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章门弟子与辛亥革命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章太炎-章门弟子与辛亥革命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章门弟子与辛亥革命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章门弟子作为一个学术文化群体，似乎只是在纯粹的学术领域才有所建树。而事实上，章门弟子并非完全埋首于书斋生活，他们秉承师训，注重经世致用，密切关注社会问题。鲁迅在解释他前往《民报》社听章太炎讲学之缘由时就表示：“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1]，周作人也回忆自己“因为热心于民族革命的问题而去听章太炎先生讲学，那时候章先生正鼓吹排满，他讲学也是为此。”[2]又如黄侃，后人一般因其学问精深而称之为“国学大师”，却往往忽略了他曾在辛亥革命中叱诧一时。有论者即感叹：“独后世之人，未察先生平生历事，亦甚少见先生之文，则蔽以一言曰‘国学大师’。诚哉斯言，而革命之黄季刚，于今知之者谁？”[3]幸而，章太炎作为其师，深知其革命行迹，他在为其撰写墓志铭时便写道：“世多知季刚之学，其志行世莫得闻也。……（季刚）少时读书艰苦，其锐敏勤学亦绝人。既冠，东游学日本，慨然有光复之志。尝归，集孝义会于蕲春，就深山废社，说种族大义及中国危机状，听者累千人，环蕲春八县皆向之，众至数万，称曰黄十公子。清宣统三年，武昌倡义，季刚与善化黄兴、广济居正往视，……乃返蕲春集义”[4]，十分详细地记录了黄侃的革命事迹。
历史地看来，章门弟子正是在与改良派展开激烈论战的过程中初次登上近代中国历史舞台的。当时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分歧主要集中于三点：是否必须革命？是否必须推翻满清统治？是否必须实行民主共和制度？而在这三个焦点问题上，章门弟子都坚定站在革命派立场上，对改良派予以了严厉的抨击。
一 革命与改良
众所周知，当时改良派与革命派的论战文章分别依托于《新民丛报》和《民报》，而这一时期《民报》主编正是章太炎，这就为章氏本人及其弟子提供了充分发表革命言论的舆论阵地。根据笔者统计，汪东、黄侃、周作人等章门弟子共计在《民报》上发表文章29篇，兼之章太炎本人在《民报》发表的大量文章，他们显然构成了革命派阵营中一支重要舆论力量，在当时社会上造成了极大影响，汪东即回顾：“太炎先生主持后，……大家觉得学问这样高深的人也讲革命，再配合着他在东京讲学，收了不少门人，影响是很大的。”[5]
具体说来，围绕着“革命与改良”这一根本性问题，章门弟子主要在以下几方面，鲜明地彰显了革命派的观点。
第一，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评价。法国大革命是一场以暴力革命手段推翻封建王朝统治的革命运动，因此自然被改良派所仇视。1906年底，《新民丛报》刊登了康有为署名“明夷”的《法国大革命史记》一文，对法国大革命横加诬蔑。章太炎意识到“自此论出，其为进步之梗者，良非浅鲜，不可不有以匡之”[6]，故嘱咐汪东撰文予以反驳。汪东随即草拟了《正明夷<法国革命史论>》一文，经章太炎阅后发表于《民报》。此后，汪东还特别撰写了长文《法国革命史论》，在《民报》上连载五期，以正视听，使世人“知佥人之诬妄，与革命之真理”[7]。在这些文章中，汪东高度评价了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意义，力斥康有为的诋毁，他说法国革命“一洗前弊，遂能去虐政，均利权，卒达改革之首志，其功亦赫然可观哉”，而康有为之所以“不睹其功而重科其罪”，无非是“其尊君之心理使然”[8]。
在此期间，鲁迅在为革命刊物《河南》撰写文章时，也充分肯定了法国大革命。他说：“革命于是见于英，继起于美，复次则大起于法朗西，扫荡门第，平一尊卑，政治之权，主以百姓，平等自由之念、社会民主之思，弥漫于人心”，“盖自法朗西大革命以来，平等自由，为凡事首，……且社会民主之倾向，势亦大张”。他还形容说：“十九世纪初，世界动于法国革命之风潮，德意志、西班牙、意大利、希腊皆兴起，往之梦意，一晓而苏”[9]。稍后，在鲁迅的影响之下，许寿裳也在《河南》发表了《兴国精神之史曜》一文，热烈讴歌法国大革命。他写道：“自有佛朗西革命，而国家之兴，焕乎始盛。开十九稘历史之先生，导十九稘历史之伟绩，使生于后稘者回首顾之，有不能不魂动神飞，兴高采烈者矣。……佛朗西革命者，近代文明之春雷也。凄凄欧洲，吼朔风而荒大野者，震而见艳阳世界，何势之烈而效之巨欤！”[10]而钱玄同此时虽未公开撰文，却也在日记中衷心赞美法国大革命，热情期盼革命派“大撞革命之钟，卷三色之旗，以灭虏而朝食”[11]。
