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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1911年中国大革命》精彩书摘之二

那一拨回归主流的人
刘师培是一个诚实的读书人，他对章太炎的感情也是诚挚的，他向端方求情，有同盟会内部分裂的因素，也与清政府立宪运动踏上正途后中国人心情变化有关联。国内外各界对清政府的政治变革寄予厚望，真诚拥护，先前对清政府不满，走到造反边缘或造反道路的一大批人，逐步回归主流，加入改良主义阵营，支持清政府通过渐进的改良主义手段，创新体制，扩大民主，实现民主。所以，要谈论革命进入低潮，谈论中国革命所遇到的困境，就不能不重新检讨刘师培那拨人在1906年前后的政治选择及其演变。
如果从其家族家庭背景说，刘师培是江苏仪征大户人家，诗书传家，书香门第。其曾祖刘文淇，祖父刘毓崧，伯父刘寿曾，父刘贵曾，都是恪守乾嘉汉学传统的大学者，而且更令人感佩的是，刘氏家族代代相传的学问就是一部《春秋左氏传》，他们一代又一代地在这部经典的注释、理解、阐释上下功夫。如果没有他们几代人的努力，我们今天很难弄明白《左传》中的人和事。
浓厚的文化氛围，相对小康的经济基础，使刘师培自幼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饱读经史，过目成诵，记忆力、理解力非凡，有神童之誉，因而也被其家族寄予很大希望，希望他能够在中国士大夫传统道路上步步登高，捷报连传，中秀才，得举人，成进士，点状元，直至成为王者师、人上人，光宗耀祖。
然而，或许是因为刘师培太聪明了，或许因为他少年得志太顺利了，他在1901年十八岁那年中秀才，第二年一鼓作气得举人。第三年，他原本准备梅开三度，成进士。不料竟在关键时刻掉链子，名落孙山。
传统士大夫的科举正途已成强弩之末，清政府在1901年新政开始后，更多的有志青年都看到未来出路可能不在科举正途上，而是要有海外经历留学背景，要有新知识。于是，刘师培在1903年初次失败后并没有心灰意冷，他只是学会了选择，选择了放弃，放弃家族长者对他的期待，放弃继续沿着中进士点翰林这条老路亦步亦趋。
学会放弃的刘师培并没有像其他失意学子闷闷不乐整天焦虑，而是在归途中一路游山玩水，拜师访友，经徐州，至扬州，又到镇江、南京，先后拜访缪荃孙、杨文会，并意外结识章太炎、章士钊等学问好思想新，且具有反满思想的革命志士，刘师培的人生道路由此根本改变。
那一年，章太炎三十四岁，刘师培不到二十岁。章太炎不仅在学术界享有相当声誉，受到江浙知识界一些大佬的表彰提携，而且章太炎自从走出诂经精舍，一再在学术圈惹是生非，与康有为、梁鼎芬等成名学者斗嘴骂架，与政治上的大佬张之洞、李鸿章勾肩搭背，然后不欢而散，特别是他说话不知轻重不计后果，已经多次被清政府列为危险分子，受到通缉。此时，章太炎正躲在租界里与一批反政府反体制的年轻人一起鼓吹排满革命，年轻的刘师培受到他们的感染，毅然决然加入了这个行列，成为中国教育会的成员。
苏报案发生后，章太炎、邹容等志士被抓捕被审讯被判刑，但这都没有吓倒刘师培。刘师培反而因此更趋激烈，因沙皇俄国拒不从东三省撤军，而与蔡元培、叶瀚等积极分子一道发起成立“对俄同志会”，创办《俄事警闻》，日以危言，警惕国人。他们意识到，日俄战争即将爆发，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极好的机会。中国应该乘着这个机会帮助日本对抗俄国，所以他们号召组织义勇军，准备到前线与俄国人对着干。不久，《俄事警闻》更名为《警钟日报》，隐然以继承章士钊、章太炎、邹容等一系的《苏报》自任。从此后，青年刘师培油然萌生光复汉族革命志向，踏上激进主义道路不归路。
从后来的立场去反观刘师培那拨人当时的政治选择，他们和孙中山可能还有区别的。孙中山从一开始就认定必须要推翻满洲人建立的政权，光复中华，恢复汉民族的国家。刘师培这拨人虽然也强调“光汉”，强调光复，但他们之所以走上革命道路、排满道路，主要还是因为清政府在1901年发布新政诏书，更多的时候是只说不做，中国在外交特别是在东三省外交上步步退让，这些热血青年实在看不下去，所以接受革命思想、排满思想，走上激进主义道路。
