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成氏》三题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容成氏》三题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容成氏》三题

（吉林大学历史系2008级硕士研究生）
提要：本文调整简43至简1-3后，这四支简属于一节。简35B在简43后单独作为一节，后有缺简。简32与简4-5属于一节。简文所述的上古氏族社会根据治理水準与境界的高低而成不同等级，一步一步地过渡到尧、舜、禹时期。关于简文述尧事、汤攻桀两段目前的研究中尚存在理解问题，本文重新作了释读。通过对尧“穴窥”选贤、舜设官分职、禹度地居民的考证，本文认为简文关于古帝制度方面的材料多出于类比和附会，沾染了浓厚的战国色彩。
关键字：《容成氏》 编连 释读 制度
楚简《容成氏》通篇述史，内容丰富，涉及了古史传说的诸多方面。因此自发表以来引起了学界的研究热潮。目前学界主要研究方向有：简序编连与简文考释、古史禅让传说的研究、历史地理问题的研究、古帝系统与古帝史事的研究等等，并由此引发了简文材料性质与价值的讨论，促进了对疑古、信古思潮的进一步地反思。相关研究成果为继续探索这些问题提供了基本的方向与方法。然而毕竟为时尚短，研究中忽视某些问题或产生一些误区在所难免。例如关于简文所载尧前氏族社会的认识比较笼统，对简文中的某些语句断句及解读不够準确，对简文所述古帝制度缺少考辨等等。对这些问题进一步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容成氏》这一重要的先秦文献。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对尧前帝王部分的简序作出了调整，对几处简文重新作了解读，并对简文涉及到的一些古帝制度方面的材料作了考实。今不揣谫陋，试说如下。
一、简序调整
《容成氏》经整理者李零先生的初步编连与分节，文意已基本可通。[1]陈剑先生认为原被拼合为35号简的两段残简在简的编绳位置和简文内容两个方面都有差别，不能拼合。陈文中将之重新编号为35A、35B。陈文的编连是1至3，35B，4至7、43，9至11、13-14、8、12、23、15、24至30、16至21、31-32、22、33-34、35A、38至41、36-37、42、44至53。[2]白于蓝先生在陈剑编连的基础上，对有关禹和启史事的几支简作了重新安排。这几支陈剑先生的编连是21-31-32-22-33-34-35A，白于蓝先生的编连是21-22-31-33-34-32-35A。陈剑、白于蓝两位学者都把36、37两简放在了41简之后，不如原整理者李零的编连合理。其他对简序编连提出意见的还有陈丽桂、王志平、黄人二等学者。[3]上述李零、陈剑、白于蓝几位学者的编连意见目前为多数学者所认同。[4]
笔者认为以上编连中关于尧前帝王部分尚需要进一步讨论。首先关于简35B：“……¨氏之有天下，厚爱而薄歛焉，身力以劳百姓。”此简所述有两点值注意：一，简文残留一“氏”字，可知此段所述仍属于上古氏族部分；二，《容成氏》完简一般每简抄写42字至45字不等，[5]简35B现存17字，缺字在25字以上。三，“厚爱而薄敛”的政治观念表明其时为氏族的较后阶段。《容成氏》简1在“之有天下也”之前述及多个氏族，而后文述及单个帝王如尧、舜、禹时却无此行文套话。根据简文的这种行文规範，笔者认为简35B缺字部分似乎不只记述某一个氏族，而是有可能像简1那样有多个氏族。也就是说简35B是单独一节的开始，“厚爱而薄敛”，说明其敍述的是一些治理水準与境界比容成氏这样的“至德之世”稍差些的氏族首领，在时代上也更靠后一些。
其次，简43载“其政治而不赏，官而不爵，无励于民，而治乱不¨。故曰：贤及¨……”放在35B之后不合适。此简提到行政无赏赐，设官无爵位，无爵无赏当然也没有禄。《庄子·马蹄》云：“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一而不党，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简文“无励于民”与上述《庄子》所述“天放”近似，这种社会状态下尚未产生爵禄赏罚刑杀制度，人民衣食住行靠的是本性，不需要外在的监督管理。《庄子》认为这种社会是“至德之世”，简文中的认识与之相似。实际上简文所述的这种政治理念与实践都是比较原始的一种。而35B所述政治纲领为“厚爱而薄敛”，如何厚爱？无非是爵禄赏赐，爱有厚薄也就有了差等。同时“薄敛”也证明其时已初步有了贡赋，产生了分化与对立。这种政治水準已经超越了“无励于民”的境界。因此我们认为简43应该置于简35B之前。细观简文，简43与简1-3都涉及到了“官”与“贤”，其内涵与性质差似，说的都是一种单纯的举贤，在时代上也较为一至，都是处于比较原始的阶段。因此我们认为简43属于简1-3一组，是彼种社会状态总结性质的文字。
