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时器-汉代的计时器及相关问题（连载二）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计时器-汉代的计时器及相关问题（连载二）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汉代的计时器及相关问题（连载二）

连载一
（三）
有研究者指出，汉代边燧地处荒僻，数量成百上千，“不可能每燧皆有漏壶”。[70]以上认识大约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漏壶相当贵重，基层和民间难以拥有；只有大型漏壶或复壶，才能进行长时段的精细计时。这些观点都值得商榷。其实，漏壶也有粗简而价廉的；那些结构简单的小型漏刻，只要使用得当，也可以满足测度长时段的需要，且精确度不低。
首先应指出，在文献里，有不少军事活动中使用“漏刻”或“漏”的记载。有意思的是，在使用“漏刻”或“漏”的同时，还伴有 “立表”。在兵书中的例子，如：
明告战日，漏刻有时。大将设营而陈，立表辕门，清道而待诸将吏。至者校其先后，先期至者赏，后期至者斩。（《六韬·犬韬》）[71]
《六韬》是先秦兵书。“辕门”，军营大门。在营门立表，其目的应是校准“漏刻”，以检查诸将吏是否按时到营。在“辕门”设表，亦见《尉缭子·将令第十九》：“出国门之外，期日中设营。表置辕门期之，如过时，则坐法。”[72]这是又一个用表测定“日中”的例子。在正史中，更有以“立表下漏”之法测定“日中”的明确记载，如：
（司马穰苴）与庄贾约曰：“旦日日中会于军门。”穰苴先驰至军，立表下漏待贾。贾素骄贵，以为将己之军而己为监，不甚急；亲戚左右送之，留饮。日中而贾不至。穰苴则仆表决漏。【索隐按：“立表谓立木为表以视日景，下漏谓下漏水以知刻数也。”“仆者，卧其表也。决漏谓决去壸中漏水。以贾失期，过日中故也。”】（《史记》卷六十四《司马穰苴列传》）
（孙）权使潘璋邀其径路，觇候者还，白羽已去。范曰：“虽去不免。”问其期，曰：“明日日中。”权立表下漏以待之。及中不至，权问其故，范曰：“时尚未正中也。”顷之，有风动帷，范拊手曰：“羽至矣。”须臾，外称万岁，传言得羽。（《三国志》卷六十三《吴书·吴范传》）
前一条出自《司马穰苴列传》，司马穰苴是春秋时齐国大夫。“军门”即“辕门”。“立表下漏”以待“日中”，不仅显示了“表”与“漏”在使用中的联合与相属，也显示了“表”在正午校“漏”的作用。[73]后一条出自《吴范传》，吴范是三国时孙权僚属。此亦“立表下漏”以待“日中”的例子，前后两条极似。
军中以“立表下漏”之法计时的制度一直沿用到后世。宋代的有关记载，如：
绍兴乙卯，岳武穆公受命讨杨幺……乃谓钦曰：“宣抚与太守监司待于城上，立表下漏，以俟公来，过期即进兵，董统制已列强弩火箭以俟命。”（岳珂《百氏昭忠录》）[74]
明代的有关记载，如：
梁公之煦育吾曹殆婴儿，然至出军令，立表下漏，军正左右视，士立骈植，毋敢以毫髪忤者。（王世贞《苏松叅将梁公徳政记》）[75]
以上数例皆记军中之事，又前引《周礼》所载“挈壶氏”亦军事将领司马的属官，可知在中国古代的军事活动中，用“表”、“漏”计时的制度曾延续两千年以上。这当与军事活动对计时的准确划一要求严格有关。这也是军事系统中使用刻漏，以及表的重要功能之一是校准刻漏的确切的证据。
刻漏并不都是贵重之物。农家使用的田漏就是一种粗制刻漏，其历史相当悠久。1981年，云南省大理大展屯二号汉墓出土了一批陶质明器，包括楼、仓、农田模型等。其中，有一件筒形器“仅残存下半部，泥质灰陶，腹壁近底处有一圆孔，孔径2.6厘米，残高11.5、底径13厘米”。[76]该筒形器与粮仓、农田模型等放在一起，研究者认为这可能是“田漏”的模型。[77]
宋人留下了一些吟咏“田漏”的诗文：
瓦罂贮溪流，滴作耘田漏。不为阴晴惑，用识早暮候。辛勤无侵星，简易在白昼。同功以为准，一决不可又。（梅尧臣《田漏》诗）[78]
占星昏晩中，寒暑已不疑。田家更置漏，寸晷亦欲知。汗与水俱滴，身随阴屡移。谁当哀此劳，往往夺其时。（王安石《田漏》诗）[79]
