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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1911中国大革命》精彩书摘之一

革命在危机中
慈禧太后、光绪帝之后建立的“后权威时代”的政治架构，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大发展提供了外部条件，相对弱势的摄政王和他的执政团队，相对弱势的中央权力建构，都是那几年民主政治蓬勃发展的外在因素。当然，这对大清国本身来说并不是一件坏事，毕竟中国人的思路、情绪都被调整到了清帝国主导的政治变革上了，毕竟革命的阴影、威胁，都因立宪运动风起云涌而在逐渐消解了。如果不出意外，再有几年时间，当君主立宪完全实现时，大清国的政治安全也就没有什么问题。这是对清帝国而言。然而对于革命者来说，清政府主导的君主立宪顺利发展，蓬勃发展，其实真的是一种威胁，革命在清政府宣布要立宪了之后一直向下滑，到了1911年初，革命实际上已经处在危机之中，革命队伍严重萎缩，人心涣散，前途渺茫，除了孙中山、黄兴等已在清廷挂了号的老牌革命家无法加入政治变革的主流中，许多原本处在革命的非主流地位，或原本并不坚定的革命者，纷纷离开了革命转向了改良，加入立宪运动的主流中。
孙中山：浪迹天涯
革命的危机与清政府主导的立宪运动相向而行，清政府的立宪运动顺利地走，革命危机就加深。只有清政府的立宪运动出现挫折出现问题，革命才有转机，才有机会。
实事求是地说，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在1905年之前真的是艰难发展。孙中山经过十年奋斗，经历无数挫折，方才结束“一个人的革命”，方才唤醒一大批有识之士。到了1905年，各路各自发生的革命力量在东京集结，成立同盟会，中国革命终于达到高潮，是过去十年发展的顶点或者说高峰。而孙中山也在这时被先前分散的革命组织一致确认为中国革命的领袖。
新成立的同盟会接受了孙中山先前提出的政治纲领，即“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决定将黄兴、宋教仁华兴会领袖先前创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改组为《民报》，升格为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更重要的是，新成立的同盟会设想成立一个“影子政府”，接受孙中山的建议，创设行政、立法、司法三个部，这实际上是参照三权分立的原则构建未来新政府的框架；而同盟会选举孙中山为总理，其隐含的意义也是未来政府的构想。显而易见，同盟会不再是一般意义的革命团体，而是以夺取政权，创建一个新国家为其根本宗旨。
同盟会的宗旨是革命，是要建立一个新型政府，而不是推翻清廷我来干的改朝换代，因而在成立之后获得了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好感和支持，革命队伍也就比较迅猛地发展着。根据同盟会成立之初的规划，同盟会准备在国内外分设至少九个支部，分别归属东京同盟会总部的领导，国内的五个支部按照区位分别为东、西、南、北、中。东部支部设于上海，辖区为江苏、浙江和安徽等省；西部支部设在重庆，辖区为贵州、新疆、西藏、四川、甘肃等省区；南部支部设在香港，辖区为云南、广东、广西、福建等；北部支部设在烟台，辖区为直隶、陕西、山西、山东、蒙古、东三省等；中部支部设在汉口，辖区为河南、湖南、湖北、江西等。设在外国的支部有四个，即设在新加坡的南洋支部，设在布鲁塞尔的欧洲支部，设在旧金山的美洲支部，设在火鲁奴奴的檀岛支部。按照同盟会章程，国内五个支部下面还有各省区分会。很显然，同盟会期望用新的方式将全国联结起来，这当然不是旧时代的造反，不是单纯的改朝换代，而是一场革命，是要以一种新的政治架构改变中国。
