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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石达开与辛亥革命

石达开是历史悲剧中的英雄。他作为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领导人之一，1851年被封为翼王，叱咤风云于一时；1863年他率军覆灭于大渡河畔，饮恨终天。半个世纪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兴起，大量宣传了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和翼王石达开，在革命文艺宣传品中再现了石达开的英雄形象，假造了他的日记和诗篇，以激励民气，号召革命。这说明近代中国这两大革命——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和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之间的历史联系，说明资产阶级革命很需要从过去的革命斗争中借取精神力量和经验教训，也说明太平天国革命和石达开的历史影响（详见拙文：《孙中山论太平天国革命》，《北方论丛》1980年第2期。）。
历史悲剧中的英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是一场政治大搏斗，其势磅礴，规模宏大，历时长久，以及运动的深刻性，都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但终于受历史和阶级条件限制，以悲剧结束。石达开始终在这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和历史悲剧中扮演要角。
尖锐复杂的斗争环境，促使石达开这个“文武备足”的少年早熟。金田起义时，他毁家抒难，带领三四千人马投入战斗，成为各支起义队伍中的最大的一部分。他二十岁被封为翼王、左军主将，率领千军万马，冲锋陷阵，在第一线指挥战斗。冯云山、肖朝贵二王相继阵亡后，石达开承担了更大的重任，战功卓着。奠都天京后，石达开任西征统帅，大破湘军，江西各地望风归附，接着又会合各路军，荡平江南大营，取得了前期军事上的巨大胜利。他深得洪秀全、杨秀清信用和广大群众爱戴，充分发挥了他那一流将才的作用，获得了“石敢当”的美名，威震敌胆。曾国藩说，“石达开狡悍为诸贼之冠”；左宗棠说他“狡悍着闻，素得群贼之心，其才智出诸贼之上，……是贼之宗主，而我之所畏忌也。”（《陈明石逆情形片》，《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0；《与王□山书》，《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4。）充分的有利条件与他个人的政治与军事才能结合起来，使他在前期成功地扮演了无敌英雄的角色。
但是，1856年天京悲剧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起义领袖之间为争夺权力而引起的内部大屠杀，造成了灾难的后果。洪、杨和韦昌辉都各自有其逃脱不了的历史责任。在杨韦事变中，石达开是诸王里唯一无可指责的受害者，他的妻儿老小惨死在韦昌辉的屠刀下。
石达开反对内部残杀于前，起兵平叛于后，结束了这场自毁长城的悲剧，有大功于太平天国。石达开在内讧平息后回到天京，“合朝同举翼王提理政务，众人欢悦”。经过流血惨剧的洪秀全，如果能汲取过去的沉痛教训，与石达开合作共事，挽回危局还是有希望的。但是，洪秀全对石“提理政务”，有“不乐之心”，“专用安、福两王”，“押制翼王”。深受创伤的石达开，“见大局如此，不满之，乃决离京远征，一去不回。”（《李秀成自述》，影印本；《洪仁□自述》。）石达开带兵出走，是一个“至大”的错误行动，导致了太平军的公开分裂，演出了天京悲剧的另一幕。
太平天国革命形势的逆转，一切不利因素都向他袭来，虽然他仍然英雄盖世，但往日所向无敌的局面逐渐消失了，终不免在紫打地演出最后一幕悲剧。以“爱将”称着的石达开，“自缚以赴清营”，幻想以自己的死，保全部众，写了《致骆秉章书》。这是一个在极其不利条件下提出的谈判书，而不是投降书（参见拙文：《读〈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笺证〉》，《历史研究》1969年第3期。）。但是，他的有害幻想，却使身经百战的将士放下了武装，惨遭敌人血腥屠杀，留下了惨痛的血的教训。
石达开就义前的表现，和李秀成不同，“其枭桀坚强之气，溢于颜面，而词气不亢不卑，不作摇尾乞怜之语。……临刑之际，神色怡然。”（刘蓉：《复曾源甫中丞书》，《养晦堂文集》卷6。）始终不失英雄本色。
