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是人民群众何时真正成为过历史主人？决定历史的主要力量还是那些英雄、精英和领袖，人民是在他们的主导下，按他们设计和规定的生活方式生存。惟有上世纪80年代，边缘力量的自发行为推动改革，改写了中国历史。边缘力量是由无数边缘人物组成的，他们在极其艰难的生存坏境中，依靠生存本能、常识和最低限度的知识，在坚硬的体制外面，像蚂蚁啃骨头那样，一点一点开掘出自己的发展空间。 事实上，自1990年代以来，尤其是在最近10年，在国家权力大幅膨胀和国有经济大幅增长的同时，社会边缘力量一直在自主运行着。随着时代的进步，它们所要完成的任务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1980年代的四大边缘力量主要限于经济领域，它们共同追求的是经济上的各项权利；而1990年代以来形成的社会边缘力量，有着更广泛的诉求，不仅涉及经济和政治权利，而且涉及环境保护、食品安全、公共服务、慈善捐赠、消费者权益保护、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等几乎所有社会领域。尤其是在涉及公民财产和人身权利时，来自边缘力量的抗争，推动了这个时期仅有的一些制度进步。 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在媒体人和法律人的推动下，迅速演变为一个全国性讨论，城市遣送收容制度成为众矢之的，国务院废除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2009年的“唐福珍自焚事件”，民怨沸腾，国务院推出了新的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2012年陕西镇坪强制堕胎事件，激发了国人对计划生育制度的广泛质疑，普遍要求终止这个制度。“任建宇劳教案”和其他几个劳教案，在媒体和维权律师的积极干预下，动摇了存续50多年的劳动教养制度。“乌坎事件”的意义更为重大，表明农村领域的改革已从权利进入到权力阶段，农民已经意识到，没有政治权力，经济权利就无法得到有效保障。 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社会和政治进步，来源于底层力量的推动，来源于边缘人物的遭遇和命运。他们身不由己地被卷入一个偶发事件，他们的悲惨命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进而引发制度变革。他们其实并不是孤立的个体，他们遭遇的苦难和迫害，对所有不享有特权保护的人们都具有同样的现实性。这些边缘人物以他们的受难，唤醒了社会各个阶层的权利意识，由点到面，从下到上，逐步形成了推动制度进步的巨大力量。 微博时代的思想市场 中国的改革是思想解放的产物。然而，政府从传统意识形态框架中走出之后，并没有进一步走向开放的、自由的思想市场。改革初期，从上到下普遍信奉摸着石头过河，思想市场的缺失好像也没有妨碍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增长。人们普遍相信，发展是硬道理，理论是其次，由此导致了科斯和王宁概括的结果：“从经济到教育、从法律到政治，中国社会的每个角落都缺乏充满活力的思想市场。” 何谓“思想市场”？科斯和王宁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他们从不同方面描述思想市场的重要性，强调其自由的、开放的、不受政府控制的性质，旨在揭示开放思想市场，与开放商品和服务市场一样，都将克服改革可能遇到的阻力。思想市场的必要性是基于人类知识的不完备性、临时性和推测性，没有任何真理具有绝对终极意义。开放思想市场，是人类克服无知、修正错误的惟一途径。在科斯和王宁看来，目前中国市场经济因思想市场的缺位而险象环生，这个缺陷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最狭窄的瓶颈。 近20年来，思想退场，学术出场，知识生产基本由国家垄断，民间出版力量受到多重限制，消费性文化产品泛滥，自由开放的思想市场微乎其微。经济的开放和思想的封闭形成了鲜明对比。但互联网彻底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迅速，便捷，全球资源共享，信息控制已防不胜防。尤其是微博的出现，让每一个普通人都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信息发布平台，控制纸质媒体即可控制思想传播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