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和王宁在《变革中国》一书中认为，张五常分析框架的弱点在于：“它将社会看作同质的实体，将制度变迁看作一个单独的事件，在这个框架中，制度变迁仅仅是一个更优越的制度一举替代另一个较差的制度。20年之后，这种思维依旧是社会科学文献中的主流思想。在这个理论框架里，制度变迁中既没有过程，也不需要时间。” 这个批评可谓击中要害。制度经济学最注重的是对制度变迁的分析，离开了制度演变的时间、过程和具体构成要素，最后只是以结果为结论，一定似是而非。 科斯和王宁关注中国的“边缘力量”在中国改革进程中的先锋作用，首先是在方法论和价值观上的突破。在他们看来，中国改革的初始目标是拯救社会主义，党的领导人一开始并没有一整套关于市场经济的理念和方案，后来所发生的不可逆转的市场转型完全是出乎意料的。他们这么说并不是要否认或贬低中国政府及其领导人，特别是邓小平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作者是要表达出这样的看法：中国改革的许多程式化描述实际上并不真实，至少是忽略或掩盖了那些“边缘力量”在改革进程中的突破性作用。 承包制、乡镇企业、个体户和经济特区，被科斯和王宁视为是中国市场经济转型中四个最重要的“边缘力量”，它们共同促成了中国的“边缘革命”。 农村土地承包制最初起源于安徽小岗村。这个完全是由饥饿的农民偷偷摸摸搞起来的资本主义“复辟”行为，经过谨慎的探索，再到大规模的推广，最后终结了人民公社体制。乡镇企业是在国有工业体系的缝隙中，由农民在缺乏任何国家支持的条件下，逐步发展起来。个体户则是由城市底层的边缘人群所组成，从小买卖开始，逐步壮大为城市私营经济。经济特区是在沿海城市已经形成民间对外开放的形势下，由政府顺势而成。 科斯和王宁总结道：“我们对边缘革命的强调表明，80年代中国市场化经济转型主要是由非国营经济引导的，而国家引导的改革并没有成功拯救失去活力的国营经济。”这个结论指出了一个基本事实：一直被有些人视为中国经济发展主导力量的国家权力，其实并没有在中国市场化转型中起到积极的作用，国家主导的改革或通过其有形之手对中国经济的巨大影响，实际上是在边缘革命所开拓出来的基础上形成的。 比较张五常和科斯的观点，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在思想和价值观上的差距所在。张五常把制度变迁的过程抽象掉了，把时间凝固了，把变迁中的一系列事件和要素都化约了，进而把中国市场化转型的结果，而且只是一个阶段性的结果，看作是这个制度演变的最终成果。而科斯和他的合作者王宁，则是尽可能真实地还原中国改革的历史进程，恢复那些被长期忽略的边缘力量的应有历史地位。 政府主导的改革和民间自发的改革 中国肇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曾被定位于一场革命。这是从执政党传统的革命史观上来理解的，以标志改革所具有的合法性和伟大意义，同时也表明执政党试图主导这场改革。在既有的改革叙事中，中国改革从酝酿、起步到各个领域的深入和展开，均被视为是执政党英明决策的结果，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