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内部防御来看，清朝的边防意识薄弱。清廷在平定张格尔叛乱中首先遇到的困难是西部四城军事布防和军队集结的问题。1826年9月，仅月余，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等西四城全部陷落。由浩罕、英国支持的叛军之所以能很快攻破西四城，其原因在于西四城边防力量过于薄弱。通常清廷在天山南北驻防约二万人，但只有四分之一驻守天山南部，且大部分是守屯的绿营兵。

　　新疆是中国的西北门户，理应设重兵把守。但天山南路驻防的兵力仅四千余人，官兵还担负着屯田与巡检的任务。西四城向来只有换防而无驻防之兵，这使官兵对周边环境极不熟悉。面对被张格尔用宗教煽动起来的民众，清廷守军根本无力迅速集结。清朝兵力的严重缺乏和军事部署的失误，是张格尔叛乱能够持续8年之久的主要原因之一。为弥补在兵力上的缺失，清廷调集陕甘驻兵、黑龙江、吉林、四川等地的军队近四万人，集结于阿克苏，并先后从乌里雅苏台、伊犁等地调拨牛、驼数千以保证军需后勤的需要。在天山南部军事部署上清廷也进行了重新安排。首先，移参赞大臣于叶尔羌，以此为中心，面向西部建立环形防线。其次，加大驻防兵力，以供调遣。“其防兵之数，请于西四城六千额兵之外，再酌留伊犁骑兵三千，陕甘绿营兵四千，计新旧兵额万有二千。”这些措施从军队数量上充实了西北边防，有利于边防安全。但是仅从数量上加以扩充而不从实力和军备上加以完善并不能切实地提高军队的战斗力。而且外调军队数量的增多带来众多问题，如军粮一项月耗一万五千石，运费十余万两。这势必加重人民的负担，使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更加激化。

　　从对外关系看，清朝缺乏对周边形势的了解。平定张格尔叛乱前后，清廷在与浩罕的关系及对待入境安集延人的问题上采取了严厉措施。张格尔在叛乱中曾受到内地安集延人的响应，“今其种类(安集延人)久在卡内贸易，深知虚实，往来交接，声息相通。张逆，……藉流寓之安集延为腹心，一经变乱，遂成瓦解。是张逆之变……亦由于安集延内外串通，遂敢鸱张。”平定了张格尔叛乱后，清廷便对居留新疆地区的安集延人采取严厉的措施以断绝其内外勾结，这些措施主要包括驱逐内地安集延人，没收其私囤的大黄、茶叶，符合条件的居留者只准务农，不许经商。另外清廷还下令闭关罢市、断绝与浩罕的贸易，“严禁茶叶、大黄出卡，以窘其生计;逐内地流夷，以断其耳目;收抚各布鲁特，以剪其羽翼，待其款关求贡而后抚而用之。”清廷所采用的这些措施虽然能减少浩罕内外勾结，起到肃清边防的作用，但是不分良莠、未加区别地尽逐内地流夷，没收他们的财产势必加剧与安集延人的矛盾，使“安集延流寓各夷愤怨报复……贼率万余围攻喀什噶尔、叶尔羌，焚掠回庄”。[13]这些措施并没有巩固边疆的安宁，反而引起了更多的边衅。随后的玉素普之乱及几次和卓入卡皆是由此引起。清廷所采取的尽逐内地流夷、没收其财产的措施也影响了当地人民的贸易，给人民的经济生活带来重大的损失和不便。

　　从清廷对待张格尔叛乱所采取的举措可以看出其基本方针是妥协退让的，统治者是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来处理外交关系的，这就为近代中国引发了更多的边衅。尤其是清末统治者往往为了求得边境的安宁而放弃对边境的开发和管理。应该说，客观上的国势衰微与主观上的妥协退让将近代中国推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地。张格尔叛乱显示了清朝中期以后诸多社会矛盾的交织：清政府内无治国良策，外无御敌之兵，却盲目自大，对边疆危机认识不足。面对来自西方殖民者的入侵，制定不出切实有效的守边之策，处置失当，付出了惨痛代价。

　　三

　　张格尔叛乱是发生在18世纪初的一次边疆危机。这次危机虽然让清朝付出了沉重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