可知当时农家除了通过昏晚占星来推算寒暑季节外，还通过“置漏”来测度时间，而这种“耘田漏”是用“瓦罂”制作的。李壁注王安石《田漏》诗曰：
《东坡远景楼记》：“四月初吉，榖稚而草壮，耘者毕出，立表下漏，鸣鼓以致众。择其徒为众所畏信者二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进退作止，惟二人之聴。七月既望，榖艾而草衰，则仆鼓决漏，买羊豕酒醴，以祀田祖。”观此诗，则田之有漏，江西、蜀中皆然。[80]
是宋代乡村在农忙期间也用“立表下漏”的方法计时，并以鼓为号。[81]
元代王祯在《农书》中记载了田漏的制作与校准方法：
田漏，田家测景水器也。凡寒暑昏晓，已验于星；若占候时刻，惟漏可知。古今刻漏有二：曰称漏，曰浮漏。夫称漏以权衡作之，殆不如浮漏之简要。今田漏概取其制，置箭壶内，刻以为节，既壶水下注，则水起箭浮，时刻渐露。自巳初下漏而测景焉，至申初为三辰，得二十五刻；倍为六辰，得五十刻。画之于箭，视其下，尚可增十余刻也。乃于卯、酉之时，上水以试之，今日午至来日午，而漏与景合，且数日皆然，则箭可用矣。如或有差，当随所差而损益之，改画辰刻，又试如初，必待其合也。农家置此，以揆时计工，不可缺者。[82]
“既壶水下注，则水起箭浮”，说明该田漏属浮箭漏。其箭尺是这样刻画的：在正午之前“巳初下漏”，同时“测景”，即测日影；3辰得25刻，倍为50刻，刻画在浮箭上，50刻之下再增画10余刻；然后在日出、日入（卯、酉之时）两次上水试验（测昼漏与夜漏），“今日午至来日午，而漏与景（影）合，且数日皆然，则箭可用矣”。则其制作与校准亦依赖正午时对日影的观测。在《农书》的“田漏”图中，“田漏”放置在田边，由一供水的木制大桶、一受水的大瓮两容器组成；桶的安放位置比瓮高，注满水，其下部有流管（或泄孔），桶中水由此漏出，经瓮口流入大瓮；瓮口有一根条状物竖直露出，应即浮箭。箭尺依据在一定时间内的实测来刻画，制作并不繁难。不过，《农书》“田漏”图中的田漏体量相当大（供水桶的高度超过成年男子，受水瓮亦齐肩高，二器的直径似皆在半米以上），不一定适合军用。其浮箭又没有细密的刻度，不能计量小于“刻”的时间单位（从图上看，其计时单位似乎只是“时辰”），这一点也与汉简资料中的有关记载不合。那么，汉代边燧有否可能使用一种与田漏简易程度相似，但计时较为精细且又轻便的的小型刻漏？
刻漏在汉代有一个演进的过程。据研究，在汉武帝以前，人们所使用的刻漏是沉箭漏；约在汉武帝时，发明了浮箭漏；至迟在东汉初，发明了二级补偿式浮箭漏。[83]前者为单壶，后两者为复壶。不过，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同类型的漏刻是并存的。例如，尽管沉箭漏的发明早于浮箭漏，但沉箭漏“干章铜漏”的年代却晚于浮箭漏“巨野铜漏”。从“干章铜漏”壶身的铭文“河平二年”（前27）来判断，该漏壶制作于汉成帝时，属西汉晚期之物。而“巨野铜漏”所出墓葬的墓主可能是汉武帝子昌邑哀王刘髆。《汉书》卷六十三《武五子传》：“昌邑哀王髆，天汉四年立，十一年薨。” 天汉四年即前97年，刘髆在位11年，当死于汉武帝后元二年，即前87年。据此，“巨野铜漏”的制作时间约在西汉中期，而“干章铜漏”至少要比它晚60年。不同类型漏刻的并存，说明计时器的更改是不大可能在短期内普遍实现的。
不同类型的漏刻并存的另一原因，是它们各有其用。其实，像“干章铜漏”这样的单壶刻漏也自有其解决问题的办法。使用此类小型刻漏“一刻之漏”或数刻之漏的时候，当壶内的水位降低到一定程度，只要再次补水至满（或以另一注满水的漏壶替之），重复地接续计时，就可以满足测度长时段（如“昼漏”、“夜漏”）的需要。据对“干章铜漏”的实验研究，“一刻之漏”的日误差不过1刻左右，甚至更小。[84]从目前所见资料看，沉箭漏的容水量大概都不大，多属“一刻之漏”或数刻之漏，形制大致与“干章铜漏”相仿，壶中箭尺无法连续测度稍长的时段，更遑论百刻。但是，只要恰当地划分刻度，其箭尺却可以计量小于“刻”的时间单位。通常说来，单壶刻漏的整支箭尺所测度的时间是1刻（或数刻），而复壶刻漏由于实现了连续无间断计时，其整支箭尺所测度的时间要长于前者。故单壶刻漏往往更便于计量较小的时间单位。而且，在长时段的计时过程中，由于单壶刻漏是接续工作的，需要频繁补水或更换漏壶，故易于防止流管的淤塞，对水质、气温和环境等均要求不高。
