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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论辛亥革命时期章太炎的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是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三民主义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排满革命”是当时社会上最具号召力的革命口号。作为这一时期着名资产阶级革命宣传表的章太炎，对此时进行了全面、深入地阐述和广泛的传播，有力地批驳了改良派反对革命、维护清王朝的种种谬论，从而促进了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 然而，因为他的宣传着重在民族主义方面，且“排满”、“光复”又在其民族主义宣传中居于突出的地位，故史学界对他的评价一直存在着较大的歧异，譬如有的同志就认为他是“一民主义者”，“地主阶级反满派的代表”；他的民族主义则是“狭隘的种族复仇主义”，等等。由此看来，进一步搞清辛亥革命时期章太炎的民族主义，不仅对正确评价章太炎，而且对全面理解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族主义纲领，都是很有意义的。
一
首先需要搞清楚的是，章太炎的民族主义思想是怎样形成的。
章太炎的民族主义，最早来源于汉族传统的民族意识，是十分明显的，也是十分自然的。这是因为，第一，民族主义和民族问题，是历史上形成的人类社会的客观存在；反映这种存在的民族观或民族意识，在各民族中都是源流长并随着时代的变化的而不断发展的。明未清初，以“坚夷夏之防”为主要内容的汉族的民族意识，集中体现就是“反满”，即反对满洲贵族对以汉族为主体的全国各族人民的统治，其目标则在于重建汉族地主阶级的封建专制统治。这种意识虽然随着政权的巩固而逐渐有所淡漠，但并未泯灭。第二，章太炎的祖籍浙江，是反满民族意识较为强烈的省区之一。这里是清初抗清英雄张煌言、传统民族思想较强的着名学者黄宗羲、全祖望的故乡，以“反清复明”为号召的会党也极为活跃。他们的事迹在浙江人民中间世代相传，影响深广。章太炎的长辈即是民族观念很强的人。据章太炎自己讲，他青少年时期，在随外祖父和父亲读书的过程中，通过长辈的口授，本人阅读《东华录》、《明季稗史》及明未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着述，初步懂得了“夷夏之防，同于君臣之义”的传统的民族观念，了解到了清初满洲贵族为了统一全国残酷屠杀埋下了反清革命的种子，但是，也正如章太炎自己所讲此时他尚处于青少年时期，“非有一定宗旨也”[2]。他认为这咱潜伏于胸中的民族意识，并无什么完整的体系，只是到了“甲午以后，略看东西务国的书籍，才有学理收拾进来”[3]。况且他这时正埋头于“稽古之学”[4]，在政治上还一无表现。
祖国面临的严峻局势，打破了他的宁静的书斋生活，梁启超指出：“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5]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败，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随后帝国主义就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亡国灭种的危机，促使包括章太炎在内的先进知识分子猛然醒悟过来。他们办报纸，立学会，大声疾呼，号召人他一致奋起“救亡图存”。这时，在章太炎的思想中就产生了以挽救中华民族危亡为出发点的新的民族主义觉悟。他指出：“大波将激，大火将火监 ”[6]的关键时刻，凡是有民族感情的人，怎样能无动于衷？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既不能眼看着祖国的大好河山由列强任意宰割，也不能坐而论道、空发议论，更不能置祖国的命运于不顾而消极地隐遁；正确的态度只能是“强力忍诟以图之”[7]。从此，他一方面积极投入了以救亡图存为目标的变法维新运动，一方面加紧阅读各种西学书籍，探索救国救民的道理，并初步形成了他的资产阶级的民族观。