1904年，随着中国外交危机加深，刘师培的思想更加激进，他相继参加了蔡元培等人组织的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并拥戴还在西牢监狱服刑的章太炎为精神领袖，参与组织成立光复会，成为光复会首批成员。这段时间，刘师培的思想走到极端状态，他自己似乎也知道这一点，因而在一些文章中直接署名为“激烈派第一人”。
同年，刘师培回乡与何班结婚，或许是因为要刻意反传统，他们两人并没有在故乡举行传统婚礼，就一起返回上海共同生活，何班随即进入爱国学社读书，很快成为激烈的女权主义者，并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何震。
此后数年，刘师培夫妇参加了刺杀广西巡抚王之春活动，然后因《警钟日报》被查封而游走江苏、安徽等地，结识革命志士陈独秀，并一起发起成立岳王会，推崇岳飞的爱国主义精神，以推翻满清为职志。
1907年初，刘师培夫妇东渡日本，投靠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并很快成为他的朋友章太炎主编的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主要撰稿人和编辑人，在《民报》相继发表一组有思想深度又有学术力度的革命文章，既有时代感，体现了革命党人浓厚的革命气息，又有书卷气，展示了革命党方面不弱于康有为、梁启超改良主义的学术素养。这段时期的政论文章不仅是刘师培一生中最精彩的文字，也充分展示了刘师培的学识、见解和理论功底。
或许是因为刘师培夫妇年龄尚轻，或许因为刘师培、何震思想还不成熟，他们到了日本不久，就被当时最为流行的无政府主义宣传所迷惑，立即从激烈的反满主义者转变为无政府主义者。何震很快发起成立“女子复权会”，并创设机关刊物《天义报》，夫妻两个以此为基础进行打拼，居然很快产生巨大影响，章太炎、张继等人相继都被这种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实用、精致所迷惑，留日学生中更多无政府主义信仰者。
那时的无政府主义其实是一个理论上的大杂烩，既推崇俄国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学说，也推崇俄国1905年革命，推崇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推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们为此创设“社会主义讲习会”，不遗余力向中国人介绍社会主义理论，介绍一切激进的反传统思想，恨不得中国能够在一天之间变个样。
刘师培、何震的激进思想受到章太炎的赏识，那也是他们几个人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最好时光。然而这种好景不长，由于清政府立宪运动开始，各种原先反对清政府的政治力量开始回流，主流已经由原先的革命转为改良，清政府也乘着这个机会不断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利用日本政府在东三省谈判等一系列外交问题上有求于中国，要求日本政府对流亡在那儿的中国人严加管束，对于他们编辑主办的反政府反体制刊物严加查禁。日本政府当然没有完全接受清政府的要求，但革命党人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觉得日子不像过去那么自由，革命党内部矛盾也因外部压力日趋呈现，这就使章太炎心灰意冷，出家为僧，或者前往印度当和尚研究佛经的想法日趋强烈，又有更加性情的苏曼殊从中鼓动，两个人一拍即合，真的准备前往西天取经。