根据同盟会各领袖达成的共识，同盟会成立后要在短时期内有个大的发展，队伍要有一个大的扩充，要为新的更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准备力量，于是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同盟会领导人都将精力放在发展队伍上，国内外支部、分会相继建立，同盟会的规模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获得了很大发展。香港、越南、新加坡、南洋等分会先后建立，至于国内，广西、湖南、湖北、陕西、福建等省也先后建立了同盟会组织，这些组织有的是从先前革命团体改组而来，如香港同盟会分会的前身就是香港兴中会，湖北同盟会分会的主体就是先前一直比较活跃的革命组织日知会，湖南同盟会的基础主要是先前华兴会的班底。
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同盟会的成立是因为日俄战争的刺激；而日俄战争的刺激也使清廷有了一个比较重要的觉醒，所以，当同盟会成立大发展的时候，清廷主导的政治变革也在兴起，革命与改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在同一竞技场上赛跑。1905-1906年所谓革命与改良的论战，实际上就是革命党与清政府之间在中国政治发展道路上的冲突在思想文化上的展现，而这两者之间又总是呈现出跷跷板的形态，革命发展顺利了，很可能就是改良遇到了挫折；革命发展遇到挫折了，很可能就是因为改良进入了比较顺利的路段。
大致上说，革命危机初现几乎与清廷主导的政治改革同步。当清廷决心接受中外大臣的建议，决定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时，革命党人的政治危机其实就已经发生。革命党人当时和后来都喜欢说清廷主导的政治变革是一场骗局一场梦，清廷在政治变革、宪政发展等方面缺乏诚意，理由是任何统治者都不可能自动地收缩自己的权利，这是人性使然。
革命党人对清廷的批评在一段时间和一部分人中间确实发挥了作用，但是应该看到的是，革命党人本身对于清廷的政治变革其实充满着恐惧，最不希望清廷的政治变革能够成功，而是希望清廷继续烂下去，然后被革命一举推翻。所以当清廷下决心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举国上下深受鼓舞，一片欢腾，充满希望的时候，革命党人相当恐惧，相当担心，于是发生吴樾不惜牺牲的自杀性攻击。
在过去的研究中，我们许多人以为吴樾的自杀性攻击表明革命高潮的到来，这显然是不对的，是不合逻辑的，吴樾的行为只是在表明革命已经不再有希望有未来，所以破釜沉舟鱼死网破孤注一掷。
吴樾后来被誉为革命英雄，同盟会也在后来将他的遗着在《民报》等刊物中发表，中华民国成立后，吴樾的遗骸也被给予隆重安葬，像邹容、徐锡麟、秋瑾一样，给予很高的历史地位。
当然，中国历史上像吴樾、徐锡麟、秋瑾这样的刺客，特别是具有政治理想的刺客实在太少了，他们确实是中国革命的先驱者，不过从民主政治的立场上看，他们力主用暴力的革命的手段去推翻一个政权，拒绝原有政权通过政治变革创新制度，无疑又显得太蛮横了些。所以当吴樾发动自杀性攻击的当时，除了革命党人对吴樾的精神表示敬佩外，国内外一切具有良知，对中国具有真诚同情的人，其实并不认同吴樾的做法，普遍给予谴责，以为吴樾和革命党人对清政府的绝对不合作不妥协，是对国家的不负责。
国内外舆论原本对清廷的立宪并不都看好，各种各样的风言风语在那之前并不少，但当吴樾事件发生后，国内外舆论几乎一边倒地同情清政府，支持清政府在君主立宪的道路上走下去，谴责革命党人不应该以革命恐怖手段去绑架政府绑架人民，不应该用这种手段去阻遏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正如许多观察家分析的那样，吴樾的临门一脚，虽然出乎一般人情之外，很难体察吴樾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但是这个非常之举所取的效果，可能正与吴樾的期待、革命党人的期待相反，或许并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先前犹豫不定在革命与改良两者之间游弋的人，经过此次事变终于确定了一个立场，而这个立场就是倾向于支持清廷主导的立宪，反而至少是疏远了孙中山和革命党。