章太炎依据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和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提出了进化的民族观。他认为整个生物界以至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原因在于“竞争”，即“物苟在志，疆力以与天地竞，此古今万物之所以变”。由于世界不同种族的进化历程并非一致，进化较早而较速的民族则比较文明，进行较晚且较缓的民族则比较落后，这样便出现了文明民族与野蛮民族的区别。但是，文明民族也并非不再变化了，而是在激烈的竞争中继续变动的。在自然淘汰与人为淘汰的过种中，优胜劣败的规律是不能违背的。他举例说：“太古有其畜矣，沾沾以息喜，踽踽以丧群，而亡其种”。由此他告诫人们,如果我们中华民族不振奋民族精神,积极起来参与竞争，也存在着国亡种灭的危险。[8]
怎样才能使中国免于“溃败决裂”的局面呢？章太炎提出要“强种”、“合群”、“发奋”，但其前提则首先要加强内政的改革，坚决清除“惟旧章之守”的恶习，让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参与政权。他尖锐地揭露和抨击了清朝政府对于“天下之士”的一贯的错误政策，指出当国者长期以来一而以其权力势籍锢塞诸生，一面又“为之饩廪利禄以羁靡之”。这软硬两手交相为用的结果，就使“天下之士，肥瘠不相顾，疾瘼不相知”，“卷勇股肱之力，经画取与之智，不及俄罗斯；居奇操赢，使天下歙袂，不及英吉利；弭兵善邻，折冲于樽俎，不及美利坚。”[9]要改变这种状况，以光绪帝为代表的当政者必须“发愤图自强，综核名实，使率越劲，使民悫愿，使吏精廉强力”。[10]即与维新志士结合，大办学会，“合耦同志”，“上说下教，以昌吾学，以强吾类”[11]；同时实行变法，“以革政挽革命”，做到“以教卫民，以民卫国，使自为守而已”[12]。这时，他虽然对清政府已极为不满，不时流露出“反满”情绪言，但从维护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出发，他明确表示不能“逐满”；因为“逐加于满人，而割地于白人，以是为神州大询”[13]。他认为，在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日益加深的形势下，要动员广大人民投入救亡图存的斗争，就必须适应澎湃于世界的资产阶级民主潮流，发扬民气，可是又不能以革命手段推翻清政府，造成内部纷争。他说：“民今之世，将欲壅遏民气，使不得伸，无论其无成绩也，幸而胜之，虽不土崩，犹将瓦解，是自遏抑吾黄种，而反使白种为之尸也”。然而一旦发生暴力革命，“内乱不已，外寇间之”，“是自战斗吾黄种，反而使白使为之尸也”[14]。唯一可行的办法，是以孔子的后裔为中国的“共主”，满洲皇帝则退居为“客帝”，在“客帝”的主持下实行自上而下的变法。[15]
但是，由于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发动政变，戊戌变法很快遭到失败。这时，他又把希望转向了封疆大吏，认为“瓜分而授之外人，孰与瓜分而授之方镇？”于是提出“分镇”即加强地方督抚权力的建议，“若是，则外人不得挟政府以制九域，冀少假岁月以修内政。”[16]然而这一设想因不切实际又落空了。戊戌变法的失败，八国联军的入侵以及《辛丑条约》的订立，这一系列触目惊心的事变，使章太炎对清政府完全绝望了。他痛切感到：“满洲不去，则改变法为虚语”[17]，始“晤无兵枋者不能变政矣”。[18]并且认识到“鞭垂之不免，而欲参与政权；小媿之不制，而期扞御皙族，不其忸乎！”[19]他对汉族官僚也绝望了，指出：“今督抚色厉中干，诸少年意气盛壮，而私用事者，其葸畏又过大垄旧臣，虽属以一道，弗能任。”出路何在呢？他明确答道：“夫提契方夏在新圣”[20]，即在革命。于是他在1900年毅然“断发易服”[21]，与改良派氏底决裂，坚定地走上了“排满革命”的道路。
事实说明，章太炎民族主义的形成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它渊源于汉族传统的民族意识，中经救亡图存的变法运动，在吸取西学的基础上形成了以“救亡”为核心内容的资产阶级民族观，尔后在一系列惨痛事实的教育下，又转向了“反满”。但这一阶段的“反满”，与源来传统的“反满”意识，实则已有了本质的不同。
二
毫无疑问，辛亥革命时期，章太炎民族主义的主体是“革命排满”。1900年，章太炎在《书客帝》篇的眉批中首先抛弃了以孔子后裔为“震旦共主”、以满洲皇帝为“客帝”的主张，对自己于“戊、巳违难，与尊清者游”[22]，加以批判；接着在《客帝匡谬》一文中公开提出了“逐满”[23]的意见。此后，他在一系列文章中，全面、系统地论证了“反满”的基本内容及其重大意义。
为什么要“反满”呢？