章太炎、苏曼殊的想法因革命受挫而起，时在1907年秋前后。此时有这个压力的也不止他们两人，刘师培、何震等流亡在海外的革命党其实都有类似的外部压力和另寻出路的冲动。根据苏曼殊的记述，刘师培准备于1908年春天从日本返回上海，看看能不能在那里找个事情做，因为革命遇到了困难，他们在东京的生活都成了问题，况且他的母亲刘老太太对于异国生活也比较厌倦，于是刘师培夫妇在1907年秋天决定由何震先回国勘察一下情形，与相关方面探讨一下可能性。至于刘师培敢于回上海找个事情，当然是自信在日本并没有作恶，并没有太多的政治把柄，还不能算革命党人的首领，所以说他想回国回归主流，加入朝廷主导的政治变革，估计也没有太大的错。
根据何震的说法，章太炎知道清国驻长崎领事卞绋昌是张之洞的女婿，所以章太炎在心灰意冷对革命失望乃至绝望时，曾经通过卞绋昌致函张之洞，誓言从此后决不革命，决不与闻政治，且言中国革命决难成功。表示张之洞能够看在多年前交往的份上，提供一笔巨款，那么他章太炎心甘情愿前往印度出家为僧，研读佛经。何震说，章太炎对这封信并没有刻意保密，曾经交给刘师培看过。而揆诸情理和当时革命党人的处境，章太炎的这个想法并不难理解，他只是表示不再革命，并没有像更多的人那样背叛革命，走向反革命。
章太炎写给张之洞的信是在何震回国前即1907年秋直接交寄或者通过卞绋昌寄出的，然而久久没有下文，这不能不让章太炎焦虑。所以当何震回国时，章太炎理所当然委托她设法打听并见机促动。何震答应了这个请求，答应相机帮忙。所以当何震到了上海后，章太炎又写几封信追了过来，催问情形，请求何震务必帮忙，办成此事。
何震的影响力活动力确实不得了，或者说朝廷由于此时已经开始了宪政改革，也不希望那些革命者继续为敌，欢迎他们回归主流，所以到了1907年12月上旬，刘师培就被何震叫回国内，安抵上海，与苏曼殊、柳亚子等人欢聚，并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或不便。
刘师培夫妇既然知道章太炎曾经致信张之洞，知道章太炎与清政府也有错综复杂的关系，因而他们夫妇在上海也留有一手，由刘师培出面致信章太炎，表示为章太炎所托事情估计武汉张之洞那里希望不大，现在正在上海想法与南京的两江总督端方进行交涉。张之洞、端方都有附庸风雅的爱好，这大概也是章太炎、刘师培想到他们的一个原因。
在国内经与各方面的接触，特别是何震在南京各地的活动，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端方似乎对刘师培的情形已经比较同情，愿意接受刘师培回归主流。其实，每一个造反者都有被动的原因和不得已的苦衷，而每一个造反者其实也都等待着招安。所以端方的大度和安抚很容易感动刘师培这样原本就很柔弱很感性的读书人，刘师培遂不管不顾于1908年初上书端方，表示愿意放弃革命，回归主流，加入政治变革的队伍。
在这封长信中，刘师培先介绍了自己的家族和家学渊源，介绍自己的教育背景和学术旨趣，承认自己年轻幼稚，在革命思想的影响下，揭民族主义为标，托言光复旧物，以为这些思想合乎中国思想传统，合乎中外华夷之辨，所以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嗜读明季佚史，以清军入关之初，行军或流于惨酷，辄废书兴叹，排满革命思想慢慢积累。
对于自己的排满革命思想的来源，刘师培还强调有《苏报》的影响，有蔡元培等革命党人的影响，有孙中山、黄兴等人的影响。然而紧接着，刘师培说他到了东京后，及至与革命党人朝夕相处之后，始发觉革命党人远不是他们口头所说的那回事。刘师培说，如孙文，本不学之徒，贪淫成性，不知道德为何物。其追随者更是卑劣不堪，稍上者也没有什么多高的政治理想，不过想着一旦革命成功，可以骤跻贵显；至于下劣者则假革命之名，敛财以糊口。
