《说文》研究上独树一帜，他的《说文解字通论》是当代我国第一部《说文》研究的通论性着作，他的《说文》研究极有特色，是当之无愧的《说文》学大师”；“以《说文》爲中心进行文字、训诂研究，是传统语言文字学入门与深化的正确途径。”[6]张标先生《20世纪<说文>学流别考论》一书，其“后编”第一章名曰“述中有作的新传统派”，即为总结、彰显陆先生、王宁先生等《说文》学研究而来。张先生此着，自学术传承、研究方法、理论贡献、不足之处等四方面，系统分析陆王之学，与宋永培先生文，并为深入、全面研讨之作。后来，颖明先生孙陆昕先生等，对此亦有阐发[7]，本文在仔细研读《陆宗达语言学论文集》[8]、《说文解字通论》[9]等着作及前辈时贤成果之上，拟从成果、创见、特点等角度论述之。
学术惇实，德行绝人[10]——颖明先生《说文》研究之成果与创见
颖明先生少入季刚先生门下，与先生从子耀先（即黄焯）研习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成果显赫。深受季刚先生影响，对“小学”诸书，几可成诵，极为精熟。其中，《说文》堪称研习之“主中之主”[11]。颖明先生亦曰：“我对训诂学的研究，以《说文解字》为中心。”[12]
颖明先生专论《说文》最关键者，当为《说文解字通论》。先生生前大量论文，如《介绍许慎的<说文解字>》、《<说文解字>的价值和功用》、《论<说文解字>》、《<说文解字>的文字与说解》、《<说文解字>及其在文献阅读中的应用》、《<说文>简述》、《<说文解字>与训诂学》、《<说文解字>“读若”的训诂意义》、《我与<说文>》、《重修许慎墓碑记》等，亦为阐发《说文》而作。另外，先生《训诂简论》[13]、《训诂学方法论》[14]、《训诂与训诂学》[15]以及《六书简论》、《汉字的产生和发展》、《从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谈起》、《因声求义论》、《<说文> “读若”的训诂意义》、《浅论传统字源学》、《文字的贮存与使用》、《基础与专攻——从黄侃师学习<说文解字>的体会》、《我所见到的黄季刚先生》、《黄侃先生的生平及其学术》[16]等，亦多有论述《说文》者。
概而言之，先生论《说文》之成果与创见如下：
一曰阐释《说文》之写作目的、编排体例。关于《说文》之写作目的，学者多从东汉独特之政治、学术背景考虑，此角度甚当。颖明先生亦自东汉古文经学复兴、今文经衰微之特殊背景入手，指出：作为古文经学大师，许慎作《说文》之主要目的，在于说经、解经，为当时盛行之古文经学服务，为当时政治服务[17]，以达到“为实”[18]之目的。另外，如何界定《说文》之性质，学术界有不同说解。或“小学名着”，或“文字学着作”，或“训诂学着作”，或“字典之渊薮”等等，不一而足。颖明先生认为：《说文》不仅为第一部分析字形、说解字义、辨识声读之字典，更为古文家说经、解经之专着（仅仅借用字典形式而已[19]），还是一部汉民族风格“文献语言学”之创始着作。
关于《说文》体例，一般多讨论“分别部居”、“据形系联”、“六书分析”等内容，颖明先生根据研究，体例归纳如下：“偏旁编定文字”、“训诂源自实际语言”、“六书阐释字形结构”、 “形声与读若用以释义标音”、“形义、音义相依之法则”、“意势、文字、孳易归纳字形发展规律”[20]。
二曰阐释“六书”之转注、假借。关于“六书”，历来多有争论，转注、假借，更是歧义错见，众说纷纭。颖明先生以为，整体言之，“六书”仍为“造字法则”[21]；其中，前四书（即象形、指事、形声、会意）为字形结构分析之法（或字形结构原则）[22]。
关于转注，歧议较多，裘锡圭先生用“转变字形方向之造字法”、“部首与部中字之关系”、“文字转音表示他义”、“词义引申”、“语言孳乳”等九种说法，準确予以概括[23]。颖明先生当属裘先生所指第九种，即“反映语言孳乳的造字为转注”。颖明先生吸收章黄之说，认为：同一语根（或语源）派生新词，循其声义，制作新字，即为转注；并进而指出方言、古今音变、词义变化（词义引申、词义对立转化）等情况，可产生转注；转注有繁殖汉字、分化表义之功[24]。
