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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从社会心理看辛亥革命的历史局限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完整意义上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按照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构想，努力进行实践，并取得了重大胜利。从民族主义来看，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从民权主义看，辛亥革命第一次把西方资产阶级的共和制度引入中国的实践，尽管袁世凯和以后的北洋军阀对之频频破坏，但资产阶级共和制度形式始终保留焉；从民生主义看，辛亥革命推动了振兴实业热潮的出现，为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内部条件。因此，辛亥革命是对中国近代化的一次推进，她的历史功勋不可磨灭。但是，辛亥革命有着严重的历史局限性。造成局限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当时的社会心理是导致这场革命存在严重局限性的原因之一。
人的心理是人的各种活动的基础，它作为一种内在的心理特质，影响、支配着人的语言、行为。社会心理是人们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进行实践交往过程中直接发展起来的一种普遍意识。按意识的主体，可分为个人心理和群体心理。作为社会的或团体的共同心理，是社会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综合作用于群体的精神世界，所产生和形成的具有普遍性的文化积淀，即所谓国民心理。这种国民心理，是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人们的社会活动和行为选择。人类的许多社会行为主要是由内在的驱力和动机所决定的，社会行为主要取决于社会心理。
任何一场社会变革，不仅受到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阶级关系和国际关系等方面的影响，而且与当时社会的心理状态有关。辛亥革命不仅是一场政治革命，也是一场社会革命，它必然受社会心理的制约。
一
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宗法等级森严，社会地位极不平等，社会上层人物往往视下层人物愚笨、呆滞、不求上进，是天生的贱骨头，并以此来维护自己在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另一方面，分散的、落后的、以农业家庭手工业为主要形式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各个小农彼此之间除去地域的联系外，很难产生其他共同关系、全国性联系以及社会政治组织。由于身单力薄，难以自主，造成了广大民众的主权意识严重缺乏和对政治参与的淡漠。他们不能自己保护自己的利益，而寄希望于“好皇帝”、“大救星”等之类的实权人物，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别人主宰。下级绝对服从上级，行政权力支配一切，已成为社会公认和民众所习惯了的不可怀疑的政治信条，“尊奉权力”、“崇拜权威”成为中华民族社会心理的基本特征之一。这一社会心理严重影响了中国近代以来改革和革命的进程，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和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都与这一社会心理有关。从本质上来说，“尊奉权力”这一社会心理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应是不相容的。正因为如此，来自这方面的阻力就显得更加巨大。还在武昌起义之前，这种社会心理就成为革命思想传播的障碍，于是有了革命和改良的论战。尽管革命派在这场论战中取得了胜利，但并不意味着人们尊奉权力的社会心理已经改变，而是因为当时的清政府已到了非垮台不可之地。