首先，为了救亡。章太炎认为，在帝国主义疯狂侵略的形势下，中国免除帝国主义的奴役，实现民族独立，必须推翻以满洲贵族为代表的清政府。这是因为：（一）清政府腐败已极，使中国无力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他在驳斥梁启超污蔑“排满革命”即为“仇视满人”的谬论时，指出：“夫今之人人切齿于满洲，而思顺天以革命者，非仇视之谓也。屠刽之惨，焚掠之酷，钳束之工，聚剑之巧，往事已矣，其可以仇视者，亦姑一切置之。而就观今日之满人，则固制汉不足亡汉有余，载其砦窳，无一事不足以丧吾大陆。”[24]（二）清政府对内推行残酷的民族压迫，各族人民均处于奴隶的地位，因此就不可能动员全国人民奋起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他说：“然则满洲弗逐，而欲士之争自濯磨，民之敌忾效死，此必不可得之数也。浸微浸衰，亦终为欧美之奴隶而已矣。”因此，“非自躬大 以扫除故家污俗，而望禹城之自完，岂可得乎！”[25]（三）清政府还是一个卖国的政府。他通过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对外妥协投降的事实，深刻指出：清政府对外不仅“馨折徒跣以承白人之颜怒”[26]，而且还“擅割裂我国土人民而予外人”，如“台湾之于日，胶州之于德，旅大之于俄，威海之于英”等等，结果造成了“我四万万同胞日蹙”[27]的危险处境。正因为如此，章太炎认为，只有通过革命，“取此深根宁极之政府而覆灭之”，方能遏止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
第二，章太炎的“反满”是为了解除国内的民族压迫和封建统治。章太炎指出,革命派之所以要“反满”，因为清政府是一个以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残其民庶”的反动政府。在这个政府里，高官厚爵，均为满人窃据；汉族官吏只共驱使、陪衬，官位稍高，即受满人监视，所以满洲贵族居于主人地位，汉人则为奴隶。他在一系列文章中有力地揭露了清朝统治者所实行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他指出，从清初的“扬州之屠”、“嘉定之屠”，直到戊戌政变残杀捕捉维新党人，暴露了清政府的极端残暴。在经济方面，康熙以来所谓“摊丁入亩”、“永不加赋”，完全是欺人之谈，实际则是不断巧立名目，诸如“平余”、“火耗”、“厘金”以及不可胜数的苛捐杂税，一直是赋上加赋，结果逼得百姓无以为生。他列举清朝历代皇帝大兴文字狱，大肆毁书、删书的罪恶事实，指出这些行为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愚民”，其阴鸷远胜于秦始皇的暴政。章太炎认为清政储实际已成了一切罪恶的渊薮，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严重障碍。他说：“今有造酢母矣，投以百味，苦者亦酸，芳甘者亦酸。彼清政府犹酢母矣，利政人之，从化而害。害柢之不除，空举利者以妄投，岂不唵于彼已，而昧得失之数耶？”[28]又说：“今之政府，腐败蠹蚀，其材不可复用，而欲责其再新，是何异责垂死之翁以呱啼哺乳也。”[29]总之，清政府除被推翻外，绝无再生之路。
第三，章太炎的“反满”是为了建立以汉族为主体的民族民主国家。章太炎指出：“民族主义者，与政治相系而成此名，非脱离政治之外而别有所谓民族主义者。”为驳斥改良派以宣扬“满汉同种”来反对革命的谬论，章太炎曾着力从历史民族的角度辨明满汉种族的异同，过分强调过历史上“华”、“夷”种族的区别，但他并没有由此走上狭隘的种族主义道路。他曾申明：“所谓排满洲者，岂徒曰子为爱新觉罗氏，吾为姬氏、姜氏而惧子之淆乱我血胤也？亦曰覆我国家，攘我主权而已。”他以西方资产阶级民族运动为例，指出自19世纪以来，西方蓬勃兴起的民族运动，“撮其大旨”，不外以下几种情况：“数国同民族者则求合”，如德意志、意大利的统一；“一国异民族者则求分”，如爱尔兰之于英伦；美国“以新造之邦，地广人稀，不得不招来殊族以谋生聚，然其翕合无间者，惟数种白人而止，当地之异人，固不与共苦乐，而黑奴则惟有解放之名。”章太炎说，他所持的民族主义既与西方国家有相同之处，亦有不同之处，其总体原则是，“以异民族而覆我国家，攘我主权，则吾欲以之分”。既分之后，不仅绝不寻仇，且如果其在语言、风俗等方面逐渐同化于我，则“吾之视之，必非美国之视黑人若”[30]。即“一切与齐民等视”，“选举租赋必不使尔有倚轻重”[31]。实际就是要建立以汉族为主体的民主共和政权。因此，他反复强调，其“排满”，“固非以民族主义自画而已”。“夫排满洲即排强种矣，排清主即排王权矣。”[32]又说：“或曰：若政府已返于汉族，而有癸、辛、桓、灵之君，林甫，俊臣之吏，其遂置诸？应之曰：是亦革命而已。”[33]即必须建立“共和之政”[34]。这样，他就把民族问题同政权问题结合起来，避免了单纯种族主义的狭隘性。