英雄令人敬仰，悲剧使人同情。历史悲剧中的英雄石达开，更叫人一掬同情之泪，为之惋惜和慨叹。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石达开以自己短短一生中的胜利和失败、正确和错误、光彩和阴暗，留给后人缅怀、评说。他那历史悲剧中的英雄形象，既能激励后来人，又为后继者提供了发人深思的历史教训。这，不能不是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需要再现石达开形象的重要原因吧。
假托翼王遗作宣传革命：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是宣传、研究太平天国史的最早倡导者。太平天国革命的英雄业绩，对他走上革命道路起了促进作用。他曾广泛搜集、阅读有关太平天国的中外文资料，能够十分熟练地讲述太平天国战史，对杨秀清、石达开、李秀成指挥战斗的战例，“如数家珍”（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辛亥革命》丛刊第1册，第28页。）。
1902年孙中山倡议、指导留日学生刘成禺（汉公）撰写《太平天国战史》并为该书写了序（《孙中山选集》上卷，第64—55页。）。孙中山明确地向刘成禺指出：“太平天国一朝为吾国民族大革命之辉煌史……发扬先烈，用昭信史，为今日吾党宣传排满好资料”，写一部太平天国史是“吾党不朽之盛业”（刘成禺：《先总理旧德录》，《国史馆馆刊》创刊号。）。这清楚说明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出于革命的需要，何等重视太平天国革命和太平天国历史的宣传，以激发民气，鼓舞人们投入新的革命斗争。
除《太平天国战史》（1903年出版16卷）外，黄世仲的《洪秀全演义》（1908年出版，章炳麟序）是广泛流传的革命宣传品。作者自诩它是“洪氏一朝之实录，即以传汉族之光荣”，驳斥了清政府对太平天国革命的诬蔑，表彰了“为种族争、为国民死”的英雄（黄世仲：《洪秀全演义·序》）。该书鞭打了汉奸奴才，赞美了洪秀全、冯云山、石达开等英雄人物，对石达开性格的刻划是生动的。当时《浙江潮》、《民报》等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刊物，都有各种形式的有关太平天国革命宣传，如洪秀全画像，“太平天国翼王夜啸图”（《民报》专号《天讨》的插图，上有章太炎跋云：“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太平天国战胜清兵之真象”，信川的《哀太平天国》，匪名的《洪秀全国际谈判》以及“虎贲三千直扫幽燕之地，龙威九五重开尧舜之天”的《洪王宫联》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宣传推翻清王朝，赞美革命斗争，寻找革命精神，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它们对提高人民觉悟，有很大的启发作用。武昌起义前，留日学生中的革命分子往往“酒酣耳热，论太平遗事”，他们无不“痛恨于曾李诸奴，……而亦叹息于洪杨诸杰。”（《中国革命记》第12册。）五十年前太平天国英雄们的业绩，鼓舞、激励了资产阶级革命志士。
假造、拟作石达开的遗作以“鼓吹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者采用的一种别开生面的宣传形式。这种苦心孤诣的艺术创造，表现了当时革命文艺工作者的智慧和高度爱国主义、革命的热情。
石达开是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中“文武备足”的英雄，他能诗，遗有一首刻在广西宜山县白龙洞的《题壁诗》。“挺身登峻岭，举目照遥空；毁佛崇天帝，移民复古风。诸军称将勇，玩洞羡诗雄；剑气冲星斗，文光射日虹。”（罗尔纲编：《太平天国文选》第284页。）请看，诗篇是何等雄壮粗□，又是多么突出地表露出作者的为人和性格！石达开能诗这一点，就为后人拟作、假托他的作品提供了条件。
他人拟作的石达开遗诗，最先见于1902年出版的梁启超着《饮冰室诗话》内《答曾国藩五首》。梁启超说：“太平翼王石达开，其用兵之才，尽人知之，而不知其娴于文学也。近友人传诵其诗五章，盖曾文正曾招降彼，而彼赋此以答之。”（梁启超：《饮冰室诗话》25，第18—19页。）诗中自叙履历，兼述志气，怀抱帝王思想，也有反清的内容。梁启超说自己“向不能为诗，自戊戌东徂以来，始强学耳。”（同上，第52页。）拟作的石诗又有“下里巴人之诮”，未必是梁作，很可能是梁启超一派“友人”假造，戊戌至庚子间，革命派与改良派界限尚不十分清楚，孙中山、梁启超也曾一度有合作的愿望，“遗诗”可能是这时的作品。革命派从中受到启示，1906年南社诗人高旭（天梅）在上海刊《石达开遗诗》行世，称“残山剩水楼主人编”，其中除见于《饮冰室诗话》中的《答曾国藩》五首外，另有二十首，共二十五首。自此以后，许多书籍争相转载。于是石达开能诗之名喧腾于世，“遗诗”也发挥了独特的革命宣传作用。