而复壶刻漏的情况则不同。由于复壶刻漏的准确度取决于流量的稳定性，故其供水壶必须有较大的内径，[85]这就导致复壶刻漏的整体尺寸较大，从而又导致其重量较大。例如，“巨野铜漏”就重达74公斤，而这仅是一具单级浮箭漏的供水壶（漏壶）的重量，其箭壶、箭尺及容水的重量尚未计入。此外，复壶刻漏对水质、气温和环境亦有较高要求，如需要使用井水，需要控制温度，需要置于密闭的建筑内，等等。对其守护稍有不周，就会影响水的流量。[86]两相对比，单壶刻漏的体量与重量较小，搬动和携带较便，使用条件也不很严格，似乎更适合军中配备。当然，小型漏壶有其明显的缺陷，即补水的时间间隔短，需要人来值守。不过，对于处在警戒状态的军事防御组织来说，值守一般不成问题，故弥补此缺陷并不困难。
在西北边地汉简中，有依据刻漏纪时的零星记载。较为明确的，是以下两条：
[简5]□□平明里大女子
计时器-汉代的计时器及相关问题（连载二）上书一封。居延丞印。上公车司马。建平五年二月辛未，夜漏上水十刻起。（《居延汉简释文合校》506.5）[87]
[简6]东第一封橐一，驿马行。西界封书张史印。十二月廿七日甲子，昼漏上水十五刻起，徒商名。永初元年十二月廿七日，夜参下餔分尽时，縣泉驿徒吾就付万年驿。（《敦煌悬泉汉简释粹》ⅥF13C②：10）[88]
[简5]中的文书，有“居延丞印”，当“起”自居延县府；[简6]中的文书，有“西界封书张史印”，以驿马传送，当“起”自“西界”之官署；可知二简所记录的时间皆系依据官署内的刻漏，其计时单位为“刻”。“夜漏上水”、“昼漏上水”，说明所用的刻漏为浮箭漏。[89][简5]出自居延，[简6]出自敦煌，是两边郡所用时制相同。按此，该地区内的各边燧亦当使用与此相同或相似的时制，拥有相应的水钟。
然而，在那些记录和反映边燧活动的汉简中，却使用了与[简5]、[简6]不同的纪时方式，如：
[简7]鸡后鸣九分。（《居延新简》EPT51：6）[90]
[简8]人定桼分半分。（《居延新简》EPT27：51）[91]
[简9]诣居延都尉府。五月壬戌下餔，临木卒护受卅井城
计时器-汉代的计时器及相关问题（连载二）北𤎩卒则。癸亥蚤食五分，当曲卒汤付□□卒□。执胡□□收降卒□□。定行九时五分，中程。（《居延汉简释文合校》229.4）[92]
[简10]南书一封，居延都尉章，诣张掖大守府。十一月甲子夜大半，当曲卒昌受收降卒辅。辛丑蚤食一分，临木卒□付卅井卒弘。界中廿八里，定行
计时器-汉代的计时器及相关问题（连载二）□程二时二分。（《居延汉简释文合校》317.27）[93]
[简11]
计时器-汉代的计时器及相关问题（连载二）月十二日庚辰夜大晨一分尽时，万岁扬威隧长许玄受宜禾临介徒张均。
（《敦煌汉简释文》2189）[94]
在这五简中，[简9]、[简10]即本文开始时提到的“邮书课”。“临木”、“城
计时器-汉代的计时器及相关问题（连载二）北”、“当曲”、“执胡”、“收降”、“扬威”、“临介”等皆燧名。由以上诸简可知：汉代西北边燧用“时”与“分”纪时；“时”的名称有“鸡后鸣”、“人定”、“下餔”、“蚤食”、“夜大半”、“夜大晨”等；纪“时”不用数字，“分”用数字；1“时”等于10“分”，精细度可达“半分”。需要注意的是，一日百刻的“刻”之下亦有“分”，[95]而此处简文中出现的“分”乃是“时”之下的“分”。二者虽然皆称作“分”，但其实是不相等的时间单位。关于汉简所见汉代的“时”“分”、时称和时段的划分等问题，笔者将另作专文探讨，兹亦不赘。
不同的纪时方式，应是由所依据的水钟类型不同所致。[96]对于汉代的时制，目前学界尚无定论。较为流行的，有一日分为十二时、十六时、十八时等三说。[97]但无论取哪一说，由于1日等于100刻，故1“时”必大于1刻；又由于1“时”等于10“分”，故此处简文中的1“分”必小于1刻。由此，可以推知边燧所用水钟当能够计量较小的时间单位。在汉代，边燧的自然环境和工作条件都相当恶劣，然而因其职责的性质，在计时方面却要求较高。通过对汉代计时器的发展、种类和使用情况的分析，以及从边燧汉简所显示的精细度颇高的纪时方式来看，当时边燧所使用的记时器应当是表和一种小型刻漏。这种小型刻漏或即沉箭漏，但并非“一刻之漏”，而大约是相当于数刻之漏的“一时之漏”，或数时之漏。