第二，关于太平天国运动的评价。如果说法国大革命发生在国外，而且时间较为久远而不易评价，那么太平天国运动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场刚刚结束不久的革命，大家的认识应当比较一致。但在这一问题上，革命派与改良派仍存在很大分歧。在梁启超看来，这种宗教性质的革命根本无道德可言，“夫岂必远征前代，即如最近洪杨之役，革命之进行，尚未及半，而韦昌辉与石达开同杀杨秀清矣。……此真吾中国革命史上不可洗涤之奇辱也”[12]。这固然指出了农民运动的局限性，却也全然抹杀了太平天国的革命功绩，不能不激起革命派的批驳。1906年10月，章太炎在黄小配所撰《洪秀全演义》作序时就盛赞：“洪王起于三七之际，建旗金田，入定南都，握图籍十二年，旌旄所至，执讯获丑，十有六省，功虽不就，亦雁行于明祖。……若石达开、林启荣、李秀成之徒，方之徐达、常遇春，当有过之”，并表彰着者“搜集故事，为太平天国战史者，文辞骏骤，庶足以发潜德之幽光，然非里巷细人所识”[13]，此处所谓“里巷细人”，似不无讥讽梁启超之意味。
在章太炎这种“以洪杨为神圣，谓曾左为大盗”历史观的影响下[14]，章门弟子也纷纷在《民报》发表文章批驳改良派的观点。汪东在《新民丛报杂说辨》一文中，便针对梁启超对太平天国宗教性质的批评反驳说：“呜呼！此得为探本之论乎？夫洪杨初起。共事者多奉一教。无他。秘密结会之际必相要最坚而相恃最笃。其起也然后可以无跳梁之患。迨中分天下，建章制度。未尝强民以从其所信。……不得以主动者非孔孟之徒而遂谓其必张宗教革命之帜也。”稍后，黄侃也撰写了《哀太平天国》一文对太平天国的失败表示深切同情，并深刻总结了太平天国的教训，为革命党人提供了历史借鉴。同时，他还发表《论立宪党人与中国国民道德前途之关系》一文，针对梁启超对革命派道德的贬低予以严正批驳，并且反唇相讥，批评立宪党人好名、慕势、竞利、畏死、狡伪、无耻、阴险，所论义正词严，令人荡气回肠。
第三，关于革命的必然性。当时，改良派出于对革命的恐惧，极力抨击革命派过于激进，认为革命必将酿至伏尸百万、杀人如麻的惨剧，“不尽杀四万万人不止”[15]。针对这种观点，汪东反驳说：“时机相迫，非行疾雷不及掩耳之革命，而势殆有所不及也。准是以谈，而犹齗齗于杀人流血之惨沭焉不敢为，是何异见将溃之疽而戒毋施刀圭，遇拂衣之火而嘱毋毁墙壁也。”[16]黄侃也撰文指出：“生疡于头与发疽于背，等病也。以生命故，必将以医首为先。未尝言背可不治，顾治之有缓急耳！种之不保，何有于政？危亡之不遑救，何有于文致泰平？”[17]在此，他们二人不约而同地通过生理方面的描绘来比喻处理事情的轻重缓急，由此揭示了革命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可谓异曲同工，直接回应了立宪派的指责。
时至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前夕，黄侃更在汉口《大江报》上发表了《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一文，针对改良派的“惧乱”心理特别提出：
中国情势，事事皆现死机，处处皆成死境；膏肓之疾，已不可为。然犹上下醉梦，不知死期之将至，长日如年，昏沉虚度；软痈一朵，人人病夫。此时非有极大之震动，极烈之改革，唤醒四万万人之沉梦，亡国奴之官衔，行见人人欢然自戴而不自知耳。和平改革，既为事理所必无，次之则无规则之大乱，予人民以深创巨痛，使至于绝地，而顿易其亡国之观念，是亦无可奈何之希望。故大乱者，实今日救中国之妙药也。呜呼！爱国之志士乎！救国之健儿乎！和平已无可望矣。国危如是，男儿死耳！好自为之，毋令黄祖呼佞而已。
该文奔放流畅，刚健雄奇，振聋发聩，掷地有声，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和高超的政论水平。文章刊登后，江汉三镇为之震动，极大地鼓舞了革命党人的士气，对武昌起义的爆发具有相当的促进意义。
