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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论辛亥革命时期的市民及其社会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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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是通过城市的起义和政治变更而实践的。这种历史特征，无疑与近代中国城市及其主体——市民等级的政治态度及其斗争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国近代城市的发展，是与西欧诸国近代城市的发展走的不同道路，即由封建社会的政治军事中心逐步向工商经济和文化中心转化，使之具有近代因素而成为近代城市的。这一历史格局决定了近代中国城市市民只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资本主义在城市的发展，将城市居民卷入了资本主义的漩涡，从而形成了与资本主义经济相联系，属于资产阶级经济政治范畴的近代中国城市市民等级。他们包括商人、士绅、中小职员、自由职业者以及小手工业主、手工业工人、近代产业工人及新式知识分子。
在心理意识上，他们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变更政治制度的愿望表达得日益强烈。同时，市民参与政治斗争的愿望也十分强烈。
这样，在辛亥革命时期，城市中已经形成了一个以工商业者为主体的市民群体。这个群体，具有资本主义的思想意识，与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相一致，成为资产阶级在城市活动的社会基础。城市的这一变化，也为从事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所注目。城市市民与资产阶级革命的实际活动，就此具有了相互沟通的渠道，从而决定了辛亥革命必然要与城市及市民社会发生联系，它的成败也必然要受制约于市民社会的心理选择。
辛亥革命以武昌首义和各省的光复响应为胜利的标志，实现了资产阶级政治的革命转换。毫无疑义，这种以城市为中心的政治变动，是城市市民对资产阶级革命选择的结果。从市民社会心理的角度来考察，可以看出在辛亥革命胜利前夕，城市市民已经具备了对革命的稳定心理承受力，表明城市市民社会心理对革命的选择趋势。舍此，不可能使革命在城市中发展和扩大。
城市市民对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心理承受和选择，经历了二次重大的转折时期。
第一次在1903年以拒俄运动为中心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之时。在1903年之前，城市市民意识虽然已渐次成长，但就其政治倾向来说，尚摇摆于革命与改良之间。伴随着拒俄运动的发生，清政府暴露出卖国的本来面目，康梁改良派也显示了他们保皇的政治目标。随之而来的是知识分子群的革命与改良的大分化，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彻底决裂，《驳康有为政见书》及《敬告同乡书》的发表，表明资产阶级革命派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政治派别。这一切，都给予了市民社会以强烈的冲击波，促使其心理发生变化，革命的或渐近于革命的市民社会心理逐步形成，他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市民中下层，在行动上也接受或参与革命。诚如孙中山所说：“当初次之失败（指乙未广州起义），举目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而此时，“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息，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孙中山选集》第195、199页。)。孙中山所说，实际上正反映了1903年以后市民社会心理状态的变化，表明城市市民承受革命的心理氛围正在形成。
观念变化最能体现人们的心态变化。市民社会心态的变化，最明显地反映在他们的观念变化上。
首先是“君权至上”的观念变化。在封建专制时代，君权至上是根深蒂固的，人们不能违抗君命，也不能议论皇上的得失。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弱点，也正在于不敢触动君权。1903年以后，这种状况发生了变化。人们直接了当地表达了对君权的蔑视。报刊上直呼“当今皇上”为“载湉小丑”，已非少见。更有甚者以黄帝纪年来取代光绪纪年，反映出一种蔑视君主，君权的社会心态。
与此同时，与君权相对立的民主、人权观态也随之出现。那种“知有朝廷并不知有国家”、讲究君臣之道的奴隶思想，受到强烈的攻击。人们认识到了国家乃“国民公共之机捩”，“帝王君主亦不得和而有之”(《国民报》第4期，《亡国篇》。)，而应当是“人人有之，即舆夫走卒亦得而有之”。因此，人民有参与政治的权力，人与人之间，“非有尊卑上下之分”，“人人皆治人者”，“人人皆被治者”。(《国民报》第2期，《说国民》。)这种民主、人权的观念较之于以前为专制的奴隶而不知觉的观念相比，无疑是一巨大的变革。