前文所引“守御器簿”中，[简1]、[简2]、[简3]都在其所记录的众多的物品中包括了两种水器：
[简1]：“汲器二，储水罂二。”
[简2]：“储水婴二，汲落二。”
[简3]：“诸水婴少二□，汲桐少一。”
简文中的“汲器”、“汲落”、“汲桐”，应为同一种水器。“汲”，取水。“汲器”，取水之器。“汲落”的功用当同“汲器”。“桐”读为“桶”，“汲桐”即“汲桶”，也是取水之器。而“储水罂”、“储水婴”、“诸水婴”则同为另一种水器。“婴”读为“罂”，“诸”读为“储”。罂是大腹小口的陶器。《说文解字》缶部：“罂，缶也，从缶賏声。”罂为大缶，可用来储水。应指出，在[简1]、[简2]、[简3]中，取水之器和储水罂都是并列出现的。除记录缺损器物的[简3]，在[简1]和[简2]中，“汲器”或“汲落”不仅与“储水罂（婴）”列在一起，而且数量相同，都是两件。这表明它们可能是配伍使用的。
当然，汉简“守御器簿”中所记载的“汲落”与“储水罂”等可能只是单纯用于取水、储水的器具。但值得注意的是，[简2]所记录的取水器的名称是“汲落”。[98]“落”字有“漏”的含义。《慧琳音义》卷六十六“漏泄”条注引《考声》云：“漏，落也。”《希麟音义》卷三“渗漏”条注引《字书》亦云：“漏，落也。”[99]故“汲落”颇像是水钟所用水器的名称，而“汲落”和“储水罂”的配伍关系也恰与漏壶和储水器的关系相似。在通常情况下，无论是沉箭漏还是浮箭漏，当工作时，漏壶先要汲水，把壶装满，然后再不断地将水漏落到另一个储水的容器中。因此，对于“守御器簿”所记载的成对的水器“汲落”与“储水罂”，或许可以猜想：它们既有可能是取水和储水之器，也有可能是水钟。或二者兼之。
据上文所引《农书》等文献记载，像田漏之类简易的刻漏，实际上对所用水器的要求并不严格，木桶和瓦罂、陶瓮等都可以做供水、储水之壶。其计时的准确与否，是由箭尺的制作和校验来决定的。而箭尺的前身大约是军中使用的箭杆，或竹或木，质轻而价微。加之箭尺只是刻漏的一个部件，不能独自成器，此或即“守御器簿”等对其忽略不载的原因。
在考古调查中，居延遗址的一些地点，如肩水金关的F9，甲渠候官的F1、F16、F20、F23等房屋遗址内，曾发现了一种“灰陶瓮”。[100]它们“敛口、卷唇、大腹，可容水30公斤左右”，“被半埋在地面以下，有的位于房屋一角，有的临近灶台”。[101]这些陶瓮的容量不算很小，但未知其高度、内径等详情。它们被半埋到地面以下，其用意应是为了避免碎裂，也使之更加安稳。若将这些陶瓮用为水钟的受水壶（或储水器），则可与地面以上位置较高的漏壶形成落差。但它们是否即[简1]、 [简2] 、[简3]所记载的“储水罂”，以及它们是否被用作水钟，尚待研究。
在本文所讨论的几种计时器之外，中国历史上还先后出现过由晋代僧人惠远发明的“莲花漏”，[102]北魏道士李兰发明的秤漏和“马上奔驰”漏，[103]北宋燕肃发明的“莲花漏”，[104]南宋的“漏盂”和“香篆”钟，[105]以及元代的“灯漏”和“沙漏”等。[106]根据有关资料判断，这些计时器的产生年代均较晚，与汉代无涉，故置而不论。
综上述，中国古人的时间观念和计时方法，主要起源于对太阳的观察。汉代大致使用日钟和水钟两类计时器；前者包括土圭、日晷和表，后者包括沉箭漏、浮箭漏和简易的田漏等。汉代西北边燧所使用的计时器应当是表和刻漏，这种刻漏可能是一种简易的小型沉箭漏。由于水钟计时较细且不受阴天、黑夜的影响，故汉代采用以刻漏为主的计时体系。但水钟必须依赖日钟校正，要由日钟测定“日中”作为时间标准。需要注意的是，日钟是通过在白昼观测日影来计时的，而白昼会因季节更替而出现消长的变化，这就导致了古人对于测定白昼之起点与长度的重视。以上这些认识，应当作为了解汉代时制的基础和钥匙。　　
（本文发表于《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3期）
（编者按：[70]见宋会群、李振宏：《秦汉时制研究》，《历史研究》1993年第6期。刘復也有类似的观点，认为漏壶制造复杂，价值昂贵，决非平常人所能备，是国家测天文的机关、官府及贵族的专有品。见刘復：《西汉时代的日晷》，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三卷第四期（1932年），第580页。