此外，除了阐述革命的必要性之外，章门弟子还进一步论证了革命胜利的可能性。汪东在1907年就说：“中国若革命必行蜂起之策，一省倡义，各方响应，云集景附，……官军奔命，各顾其属不暇，平素窳惰，将至有不能骑马者，又非卧薪尝胆民众之敌也。吾谓去旧政府，若摧枯拉朽”[18]。可以说，汪东此言准确预言了辛亥革命后来的发展历程。
总之，围绕革命与改良这一根本问题，章门弟子从诸多方面反驳了改良派观点，充分彰显了他们的革命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张大了革命派的宣传声势。
二 排满与反帝
在双方激烈论战过程中，改良派的首要立场就是企图维持满清政权，而革命派则认为必须坚决排满，其中尤以章太炎的排满言论最为突出。在排满问题上，章太炎甚至不惜与恩师决裂。当俞樾苛责他从事革命时，他痛心写下了《谢本师》一文问道：“先生既治经，又素博览，戎狄豺狼之说，岂其未喻，而以唇舌卫扞之？将以尝仕索虏，食其廪禄耶？”[19]表现了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而当章太炎自己开始授徒讲学时，亦往往“高论民族大义训迪后生，诱导学生走光复的道路，收效甚巨”[20]。
这一时期，改良派常常抨击革命派“排满”是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对此，章太炎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通过列举满清统治之暴行，系统论证了“排满”革命的正义性。这无疑沉重打击了改良派，在当时造成了极为轰动的反响。鲁迅即曾回顾说：“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革命军》序”[21]。而一度力主保皇的钱玄同后来也说：“读完太炎先生此书，才恍然大悟二百余年以来满清之宰割汉人，无所不用其极。……一定非革命不可！”于是，“认定满洲政府是我们惟一的仇敌，排满是我们惟一的天职”[22]。
章太炎还于1906年用白话写了一首《逐满歌》，历举满清残暴统治：“可怜我等汉家人，却被羊猪进屠门。扬州屠城有十日，嘉定广州都杀毕。福建又遇康亲王，淫掠良家象宿娼。驻防鞑子更无赖，不用耕田和种菜。菜来伸手饭张口，南粮甲米归他有。汉人有时欺满人，斩绞流徙任意行。满人若把汉人欺，三次杀人方论抵。……名为永远不加赋，平余火耗仍无数。名为永远免丁徭，各项当差着力敲。开科诓骗念书人，更要开捐骗富民。人人多道做官好，早把仇雔忘记了。……我今苦口劝兄弟，要把死雔心里记。……莫听康梁诳尔言，第一雔人在眼前，光绪皇帝名载湉。”[23]这首白话歌一时广为传诵，极大激发了人们的“排满”意识。
受到章太炎的启发，章门弟子也相继撰文论述“排满”的必要性。例如汪东就历数清廷之“虐史”以证明其“惨酷”[24]，并提出“以满临汉，如主于奴”[25]，必须坚决推翻。而黄侃更在《专一之驱满主义》一文中说：“国土沦丧，历祀三百，地犹华域，人犹华胄，而政典宪章，悉为胡有。猗嗟我民，处此晦盲否塞之世，所亟者固当在种类之兴衰，而不在政治之良恶”[26]，强烈谴责了清王朝暴政。另据研究者考证，1907年以军政府名义发表、后来被收入《太炎文录》的《讨满洲檄》，其实是黄侃所撰。在这篇檄文中，黄侃历数满清“十四罪”，充分论证了“革命之不可已”[27]。
更关键的是，章太炎及其弟子们此时还进一步将“排满”与“反帝”联系起来。章太炎在革命派与改良派论战的第一篇文章《正仇满论》中即曾指出：“满洲弗逐，而欲士之争濯磨，民之敌忾效死，以期致乎独立不羁之域，此必不可得之数也。浸微浸削，亦终为欧、美之奴隶而已矣。”[28]他还声明：“排满即排强种矣”[29]。由此可见，他鼓吹“排满”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反帝”。汪东也说：“吾以为及今之世，而欲求免瓜分之祸，舍革命其末由。”[30]这也就是说，“排满”是避免中国被瓜分的唯一出路。他还疾声呼吁：“种族倾轧不可以不革命”、“政府恣肆不可以不革命”、“外人觊觎不可以不革命”[31]，其中最后一点明显具有反帝的性质。