综观上述内容，可以明显看出，章太炎的“反满”，与孙中山制定的同盟会纲领中的民族主义是一致的。而且，他也同孙中山一样，在文章中有力地回击了所谓“排满革命”就是搞“种族复仇”的谬论。他指出，革命者确实说过“复九世之仇”的话，但什么是复仇呢？“复仇者，以正义反抗之名，非展转相杀谓之复仇”[35]。或者说“平不平以使平者，斯谓复仇”。“且种族复仇者，本非外于政权而言，则所对者即异种之强有力矣。”[36]因此，他明确宣布，政权返于汉族之后，对满面族不仅不会仇杀，而且对包括满族在内的一切少数民族，均采取平等的政策。武昌起义后，章太炎在《致留日满洲学生书》中，以明白无误的语言阐述了他的这种态度。他说：“所谓民族革命者，本欲复我主权，勿令他人攘夺耳，非欲屠夷满洲，使无孓遗，效昔日扬州十日之为也，并非欲奴视满人不与齐民齿叙也。曩日大军未起，人心郁勃，虽发言任情，亦无尽诛满人之意。”又说：若革命军“北定宛平，贵政府一时倾覆，君等满族，亦是中国人民，农商之业，任所欲为，选举之权，一切平等，优游共和政体之中，其乐何似？我汉人天性和平，主持人道，既无屠杀人种族之心，又无横分阶级之制，域中尚有蒙古、回部、西藏诸人，既皆等视，何独薄待满人哉？”[37]这段话，既可以看作是他对自己在辛亥前反满思想的总结，也可以看作是他为即将建立的中华民国处理国内民族关系所提出指导原则。
三
辛亥时期，章太炎的民族主义，虽以“排满革命”为其主体，但并非其全部内容。与其他革命党人比较，他的民族主义另一较为突出且较具特色的部分，是他的反帝思想和亚洲被压迫民族联合反帝、争取独立的思想。
章太炎的反帝思想，是建立在对帝国主义较为深刻的认识基础上的。二十世纪初期，帝国主义的内在矛盾已日益暴露出来。章太炎看到，帝国主义国家内部，在经济上少数富豪占有巨量财富，而广大人民则陷于极端贫困境地；“富商大贾之与贫民，不共席而坐，共车而出”[38]，劳动者与资本家实质上仍然是主人和奴隶的关系。在政治上，少数富豪把持政权，劳动者则无丝毫权利，以选举为例，实际结果则是“上品无寒门，而下品无膏梁。名曰国会，实为奸府”[39]，根本谈不上什么平等。在这些国家里民族歧视极为严重，“其屠戳异洲异色种人，盖有甚于桀纣。”帝国主义国家对外则实行疯狂的侵略政策。通过一系列事实，章太炎得出结论：“始创自由平等于已国之人，即实施最不自由平等于他国之人。”他们“寝食不忘者，常在劫杀，虽磨牙吮血，赤地千里，而以为义所当然。”[40]帝国主义对中国则“阳作宾萌，阴为敌国”，在中国大地上掠夺财富，凌轹人民，藏污纳垢，无所不为，“其视吾汉种，不犬豕若也”。从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惨痛事实中，章太炎已经认识到：“若就政治社会计之，西人之祸吾族，其烈千万倍于满州。”[41]正国为章太炎能看到掩盖在“文明”外衣下的帝国主义“食人之国”[42]的真面目，所以他明确指出，对于“欧美之人”与对清政府，“其拒之一矣”[43]；并且提出在推翻清政府之后，中国还要“复威海，归青岛，使上海不得为万国公地，使十八省不得为何国势力范围”，只有这样，中国才能从帝国主义压迫下争得“完全独立”[44]。
章太炎自称，他的“民族主义，非专为汉族而已，越南、印度、缅甸、马来之属，亦当推已及之。”[45]他在阐发《民报》六大主义之后二条内容时，指出：“所云‘要求世界列国赞成中国之革新事业’者，此本含混言之。要之列国政府必不选成，唯列国之个人为可。所云‘维持世界真正之平和’者，已明仞不维持世界之伪平和。真正平和云何？曰使欧美人不得占领亚洲，使亚洲各民族各复其故国而已”。[46]为了联合亚洲各被压迫国家有效地进行“反对帝国主义而自保其邦族”的斗争，章太炎在1907年4月，与流亡在日本的印度爱国志士钵罗罕等，在东京发起成立了“亚洲和亲会。他亲自撰写的《亚洲和亲会约章》标明：“本会宗旨，在反抗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约章》：凡亚洲人，“除主张侵略主义者”，不论什么派别，均可入会。会员的义务是：“当以互相扶持，使各得独立自由为旨”；“若一国有革命事，余国同会者应互相协助，不论直接、间接，总以功能所及为限。”[47]“亚洲和亲会”存在时间不长，活动也很少，但它是迄今所知的亚洲各被压迫民族组织反对帝国主义联盟的最早尝试。“和亲会”明确地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这在亚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史册上，有着重大意义；同时它也说明章太炎民族主义思想中的鲜明的反帝精神，而这正是新生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精神的体现。
四