[71]《六韬》，《诸子百家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0年版，第23页。
[72]《尉缭子》，《诸子百家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0年版，第14页。
[73]据文献记载，司马穰苴在其所作《司马法》中记述了“表尺”的规制，见《隋书》卷十六《律历上》：“梁表尺……萧吉云：‘出于《司马法》。梁朝刻其度于影表，以测影。’案此即奉朝请祖暅所算造铜圭影表者也。”
[74]（宋）岳珂：《百氏昭忠录》，《金佗续编》卷二十七，《四库全书》史部，传记类，名人之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文渊阁本，第446册，第728—730页。
[75]（明）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巻七十五《苏松叅将梁公徳政记》，《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280册，第261—262页。
[76]大理州文物管理所：《云南大理大展屯二号汉墓》，《考古》1988年第5期。文中附有该陶质筒形器的剖面示意图。
[77]华同旭：《中国漏刻》，第102—103页。
[78]（宋）梅尧臣：《宛陵集》巻五十一，《四库全书》集部三，别集类二，第1099册，第366页。
[79]（宋）王安石：《临川文集》巻十一，《四库全书》集部三，别集类二，第1105册，第79页。
[80]（宋）李壁：《王荆公诗注》巻十五，《四库全书》集部三，别集类二，第1106册，第108页。
[81]华同旭认为，宋代农村使用田漏，如农具一样“极为普遍”。华同旭：《中国漏刻》，第103页。
[82]《农书》农器图谱集之十四《田漏》，缪启愉：《东鲁王氏农书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709页，第377页图215。
[83]参华同旭：《中国漏刻》，第38页。其说可从。
[84]参华同旭：《中国漏刻》，第152—153页，第24页。
[85]在出水流管相同的情况下，壶内横截面越大，在相等的时间里，水位变化就越小，流量就越稳定。参华同旭：《中国漏刻》，第35页。
[86]参华同旭：《中国漏刻》，第二章第七节。又，华同旭在实验中发现，放置漏壶的室内稍有震响（如人的脚步略重），就会影响漏水的流量。见薄树人：《中国漏刻》序，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
[87]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下），第608页。
[88]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88页。
[89]西汉中期以后，官署内所用漏壶多为浮箭漏。简牍中的例子，亦见尹湾汉简“元延二年日记”：“十二月小。戊子朔。己丑，君不幸……癸巳，宿府。甲午，夜漏上六刻，失火。” 连云港市博物馆等：《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41—142页。
[90]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居延新简》，第171页。
[91]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居延新简》，第80页。
[92]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上），第371页。
[93]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下），第514页。
[94]吴礽骧、李永良、马建华：《敦煌汉简释文》，第237页。
