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金光先生与《秦制研究》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张金光先生与《秦制研究》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张金光先生与《秦制研究》

（华南师範大学法学院）

日前在成都召开的第14届中国秦汉史年会上，遇到国家图书馆的汪桂海兄，谈起他的导师山东大学张金光先生，汪兄说，去年已经因病心肺衰竭不治去世了。闻讯后心中爲之不怡良久。
我最早读到张先生的论文是《文史哲》1984年2期上的《论秦汉的学吏制度》，该文揭示出秦汉时期国家培养统治爪牙的全过程，对《史记》、《汉书》相关纪事进行了很好的诠释。我想，这篇文章大概是张先生论文中被徵引次数最多的一篇论文。张先生第二篇给我深刻印象的论文是发表在《文史哲》1990年第1期《论秦自商鞅变法后的农村公社残余问题》。这大概是张先生后来官社理论的雏形。我1998年至2001年间在中山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时，选定秦律爲研究对象，曾在与中山大学法律系中国法律思想史刘星教授的讨论课上，谈起张先生的观点，没想到令刘教授倍感新鲜，课后我还提供了该文複印件给刘教授。至于引起我震惊的是2005年购读张先生大着《秦制研究》以后，我在2002年出版的拙着《秦律新探》中曾指出商鞅移植法经至秦之说不可信，甚至法经六篇本身都是可疑的，是僞造的。竟然与张先生的主张不谋而合。此外，对秦律、汉律的理解上，张先生在书中也有不少独到的见解。荆州博物馆的彭浩先生曾主持整理张家山247号汉墓法律简牍的整理工作，也曾在与我的电话交谈中赞扬过《秦制研究》这部书。
此后，我从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任教于烟台鲁东大学的同门学长李炳泉兄处得到张先生的地址及电话，準备有机会到济南拜会访学。诚所谓“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是也！但遗憾的是因爲种种原因始终未能成行，只是打过两次电话。第一次通话我谈了对《秦制研究》的观感，甚至包括一些误读之处。张先生诚恳建议我写出，后来因爲种种原因没能完成，只写了一篇札记《江陵高台18号墓木牍与〈汉孟孝琚碑〉》发表在武大简帛网上。大概张先生年事已高，平时不太接触网络，对出土新材料如里耶秦简比较陌生，我谈了里耶秦简中关于徒隶制度的新材料，证明徒隶的终身服役性质，张先生都很感兴趣。第二次，我记得谈起过秦简《编年记》的性质问题。因爲根据荆州博物馆后来发掘多本类似《编年记》的竹书，《编年记》只是当时一种官方发布的历史读物，其上面的私家记事只是临时标注而已，后来我这篇《睡虎地秦简〈编年记〉性质探测》的论文发表在《北大史学》第14辑。张先生当时在电话中说，他也有类似看法，后来还寄赠给我一本2008年第3期《文史哲》杂志，上面张先生还用钢笔写上“内有拙文一篇 曹理宁教授惠存幷指正 张金光二〇〇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所谓内有拙文一篇指得就是《释张家山汉简〈曆谱〉错简——兼说“新降爲汉”》一文。由于我们一直未通过书信，故张先生根据我的自报家门，误写“旅”爲“理”字了。
人总是要离开这个世界的，学术界谈起张先生，总爲他一生的坎坷以及艰苦生活唏嘘不已。其实按照古人的“三不朽”论，张先生将以“立言”而不朽，将在人类思想文化宝库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这应该也是令张先生本人及后学感到欣慰的地方。就在此次成都秦汉史会议结束之前，主办方组织参观抗战时迁至宜宾李庄板栗坳的前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旧址，在董作宾先生破败不堪的故居面前，导游说了一句，这裏就是完成《殷曆谱》的地方。我突然又想起了张金光先生以及他的《秦制研究》。
2014年8月23日自成都归来之第三日 广州河南客村住所
（编者按：本文收稿时间爲2014年9月13日17：00。）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5/513294.html

以上是关于张金光先生与《秦制研究》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