李零、陈剑等学者只所以将此此简属于尧事一节，可能是因为简43中有“贤”字，而尧一节也提到了“贤”。其实两“贤”内涵不同，尧时已是“践施而时时赛”、“甚缓而民服”的社会，帝王以身作则来激励民众从事生产，靠不甚苛刻的政策让人民服从于统治。帝王本人的才能与品德及其施政纲领对民众生活的影响很大。这表明其时的社会状态已经超越了简43所述的较为原始的自然状态，已经出现了后世传统社会时期的一些基本因素。其时“贤”的内涵与择贤的标準与更早的无为而治之时自然有所不同。
再者对于简32，郭永秉先生仔细比对后认为简32“迵”上两字同于简5，都是“有吴”，其中简32“有吴迵”三字下都有重文符号。[6]如此，简32应为“入焉以行政，于是于治爵而行禄。以让于有=吴=迵=曰悳速蓑……”。我们认为郭氏的说法可从。简32与简4、5当为一组。此时已经开始“治爵行禄”，已经产生尊卑等级之分，因此简5又说到“上下贵贱，各得其列”，[7]可见等级制度渐趋森严。
根据以上几点看法，笔者认为《容成氏》关于尧前帝王的简序编排及分节为1至3、43；35B；32、4、5。简35B与简32之间可能有缺简。如果这种推测合理的话，我们发现简文所述的上古氏族社会也不是铁板一块。其所表达的政治观念与治世境界是不同的。最初时期，包括简1至3、43。其时“治而不赏，官而不爵，无励于民”，政治制度极简，颇具无为而治的特点。其后一段时期，即简35B所述，其时“厚爱而薄歛焉，身力以劳百姓”，已有初步的贡赋制度，相应地应该已经有初步的社会等级的区分；接着一段时期，包括简32、4-5，已是“治爵行禄”、“上下贵贱，各得其列”，社会等级已很森严；直到尧时已经是“甚缓而民服”，统治者的政策的好坏对人民生产生活水準的高低有着极大的影响。这种上古社会状态的分等在先秦文献中也有述及，例如《庄子·天运》云：“黄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尧之治天下也，使民心亲，……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竞，……禹之治天下，使民心变。”其中谈到黄帝以下，社会治理的境界越来越差。其中心思想虽然与简文所述有异，但其对于上古时期社会阶段分期的做法与简文有一致的地方。
有学者认为《容成氏》关于原始社会的描述“与《礼记·礼运》篇所描述的儒家的大同社会若合符节”，[8]根据上文的讨论，我们发现《容成氏》中所述上古部分与《礼运》中笼统的“大同”时代是有区别的。《礼运》篇中将社会阶段泾渭分明地分为“大同”、“小康”两种，而《容成氏》简文则是详细区分“大同”中的不同阶段，一步一步地过渡到夏、商、周的“小康”社会，最后到桀、纣末世。
二、简文新读
（一）简文述尧事一节，经李零先生整理后读为“昔尧处于丹府与藋陵之间，尧践施而时时赛，不劝而民力，不刑杀而无盗贼，甚缓而民服，于是乎方百里之中，率天下之人就，奉而立之，以爲天子。于是乎方圆千里，<于是于>持（？）板正位，四向
《容成氏》三题和，怀以来天下之民。”
李零先生认为“方”同于“方圆”，“方圆千里”下疑脱“之中”，持（？）板疑为手持笏板一类东西。可知他理解“方圆千里”在句中成分同于“方百里之中”，“率天下之人就，奉而立之”在句中成分同于“持板正位，四向委和”。如此一来，“持板正位”前多了“于是于”三字，李零先生认为其是衍文。
《容成氏》三题，李零先生未释，何琳仪先生释为“委”，意为“属”或“归”。[9]苏建洲等学者翻译此句为“于是乎方圆百里的诸侯，率领他们的人民前来归附，并拥戴共立尧为天子。于是乎方圆千里的诸侯，拿持笏板依照位列排好，从四方而来讬付天下的和平于尧，天下之民受到怀柔而归附。”[10]翻译中基本同意李、何等学者的意见。
笔者认为以上理解有三个问题：一者，既然是“天下”之人又怎么会属于某方圆百里或千里呢？再者，“怀以来天下之民”的主语又是谁呢？依文意当是尧，可是此句却与“持板正位，四向委和”连在一起。以致于苏建洲等学者翻译此句时颇费思量，最终翻成了被动句：天下之民被怀柔。三者，“和”是个抽象名词，不能用来“属”或“归”给某人。正是鑒于上述第一个问题，陈伟先生认为“率”属上读，意为顺服，又将原释为“就”的字改释为“戚”以与“率”对应。[11]