[95]汉代将1“刻”分为10“分”，见《后汉书》志第三《律历志下·历法》：“推诸上水漏刻：以百乘其小余，满其法得一刻；不满法什之，满法得一分。”隋代将1“刻”分为60“分”，见《隋书》卷十九《天文志上·漏刻》：“开皇十七年，张冑玄用后魏浑天铁仪，测知春秋二分，日出卯酉之北，不正当中。与何承天所测颇同，皆日出卯三刻五十五分，入酉四刻二十五分。昼漏五十刻一十分，夜漏四十九刻四十分，昼夜差六十分刻之四十。”此后历代刻漏多沿用此制。
[96]又如，上引[简6]记载，西界官署发出文书的时间为“昼漏上水十五刻”，而文书在悬泉驿交接的时间为“夜参下餔分尽时”。所以会出现这两种不同的纪时方式，也是由于官署与驿置各自使用了不同类型的水钟。
[97]例如，劳榦主张十二时说，见劳榦《居延汉简考证·古代记时之法》，（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四十《居延汉简考释之部》，1960年，第67-69页；于豪亮认为秦汉时并行十二时、十六时两种记时制度，见于豪亮《秦简〈日书〉记时记月诸问题》，中华书局编《云梦秦简研究》，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51-354页；宋会群、李振宏主张十六时说，见宋会群、李振宏《秦汉时制研究》，《历史研究》，1993年第6期；陈梦家主张十八时说，见陈梦家《汉简年历表叙》，《汉简缀述》第248-251页。
[98]“落”，从《居延汉简释文合校》释。据该书本简（506.1）注，此字《甲乙编》、《甲编》未释出，作“□”，《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作“荫”。经查看图版，此字左为“氵”，右上为“
计时器-汉代的计时器及相关问题（连载二）”，右下与汉简中草书的“各”字形略同，应释作“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居延汉简甲乙编》上册，甲图版壹肆捌，中华书局1980年；并参陆锡兴：《汉代简牍草字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89年，第22页。
[99]（唐）释慧琳、（辽）释希麟：《正续一切经音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二册，第2645页；第三册，第3823页。
[100]甘肃居延考古队：《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图一三、一四，《文物》1978年第1期。
[101]见初师宾：《汉边塞守御器备考略》，《汉简研究文集》第158页。
[102]（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中，《四库全书》子部十二，小说家类，杂事之属，第1035册，第433页。
[103]见（唐）徐坚等：《初学记》卷二十五《器物部·漏刻》，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96页；（宋）王应麟：《玉海》卷十一《律历·漏刻》，广陵书社2003年版，第208页。
[104]见（宋）王应麟：《玉海》卷十一《律历·漏刻》，第212页。
[105]“漏盂”，见（元）陶宗仪：《说郛》卷109下，阙名《漏刻经》，《四库全书》子部十，杂家类，杂纂之属，第882册，第338页。 “香篆”钟，见（宋）洪刍：《香谱》卷下，《四库全书》子部九，谱录类，器物之属，第844册，第231页。
[106]“灯漏”，见《元史》卷四十八《天文志一·大明殿灯漏》；“沙漏”，见《明史》卷二十五《天文志一·仪象》。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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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关于计时器-汉代的计时器及相关问题（连载二）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