在此期间，周氏兄弟也对“反帝”问题予以了密切的关注。1898年，鲁迅刚到南京不久便致信周作人说：“《知新报》内有瓜分中国一图，言英、日、俄、法、德五国，谋由扬子江，先取白门，瓜分其地，得浙，英也。”[32]信中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忧虑溢于言表。到1903年，鲁迅更在《中国地质略论》一文中声明：“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险；可容外族之赞叹，不容外族之觊觎者也”，并主张“结合大群起而兴业”，以断绝列强“要索之机”[33]。而正是在该年，他写下来为后人传诵不绝的诗篇《自题小像》：“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34]，表达了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怀。
此后一段时间，周氏兄弟虽然主要致力于文学翻译，但“脉搏却与当时民族革命运动相通”。当时的翻译界，大多译的是英、美、法等国的名家名作，而周氏兄弟却独具慧眼地注目于被压迫民族的现实主义之作，这是“因为那里有好些‘弱小民族’，处于殖民地的地位，正在竭力挣扎，想要摆脱帝国主义的束缚”[35]。鲁迅后来在回顾当年这段翻译生涯时就说：“在翻译，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为那时正盛行着排满，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的。……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36]周作人也说：“豫才在那时代的思想我想差不多可以民族主义包括之，如所介绍的文学亦以被压迫的民族为主，俄则取其反抗压制，希求自由也。”[37]
而随着论战的深入，革命派也逐渐认识到鼓吹“排满”固然是特定时期的革命方略，但其中确实包含着一定的狭隘性，必须予以及时纠正。对此，章太炎曾发表《致留日满洲学生书》，对满族人民表示安抚，他说：“所谓民族革命者，本欲复我主权，勿令他人攘夺耳，非欲屠夷满族，使无孑遗，效昔日扬州十日之为也；亦非欲奴视满人不与齐民齿叙也。……若大军北定宛平，贵政府一时倾覆，君等满族，亦是中国人民，农商之业，任所欲为，选举之权，一切平等，优游共和政体之中，其乐何似？”[38]黄侃也在《讨满洲檄》中宣布推翻清廷后满人是否回关外，“听其自愿”，愿留下者“悉归农牧，一切与齐民等观，……选举租赋，必不使尔有倚轻重”。显然，这些论述对后来临时政府提出“五族共和”具有着前驱先路的意义。
总之，围绕着排满与反帝这一问题，章门弟子不仅继承师说，而且有所发挥，对改良派的谬说予以了严厉批驳，极大鼓舞了革命派“排满”与“反帝”的斗志和士气。与此同时，他们还及时纠正了原先宣传上的一些偏差，从理论上保证了辛亥革命的顺利进行。
三 共和与立宪
这一时期，康、梁等改良派最主要的政治主张就是鼓吹君主立宪，他们以“公羊三世说”来附会近代“进化论”，认为中国因为民智未开，所以政治制度的变革应逐步缓行至君主立宪，而不可躐等、骤行共和。此说由于颇具学理性，在当时确实迷惑了不少人，因此必须加以反驳。
早在1903年发表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章太炎便针对康有为关于中国民智的说法申明：“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并且说：“在今之世，则合众共和为不可已。……以合众共和结人心者，事成之后，必为民主”[39]，明确提出了民主共和口号。此文发表后，对革命派确定奋斗目标起到了巨大的启发作用。同年，章太炎还运用其训诂学专长撰写了《论承用维新二字之荒谬》一文，尖锐指出了立宪派提出的“维新”一词存在着诸多谬误，“言无论理，字无界说”，“乃至指鹿为马，认贼作子”[40]。该文训诂精当周详，申论鞭辟入里，在当时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此后，章太炎还声明：“排清主即排王权矣”[41]，这就将“排满革命”与“民主共和”联系起来，进一步丰富了革命派的理论。