这也是人性使然。因为正像近代以来许多思想家所指出的那样，革命从来都是一种不得已的手段，只是到了朝廷实在昏庸得不可救药，人民才会起来革命。革命是人民的天赋权利，但不能轻易使用，朝廷既然愿意进行变革，那么不论你有多少理由，都应该暂时停下革命的打算，让朝廷进行这样的政治变革。革命总比改良带来的破坏多且大，这就是1905-1906年革命与改良论争中的一个重要焦点。
吴樾的炸弹唤醒了朝廷，从此后，清廷不再像1898年、1901年之后几次起步，几次犹豫，几次停止，而是坚定了立宪的信心，坚定了向东西洋各国看齐的信念。吴樾的炸弹反而使革命党人陷入孤立，革命前景由此蒙上一层阴影。
君主立宪在五大臣出洋考察前后逐渐成为中国政治生活的主流，革命渐渐边缘化，革命者的队伍在日趋萎缩，更多的知识青年投身于政治主流，参加朝廷主导的政治变革中去了，只有那些意志坚定的革命领袖仍在坚持革命立场。不过，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他们不得不如此的选择，因为他们中出于各种原因无法介入朝廷主导的政治变革，或者早被朝廷打入另类打入政治异己，而他们又无法轻易放弃自己的政治立场，或者说无法转身投靠朝廷，于是这些革命者只好在海外继续坚守，静以待变。
实事求是地说，清廷的立宪运动对海内外的中国知识界有着非常强烈的吸引力。按照梁漱溟的说法，他们坚信梁启超、康有为等人为中国问题所开的君主立宪的处方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认为梁启超所提倡、鼓吹的国会制度、责任内阁、选举制度、预算制度、国库制度、审计制度，乃至银行、货币等问题，都是中国未来应该实行的优良制度，中国如果按照梁启超一班人的规划进行改革，就必然能够像西方国家一样，建设一个近代国家。
君主立宪的稳步进行深刻影响了国内外知识界，革命突然之间陷入空前的低落状态。而且更厉害的是，清政府在稳定了国内局面之后，开始利用自己的政治、外交上的优势地位，于1906年底翌年初要求日本政府不要继续庇护孙中山等中国政府通缉的要犯，因为这些政治流亡者一直试图用暴力推翻中国政府。
日本政府对于孙中山的庇护、支持已有很久的历史了。根据可信史料，孙中山发誓推翻清廷第一年，就和日本政府建立了联系，此后这些年，孙中山往来日本如入无人之境，但是到了这个时候，或许是因为日本政府在东三省问题上有求于中国政府，或许是因为清政府主导的立宪运动顺利进行使日本政府看到了新的希望，所以也就是决然抛弃孙中山。
日本政府当然也没有完全接受中国政府的要求，将孙中山“驱逐”出境，实际上是两边下注，既不愿意就此得罪中国政府，也不愿意与孙中山和革命党人过分为难，谁知道十年后二十年后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呢？所以日本政府不愿用强制手段去压迫孙中山，而是通过与孙中山、革命党人关系密切的日本人头山满劝说主动出境，并由外务省和一家商业机构分别提供一万八千元经费资助。对于日本政府来说，这种两边下注的讨好做法谁也不得罪，清政府那儿可以交代，毕竟你要求让孙中山走，他走了；孙中山这里也好说话，你看，实在没办法，暂时避避吧，反正日本的大门朝你开，将来环境改变了，孙先生还可以回来。
拿了日本人的这笔资助，而且人家日本人又说得这么诚恳，孙中山也就不得不离开日本了。这件事在过去的分析架构中，一般认为是清政府与日本政府勾结镇压革命，其实，如果从革命与改良二重唱的视角进行观察，就是改良压倒了至少是暂时压倒了革命，革命就这样陷入了低潮。
孙中山被日本政府礼送出境还只是革命低潮的开始，由此而发生的革命党人内部的冲突乃至决裂，更是意味着随着清政府立宪运动的深入，革命逐渐陷入了绝境。
章太炎：弹尽粮绝