就一般民众的心理来说，是希望换一个“好皇帝”而已。就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也由于本阶级的软弱性因而在心理上存在着最明显的弱点，就是缺乏对自身价值的足够自信和清楚的认识。他们虽然表现出参政的愿望，并通过自己的斗争实现了变更政治的目的，但对自身的价值和能力又缺乏信心，而寄希望于有“声望”的实力人物。因此，当武昌义旗一举，全城克复之时，照理应由一个有才干、孚众望的革命中坚人物出来担任革命首领，而结果却了一个不革命、非党人的黎元洪来出任湖北军政府都督。其实，还在武昌起义前，革命党人曾讨论过都督一席的人选，蒋翊武、孙武等人就提出推黎为都督，理由是“革命党人均系士兵，下级军官不多，中级无人，资望浅，不够号召天下，难以得到各省的响应；黎是鄂籍名将，用他可以慑服清廷，增加革命军的声威”〔1〕。及至仓促起义，群龙无首，参加起义的各军领袖全以资望浅，谦让未遑。经过讨论，一致认为黎元洪在湖北治军多年，“地方资望为国内所推重”，“素具人心”，只要他做都督，军队一定拥护，各省必易响应。而当黎元洪出任都督一事传到军中，士兵有鼓掌欢呼的，并说“黎统领也出来了”〔2〕。尽管黎元洪被举为都督后一度不吃不喝，也不说话，被人称为“黎菩萨”。事实上，革命党人的真意也只想用黎的空名来镇定人心，而具体事情则由“谋略处”来做。这充分反映了人们“尊奉权力”的社会心理。凭心而论，黎元洪的被迫参加革命对各省闻风响应起义多少有一点推动作用，但把革命政权长期交给这样一个素来不支持革命的“权威”，不能不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一个隐患。
随着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建立全国性新政权一事提到了议事日程上。在筹组临时政府的过程中，为了临时政府的所在地和选举大总统，各省代表从上海到武汉，又从武汉到南京，一直争论不休。实际上是要“虚大总统以待北方之英”，即把大总统一位留给北方的袁世凯。本来，作为革命派领袖的孙中山，以其对革命的长期贡献，担任国家元首是当之无愧的，虽然他当时不在国内，也理应被举为大总统。但奇怪的是，这一时期各派、各种势力的议论和举措，都未提及孙中山，泛滥的是促袁反正、举袁为总统的舆论鼓噪，就是革命派本身，也最终形成了联袁倒清的策略方针。究其原因，就在于孙中山虽是公认的革命领袖，但手中无一兵一卒，又得不到列强的支持，算不上“实力人物”，而袁世凯掌握着北方新军，武昌起义后又迅速攫取了清廷的军政大权，是人们心目中决定中国政局治乱的“实力人物”，稍一颠倒，根本就要动摇。因此，国内不少人立刻函电交驰，派人前往劝他不要再去捧拜“落日”，而要扶起“朝阳”。革命党人所掌握的《民立报》与《神州日报》分别发表短评和社论，对袁世凯以“第一期之大政长”相勉，要袁世凯出任“中国共和国初开幕之第一任大总统”〔3〕。旅居欧、美的一些华侨和留学生也纷纷发回电报，鼓吹争取袁世凯做总统。就是革命派领袖之一的黄兴，也在1911年11月9日以战时总司令的名义写信给袁世凯，希望他“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4〕。南京光复后，黄兴又复电汪精卫转呈“项城雄才英略”，“中华民国大总统一位，断举项城无疑”。〔5〕12月2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在汉口开会时，更是以决议形式通过了袁世凯如反正即举为总统这一方针。这充分反映了人们认同权力的心理支配着他们的政治选择。由于袁世凯的出尔反尔，致使南北和议陷于僵局。正在这时，孙中山回国了，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打破了袁世凯的如意算盘，但却不能改变在国内多数人、包括革命党人中流行的促袁反正、拥袁当总统的心理状态。鉴于黄兴等之前与袁世凯达成的默契：“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孙中山在当选为临时大总统的当天致电袁世凯，表示自己是“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6〕。就职后，又补发了一个准备“推功让能”的电报，保证总统一席随时可以让给袁世凯。这就决定了：孙中山只是一个过渡人物，临时政府只是一个短命的资产阶级政权。
二