十九世纪末,在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面临亡国灭种危机的严峻时刻，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向全国人民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纲领，首先举起了武装反清的旗帜。经过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特别是八国联军侵华及《辛丑条约》的订立，清王朝腐朽卖国的本质彻底暴露，进步的知识分子逐渐认清了清王朝不仅是中国封建势力的总代表，而且成了帝国主义在华的忠实的代理人；他们从而相继投到“排满革命”的行列。就在这时作为“有学问的革命家”的章太炎，继承汉族的传统民族意识，吸收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思想，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族主义纲领，为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革命队伍的扩大以至最终推翻清王朝，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此期间，他反复宣传的“排满革命”与反帝爱国、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以及同建立民主共和国相联系的思想，他所提出的亚洲被压迫民族联合反帝、争取独立的思想，都体现了近代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要求，是应予充分肯定的。
当然，由于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性，章太炎的民族主义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
首先是大汉族主义思想。他认为汉族历史悠久，文化较高，同欧美占统治地位的民族一样，是优秀民族，而满族和其少数民族则同于印第安人和黑人，是劣等民族。在有的文章中，他甚至将满族污称为“东胡群兽”、“蠢如鹿豕者”，提出过“汉族之仇满州，则当仇其全部”[48]等偏激的言论。在章太炎看来，只有汉族居于统治地位，才是合理的，正当的，其他民族统治汉族则是“异种戕虐”，必须推翻；在国内民族关系上，只能以汉族为主，去同化其他民族；少数民族归化汉族则可，陵制汉人则仇。这种大汉族主义偏见，既是地主阶级正统民族观的表现，同时也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反映。正如列宁所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要消灭民族压迫是可能的。”[49]应该说，这种偏见，在革命派中是普遍存在着的，而由于受传统文化影响较深，在章太炎的身上表现更为突出罢了。
其次，在反帝问题上的软弱性。章太炎明确提出亚洲各被压迫民族结成联盟共同进行反帝斗争，这是难能可贵的。但也正是在反帝问题上，他同多数革命党人一样，存在着严重的弱点。譬如他主张中国民族革命的任力是先排满，后反帝，所谓“言种族革命，则满人为巨敌，而欧美少轻”。他对中国人民的力量估计不足，认为“今日汉人，其智力岂足方行域外？”因此他对帝国主义存在恐惧心理，唯恐“清人、白人协以谋我”[50]，故始终以“排满为先务”。这又充分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总之，辛亥革命时期章太炎的民族主义，是瑕瑜并见，而终归是“瑕不掩瑜”。但无论是“瑕”还是“瑜”，基本上都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阶级性的具体反映。因此，可以说，无论从哪方面看，这一时期章太炎的民族主义都应属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范畴。
（资料来源：原载《北京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6期。）
注：


《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5页。
[2] 《章太炎先生答问》，《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259页。
[3] 《东京留学欢迎会演说辞》，《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269页
[4] 《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1页。
[5] 《戊戌变法》（丛刊）（一），第249页。
[6] 《变法箴言》，《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17页。
[7] 《致汪康年书》，《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3页；《明独》，《章太炎全集》（三），第55页。