据说日本人向孙中山提供资助的事情，《民报》主编章太炎当时就知道，而且在章太炎的概念中，日本人提供的这笔钱似乎就是给他章炳麟办《民报》的，事情的真相究竟是否这样现在无法证明了，但是章太炎当时确实这样提出过要求，这也算是光明磊落，只是章太炎当时似乎并不知道日本外务省和商业机构究竟资助了多少。
孙中山也并不是一个爱财如命的人，他或许并不知道日本人的资助有明确的用途，其中专门有一部分是用来资助章太炎和《民报》的。但他确实将资助款中的两千元交给了章太炎，至于其余款项及其用途，孙中山没有告诉章太炎。然而没过多久，章太炎通过其他渠道知道了日本人的资助数额，知道孙中山眼见着《民报》如此困难，却将这些原本资助给《民报》的款项截留。不管这个消息的真实性如何，章太炎确实很愤怒，并由此引发同盟会内部的大分裂。
过去的研究就事论事，以为章太炎是借机闹事，是闹分裂，为孙中山抱不平，以为孙中山并没有将这些款子据为己有，而是全部用在了革命上。其实，现在仔细想想，章太炎之所以不管不顾这样闹，不就是因为《民报》经费没有了吗？而《民报》在创办时经费并不成问题，为什么现在成了问题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而这个关键，就在于清政府主导的立宪运动进展顺利，海外华侨华人开始转身信赖支持清政府，因为渐进的改良总是要优越于暴烈的革命，所以向同盟会向《民报》捐款的就越来越少。根据章太炎的描述，那一段时间，《民报》真的困难到办不下去，他们这些编辑出版人员连吃饭都成问题了，哪里还有心思去办什么刊物呢？那一段时间，章太炎自己也拿出相当精力办些讲习班，给其他刊物写点文章，这多少可以补助经济上的困难。
《民报》和同盟会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困难，除了清政府立宪运动进展顺利，当然还有另外一个背景，即日俄战争后，列强在远东的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英日同盟引起了德国、美国等国家的关注，也不符合他们的利益，远东的战略均势被英日同盟所打破，所以德国人就于1906年希望组建一个中美德三国同盟去对抗英日同盟。
对于三国同盟构想，清政府显得非常有兴趣，特别是主持外交事务的袁世凯对此更加热心，以为这是中国走上国际舞台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所以愿意积极推动，遂于1908年秋派遣唐绍仪出访美国，探讨三国联盟具体事宜。
出访美国，日本或许是必经之地。或许是中国外交当局自以为聪明，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为了迷惑日本和英国，唐绍仪的代表团没有直奔美国，而是途径日本，并准备在那里短暂逗留。不料，英日两国的谍报系统太厉害了，他们对中美德三国情况了如指掌，对唐绍仪代表团的活动也一清二楚，日本人蓄意要破坏中美德三国新同盟的建立，因而略施小计就将唐绍仪和他的代表团拖在日本动弹不得。
1908年10月11日，唐绍仪一行抵达东京。第一天即与日本外相小村寿太郎及首相桂太郎会晤，商谈中日邦交。18日，唐绍仪再与日本外相进行谈判，涉及许多具体问题，重申中国政府的要求，希望日本政府不要伤害中日邦交，不要支持在日本的中国革命党，查封在那里出版的《民报》等刊物。
对于在日本出版的反政府反体制刊物，清政府多年来一直很恼火，但在过去多次抗议多次请求都无效，日本政府总是以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为理由进行推诿，实际上是日本政府在中国政治前景不太明朗时两边下注。一年前，1907年9月4日，清国外务部照会日本政府，要求禁止《民报》、《洞庭波》、《天义报》、《复报》等刊物在日本出版流通。
对于中国政府的建议，日本外交当局为了讨好清政府，以便在正在交涉中的东北问题上获取更多利益，倾向于建议政府改变先前容忍甚至帮助革命党人在日本出版报刊的既定政策，给清政府一个人情一个面子，设法查禁至少须严格限制革命党人在日本的出版物。但日本政府并没有完全批准外交当局的建议，理由是中国政府并没有在东三省交涉问题上满足日本政府的要求，所以日本并没有像中国政府所要求的那样立即查封《民报》等革命刊物，只是加强了对这些刊物的检查和监控。