关于假借之研究，黎千驹先生分宋明、清、现代三时期，归纳为十说[25]。颖明先生之见，他归入章黄二先生所代表之“引申说”，并认为“陆宗达《说文解字通论》继承了章太炎、黄侃以假借为引申的观点”。愚以为，颖明先生假借之说，出发点同于所论之“转注”；假借即代替（原字引申代替、同音字代替）[26]，从词义变化（引申、对立转化）之语言现象出发，借用旧有词字，表达新义；假借之目的在于节制汉字，以免数量过大，不便于认读、书写。先生指出：“虽然没造新词、新字，也同样可以适应词彙发展的需要。从造字来讲，这就是“假借”的法则。”[27]这表明，颖明先生已突破“以假借为引申”的认识，并分辨语言学与文字学意义上“假借”之别，黎先生总结似实而非。
总之，转注、假借之二书，颖明先生谨守章黄师说并变通之，摆脱“用字”说之误，从语义学本位出发，关注词义演变之语言现象，关注此现象所致之制造新字、旧字表新义等表现[28]，并认为，转注、假借不仅为汉字发展之最重要法则，更是探索词汇变化之根本问题[29]，深具启发意义。
三曰深入阐发“笔势、笔意”。颖明先生承绪章黄二先生之“势意论”[30]，先生曰：“汉字的字形是不断变化的，形体日趋约易，加以书法取姿，致使原有的笔意漫滤不明。造成了‘笔势之变’。”先生还说：“笔意变为笔势是汉字字形变化的规律”[31]《说文》“象古文之形”、“从古字之象”、“从古文之象”等表述，说明许慎认为正篆己成笔势，应由笔势推溯笔意。应用“由笔势求笔意”之法，不但可了解汉字结构与字义之联系，进而可纠正许慎说解中谬误之处，如“牵”、“臣”字。另外，甲骨、金文中，笔意、笔势之字仍存，亦可参阅《说文》加以评述。
四曰阐发《说文》析形、释义之特点。颖明先生于《说文》，烂熟于胸，能于前人成说基础上，得见《说文》析形、释义之独特性。关于析形，颖明先生认为《说文》主要以“古文” [32]为标準，编排文字、分析字形、阐释字义、引用文献。先生指出“（《说文》）形体是以古文为主，它的材料来源，大部依据孔宅壁中所藏古文经典。此外，许慎也采撷先秦群书”，“说文解字对解说字形，以古文为圭臬”，“许慎以古文标準来阐明字体的变化”[33]。
关于释义，颖明先生总结如下：一、运用互训、推源、义界三法，参互释义。《说文》承继《尔雅》等训诂专书，大量运用互训法。当然，颖明先生亦认识到互训法之不足，指出：许慎解释字义，往往深入语言实际，全面比较古今不同文献、不同语境，加以确切说明。推源则兼用声训、利用声音说明命名之源二种方法。颖明先生指出：推源之法，必须源自语言实际，拥有确凿证据，方可使用。另外，先生还指出：《说文》大量运用义界之法，即应用简洁準确之语言，深刻概括客观事物之本质；如说文中 “暨”、“辍”、“兀”、“达” 等字之说解[34]。二、徵引广博，融会经文，概括诂训，规定义界。先生举“昌”为例，指出“美言”之说源自古文《尚书·皋陶谟》；“日光” 之说则引《诗经·齐风》之“东方明矣，朝既昌矣”[35]。三、释义以“古文”文献为準，兼用今文经学之成果。如，先生引《说文序》之文，并指出“易孟氏”当为今文经学家之说[36]。四、形体为释义之根本，尊循形义相依、主要阐释本义之原则。先生指出“训义的内容必须与形体分析完全相符合”，“形体不能与字义相互证应的是假借”、“能阐明形体结构的字义是本义”；先生还以江沅的观点“许书之要，在明文字之本义而已”作为说明[37]。五、《说文》根据字之音形、以推本义[38]，进而疏通“引申义”，初步归纳汉字“词义系统”。王宁先生指出，颖明先生“接受了章黄不孤立研究一字、一词、一义的朴素系统论思想，因此，他胸中似装着一个先秦古代汉语词义的网络，并且对词义关系的沟通、词义的比较、词义的类聚与分析、词义的探求与解释，都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这套方法里含有许多规律”[39]。先生以“西”为例，指出许慎所归纳“鸟在巢上”之本义，进而归纳栖息、日落之处、方位意义等引申线索。又如“去”字，《说文》归纳本义为“人相违也”（即“离开”），先生进而引用《左传》“襄公二十年”、“闵公二年”、“闵公元年”、 “宣公十二年”之“去”字，说明有“躲避”、“拿掉”、“杀掉”“宽恕”等引申义，进而归纳“去”字之词义系统[40]。另外，先生曾指出“‘因声求义’作为训诂的一个方法，比之‘以形索义’更为重要，往往成为探求和贯通语义的根本途径”，“ 语义的发展变化从本质上是依託于声音而不依託于字形。因此，离开了声音这个因素，是不可能通过形、音、义的统一来正确解释古代语言。”[41]此观点与上述第四点，并无矛盾之处。“形体为释义之根本”为颖明先生总结许慎释义（特别是释本义）之方法，“因声求义更重要”，则源自训诂学发展、语义探讨之不同角度。