[8] 《原人》、《原变》，《章太炎全集》（三），第21—24、26-28页。
[9] 《论学会大有益于黄人亟宜保护》，《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8、9、12、13页。
[10] 《论亚洲宜自为唇齿》，《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6页。
[11] 《论学会大有益于黄人亟宜保护》，《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8、9、12、13页。
[12] 《论学会大有益于黄人亟宜保护》，《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8、9、12、13页。
[13] 《客帝》，《章太炎全集》（三），第67页。
[14] 《论学会大有益于黄人 宜保护》，《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8、9、12、13页。
[15] 据《章太炎年谱摭遗》一书考证，《客帝》应写于戊戌政变前，本文据此一说。
[16] 《分镇》，《章太炎全集》（三）第72、73页。
[17] 《章太炎自定年谱》，《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批38页。
[18] 《致汪康年书》，《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76页。
[19] 《中夏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书》，《章太炎全集》（四），第188页。
[20]《分镇匡谬》，《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76页。
[21] 《解辫发》，《章太炎全集》（三），第347页。
[22] 《客帝匡谬》，《章太炎全集》（三），第120页。
[23] 《客帝匡谬》，《章太炎全集》（三），第120页。
[24] 《正仇满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94、97页。
[25] 《正仇满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94、97页。
[26] 《不加赋难》，《章太炎全集》（三），第76页。
[27] 《章太炎年谱摭遗》，第15页。
[28] 《消极》，《章太炎全集》（三），第311页。
[29] 《论承用维新二字之荒谬》，《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176-177页。
[30] 《社会通诠商兑》，《章太炎全集》（四），第331、332页。
[31] 《讨满洲檄》，《章太炎全集》（四）第193页。
[32] 《复仇是非论》，《章太炎全集》（四），第270、272、275、274、273页。
[33] 《排满平议》，《章太炎全集》（四），第269、267页。
[34] 《讨满洲檄》，《章太炎全集》（四）第193页。
[35] 《排满平议》，《章太炎全集》（四），第269、267页。
[36] 《复仇是非论》，《章太炎全集》（四），第270、272、275、274、273页。
[37] 《致满洲留学生书》，《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519-520页。
[38] 《俱分进化论》，《章太炎全集》（四），第390页。
[39] 《代议然否论》，《章太炎全集》（四），第302页。
[40] 《五无论》，《章太炎全集》（四）第433、438页。
[41] 《革命军法问答》，《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432、433页。
[42] 《五无论》，《章太炎全集》（四）第433、438页。
[43] 《原人》，《章太炎全集》（三），第24页。
[44] 《答 民》，《民报》第22期。
[45] 《复仇是非论》，《章太炎全集》（四），第270、272、275、274、273页。
[46] 《答 民》，《民报》第22期。
[47] 《亚洲和亲会约章》《章太炎生平与思想研究文选》，第90-92页。
[48]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章太炎全集》（四）第175页。
[49] 《列宁选集》第2卷，第508页。
[50] 《革命军法问答》，《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432、4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