一年后的情形不一样，中美德要结盟了，那对日本来说，可能就是一场噩梦。所以当唐绍仪和他的代表团前往美国途经日本时，唐绍仪再次提出类似要求，日本政府为了稳住唐绍仪，拖住唐绍仪，在这一系列问题上似乎一点都不再含糊，革命党和那些革命刊物的苦日子终于开始了。
在唐绍仪与日本外相谈判的第二天，1908年10月19日，日本警察总监龟井英三郎根据内务大臣平田东助签署的命令，封禁《民报》，其理由是《民报》第24号中的《革命之心理》和《本社简章》等，违背了日本《新闻纸条例》第33条即不得作败坏风俗、危害秩序的宣传，要求停止发行和销售。
这些理由当然并不构成真正的理由，所有的罪名不过莫须有或子虚乌有。《革命之心理》只是在批评一些革命志士那些不健康的心理状态，以为革命者必须建立良好的革命心理，才能像俄国的虚无党或印度志士那样，为民族独立、社会进步而奋斗而献身。
日本政府当然也不是就事论事要查禁革命党人的刊物，他们这一次除了查禁《民报》外，还查禁了《天义报》、《衡报》、《四川》、《云南》等刊物，从这一系列措施看，日本政府的举动主要还是要和清政府进行交换，至少是以此些微让步拖住唐绍仪和他的代表团。
面对日本政府的无理查禁，《民报》发行人兼编辑人章太炎奋起抗争。10月20日，章太炎到《民报》所在地警察署领取查禁命令书时，当即表示抗议，并很快提交抗议书，强调《民报》所说，毫无涉及日本的事情，但说革命，也没有无政府、虚无党一派的议论，这是《民报》始终如一的主张。章太炎明白指出，日本政府之所以这样蛮横，其实不过就是为了讨好清政府，满足唐绍仪的要挟而已。
第二天（21日），章太炎向日本内务大臣发出一封抗议信，强调《民报》简章中的所谓“六大主义”在发表前经内务省认可，现在内务省并没有将这项认可撤回，为什么突然下令不许刊登这些内容呢？内务省如果认为《民报》扰乱了日本社会秩序，那么就直接将我们驱逐出境好了。
23日，警察署长向章太炎展示了内务省命令原件，并作了解释，承认日本政府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因为外交，而不是因为法律。对于警长的解释，章太炎依然表示无法接受，他在当天再次致信内务大臣和对日本记者的谈话中，直捷了当揭露日本政府这样做就是因为唐绍仪此次途经日本，将以清美同盟威胁日本，又以间岛领土、抚顺煤矿、新法铁道等权益问题与日本进行交换。章太炎认为，日本政府为了那点私利背信弃义，是肮脏的卑鄙的，非官吏之行为，乃娼妓之行为，因此他章炳麟作为《民报》编辑人兼发行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决不会接受日本政府这种荒唐的命令。
日本政府出于外交需要作出这样的决定，在一时半刻是不可能改变的。为了应对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章太炎于10月25日与黄兴、宋教仁等进行充分讨论，最后决定将《民报》迁往他国，而迁移之前，应该筹集一些款项起诉日本当局，无论胜负，也要打这样一场道义上的官司。
根据这些讨论，章太炎在第二天（26日）第三次致信内务大臣平田东助，揭露日本政府在政治上的虚伪和狡诈，既然为了讨好清政府而查封《民报》等革命刊物，那就直接查禁直接说明原因好了，完全可以不必采取这种栽赃的方法污蔑《民报》，迫胁《民报》改变宗旨，本报编辑人兼发行人虽然只是一介草茂，但素不受权术笼络。你们内务省如果有意督过之，封禁、驱逐，那就直接下命令好了，不必再让那些纵横之士腾其游说，越描越黑了。
日本政府不仅查禁了《民报》等革命刊物，而且禁止日本新闻界就这些事情发布消息。为了粉碎日本政府的新闻封锁，章太炎以“中国革命党”的名义写了一份《报告〈民报〉24号停止情形》的传单邮寄各方，并请人译成英文向海内外广为散发。章太炎在这份传单中揭露日本政府与清政府相互勾结查封《民报》，揭露日本政府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从清政府那里获取更多的权益。