五曰分析《说文》之贮存用字与文献用字。与《说文》说解源自实际文献语言有关，颖明先生发表论文，进一步总结《说文》贮存用字与文献用字之异同。先生指出：“《说文》所收之字，是经过许慎选择整理后，贮存于《说文》特定形义体系之中的汉字。”[42]二者差异情况，先生总结为三类型：同形而又别音别义者，同形别音而有意义联系者，同形而音义互易者。第一方面，先生举《说文》中“蔷”（和味之辛菜）、“薇”（野生之豌豆）以及“蔷薇”（即《尔雅》所谓“蘠蘼”，即观赏用、多刺蔓生植物）为例。“同形别音而有意义联系者”，则以“续”、“赓”为例。关于后者，先生举“醋”与“酢”为证，并指出：《说文》与文献中，醋、酢二字字形未变，音义则完全置换；《说文》中，主宾互敬酒(即文献中之“酬酢”)为“醋”，音今日之“酢”，文献中“醶醋”之“醋”，《说文》则用“酢”表示，音今日之“醋”； “童” 与“ 僮”与此例同。
先生进而指出：有些人不明白此种差别，用《说文》中贮存状态之字，硬套使用状态之文献用字；或用使用状态之文献用字，指责《说文》中贮存状态之字，造成许多混乱。我们应当做到：综合、系统考察字之形音义，把握词义联系、转化之条件，最重要之处在于，应以“文献用例”为验证之标準[43]。当然，此处所谓“文献”，既指传世经典文献，又指出土古文献；相比而言，后者所提供之借鑒与启示，更有启发，更具意义。
六曰分析《说文》之不足。先生在充分肯定《说文》奠基、创始之功同时，亦举出四方面之不足[44]。部首编制之体，体例不密，分类琐细，次序不当，贯彻亦不力，因此，造成检索不便、查阅繁杂之弊病。因此，新版《说文解字》，多附“笔划检字索引”（有的亦附“今读注音”检索[45]，惜《说文》诸字，读音多歧，互有异同；标音準确与否，当需检验），可按楷化字之笔划查检。拘泥本字本义，阐释亦有牵强。先生举“新”、“旧”二字为例，进行说解。“重文”、“部首”等归纳法之疏漏处，除颖明先生外，前辈时贤多有列举。
当然，由于特殊之社会背景，颖明先生分析《说文》不足，亦有偏颇之处。如《说文解字通论》第四章第一节“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和观点”，颖明先生列出诸多维护封建统治、为汉朝避讳（如“刘”字）等观点，说明，意识形态影响学术，亘古皆有，乃自然之理也，许慎、颖明二先生皆不得摆脱、难以超越；许慎时代科技发展水平有限，未见甲骨、罕见金文，其解说不当，非许氏错，应归因于时代也。
宁拘毋肆，宁阙毋妄，潜心谨守[46]——颖明先生《说文》研究之特点
一曰认定《说文》为“主中之主”。《说文》为第一部分析字形、说解字义、辨认音读之着作。六书分析之法、文字意势之论、孳乳变易之规律，为汉字构形分析、推演汉字变化规律、研究古文字学，提供理论思路。贮存系统之文献语义，亦为古文献、特别是出土文献解读，提供重要依据。《说文》抓住本字本义，为经由形音、探索词义提供重要依据。偏旁编字法之创制，亦为后代辞书之编纂，树立丰碑。在文字、音韵、训诂、文献解读、古今文经学、辞书编纂等诸多方面，深具借鑒意义。加之自汉唐之宋清，以迄现代之章黄二先生，群星璀璨，成果宏富，嘉惠士林。颖明先生因为深知其中意蕴、利弊，因此，多年研究，皆以《说文》为中心。《陆宗达语言学论文集》、《训诂简论》、《训诂与训诂学》、《训诂方法论》等着作所录之文，皆关涉《说文》，可谓证明。
二曰训诂学[47]为中心，文字、音韵之学，皆为训诂学服务。先生治学广涉文字、音韵、训诂、文献等诸多方面，而训诂学为中心，其学术成就，亦体现于训诂学。先生从音韵学起步，以文字学为桥樑，在训诂学上落脚，以文献词义作为主要探讨对象。先生指出：“训诂学是汉语语言学裏研究语言思想内容的一门学科，也就是语义学。”王宁先生亦指出：中国传统‘小学’以研究意义为中心，形音（即文字、音韵）仅为工具，意义乃是研究出发点与落脚点；陆先生精通的是意义之学，他是一个研究意义方面的专家。[48]先生研究《说文》贯串之一主线，即为语义研究；各类着作，如分析《说文》所载之形音义，皆以解释“词义系统”为旨归。先生与王宁先生合作研究，发表有关训诂、语源之论文[49]，亦依照此种出发点。