而正是在章太炎的深刻影响下，章门弟子纷纷撰文倡言民主共和。汪东即曾嘲讽改良派拘于所谓“公羊三世说”是“作茧自缚”，他指出：“创定一国之制度，则可以以人力为之，损益进退，缺者缝之，赘者剖之，如择土而处焉，必不以沼泽窳洼之地自安也。呜呼，明夷既晓此理欤，处今之世，排斥种族革命，龈龈然宝其满洲圣明之君者，犹越据乱、升平而思登大同太平之道欤？”[42]鲁迅也同样质问道：“犹谈人类史者，昌言专制立宪共和，为政体进化之公例；然专制方严，一血刃而骤列于共和者，宁不能得之历史间哉”[43]，并歌颂“共和之治”是“人仔于肩，同为主人，有殊台隶”[44]。至于钱玄同，此时虽不曾撰写专文，但却也坚定地认为共和政体“天经地义”，“光复后必须采用它”[45]，当得知梁启超鼓吹立宪被革命党殴打一事时，他还十分高兴地在日记中写道：“快事！快事！保皇贼奴，宪政滑贼，今日吃了些眼前小亏”[46]，言词中充满了对立宪派的敌视。他后来还表示：“我生平是最恨中国一般宪政党的屁话，说‘中国没有Republic的程度，必须先立宪’。”[47]
随着时势的发展，章太炎等人也逐渐认识到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从而对“代议制”有所批判。如章太炎便曾在《代议然否论》一文中，对代议制的弊端及其在中国之不可行，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还曾言：“代议政体，非能伸民权，而适堙郁之。……以中国行立宪代议之政，其蠹民尤剧于专制。……将一切使民沦于幽谷。”[48]他后来甚至还自述：“余向者提倡革命，而不满于代议。”[49]
章太炎这一思想转变，显然也深深影响了章门弟子，这可以从他们当时的一些文章看出来。例如黄侃便在《专一驱满主义》一文中写道：“若夫立宪之治，诚较专制为优；然枚卜明扬，未必尽能无弊。却寡从众，受赇行贿，此列邦所固耳。且以中国之民，偏心最富，排攻异己，至于流血而不恤，忿争之极，或将不念国家，其可患固矣。若乃贫富之分，日益悬远，工商起而农事微，资本家兴而劳动者困，国家澹足而黎庶流离。”无独有偶，鲁迅此时也批评代议制不过“姑拾他人之绪余，……借众以凌寡，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至尤下而居多数者，乃无过假是空名，遂其私欲”。他还感叹道：“呜呼！古之临民者，一独夫也；由今之道，且顿变而为千万无赖之尤，民不堪命矣，于兴国究何与焉。”[50]
今天看来，章太炎及其弟子们对代议制本身确实存在着某些误解，然而必须指出的是，他们之所以由倡言民主共和而转向严厉批评代议制，正是为了针砭当时清政府所谓“预备立宪”的骗局，正是为了彻底打破人们心中对“预备立宪”的幻想。而且，他们的这一思想转变并非是对前期民主思想的背离。恰恰相反，正是通过他们的这种深刻剖析与反思，近代中国思想界对民主的认识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的思想无疑具有十分深远的前瞻性和启发性。
尤其还应该说明的是，民国建立后，正如章太炎所预料，民主共和屡屡遭到军阀政客们的利用与践踏。在这种情况下，章太炎及其弟子们则奋起维护共和，坚决反对复辟。章氏此时不仅“时危挺剑入长安”[51]，而且还“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52]，以至被幽禁数年之久。而当刘师培加入“筹安会”为袁世凯鼓吹复辟并企图拉拢黄侃时，黄侃虽“雅与师培善”，但却厉声斥责道：“如是，请刘先生一身任之！”[53]随即拂袖而去，与之绝交，鲜明表达了抵制复辟的立场。
总之，围绕着立宪与共和问题，章门弟子不仅从正面直接驳斥了改良派的错误观点，而且还在章太炎的影响下，对民主加以了深刻反思，深化了人们关于这一问题的认识。与此同时，他们还在实践中坚决维护共和，与复辟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抗争。
综上所述，早在辛亥革命时期，章门弟子就具有了相当成熟的政治水平，他们在与改良派论战的过程中，分别就革命与改良、排满与反帝、立宪与共和这三个问题，展开了系统深入的论辩，严正驳斥了改良派的谬论，澄清了人们的思想疑惑，在很大程度上壮大了革命派的舆论声势，为辛亥革命的成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注释：
[1][21][52]《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46、545、545页。
[2]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儿童文学小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