章太炎的这些传单在中国留学生中引起极大反响，由于日本政府不许报纸刊登这方面的任何消息，留学生就想办法将这份传单到处散发，动员更多的中国人起来支持章太炎的抗争。他们痛斥日本政府迫害《民报》的鄙劣行径不仅是为了从清国攫取更多的非法利益，而且违背了良性，违背了现代国家新闻自由的起码原则。他们警告日本政府如果顽固坚持这种反对革命的新闻主张，那么日本政府必将在清日贸易上蒙受巨大损失，中国同盟会有力量有办法动员国内各阶级各阶层抵制日货，中国人一定有办法抵消日本因查禁《民报》等革命刊物而从清政府那里获取的特殊利益。
对于章太炎的不依不饶，日本政府很头痛，因为按照日本的法律法令及内务省的原先审查，《民报》毕竟没有什么问题，据说日本政府希望拿出一笔钱，满足章太炎先前想到印度出家当和尚的愿望。章太炎确实曾有这样的念头，但在如此背景下，他当然不屑于接受日本人的这种资助。
软硬兼施打消不了章太炎的反抗情绪和意志，章太炎终于和日本政府在东京地方法院打开了一场官司。11月26日，日本方面以清国革命一旦爆发，日本人起而仿效，那就必定要导致严重后果为由，要求东京地方法院判处《民报》为犯罪。章太炎的律师为《民报》作了无罪辩护，强调清国革命是否真的对日本有害，这是一个政治或外交问题。而法庭所应讨论的只是法律问题，所以控方的指控根本不能成立。
章太炎也在自我辩护中指出，扰乱治安必须要有证据，我们《民报》如果有手枪，如果藏有刺客，或许可以认为《民报》有扰乱治安的嫌疑，而这些东西在《民报》都没有，《民报》所有，不过是一笔一墨，几句文字，如何能在日本扰乱治安？
至于说到革命，章太炎在自我辩护中强调，《民报》所说的革命，只是针对清国内部情形发言，从来没有说要革日本政府的命。《民报》所有的文字言论，即便能够鼓动人煽惑人，煽惑的也只是中国人，而非煽惑日本人；鼓动的也只是中国人，而非日本人。这怎么就危害了日本的秩序呢？而且，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是一切文明国家最起码的政治原则，你们日本号称是近代文明国家，怎么就这样自食其言，以言治罪了呢？还有，《民报》言革命，是因为中国从来不讳言革命，汤武革命，应天顺人，这是中国圣贤代代相传的至理明言，怎么到日本就成了罪状呢？中国的法律造反有罪，革命无罪，在中国文明史上从来没有革命而判处有罪的，你们日本号称文明国家，怎么就这样不能自圆其说，维护正义呢？
章太炎的咄咄逼人使裁判长哑口无言，但是权力毕竟还在人家法院手里，裁判长尽管无法辩驳，但照样于12月12日判处《民报》禁止发行，并判处章太炎罚款115元。政治、外交的压力还是使日本政府屈从了清政府的要求，《民报》也就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民报》被查封是中国革命史上的重大事件，这个事件的意义在过去一直被认为是革命形势的高涨，引起了日本政府的反对。这其实是不正确的。日本对中国的革命从来没有坚决反对过，一直与中国的革命者保持或多或少的联系。查封《民报》的主要原因，还是要从清政府方面去寻找，当清政府踏上君主立宪的道路，向东西洋各国靠拢后，东西洋各国对清政府的态度就发生了转变，于是对反对清政府的革命党，也就不像过去那样宽容了。特别是日本政府当时有求于清政府，所以就接受了唐绍仪的请求，下令查封了《民报》和其他反对清政府的革命刊物。
鉴于日本政府态度的变化，章太炎、黄兴、宋教仁等认为《民报》既然被查封了，在日本复刊继续出版的希望肯定是不大了，要想让《民报》继续发挥作用，只有将《民报》转移至美国或其他地方才有可能。所以，对于法院判决的罚款，章太炎拒绝交纳。而日本政府也不依不饶，竟然于1909年3月13日动用警察拘留了章太炎，要让他以劳役抵偿这笔罚金。最后还是章太炎的学生想办法，凑了一笔钱，代交罚款，将章太炎保释出来。
要将《民报》迁往美国或其他地方出版，就需要一笔钱。而大约在一年前的1907年初，孙中山就因清政府施压，被日本政府礼送出境。日本政府为此提供了七千元资助，在章太炎参加的欢送宴会上，日本商人铃木九五郎赠送了一万元。孙中山从这些费用中提取两千元作为《民报》的经费，其余的怎样用，孙中山没有向各位同志进行解释。这一点，我们在叙述孙中山的时候已经指出。