三曰结合《说文》，解读古代文化史。颖明先生文章，如《释“当具”》、《 谈“社”与“后”》、《 谈“衣冠楚楚”》、《关于几个古代食品名称的研究》、《酸甜辣与酒》、《古代的尊师礼——释菜》、《干支字形义释》、《割与烹》[50]等，皆为充分利用各种材料（如《说文》、古文字资料、出土文献资料）、解析古代文化史而作。《说文解字通论》一书，更是专辟一章（《说文解字》中所保存的有关古代社会状况的资料），从社会生产、科学技术、医学曆算、社会制度等诸多方面，进行详细分析。如解读“兽”、“兽”、“ 狩”三字，用以复原古代狩猎经济场景；如解读“襄”字，以见古代农业技术之高超；如利用《说文》等，解读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献的“臑”、“瘲”等；解读“工” 、“ 巨”、“ 斦”等字，以现古代社会科数学的杰出成就。利用《说文》之字及其他文献，解读社会制度，更可体现先生之博闻强誌、远见卓识，如 “后”、“帝”，“侯”、“宗”、 “祭”、“肆”、“社”、“女” 、“臣”、“民”、“童”、“儓”等等。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征引，读者可参有关论述。
由此，推演先生之法，融合他说，学术界出版诸多有关“《说文》文化史”类（或曰“文化语言学”）着作，发表大量有关文章（检索“中国期刊网”，有关《说文》之文章，大部亦为文化解析之作），完成许多学位论文。
四曰提倡“为实”，注重实用，提倡古籍文献语言（实际运用之语言）的考索与探究。所谓“为实”，即严格地从文献语言材料出发，不事空谈，不作空泛之推论[51]。研究课题来自文献语言，所需证据亦采之于文献语言，得出结论亦为文献解读、归纳服务。此为重要的研究方法。王宁先生指出：“章太炎并没有把语言文字学变成一门空泛的理论，而是强调了它对语言材料的依存性和它在指导阅读、写作中的实用性。”[52]王宁先生虽为总结太炎先生之学而发；其实亦适用于颖明先生等学者。
颖明先生还指出, “文献语言学研究物件是文献语言（即古代书面语言），也就是研究文字、训诂、声音之学” ，“《说文》就是文献语言学奠基之作”，“运用因声求义，必须核正古代文献语言”，“互训是从实际语言中比较归纳出来的结论”，“运用推源之法，亦需从实际语言材料出发，寻找“信而有徵”之线索，如若“绝缘无徵”，亦不可强求”，“从古代文献(六经、诸子)的生动的语言实际中，分析和揣摩语义”[53]，仔细研读先生论着，多为基于经学着作、诸子百家、出土材料、方言口语等各类文献语言，解决文献疑难等实际问题。
五曰文字通俗易懂，颇便于普及。颖明先生曰：我以为应当注意提出群众所关心的问题，写一些应用的文章，这些文章讲解要深入浅出[54]。许嘉璐先生曰：（《说文解字通论》）各节所举例证，虽大多为先生潜心研究之成果，有些多涉及专门知识，但阐述时，都尽力做到通俗浅显……先生在深入浅出方面，为我们做出了榜样。[55]王宁先生指出：“（颖明先生）写书作文时，除非万不得已，他从不用古奥的生僻词和难懂的外文去有意表现自己的渊博。”[56]传统语言文字学堪称“绝学”， 天崩地裂、时过境迁后，绍续其流者鲜矣。《说文》传承久远，今人多未细闻；《说文》成果之引介与普及，必为当务之急。颖明先生论着，多语言通俗，脉络清晰，举例贴切，论述精当，堪称此中翘楚。
当然，除先生作品外，周祖谟先生之《许慎及其说文解字》、《<说文解字>概论》，姚孝遂先生之《许慎与说文解字》，蒋善国先生之《说文解字释要》、《说文解字讲稿》等，皆可参阅。各位先生所论《说文》，多有侧重；颖明先生之训诂学角度，上已论列；姚先生结合古文字学研究之成果，重评《说文解字》之功过得失；蒋先生则借用讲疏体，从《说文》体例、价值、研究派别、方法等方面，提要鈎玄，后附参考资料，亦便于研学；周先生着作，利于初学，享誉士林，亦属事实。