就简文所产生的理解问题，我们认为此句有重新解读的必要。新读主要基于以下五点认识：1、“于是乎方圆千里”与“方百里之中”不同，其后不脱“之中”。“方百里之中”在句中是作状语，意为在百里平方大小的地方；“于是乎方圆千里”单独成句，指尧的统治区在天下之人“奉而立之”后，幅员已至千里平方。2、“天下之人就”语意完足，“率”非动词，而是语气助词。清王引之《经传释词》卷九“率”字条下引王念孙曰“率，语助也。”又引《书·汤誓》“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堪协”，《君奭》“率惟兹有陈，保乂有殷”等典籍中相同用法证之。[12]俞樾也认为上举《汤誓》中三“率”字俱为语词。[13]3、“于是于”非衍文，承前省略主语尧。4、“正位”的执行者当是尧。《尔雅·释官》：“中庭之左右谓之位。”邢昺疏：“位，群臣之列位也。”正群臣之列位之人自应是尧，而不是百官自正。5、“四向委和”中委与和意思相似，“委和”属一组合词，指尧“四向”时所持的态度。《说文》“委，随也。”徐铉曰：“委，曲也，取其禾穀垂穗委曲之皃。故从禾。”段玉裁注“随其所如曰委。”其意指柔曲、顺从。《诗经·召南·羔羊》“委蛇委蛇”，郑《笺》云：“委蛇，委曲自得之貌。”《鄘·君子偕老》“委委佗佗”，毛《传》曰：“委委者，行可委曲从迹也。”[14]其中的“委”都是这个意思。“四向”泛指外界。全句指尧与外人交接中顺和的态度。
根据以上五点，笔者认为此处断句如下：“昔尧处于丹府与藋陵之间，尧践施而时时赛，不劝而民力，不刑杀而无盗贼，甚缓而民服，于是乎方百里之中，率天下之人就。奉而立之，以为天子。于是乎方圆千里。于是于持（？）板正位，四向委和，怀以来天下之民。”简文简明扼要地敍述了尧的发展史。尧起初处于丹府与藋陵之间，地方只有百里见方。因其亲力施为、政策适当，在这方圆百里之中，天下之人聚集，奉尧为天子。此时尧的统治区域扩大到了方圆千里。尧于是持（？）板，正群臣列位，与外界交接时採取和顺的态度，以怀柔召集更多的人和土地。简文敍述了尧由最初的百里之地发展到拥有天下之民和土地的过程。正是在获得天下的前提下，简文接下来才能够敍述“尧以天下让于贤者”。
实际上，以百里之地而王天下是战国时期儒家思潮之一。例如《孟子·梁惠王》上载“孟子对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朱熹《章句》“百里，小国也。然能行仁政，则天下之民归之矣。”[15]又如同书《公孙丑》上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再如《荀子·仲尼》篇“文王载百里之地而天下一”，杨谅注“以有道也。”又《儒效》篇“用百里之地而不能调一天下，制强暴，则非大儒也。”简文中说的也是这个道理，尧能以百里而王天下的决定条件也是其善行仁政。
（二）关于汤伐桀、桀外逃一段，简文为：“如是而不可，然后从而攻之。升自戎遂，入自北门，立于中
《容成氏》三题。桀乃逃之鬲山氏，汤又从而攻之，降自鸣条之遂，以伐高神之门。桀乃逃之南巢氏，汤又从而攻之，遂逃，去之苍梧之野。汤于是乎征九州之师以
《容成氏》三题四海之内，于是乎天下之兵大起，于是乎亡宗戮族残群焉。”
有学者通过研究简文，认为桀在鬲山氏之后逃到鸣条。[16]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对简文的误读。简文“升自戎遂，入自北门，立于中
《容成氏》三题”的主语是汤，汤所进入的地方或许就是桀都城。其后桀逃向鬲山氏，应当是逃向鬲山氏的都城。之后汤追赶桀，自鸣条之遂下行，攻打高神之门，鸣条之遂可能距鬲山氏都城很近，这样才能居之临下，攻打高神之门。简文汤每次攻打一地时，首先要佔领某遂，接着攻打某门，可见“遂”和“门”应是都城的两处防护设施。鸣条之遂应是鬲山氏都城的防护设施而不是桀逃亡目的地。《史记·苏秦列传》中载苏秦说魏王：“越王勾践战敝卒三千人，禽夫差于干遂。……岂其士卒众哉？诚能奋其威也。”《正义》“夫差败于姑苏，禽于干遂，相去四十余里。”勾践利用三千兵力攻打干遂，苏秦仍说其所依仗的不是兵多而是兵威，足见遂作为防守处实在是易守难攻。根据《正义》所述也能够知道遂与都城相去不远，是以夫差可以走保之。许全胜先生认为鸣条之遂为战略要地，[17]有一定道理。
简文敍述桀逃向苍梧之野后，汤并没有继续追赶，而是四处徵发军队，巩固自己在各地的统治。《史记·殷本纪》：“桀败于有娀之虚，桀犇于鸣条，夏师败绩。汤遂伐三朡，俘厥宝玉，义伯、仲伯作《典宝》。”因此条记载，学者多认为三朡是桀逃亡路线上的一处。例如《集解》引孔安国曰“三朡，国名，桀走保之，今定陶也。”又如马保春先生认为“‘三朡’是汤追桀所至，则其亦必桀所到”。[18]发生在三朡的战事，笔者认为不是针对逃亡的夏桀，而是属于汤“平定海内”征伐其他诸侯的部分，相应于简文中的“汤于是乎征九州之师以