以反对君权、提倡民权为核心的政治观念的变化，也引起了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传统的价值观念是以封建礼教为核心。人们所赖以奉为行为准则的就是以君臣、忠孝、恕悌、节义之类的封建道德伦理。此时这种观念受到冲击。个性解放、男女平等、婚姻恋爱自由的观念开始盛行。特别是提倡科学与工艺、反对封建迷信的观念，以及反对以服从和听天由命的奴隶式的国民劣根性的观念，在市民社会中迅速成长。人们提出了养育国民“新灵魂”的观念，要求这种新灵魂具有哥伦布、麦哲伦式的“探险性质”和“杀人如草不闻声”的“铁血主义精神”，还要求具有“勃勃生气”的游侠气质和去掉“个人经济主义”的“社会魂”等等。表现出具有资产阶级色彩的城市市民敢于进取的精神和社会责任感。
伴随着观念的变革，市民社会对于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解和接受也日益明显。舆论是最能反映社会心态的变化，又能促使社会心态的进一步深化的。我们考察这一时期市民社会对革命舆论及其传播媒介的反应，就可以说明问题。
以邹容的《革命军》为例，该书在城镇市民中传播影响极速。据载，该书“凡募印二十有余版”，“远道不能致者，或以白金十两购之，置笼中，杂衣履餈饼以入”(《邹容文集》附录三。)，以至“风行海内外，销售逾为十万册，占清季革命群书销场第一位”(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第55页。)。陈天华的《猛回头》也在市民中流传极广，“重募至十余次”，(《太炎先生自订年谱》，光绪32年条。)出现了“三户之市，稍识字之人无不喜朗诵之”的场面。(杨源浚：《陈天华殉国记》。)
革命报刊的传播也十分迅速。以《苏报》为例，该报自转向革命后，发行日广，除上海之外，全国还有二十余处分售处，各大中城市都设有发行点，“销数亦为之骤增”，仅江西南昌一处，1903年就比1902年增加了四分之三。(《李函述江西报界之发达情况》，《苏报》，1903年5月30日。)
社会心态和传播媒介的日益接近和倾向革命，造成了革命的社会基础在城市的日益扩大和市民革命运动的迅速开展。特别是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中下层市民开始接受革命思想并参与实际的革命运动。在湖南，学生在革命思想的影响下，“无不精神奋发，人人皆有革命之志”(李树藩：《癸卯拒俄义勇队与长沙之革命运动》，《建国月刊》第14卷，第1期。)，“社会图谋革命之潮流，乃与日俱盛”(粟勘时：《湖南反正追记》。)。在江、浙、皖等地区，革命在“舆夫走卒”中“最为盛行”(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第129页。)。与此同时，在广大的市民中则发生了参与政治斗争的巨大热情。1903年以后，城市市民的抗捐、抗税、抵制洋货，收回利权等斗争也普遍发展，形成辛亥革命时期一个市民运动的热潮，显示出城市市民日益明显的革命倾向，以至清政府也为之骇异，说城市社会“一闻逆党煽动之言，忽中其毒而不觉，一唱为和，如饮狂泉”(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第2卷，上册，“序言”。)。他们不无担心地预测：“推将来内乱之所由生，不在盗贼会党，而在贫民，此其动机一发，必有不可遏制之势”。(《东方杂志》第7年，第10号，《论说》第257页。)
1903年以后城市市民心理的革命变化，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但同时也应看到，这一时期主要是中下层市民较为明显，而以具有资产阶级色彩的商人、士绅的市民上层，则仍处于摇摆状态。以他们的地位而言，他们与封建官府和外国资本的联系较多，在思想上和政治态度上多倾向于资产阶级上层。所以当资产阶级立宪派掀起立宪运动之后，市民上层大都成为运动的社会基础。以清末的三次国会请愿运动来说，参与签名的第一次为20万人，第二次为30万人，第三次预备为2500万人。这些人当中，当然不可能全是具有资产阶级身分的立宪党人，其中大多数是市民，尤其是市民上层为其骨干。因此，他们的政治倾向还是处于保守方面。
以国会请愿运动失败和清政府“铁路国有”政策的颁布为契机，城市市民的社会心理发生了第二次有利于革命的转折。原因在于，清政府对请愿运动的虚与委蛇和拖延，使市民上层感到“哀告无门”，皇族内阁的终于出台，最终惊醒了他们和平立宪的迷梦，使他们发出“天意难回，人事已尽”的叹息，感到“国内政治，已无可为”，从而认识到“吾人欲救中国，舍革命而无他策”，在思想上大大地接近了革命。紧随而来的“铁路国有”政策，更严重地挫伤了与铁路权益有极大关系的市民上层，加速了他们的政治转向，与资产阶级立宪派一样，他们终于选择了革命作为实现其政治愿望的形式。在湖北，汤化龙等立宪派人物就与城市上层分子“密谋革命”、“主张革命爆发，我们应当参加，不应该避开。(《辛亥革命回忆录》（七），第90页、第95页。)从兹，“政学界附从者日多”(杨玉如：《辛亥革命先着记》，第80页。)。在上海，以商会头面人物为中心的市民上层人物在革命到来之际，就已公开地与革命党人共商革命，并建立了中国国民总会的组织，作为联系市民的纽带，并最后以商团为力量，进行了武力光复的壮举。武昌、上海的情况，在各个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与此同时，城市市民的政治斗争连绵发生，工人的罢工、商民的抗捐抗税，构成辛亥革命前夕一幅动荡的政治图景。尤其是城市市民的罢市斗争，成为这一时期市民最普遍而有效的斗争形式。据不完全统计，在1906—1911年武昌起义前，全国城镇市民发起的罢市斗争不下于200余次。其中，1910—1911年间，仅商人的罢市就有30余次(《清末民变表》《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3、4期。)