章太炎并不知道日本政府提供的七千元资助，但他知道日本商人的一万元。他认为，日本商人的这一万元是对《民报》的资助，而孙中山过手之后竟然只剩下两千元。当孙中山带着胡汉民等同盟会干部离开日本后，这件事在留在的日本同盟会成员中引起激烈争论。一部分人弄清日本政府提供的资助后，他们认为孙中山被日本政府所收买，有损于同盟会的威望，张继破口大骂，声称在革命之前必先革革命党的命；刘师培建议同盟会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因为孙这样做已经丧失了担任总理的资格。章太炎将《民报》社悬挂的孙中山画像撕了下来，批上“卖《民报》支孙文应即撤去”等字样，并将这些东西寄往香港，在同盟会成员中广为传播。
这些矛盾的出现是因为孙中山没有就经费使用问题说清楚，不过孙中山确实没有将这些经费化为私有。他拿这些费用去策划潮州、惠州起义了，只是这些起义均以失败而告终。事没办，钱又没了，这无疑又在同盟会的油锅里撒了一把盐，立即炸锅。反对孙中山的人越来越多，他们主张同盟会东京本部立即开会，罢免孙中山，改选黄兴为总理。刘揆一甚至到处写信，建议各位劝劝孙中山主动引咎辞职。
在这次“倒孙”事件中，章太炎无疑是最重要的参与者，他之所以积极，是因为《民报》当时确实遇到了经济上的困难，据与闻其事的吴玉章说，章太炎和《民报》工作人员已经到了无米下锅的程度，还是他将四川留学生捐的一点儿钱交给章太炎暂渡难关。处于如此困境中章太炎眼看着孙中山将巨额捐款席卷而走，你不让他生气、骂娘，那又怎么可能呢？
章太炎的困境和孙中山武装暴动屡屡失败，其实都是革命陷入低潮的反应。孙中山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在边境发动毫无成功希望的武装起义，就是要利用这种办法为革命打鸡血，注入一针兴奋剂。因为自从清政府踏上预备立宪政治道路后，许多原先倾向于革命的人，都渐渐回归体制内，成为立宪运动的追随者，眼见得立宪即将变成现实，只有像孙中山这一批无论如何都无法回归体制，参与体制内变革的人，依然继续坚持反体制。只有从这个层面去理解，才能弄明白同盟会内部此时所发生的冲突和外部困境。
同盟会内部矛盾有章太炎孤傲的原因，有其不了解真相的原因，也有孙中山周围一批干部不太尊重章太炎所造成的。《民报》被查封，章太炎动议也经黄兴等人同意将转移至美国或其他地方出版，只是因为经费问题一直没有实现，而在这个最吃紧的时刻，竟突然有新的《民报》出版，说是汪精卫和胡汉民主编和秘密印刷的。
如果仅仅从扩大革命党人宣传来说，《民报》能够在被查封之后继续出版应该说是一件好事，问题是汪精卫、胡汉民等人在干这件事情时完全无视章太炎的存在，根本不把《民报》这个法定编辑人兼发行人放在眼里，所以章太炎得知这个消息后不禁勃然大怒，立即向外界澄清这是一份假《民报》、伪《民报》，并在报纸上发表《伪〈民报〉检举状》，将同盟会内部矛盾完全向各界袒露。
章太炎在这篇义愤填膺的检举状中说，孙文本是一个无赖少年，只是因为惠州发难事在最初，所以革命志士往往将他视为领袖。其实当孙文流亡日本时，漂泊无聊，愿意和他交往并将他向更多人介绍推荐的，也就是我章炳麟和秦力山。从此以后，孙文与学界渐通声气，名声日大，并将之推为同盟会总理。及《民报》创办，由于我章炳麟还在监狱，同仁推孙文署编辑人。及我章炳麟出狱东渡，主编《民报》，此后三年从未有一言专为孙文。惟汪精卫、胡汉民之徒，眼孔如豆，甘为孙文心腹，词锋所及，多涉标榜，竭力推举孙文为革命党人唯一领袖。章太炎指出，孙文这个人最会吹牛，在东京则言南洋有党羽十万，在南洋则说东京留学生均归其指挥，内地豪雄悉听其任使。恃《民报》鼓吹之文，藉同志拥戴之号，乘时自利，聚敛万端，接受日本政府和商人的贿赂，仓皇南渡。
这些指责，从章太炎方面说，当然都是事实，但是一百多年之后，重新观察，其中也有许多道听途说不实之词，甚至存有相当浓厚的偏见。但他所描绘的自身经历和《民报》处境应该大体不差，值得注意。章太炎说，东京本为瘠苦之区，上万留学生在这里仅仅能够解决自己的衣食等最基本的需求，很难有余力帮助《民报》。特别是在国内政治发生变化后，《民报》不能输入内地，销量减半，印刷费、伙食费，都成了问题。而孙文背本忘初，见危不振。特别是当我章炳麟接手社长时，我个人正卧病几十天，入社则公私涂炭，粮草已绝，人迹不存。猥以绵力薄才，维持残局。朝写文章，暮筹经费，还要酬对外宾，应付警察，心力告瘁，寝食都忘。屡次函致南洋，请求孙文提供帮助，或派员前来视察处理，无奈孙文及其党徒或无复信，或言他们自己也没有办法，快到了无法维持的地步了。有时也以虚语羁縻，表示当挟五六千金来日本相助，至期则又饰以他语。先后所寄，也不过三百银元而已。