六曰尊重师说不拘泥，重视继承亦发展。此方面，亦为季刚先生治学之特点。季刚先生拜师培先生为师，并有“夙好文字，经术诚疏，自值夫子，始辨津涂”之叹[57]；“以《说文》为纽带来研究金文、甲骨，主张用甲骨钟鼎来驳正《说文》”；综合清人、太炎先生之成果，提出古声十九纽、古韵廿八部；进一步把训诂学纳入语言文字学范畴等。
颖明先生研究《说文》，亦师承章黄而不拘泥。先生“重视师承，严守师说”[58]，继承章黄学派之精髓与核心——语源学与《说文》学。如，延续季刚先生“严格区别语言文字，字根不同于词根”之特点，在解读六书、训释音读等方面更进一步；如充分利用古文字、出土文献材料，解析《说文》、研究文献语言。颖明先生继承之外，多有发展，其精髓则在语义学（或称意义之学）。陆王二先生继续开展训诂学理论建设，建立科学之术语体系、训诂方法体系[59]，为发展训诂学并使之科学化、理论化[60]，做出巨大贡献。
七曰明其理、得其法[61]——研习之法精当且裨益后学。颖明先生深得季刚先生赏识，并严格依照季刚先生指导，研习《说文》。细而言之，有如下数端：一曰点读“段注”为起点。连续点阅三遍段注，以明悉《说文》文句。二曰以大徐本为主，参校小徐本，鉆研《说文》白文。季刚先生曰：“余杭章君不能不推斯学魁儒，余见其案头除石印大徐《说文》外，更无段、桂诸家之书，知斯学纲维，全在默识而贯通之，纷纷笺注皆无益也。”[62]由此可见《说文》白文之重要，须以此为根柢、核心。白文研习之法，即“利用全书进行形音义的综合联系”，“把关于某个字的散见在各处的形、音、义材料，都集中在这个字头上。”[63]同时，根据《集韵》等韵书，制作 《说文》韵表，进而熟悉《说文》声韵内容。三曰研读《说文》同时，进而点读“十三经”、“文选”、“诸子”、“诗词曲赋”等古典文献，熟悉文献语言；《说文》精熟同时，研习其他训诂专书，如《尔雅》、《释名》、《玉篇》、《广雅》等[64]。概而言之，需要过“三关”——音韵关，《说文》关，古代文献关[65]，贯通《说文》与文献语言，重视传承，探索解决文献中存在的实际问题。
另外，谨尊黄先生治学经验，注重积累，谨慎着述。颖明先生曰：“我始终认为，他（即季刚先生）对传统语言文字学的研究方法以及材料不充实不要写书的主张，是非常正确的。传统语言文字学以古代文献语言为研究材料，没有大量的材料积累，不从具体的文献语言出发或者对语言材料缺乏一定量的分析，只凭几个例子，其实心中无‘数’，是很难总结出正确的规律来的。”[66]由此，颖明先生谨尊师命，发愿五十之前，述而不作；由于环境特殊，延宕至花甲、古稀之岁才得如愿，可慨可叹也。
总之，颖明先生植根于传统“小学”之汪洋大海，继承章黄之学，并于新时期继续发扬广大。全面归纳总结《说文》之内容与体例，从形、音、义三方面，科学总结对许慎说解文字之法，指出体例编排、归纳方法、文字说解等方面之不足。颖明先生之《说文》研究，植根于古代文献语言，注重出土古文字材料的辨证，关注出土古文献的佐证作用，运用语言文字学研究法，青出于蓝而盛于蓝，在章黄二先生基础上，更臻完善。更为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先生诸多论述，多深入而浅出，通俗而易懂；于文史等高雅之学、难以普及之今日，先生以己之力，树立丰碑，堪称翘楚，可为楷模。先生“试将金针度予人”，将多年研习《说文》之法，系统总结，公之于众，裨益后学，功莫大焉。先生桃李满天下，王宁、许嘉璐、石定果、宋永培、李国英诸先生，均业有所成，学有专长，起到承流扬波之桥梁作用，新时代之《说文》学，必当继续发扬广大。
[1]季刚先生1930年5月致陆先生书信曰：“此后当以‘刻苦为人、殷勤传学’八字交相策励，细思舍此更无自靖自献之方也。”转引自《<黄季刚先生诗文钞>序》，载《陆宗达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580页
[2]所谓“章黄学派”（或称“章黄学术”，“章黄之学”），根据陆、王二先生的看法，即：章太炎、黄侃二先生，在纯熟继承乾嘉学者的高度成就（特别是“段王”之学）后，将传统语言文字学、传统文献学——即“国学”——作了总结，集前人之大成，在传统文化向新文化过渡的时代，起到承前启后之功，此部分成果被后人称之为“章黄之学”。其中，《说文》学研究，是章黄语言文字学的核心。语源学为章黄学术之精髓，《文始》、《小学答问》、《新方言》，等经典着作。此为概括陆宗达《黄季刚先生日记》序、《章太炎、黄侃的<说文>学》二文而来，分见于《陆宗达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595-596页）、《训诂与训诂学》（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337-342页）。