辛亥革命时期人们心理的另一弱点就是“排满等于革命”。中国封建社会的某些特殊性，形成了一种以汉族为中心的大汉族主义。然而，满族的人主中原，却造成了异族统治压迫汉民族的局面，人们所感受到的，除了阶级压迫，还有民族压迫，而后者更甚。因此，在汉人中普遍存在着一种仇视满人的心理，对封建王朝的痛恨，也更多地集中在满州贵族身上。一般人都认为，严重的亡国灭种危机，是满清政府的反动卖国所致，而清廷之所以卖国，是因为它不是汉人的政府，而是一个“异族”的朝廷，所以汉族祖先的财产就毫不吝惜地放手出卖。因此，要挽救民族危亡，就必须推翻清政府，推翻满人统治。虽然，为了反清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派从西方搬来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方案和“天赋人权”的思想武器，革命领袖孙中山也创立了三民主义理论，但当时加入革命组织的大多数人，所觉悟到的主要是“反满”的“种族革命”，而对民主思想、共和制度的所知极浅，远未达到对其内容的真正理解。因此，他们在宣传革命、运动革命时，也只强调“排满革命”。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民众都以为“排满”就是革命，革命就是“排满”。只要把满人赶下台，挂上一块共和的招牌，让汉人当上大总统，就是革命成功了。“就是极有思想的同志，赞成三民主义，明白三民主义是三个不同的东西，想用革命手段来实行主义，在当时以为只要能够排满，民族主义能够达到目的，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便自然跟着做去”〔7〕。在这种心理支配上，先是把湖北军政府都督硬塞给有“地方资望”的汉人旧官僚黎元洪，之后又把中华民国大总统一席留给“中外所重”的汉族大吏袁世凯。因为在一般人心目中，袁世凯不仅是汉人，还是一个开明的颇有作为的汉族封疆大吏，与清廷有各种矛盾，只要他能站到反满行列中来，就可以“离仇雠之地位而复为兄弟”。因此，不仅立宪派提出“和袁慰革，逼满服汉”的八字策略，革命党人的报刊也纷纷响应，发社论，写评论，提示袁世凯勿忘罢黜之耻，牢记兔死狗烹的教训，争取做中国的华盛顿。这种狭隘的民族意识，严重淡化了人们的阶级意识，只看到了表面的敌人——清政府，而放过了它的根本─—封建势力。这就决定了辛亥革命不可能完成彻底的反封建任务。
三
辛亥革命还受制于另一心理弱点，那就是人们强烈的苟安心理。自古以来，人们划地而居，分群而治，他们以不同的方式生活，这种特定的生活方式提供并规定满足人需要的条件。处于农业文明的中国人，以自给自足为最高经济原则，他们世世代代栖息在小块土地上，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死于斯，落后保守，苟安驯服。他们最大的也是唯一的要求的是风调雨顺，相安无事，能使现存生活维持并继续下去。为此，他们情愿匍匐于当朝君主之下，心安理得地接受专制主义国家的宰割，也不愿社会发生变革而引起动荡。一旦周围环境破坏了人们心目中事物的自然秩序，他们便会惊恐不安，痛恨“暴民政治”，“乱民政治”，渴望足资控制秩序的“铁腕”人物来建立政治秩序，以享受“太平生活”。因此，还在武昌起义不久，面对空前猛烈的革命风暴，社会上许多人，尤其是中上层，迫切希望革命来个急刹车，以便尽快稳定正在急剧震荡中的固有秩序。上海《申报》连续发表评论，一再呼号：“夫今日最可怖者，土匪之乘机起掠耳。”一些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也极力宣传：“今日几百大事皆不必虑，所最可虑者……使战祸延长，则不逞者铤而走险，伏莽乘之，因而窃发。当此时也，所谓‘文明’、‘秩序’者，安能长保？而涂炭之祸，必有不堪言者。”〔8〕资产阶级革命派由于其本身的软弱性，也害怕革命会“越轨”，因此一再强调维护“安宁之秩序”的迫切性，要求“文明革命”、“秩序革命”。