《容成氏》三题四海之内，于是乎天下之兵大起，于是乎亡宗戮族残群焉”。桀之事蹟随着桀都陷落、桀的逃跑已经告一段落。历代学者把三朡作为汤追桀中的一个地点，是对《史记》的误解。观《容成氏》简文以及《左传》、《国语》、《纪年》、《吕氏春秋·简选》、《墨子·明鬼下》等文献关于汤伐桀的记载，俱没有提到“三朡”这一地点，应当不是巧合，当能证明笔者此意。
三、制度考实
有学者认为简文中关于古帝行政制度方面的材料弥补了典籍材料的不足。[19]我们认为这一点需要辩证地看待。一方面简文中敍述的上古人物事蹟可能有真实地历史质素在其中，同时这些敍述很大程度上出于附会，带有浓厚地战国时代的思想意识，特别是制度方面的材料尤为如是。笔者试举三例说明之。
（一）尧“穴窥”选贤。简文云：“尧乃为之教曰：‘自入焉，余穴窥焉，以求贤者而让焉。’”这种人才选拔方式与典籍中记载的不同。典籍中所记的方式主要是推举。例如《史记·五帝本纪》云：“尧曰：‘悉举贵戚及疏远隐匿者。’众皆言于尧曰：‘有矜在民间，曰虞舜。’”推举出来之后还要进一步考察所推之人的品行，最终荐之于天。再如《礼记·王制》云：“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又曰：“司马辨论官材，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王制》裏的这种选举制度由乡一级选拔到一国範围内之选拔，最后由王裁定，更加系统。像简文中的“穴窥”这种选拔人才的方式先秦典籍中少见。
虽则少见，“穴窥”这种方式却又颇具战国时代色彩。“穴”是战国时期攻城的一种方式。《墨子·备城门》云：“子墨子曰：何攻之守？禽滑釐对曰：今之世常所以攻者，临、钩、冲、梯、堙、水、穴、突、空洞、蚁傅、轒輼，敢问守此十二者奈何？”又《韩非子·八说》：“干城巨冲，不若堙穴伏橐。”这种攻城方式其主要特点据《墨子》文中所述，是需要秘密进行，使城中之敌不知所穴何处。是故《墨子·备穴》篇所述应对这种攻城方式的办法即为“使聪耳者伏罂而听之，审知穴之所在，凿穴迎之。”可见一旦为城中之人所知晓，穴攻也就失去了效果。与此相似，“穴”也是一种入室偷盗方式。《吕氏春秋·听言》：“今人曰：‘某氏多货，其室培湿，守狗死，其势可穴也。’”“培”据于省吾先生考证是“坏”之借字，意为墙。[20]狗死不能示警，正利于保密。简文中所述的“穴窥”选拔人才的方式目的也是为了在选拔物件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来考察此人是不是贤才。其特点与战国时穴攻一样，都是要保密，要在物件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
“穴”也是战国时期一种秘密获得情报的方式。《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惠王爱公孙衍，与之间有所言，曰：‘寡人将相子。’甘茂之吏道穴闻之，以告甘茂。”同篇所载此故事尚有另一版本：“樗里疾，秦之将也，恐犀首之代之将也，凿穴于王之所常隐语者。俄而王果与犀首计曰：……于是樗里疾已道穴听之矣。”这裏所说的穴闻、穴听都是秘密获得情报而不使对方察觉。《孟子·滕文公》下云：“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踰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说的也是由穴窥的方式察知对方的资讯。简文通过“穴窥”选拔人才与《韩非子》、《孟子》所述虽然具体目的不同，但从大处讲，都是通过“穴”这种方式来获得自己需要的情报资讯，这点是一致的。以上分析说明简文尧“穴窥”选拔人才的方式具有浓厚的战国时期的色彩，杜撰的成份很大。
（二）舜设官分职。简文云：“舜听政三年，……乃立禹以爲司工。……天下之民居定，乃¨食，乃立后稷以爲盈。……民有余食，无求不得，民乃实，骄态始作，乃立皋陶以爲李。……三年而天下之人无讼狱者。天下大和均，舜乃欲会天地之气，而听用之，乃立契[21]以爲乐正。契既受命，作爲六律六吕，辨爲五音，以定男女之声。”所设官职为司工负责居，盈负责食，李负责讼，乐正负责乐。相似事件，《尧典》以及《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有所不同。两书中设官顺序为禹为司空，弃为后稷，契为司徒，皋陶为士，垂为工，益为虞，伯夷为秩宗，夔为典乐。对后一种排序，清崔述说：“禹于尧之季年已成司空……水土平，然后耕耨可兴，故命稷次之。衣食足，然后礼义可教，故命契次之。不教而杀谓之虐，教之不从，然后齐之以刑，故命皋陶次之。此四官皆救民之急务，正民之要术。”[22]可见在此种排序中，乐正之职的重要性已为司徒所取代，或许一定程度反映了政治分工更加专门化、政治的理性色彩渐趋浓厚时期的事实。