[3]陆宗达：《我的学、教与研究工作生涯》，《文献》，1986年第3期。
[4]宋永培：《论陆宗达、王宁的<说文>意义之学》，《四川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
[5]许嘉璐：《<徐复语言文字学晚稿>序》，《南京师範大学文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6]王 宁：《<训诂简论>再版前言》，北京出版社2000年，9-11页。
[7]陆 昕：《简述陆宗达先生的学术成就》、《学问家的休閑人生——记我的祖父陆宗达》、《逝者如斯——怀念我的祖父陆宗达》以及《陆宗达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所收之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
[8]陆宗达：《陆宗达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此论文集由先生孙陆昕编纂校勘完成。但经过研读，颇为失望，其中标点、文字、语辞之劣误，不可胜数（据初步统计，校勘之误，多达数十，详见附件部分）。既见编纂者失于雠校、囿于识见、昧于学术，亦见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曲高和寡、应者寡鲜也。
[9]陆宗达：《说文解字通论》，北京出版社1981年。据初步研读，此书内容之大部，散见于先生论述《说文》之文（见《陆宗达语言学论文集》）中，仅部分看法、例证，有所选择，有所不同。另，第四章部分内容，受意识形态影响，有其局限性。
[10]陆宗达：《谈《黄季刚（侃）致陆宗达书十二封》附来书》中季刚先生1932年来书，载《陆宗达语言学论文集》，605页。
[11]黄季刚先生语，见《我与说文》一文所引，《陆宗达先生语言学论文集》，612页。
[12]陆宗达：《我的学、教与研究生涯》，载《陆宗达语言学论文集》，670页。
[13]陆宗达：《训诂简论》，北京出版社2000年。
[14]陆宗达、王宁：《训诂学方法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15]陆宗达、王宁：《训诂与训诂学》，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
[16]以上除注明外，文章皆载《陆宗达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陆先生《说文》研究文章目录，可参《陆宗达论着目录》，《训诂学的知识与应用》，语文出版社1990年，170-177页。
[17]陆宗达：《 <说文解字>的价值和功用》，载《陆宗达语言学论文集》，182页。
[18]所谓“为实”，源自《后汉书·卢植传》，颖明先生总结为：“从记载经典的语言文字出发，实事求是地探求古人的原意，还它一个本来面貌，而不是以今人之意去妄断古人，使经典失去它原来的真相。”见《<说文解字>及其在文献阅读中的应用》，载《陆宗达语言学论文集》，274页。
[19]陆宗达：《介绍许慎与<说文解字>》，载《陆宗达语言学论文集》，126页。
[20]据陆先生《论<说文解字>》、《<说文解字>的文字与说解》、《谈章太炎、黄侃的<说文>学》等文章概括而来。其中“意势”即“笔意”、“笔势”,“文字”，即“文”、“字”。许慎用“初”、“后”标识，章太炎先生又增加“準初文”（黄侃先生称之为“半文”）。颖明先生指出：“抓住初文、準初文，便可以分析《说文》所有的文字。”（载《陆宗达语言学论文集》，273页）。“孳易”，即“孳乳”、“变易”，孳乳、变易可说明汉字演变之类型、字形发展之规律。此论点，虽为陆王二先生总结章黄《说文》学之创见，亦适用于陆先生之研究。见陆宗达、王宁《谈章太炎、黄侃的<说文>学》（《训诂与训诂学》，山西教育出版社，348页）。