[3]殷孟伦：《序》，湖北省文史研究馆校订《黄季刚诗文钞》，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
[4][53]章太炎：《黄季刚墓志铭》，《章太炎全集》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9、260页。
[5]汪东：《同盟会和民报片断回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版，第25页。
[6][8][18][24][42]汪东：《正明夷“法国革命史论”》，《民报》第11号，1907年1月25日。
[7][25]汪东：《法国革命史论（续）》，《民报》第15号，1907年7月5日。
[9][50]《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8－50、73、45页。
[10]许寿裳：《兴国精神之史曜》，《河南》第4期，1908年5月5日。
[11][46]《钱玄同日记》第1册，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85、446页。
[12]梁启超：《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27页。
[13][38][39][40][48]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07－308、519－520、203－204、244、385－386页。
[14][20]陈平原、杜玲玲编《追忆章太炎》，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71、366页。
[15]康有为：《法国大革命记》，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89页。
[16][30]汪东：《论支那立宪必先以革命》，《民报》第2号，1906年8月2日。
[17][26]黄侃：《专一之驱满主义》，《民报》第17号，1907年10月25日。
[19]章太炎：《谢本师》，《民报》第9号，1906年11月15日。
[22][45]钱玄同：《三十年来我对于满清的态度底变迁》，《钱玄同文集》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0－111、114页。
[23][28][51]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22、120、481页。
[27]《民报》临时增刊“天讨”，1907年3月13日。
[29][41]章太炎：《复仇是非论》，《章太炎全集》第4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4、274页。
[31]汪东：《革命今势论》，《民报》第17号。
[32]《周作人日记》上册，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
[33][43][44]《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6、39页。
[34]《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23页。
[35][37]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6、131页。
[36]《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11页。
[47]钱玄同：《对于朱我农君两信的意见》，《钱玄同文集》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4页。
[49]章太炎：《新纪元星期报发刊词》，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6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