很显然，章太炎的所有不满，都是基于《民报》的经费困难。只是他当时绝对不明白的是，先前风风火火的革命党，怎么会在这个时候都陷入了困境呢？《民报》在东京筹资困难，你孙文以同盟会的名义在全世界筹款，过去总说那么容易，现在怎么不帮助《民报》呢？章太炎不知道，革命陷入了低谷，海外华侨看到清政府开始君主立宪了，也就对这些革命党人视之如敝屣了。
章太炎的攻击无疑加大了同盟会的内部分裂，孙中山不得不想法为自己辩护，黄兴也在使用各种方法让章太炎住嘴。而且，由于革命处于低潮，前途无望，一些党人随着清政府君主立宪运动的开展，逐渐回归体制，所以此时也就有孙黄派的人物散布流言，说章太炎也通过某些特殊管道向清廷靠拢，接受清廷资助，晚节不保，所以有了那些丧心病狂之举。
孙黄派散布的这些流言，在过去很难理解，以为这就是革命党内部的派系之争，山头之争，是孙黄派对章太炎和他所代表的光复会等派系排斥。这种辩护当然是对章太炎等人的爱护，但实在说来并没有说到点子上。换言之，这种辩护没有回答章太炎、刘师培等究竟与端方与清政府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实事求是地说，当清廷踏上预备立宪政治变革道路时，对于流亡海外的改良主义、革命党人并没有不管不顾，一直视为敌对力量，而是采取柔性政策，尽量将这些先前的异己力量拉回体制，所以那些改良主义除了康有为、梁启超等少数几个因1898年政治大逆转中的许多责任还没有办法赦免外，相当一批改良主义者其实都回归了体制，加入了清政府主导的君主立宪政治运动。
至于革命党人，也有许多人接受了清政府的招安，因为过去十年革命过程中，他们参加革命，最主要的不是像孙中山那样坚定地认为清廷不足以立宪，无法带领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而是清廷迟迟不觉悟，使他们失望，所以在那个时代参加了革命，成为革命党人。现在清廷觉悟了，进行政治变革了，那么还有什么必要一定坚持与其体制对抗，继续站在体制外面成为反对派呢？于是随着清廷柔性招抚，革命党人中革命意志并非坚定如孙黄的刘师培等人都或多或少与清廷中具有变革思想的政治人物诸如端方建立了联系，或许也确实接受了端方的一些资助，而由于章太炎与刘师培有着非常特殊的关系，章太炎与端方建立了间接的关系也不是不可能，但是一定要说刘师培、章太炎等接受端方委派在革命党人内部从事间谍活动，充当满洲鹰犬，出卖革命，成为革命党的叛徒，则可能言过其实，捕风捉影。
当革命处于低潮时，或当清政府主导的预备立宪顺利进行时，章太炎的思想在变化应该是事实，他在这之前是有强烈的排满情绪，但是当他与这些党人合作了几年之后，也对这些党人有些厌倦有点儿讨厌，觉得党人的品质不足以成大事。根据刘师培写给端方的一封信透露，章太炎在主编《民报》时曾经考虑改变办刊宗旨，以消弭先前太过强烈的种族革命，所以章太炎在《民报》时所发表的文章，或言佛理，或考古制，很少甚至可以说没有一篇言及排满革命。及至与孙中山闹翻，章太炎对革命对排满对党人似乎真的很厌倦了，所以有前往印度出家为僧，兼求中土未译之经的规划。只是碍于经费困难，这个规划没有办法实行，日本政府在《民报》查封后，曾通过相关渠道表示可以资助，但章太炎正与日本人闹脾气，当然不会接受。刘师培询问端方，能否赦其既往之衍，开以自新之路，为章太炎提供一些经费，按月支给，则国学得一保存之人，而革命党中亦失一续学工文之士。
如果我们不带偏见，而又能充分体会当时革命党人的分裂情形及经济困难的状况，应该承认刘师培的说法是真的，章太炎的想法也是真的，并没有什么不可示人的丑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