[21]言下之意，先生以为“六书”仍为造字之则，“四体二用”等说法，有所偏颇。见陆先生《六书简论》，载《陆宗达语言学论文集》，206页。
[22]二说角度，略有不同。字形结构分析之法，即从分析字形之使用角度看；字形结构法则，则揭示汉字构造规律阐述。见陆先生《六书简论》，载《陆宗达语言学论文集》206、195页。
[23]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年，100-102页。
[24]以上解说，源自陆先生《六书简论》、《论说文解字》等文，载《陆宗达语言学论文集》。
[25]黎千驹：《历代假借研究综述》，《殷都学刊》2007年，第2期。
[26]陆宗达：《因声求义论》，载《陆宗达语言学论文集》，258页。
[27]陆宗达：《六书简论》，载《陆宗达语言学论文集》，198页。
[28]裘先生在《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03页）中谈论假借，并指出：“现在，有不少人仍然把（语言现象的）引申义跟（文字学领域的）假借混为一谈”，不知是否亦指陆先生。愚以为，陆先生论文中，较好分辨了假借、转注两方面在语言学、文字学领域的不同表现与特征。
[29]陆宗达：《 论<说文解字>》，载《陆宗达语言学论文集》，234页。
[30]陆宗达、王宁：《谈章太炎、黄侃的<说文>学》，载《训诂与训诂学》，山西教育出版社，347页
[31]陆宗达：《 论<说文解字>》，载《陆宗达语言学论文集》，230-235页。
[32]陆先生把《说文》有关“古文”者总结为三种情况：一曰汉代发掘之古文经典之字体，二曰春秋时代东方诸国所用之文字，三曰许慎所见之鼎彝铭文字体。详见《说文解字通论》，北京出版社1981年，23-26页。
[33]以上引文见陆先生《介绍许慎与<说文解字>》、《汉字的产生和发展》，载《陆宗达语言学论文集》，126、127、215页。
[34]以上参阅陆宗达先生《论<说文解字>》（载《陆宗达语言学论文集》，第239-244页）、《说文解字通论》（北京出版社1981年，第90-103页）第一章第六节内容。
[35]陆宗达：《介绍许慎与<说文解字>》，载《陆宗达语言学论文集》，127页。
[36]陆宗达：《介绍许慎与<说文解字>》，载《陆宗达语言学论文集》，128页。
[37]陆宗达：《介绍许慎与<说文解字>》，载《陆宗达语言学论文集》，132页。
[38]据音推源语义之由来，即先生所说“声义相依”（“因声求义”）之原则。见《<说文解字>的价值与功用》，载《陆宗达语言学论文集》，184页。另外，先生还指出“可以说任何文字都是标音的符号。汉字虽保存一部分图画文字，而百分之九十左右是形声字。即或是图画文字实际也是标誌语音的”，“用汉字来记录语言，主要是记录语音”，“‘因声求义’为重要的训释方法”等，说明先生极端重视字音，字音的研究在《说文》研究、训诂学（即语义学）研究方面，具有重大意义。见《汉字的产生和发展》，载《陆宗达语言学论文集》，217-220页。
[39]王 宁：《纪念我的老师陆宗达先生》，载《训诂与训诂学》，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5页。
[40]“西”、“去”二例证，见先生《介绍许慎与<说文解字>》、《训诂浅谈》，载《陆宗达语言学论文集》，146、170页。
[41]陆宗达：《因声求义论》，载《陆宗达语言学论文集》，255页。
[42]陆宗达：《文字的贮存与使用——<说文>之字与文献用字之不同》，载《陆宗达语言学论文集》，363页。
[43]陆宗达：《文字的贮存与使用——<说文>之字与文献用字之不同》，载《陆宗达语言学论文集》，370页。
[44]陆宗达：《说文解字通论》，北京出版社1981年，214-230页。