1906年南社诗人高旭与柳亚子都住在蔡元培主办的上海爱国女学宿舍。柳亚子目击高旭一个晚间写了二十首“石达开遗诗”，加上叙、跋付印一千册，因为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中的五首假作已为人深信也收了进去（阿英：《关于伪〈石达开遗诗〉》）。
“残山剩水楼主人”——高旭在《石达开遗诗·叙》中说：访求太平天国遗书四十余年始得此帙。谓“遗诗”为“哭广”所藏，哭广“得诸湘中故人刘君某某之手，而刘君某某又得诸其家之佣工，盖佣工之亡父为翼王帏幄中参谋，故主帅之诗篇，虽一吟一咏，彼皆得而笔录之。”并说哭广“本笃诚君子，其言盖可信也。”又故作玄虚地说：“诗历年已久，书已烂漫，字画有不能忆识，余不敢妄为填补，宁缺之以仍其旧”，以期读者不疑，达到宣传效果。
“遗诗”普遍充满着伤感，又“慷慨激烈，喷血而出”（《石达开遗诗》的哭广跋文。）。这是作者苦心揣摩石达开的胸怀、气魄和国将破、家已毁的悲伤心情而奋笔书写的诗篇，也是作者小资产阶级革命诗人内心深处思想感情的流露。
《马上口占》：“苍天意茫茫，群生何太苦！……到耳多哭声，中原白日暮。”《极目》：“极目楚氛恶，狂风着意吹。荒凉唐日月，黯淡汉旌旗。北地春花笑，南朝秋叶垂。楼头景萧瑟，客子怕吟诗。”《感怀》：“狐鼠纵横惯噬人，无端冲破一家春。夜阑试向城头望，何处妖星巨若轮？”此外，《乱离复乱离》、《道路》等诗，无不是借石达开之“遗诗”，言资产阶级革命者之心志：国家残破，内忧外患，华夏多难，不推翻清廷，实行革命，是不可能改造中国的。
《入川题壁》：“大盗亦有道，诗书所不屑。黄金若粪土，肝胆硬如铁。策马渡悬崖，弯弓射胡月。人头作酒杯，饮尽仇□血。”《入剑门》：“抛撇妻孥戴复盆，含冤难复叩天□。宝刀骏马休输却，好领雄师入剑门。”这是通过石达开的“遗诗”刻划英雄的形象，抒发革命者的豪情。
“哭广”跋文最后几句话：“当此胡尘滚滚，神州陆沉，…尚有样戎祸、解倒悬，如石翼王其应运而生者乎？”正表明作者假托“遗诗”的目的和资产阶级革命者的立场、态度和要求。
从资产阶级的革命宣传到马克思主义的评价：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革命宣传中，太平天国的英雄业绩成为重要的历史题材，历史悲剧中的英雄石达开更成为引人注意的宣扬对象。资产阶级革命派自居太平天国事业的继承者，把石达开评价为“民族大革命”的英雄。他们再现的石达开的英雄形象不过是自我的心理写照。历史上的石达开和辛亥革命时期文艺宣传品中的“石达开”，都发挥了他们的历史作用。
但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宣传，还不是科学地评价历史人物。资产阶级革命宣传中，当然反映了他们对太平天国革命和对石达开的评价。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从根本上为太平天国革命和太平天国的英雄们翻了案，历来被诬蔑的“发逆”、“长毛”被他们给以“民族大革命”、“民族英雄”、“老革命党”的光荣称号，这表现出资产阶级革命派应有的历史进步性。但是，他们并没有认识到太平天国的农民革命性质，低估了农民群众的革命力量，对石达开等太平天国的英雄虽然表彰推崇却不能正确评价，这又是他们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石达开的“遗诗”，被写得悲壮而又伤感，这可能是对石达开内心世界揣摩得比较成功，但实际上却是反映当时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思想感情。他们夸大了石达开个人英雄的作用，却没有指出他的不可避免的过失和给太平天国造成的巨大危害。我们评价石达开和评价其他历史人物一样，都不能不警惕这种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的影响。已故马克思主义史学前辈范文澜同志，在解放初期给我们的一封覆信中指出：“人们往往容易过分同情石达开的遭遇，而低估、谅解他的分裂行动的错误。不顾大局、受不得委曲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对革命是有害的。”此话发人深省。
石达开、辛亥革命志士所面临的“血肉何狼藉，白骨披道路，……华夏正多难，临风涕如注”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我们要学习、运用这一科学武器，对石达开、辛亥革命志士等革命前辈作出正确的评说，这是我们应尽的职责。
（资料来源：《北方论丛》198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