从“会天地之气”和“定男女之声”两点来看，简文乐正一职实际上兼有以乐沟通天地之气和以乐教化民众两种职能。这一点与《礼记·王制》中所载有相似之处。《王制》：“大乐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从质于天子，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齐戒受质。”与《周礼》所述不同，其中大乐正受大司徒辖制。无疑，此处大乐正一职也应负有乐职和教职两种任务。据学者考证，《王制》此部分写成于战国中期，[23]《容成氏》的写成时期也大致在同一时期。[24]二者关于设官分职的知识背景有一致之处，简文将之附于舜事。
（三）禹度地居民。简文云：“禹听政三年，……关市无赋。禹乃因山陵平隰之可封邑者而繁实之，乃因迩以知远，去苛而行简，因民之欲，会天地之利，夫是以近者悦治，而远者自至。四海之内及，四海之外皆请贡。”《礼记·王制》中有相似记载：“古者，公田，藉而不税。市，廛而不税。关，讥而不征。……司空执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泽，时四时，量地远近，兴事任力。……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穀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又说：“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其性也，不可推移。……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
简文所谓“关市无赋”与《王制》所述一致。简文禹选择居住点的指导原则与《礼记》更是相似，都是通过考察度量山川平原的实地情况来决定。二者所述的政治纲领也是一致的：简文中说“会天地之利”，《王制》中是“必因天地寒暖燥湿”，简文中说“因民之欲”，《王制》中说“皆有其性，不可推移“、“通其欲”，简文说“去苛行简”，《王制》中表述为“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值得注意的是，简文中禹以前的官职就是司空，《礼记》中从事上述各项事务者也是司空。这应当不是巧合。正如上文所说《容成氏》与《王制》有着相似的知识背景与源头，故而二者所述政治制度相似度很高。简文所述很可能也是将当时的一些传说附到了禹的名下。
通过以上三点考实，我们认为《容成氏》关于行政制度方面的记载，可能有着早期政治的史影，但更大程度上沾染了浓厚的战国时代色彩。《荀子·非相》中说：“五帝之外无传人，非无贤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无传政，非无善政也，久故也。禹汤有传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无善政也，久故也。”所谓“五帝之中无传政”说的就是五帝时代的政制因其久远并没有流传下来。荀子处于战国时期，就已经就此发现，根据我们以上的考实，荀子的看法是有道理的。当时所流传的五帝时代的政治制度很大程度上出于类比与附会。
（编者按：[1]见李零整理：《容成氏》，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49-293页，下文所引简文及李零先生的意见俱出于此。
[2]陈剑：《上博简〈容成氏〉的竹简拼合与编连问题小议》，朱渊清、廖名春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续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第327-334页。
[3]参考陈丽桂：《谈〈容成氏〉的列简错置问题》，朱渊清、廖名春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续编》，第335-345页；王志平：《〈容成氏〉中制乐诸简的新阐释》，朱渊清、廖名春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续编》，第397-411页。