。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伴随着城市市民上层的倾向革命和市民斗争的勃兴，城市的革命气氛日益浓烈，城市市民社会心理对革命的选择已成趋势，市民已具备了对革命的稳定心理承受力。这样，就使通过城市起义和政治变更而实现的资产阶级政治转换的辛亥革命获得了广泛的社会支持，使武昌首义和各省武装光复或和平转换得以顺利地进行。因此可以说，没有辛亥革命时期城市市民社会心理的渐次接近和对革命的选择及心理承受力的形成，辛亥革命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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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城市市民是一个与中国资本主义相联系并属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范畴的社会群体。因此，他们除了受中国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影响和支配，与资产阶级有着共同的利益关系，参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外，他们也还受制约于中国资产阶级的种种弱点，在心理意识带有不成熟的痕迹。
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虽然有一定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独立的民族资产阶级。但是，这一时期的资本主义生产力还没有“强大到足以使自己的生产部门变成全民族的主导生产部门”，“使全民族的提高依赖于它的提高，使所有其他阶级的利益的发展依赖于它的利益的发展和演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7页。)资产阶级也没有使自己“成为全民族利益的代表者，从而在政治上宣布自己是第一个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49页。)同时，中国资本主义在其原始积累过程中因为受到本国封建势力及外国资本的压迫，积累先天不足，使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具有先天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和资产阶级所具有的这个特征，使与资本主义利益攸关并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城市市民也具有与它的主体阶级相同的特征。概言之，城市市民在此时尚只处于与资本主义的广泛联系中，并不是完全资本主义化的市民。在他们的心理意识上，还具有它所受制着的那个阶级的弱点，同时也还带有它正在脱胎的那个社会的痕迹。这样，它就与资产阶级革命派存在着一定的心理距离，而这种心理距离就制约着它进行政治选择。由此而影响和制约着辛亥革命的失败。
首先，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及资产阶级的先天缺陷所给予城市市民社会心理最明显的弱点，就在于他们对于自身的价值尚缺乏足够的自信和清楚的认识。他们虽然表现出参与政治的愿望，并通过自己的斗争与资产阶级一起实现了变更政治的目的。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他们对自己的价值和能力又缺乏信心，而寄希望于“有声望”的实力人物和旧官僚，对资产阶级革命派也抱着同样不信任的态度。
在武昌，当起义成功，人们着手新政权的建设时，革命派推出了有“地方资望，为国内所推重”、“素具人心”的黎元洪出任都督。(李廉方：《辛亥革命武昌首义记》。)为此，市民社会的反映是“欢声雷动”、“人心始为大定”。(杨玉如：《辛亥革命先着记》，第75页。)在长沙，革命之初确由革命派掌握政权，但这并不意味着市民对他们的认同。在市民看来，焦达峰不过是“特起自草茅”的江湖大哥，“是一个专事破坏的人，没有搞建设的才具”(转引周锡瑞：《改良与革命》，第248页。)。市民们所嘱目的是“物望之所归”的谭延闿。当谭倾向革命时，市民表示欣慰：“谭翰林且言之，大事可行”(《辛亥革命》（六），第148页。)。10天后的流血政变，使谭延闿终于取代了焦达峰，市民对此也是“平静如堵”地承受。(《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99页。)由此看来，谭延闿的上台，同样是市民社会选择的结果。在南昌，即使是在湖北军政府派员参与的情况下，市民也颇觉革命党人“地位低微”，“无法驾驭局面”(章开源、林增平：《辛亥革命史》下册，第113页。)，而由清军协统出身的吴介璋出任都督。在江苏，程德全之起义与任都督，完全是由市民的推动而实现的。类似的情况，在其他省份也都有反映，这充分说明市民社会认同权力与威望的心理支配着他们的政治选择。事实上，各省市民对都督的选择过程，也就是对袁世凯的选择过程。孙中山之让位于袁世凯，并非他个人的主观因素所决定，也不尽然是外部反动势力胁迫的结果。袁世凯在清末掌握着军政实权，与清廷也有种种矛盾，尤其他在清末新政中厉行工商业的推进，获得城市市民，特别是上层工商业者的推崇，被誉为“国之栋梁”、“最有魄力之人”，加上他本身的种种权术，终于使他成为市民心目中决定中国政局治乱的中心人物，而获得辛亥革命的果实。
其次，城市市民受其主体阶级的制约而产生的另一个心理弱点，就是其强烈的秩序观。