各省革命党人在反正后发布的文告中，不是号召工农群众向帝国主义、地主豪绅展开斗争，而是要求“各人照旧做事：读书的还是读书，种田的还是种田，做工的还是做工”，“各人要守本分”。一句话，就是要维持原有旧秩序。这就决定了辛亥革命中能浮于表面，而不能深入广泛地进下去，不能引起社会深层的变动。尤其是南京政府成立后，帝国主义不仅拒绝承认，而且对临时政府进行军事上的恫吓，舆论上的攻击和财政上的封锁。社会上一些不法分子趁机捣乱和骚扰，苏浙各处盛传“北方将派大兵渡江”。革命派内部也迅速分化，加上临时政府的一些措施不当，更加剧了人们心理上的混乱与不安。于是，人们耽于“安定”的潜在心理迅速转变为现实的政治要求。既然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政府不能满足这一要求，人们便着力寻找一位能够替代的人物。而这时掌握着军队并在对革命军的战斗中表现出一定实力的袁世凯，便成了人们注目的对象。只要袁世凯赞成共和，出任总统，可“速满族之灭亡，免生灵之涂炭”，使“全国大势早定，外人早日承认”。这种心理，即使革命派领袖也存在，黄兴就认为：“袁世凯是一个奸黠、敢做敢为的人，如能满足其欲望，他对清室是无所顾惜的；否则，他也可以象曾国藩替清室出力搞垮太平天国一样来搞垮革命。”〔9〕汪精卫也认为，若不让袁世凯当总统，南北不会统一，将会“兵祸连接”。作为革命派最高领袖的孙中山，开始是极不愿妥协的，初抵国门，他曾表示“革命目的不达，无和议而言”〔10〕。但孙中山的首要目的就是推翻清朝，建立共和，至于谁当总统。他曾表示“随宜推定”，“但求早巩国基”〔11〕回国后，他虽认为袁世凯狡猾善变不可信，因而认真筹划挥师北伐，无奈革命党人中间促袁反正、拥袁当总统已形成一种流行的心理，很难形成革命到底的现实条件。孙中山也担心战事延长会招致帝国主义干涉和给人民增加苦难。因而觉得若能利用袁世凯，“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贵族专制之满州，则贤于用兵十万”〔12〕。
在十分矛盾的心理支配上，孙中山只得把统一中国的希望放在袁世凯身上，同意以自己的让位求得个“小康之局”。为了防备袁世凯背叛民国，孙中山制定了《临时约法》，要求袁世凯南下就职。老奸巨猾的袁世凯早已窥破孙中山的良苦用心，他利用人们强烈的苟安心理，制造了“北京兵变”，似乎袁世凯一离北京，天下就要大乱了。至此，孙中山已无力改变局势。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曾怀着极大的希望和信心，以为把外来的先进社会制度移植到自己的国土上，就能跻身于先进的发达国家行列。但多年未能如愿。原因在于，近代化不仅仅是一种社会制度的更迭，更是一种心理态度、价值观和思想的改变过程。在中国这块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国土上，作为国民大多数的广大农业小生产者，不可避免地具有自私性、分散性和保守性，他们目光短浅，看不到自己的力量，习惯于苟安驯服。如果他们的传统思想观念不发生根本变化，社会改革是很难取得成功的，而作为辛亥革命主体的资产阶级，处在小农经济汪洋大海的包围之中，加上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特殊环境和特殊道路，造成了资产阶级与生俱来的软弱性，无力在短期内改变人们的社会心理，所以造成了辛亥革命的严重历史局限性。痛切的教训使一些人开始体会和醒悟到：那些完善的社会制度，本身只是一些空的躯壳。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这些先进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近代化的转变，革命是不可能深入发展的。正是有感于此，本世纪初启蒙学者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问题，其实质就是要改变国民在中国传统物质生活文化影响及陶铸下所形成的心理定势，推进心理态度、价值观和思想的近代化。
注释：
〔1〕《辛亥革命史料》第86—87页。
〔2〕《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第134页。
〔3〕《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第45页。
〔4〕《辛亥革命》（一）第191页。
〔5〕《黄兴集》第94页。
〔6〕《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576页。
〔7〕《孙中山选集》第838页。
〔8〕《辛亥革命史》下册第344页。
〔9〕《辛亥革命》（一）第200页。
〔10〕《孙中山全集》六卷第246页。
〔11〕《孙中山全集》一卷第547页。
〔12〕《孙中山全集》一卷第569页。
（资料来源：《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