[4]参考王瑜：《〈容成氏〉的竹简编连及相关问——兼与黄人二等商榷》，《社会科学评论》2008年第2期。
[5]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第249页。
[6]郭永秉：《楚地出土战国文献中的传说时代古帝王系统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历史学系，2006年，第18页。
[7]此处“列”从陈伟先生的考释。参见陈伟：《〈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零释》，《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8]罗新慧：《〈容成氏〉、〈唐虞之道〉与战国时期禅让学说》，《齐鲁学刊》2003年第6期。
[9]何琳仪：《第二批沪简选释》，朱渊清、廖名春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续编》，第451-452页。
[10]季旭昇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读本》，（台湾）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第121页。
[11]陈伟：《竹书〈容成氏〉零识》，http://www.bsm.org.cn,2005年11月13日。
[12]王引之：《经传释词》，岳麓书社，1984年，第215页。
[13]俞樾：《群经平议》卷四，《续修四库全书》178经部群经总议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2页。
[14]参考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中华书局，1989年，第88页。
[1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206页。
[16]此类论文例如郑杰祥：《商汤伐桀路线新探》，《中原文物》2007年第2期，又如吴锐：《从〈容成氏〉所记桀逃亡路线看夏文化与西部的关係》，《人文杂誌》2007年第2期。
[17]许全胜：《〈容成氏〉篇释地》，朱渊清、廖名春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续编》，第373页。
[18]马保春：《由楚简〈容成氏〉看汤伐桀的几个地理问题》，《中国历史文物》2004年第5期。
[19]参考晏昌贵：《〈容成氏〉中的“禹政”》，朱渊清、廖名春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续编》，第358-366页。丁四新《楚简〈空成氏〉“禅让”观念论析》，简帛网http://www.bsm.org.cn/，2005年11月08日。
[20]参考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705页。
[21]契从陈伟考释。参见陈伟：《〈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零释》，《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22]崔述：《唐虞考信录》卷二、三，顾颉刚主编《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77-79页。
[23]王锷：《礼记成书考》，中华书局，2007年，第188页。
[24]参见姜广辉：《上博藏简〈容成氏〉的思想史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3年1月23日第003版。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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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关于《容成氏》三题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