这种心态，来源于传统中国人的“安居乐业”、“安土重迁”的社会心理，也是不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要求尽快结束动乱以建立安定的社会环境的现实体现。这样，就使城市市民厌倦长久的社会动乱，选择足资控制秩序的“铁腕”人物来建立政治秩序。
城市市民的这种心态，在武昌首义爆发前就表露出来了。在重庆，当保路风潮趋于激烈之时，城市市民上层却不愿参加罢市，“他们不愿意遭受损失”，也担心“罢市以后数以千计的老百姓将丧失生计，从而导致暴动和更大的损失”(《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57页。)。广州的某些市民上层人物甚至“向侨居国外煽动革命的广东人提意见，坚决要求他们不要使故乡广东遭难”。(《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194页。)“天津的绅士私下开会讨论本地如何对待革命”，希望“发生骚乱时警察将守中立，担任维持治安的责任”，“绅士还派代表去劝总督不要抵抗”，这样，“即使发生革命，也是不流血的革命”。(《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28页。)所有这些，都强烈地表示了市民耽于安定和秩序的社会心态。事实，武昌首义后大多数省份的光复独立，都是采取“和平光复”的形式，即使在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省份，革命军所通到的也只是极其有限的反抗，也未尝不是在这种心态制约和支配下实现的。
武昌首义后，市民社会的这种心理更为强烈。一些报刊不断发表文章，表示对“秩序”的渴望：“夫今日最可怖者，土匪之乘机起掠耳”(《申报》，1911年10月21日。)，今日几百大事皆不必虑，所最可虑者……使战祸延长……所谓文明、秩序者，安能长保？”(《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265—266页。)如此等等。这些言论，以往的研究者仅把它当成立宪派、旧官僚对革命的要挟，实际上，还确实是市民社会心态的反映。并且，在资产阶级建立政权之后，由于社会一些不法分子的趁机捣乱和革命军内部不良成分的骚扰以及革命政府的一些措施失当，使一些城市市民特别是其上层发出“暗无天日”，“鸡犬不宁”的抱怨(《辛亥革命回忆录》（二）第198页。)。这些情况，使市民耽于“安定”、“秩序”的潜在心理转变为现实的政治要求。他们希望结束不安定的政局，希望一个具有维持秩序的铁腕人物。既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政府不能满足这种要求，那么，他们的眼光便着力于寻找能够代替的人物。而此时，掌握着军队并在对革命军的战斗中表现出一定实力的袁世凯，便自然成为了他们选择的对象。更何况袁氏曾扮演出一副“拥护共和政体”的“咸与维新”的新面孔，而受到包括革命党人在内的国内外各种政治力量的注目呢。于是，在市民的眼中，袁氏成为了决定政局安危的中心。他的被选择，已成为市民社会的稳定心理趋势。
城市市民耽于秩序安定的社会心态，在二次革命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代表市民社会的各城镇商会团体，对这次资产阶级民主势力反对专制独裁势力的最后抗争的态度和反映是相当冷漠的。他们不愿意使已经“安定”的秩序再度混乱，使自己的经济利益受损。在赣、宁地区，市民团体对革命派“虽未反对，惟无辛亥助饷之热心耳”，到后来甚至由商会出面，以“愿付巨款”为条件，劝讨袁军“让城别走”，以求得自己的安宁(《癸丑祸乱纪略》。)。曾经历过辛亥首义的两湖地区，情况也并不好些，“大多数士绅和实际的商界全体”，“是在北洋军队和法律与秩序一边”(《癸丑祸乱纪略》。)；甚至在孙中山的故乡广东，市民也以“商困已达极点，何堪再起衅端”为由，“竭力调停，苦劝息兵”，激进者更表示“非诛孙黄，无以安天”。(郭使斌：《民国二次革命史》。)无怪乎袁世凯在获胜后对商界大加褒奖；“而抵拒邪谋，倡起正论，则尤得各省商会维持之功”(《袁大总统书牍汇编》第2卷，第70页。)。与武昌首义和各省光复独立前后城市市民及其团体踊跃支持革命派的情形相比，此时市民社会的反映，真有天壤之别。在这种社会环境和心态的制约下，以城市斗争为主体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民主革命还有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吗？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尽管辛亥革命的失败有着各种因素，而城市市民的社会心态及其受此支配的政治倾向的制约和影响不是很明显的吗？
通过以上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伴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近代中国出现了一批近代城市，并由此产生了与资本主义经济相联系，属于资产阶级政治范畴的城市市民。由于他们的政治、经济地位及其社会心理，导致他们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着密切的联系，使城市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社会土壤。城市市民也由此对革命的成败具有相当程度的制约与选择力，尤其是市民的社会心态，是造成和制约这个革命的社会氛围变化并决定市民社会政治选择的重要因素。
【资料来源：《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