[45]如《说文解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说文今读暨五家通检》（李行杰主编，齐鲁书社1996年），《说文解字新订》（臧克和等，中华书局2002年），《说文解字》（注音版，岳麓书社2006年）等。
[46]陆宗达：《谈《黄季刚（侃）致陆宗达书十二封》附来书》中季刚先生1932年来书，载《陆宗达语言学论文集》，608页。
[47] 此处“训诂学”，即先生提出的“语义学”，见陆宗达：《训诂浅谈》，载《陆宗达语言学论文集》，142页。又，王宁先生曰：“从理论上说，训诂学是汉语词义学的前身，她奠定了汉民族语言词义学的基础。”《谈训诂学的理论建设》，载《训诂与训诂学》，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314页。
[48]王宁：《纪念我的老师陆宗达先生》，载《训诂与训诂学》，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5页。
[49]多载入《训诂与训诂学》、《训诂方法论》等着作中。
[50]皆入先生文集《陆宗达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51]陆宗达：《我的学、教与研究生涯》，载《陆宗达语言学论文集》，670页。
[52]陆宗达，王宁：《章太炎与中国的语言文字学》，载《训诂与训诂学》，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329页。
[53]分见于《陆宗达》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224、183、249、184、224、152页。
[54]陆宗达：《我的学、教与研究生涯》，载《陆宗达语言学论文集》，670-671页。
[55]许嘉璐：《说文解字通论》序，北京出版社1981年，3页。
[56]王 宁：《纪念我的老师陆宗达先生》，载《训诂与训诂学》，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6页。
[57]陆宗达：《我所见到的黄季刚先生》，载《陆宗达语言学论文集》，622页。
[58]王 宁：《纪念我的老师陆宗达先生》，载《训诂与训诂学》，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6页。
[59]陈素梅：《陆宗达、王宁二先生与训诂学复兴初期的理论建设》，《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
[60]王宁先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借鑒外国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提出“汉字构形学”的理论建构，完成《汉字构形学讲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王先生门下诸弟子，亦以此论完成多篇论着。
[61]王 宁：《在陆宗达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学术交流网。
[62]黄 侃：《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90页。
[63]陆宗达：《我与<说文>》，载《陆宗达语言学论文集》，613页。
[64]季刚先生有“小学十部根柢书”之说，即《尔雅》、《小尔雅》、《方言》、《释名》、《广雅》、《说文》、《玉篇》、《类篇》、《广韵》、《集韵》等十部着作。转引自陆宗达《关于训诂学教学的几个问题》，载《陆宗达语言学论文集》，306页。
[65]三关说，录自张标所说。见《20世纪<说文>学流别考论》，中华书局2003年，148页。
[66]陆宗达：《我的学、教与研究生涯》，载《陆宗达语言学论文集》，6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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