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科斯和王宁判断，至少在上世纪90年代，由民间和地方力量推动的改革仍然存在。他们没有论述到的是，从1990年代以来，边缘力量的改革在经济领域中的影响越来越小，主导1980年代改革的四大边缘力量基本被体制消化，而能够促进改革的新的边缘力量尚未在市场化体制中找到位置。与1980年代改革不同的是，1990年代的改革完全是自上而下的。以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为起点，执政党全力推进市场化进程，全面落实1980年代民间改革的基本诉求。可以说，1990年代的改革既是1980年代改革的继续，也是对它的终结。 1990年代以来由政府主导的改革至少取得两个重大进展：一是确立市场经济的合法地位，二是参加世贸组织。这两个重大成果，是1980年代边缘革命合乎逻辑的产物。没有1980年代私营经济的巨大活力和经济特区的成功经验，决不可能有1990年代市场经济的突破和对外开放的态势。所谓改革“红利”，实际上是由1980年代的边缘力量创造的，最大的受益者并不是民营经济——它们虽然也取得了巨大增长——而是执政党和国有经济体系。后者在中国的市场化转型中尽享改革带来的好处，依靠市场经济创造的绩效和巨大财力，得以避免正当性危机的蔓延和国企效率低下的种种困境，进一步巩固了在现有经济制度中的支配地位。 科斯和王宁在他们的书中所描述的“二元经济的故事”，即“发展停滞的国营经济和飞速增长的私营经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近20年中已被经济繁荣的表象掩盖。私营经济在发展，国营经济有了更大的发展。国退民进趋势被终止，国进民退又卷土重来。市场准入遭遇多重限制，重要资源均被国有企业垄断。民营企业举步维艰，再次被边缘化。 1990年代以来改革迟缓的原因何在？很显然，政府主导的改革难以真正实施以自身为对象的改革，同时，来自边缘力量的创新不能进一步得到体制的支持，不能转化为一种新的制度安排。这种状况随着国家权力和财力的日益强大，更加难以改变。在改革名义下发生的国进民退，极大地限制了民间改革力量的生长。1980年代中国的边缘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它所面对的是几近破产的国有经济，边缘力量的生长在体制外拥有足够多的缝隙和空间；而到了1990年代，尤其是最近10年，国有经济的繁荣和强大，已足以封闭一切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之路。 在此格局下，中国新的边缘革命还有可能吗？如果没有新的边缘力量的生长和壮大，中国新的改革动力又在哪里？如果没有新的改革，中国的社会转型又怎么可能完成？ 边缘人物改写历史 边缘革命的主体必然是边缘人物，这是一个不可被忽略的叙事部分。 在1980年代改革史上，以“傻子瓜子”年广久、“承包大王”马胜利、“衬衫大王”步鑫生和小岗村几个农民为代表，从社会最底层脱颖而出，成为那个时期的改革先锋。虽然最后昙花一现，但是他们激活了改革热情，书写了改革史的最初篇章。他们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在他们身后，是一大批不为人所知的边缘人群，因为各种原因，被体制早早淘汰出局，只能被迫在社会边缘地带寻求生机。中国的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就是由这些人开拓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