刘师培在这封上书中并不是刻意检举揭发革命党人，而是根据他对中国问题的认识，就朝廷政治改革所应该走的路提供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国情国体与欧洲及日本都有很大不同。欧洲、日本均由封建制度变为宪政制度。封建之世，地仅弹丸，户籍、税额，都比较容易弄清楚。理财量入为出，用人则以世举贤。故干涉之政易施，而下无隐情。这就是近代东西洋各国之所以能够走上宪政道路的关键。而中国自战国之后，封建之制早就发生根本变化，甚至可以说早就结束了，政治悉偏于放任，以农业为国本，以聚敛为民贼，故以薄赋轻徭为善政。一二牧令之贤者，率以锄抑豪强，子惠黎元，为部民所讴歌。至于历代王朝的末期，则率以横征暴敛等原因，致使民穷财尽，豪杰蜂起，最后天下大乱，宗社为墟。
据此，刘师培强调，根据他对中国历史的观察，自古至今，凡国家之治乱，其关键就看老百姓的苦与乐。而老百姓的苦与乐，端底又看老百姓的经济状态。所以现在中国大患，并不在于什么政治民主之类的空洞口号，关键就看老百姓手里是否有钱，民贫则身苦，身苦则思乱。因此之故，排满革命之说就这样乘间而起。这就是中国当前的关键与困境。
根据刘师培的分析，他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走出困境，提出了这样五点建议，以作为回归主流的思想奉献。
首先，刘师培建议朝廷应该恢复传统，始终将老百姓的事情放在第一位。他指出，大清国原本具有爱民的很好传统，雍正乾隆年间重视吏治，提拔、罢免官吏时最看重的一条就是是否将老百姓的事情看得最重。那时，偶有盗案、命案，必详加谳审，以察其情。其时对老百姓的重视为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然而到了道光末年，魏源看到外国入侵带给中国的问题，遂从王夫之的思想中抽绎出一个很重要的思想，以为国家要政只在兵、食二端。其后又经天平军洪杨之乱，湘军诸将平定东南，更加推崇王夫之、魏源两人的说法，以为国家大事除了练兵、筹饷两件大事外别无他事，老百姓的事情逐渐走出统治者的视野。饷源既增，生民重困。地方官也按照这个思路理政，也不再认为老百姓的事情为事情。现在东南各省，机构林立，非为兵备所资，即为理财而设，很少专门处理老百姓事情的机构。地方长官，吏治混乱不堪，莅民自治，只知道粉饰新政之外表，只知道讨好上峰之耳目，只知道自己怎样才能获得提升，至于民间疾苦、百姓所思所想，根本不被这些官僚所重视。所以，现在老百姓之苦远过于往昔，而有苦无所哭诉无所求告的老百姓，更是日有增益。刘师培认为，这是朝廷首先应该关注应该补救的。
其次，刘师培建议要抑制豪强，强调豪民不可纵。刘师培指出，现在的革命党、改良派都有一个重要理论，就是强调地方自治，以为只有土着之民才有资格管理当地事，可以兴利除弊。其实，这个说法可能很有问题。在中国历史上，其有鱼肉良民、助官为奸者，差不多都是那些劣绅、书吏、胥隶之俦。这些人差不多也都是土着之民，而其为害于民，更甚于那些贪官酷吏。现在许多人假借自治之权，势必舞弊犯科，武断乡曲，假公益之名，敛贫民之膏血。试观现在各地商董、学董，他们至少有一半属于昔日之劣绅。论其兴学，则教育内容并不明了，只知道向政府争学款；论其保商，则实业不兴，只知道向商贾征收各种苛捐杂税。现在各地发生的民变，多因此辈为非作歹所激起。这些人利用商会、学校之名作护符，若老百姓稍逆其言，官吏稍违其请，则以团体之空名，向商部、学部致电请愿，控告那些稍措其锋者阻挠新政之罪，而官民交受其病。刘师培强调，如果我大清现在还不注意铲除豪强以伸民愤，或者再继续放权，予以地方更大自治权，那么很可能使这些豪强如虎添翼，国家长治久安或许更难实现。刘师培的这个建议应该说是看对病，但下错药。地方自治确实使地方豪强有做大的趋势，只是地方自治应该是一条相对比较正确的选择，地方自治怎样做可以讨论，而地方自治的合理性正当性则不应该怀疑。
第三，刘师培强调，新政不必在外观上下功夫，要在实质效果上做文章。他指出，今之新党，几乎从来不去考虑老百姓的实际力量，总是碍于西方文明的影响，以为事事处处均应该无条件效法。不知治有本末，功有缓急。一国之强弱，视其能得人心与否，不在于徒视外观。现在中国欲兴一事，必须巨款。以府库空虚之国，势必征税于民。不知东南各省，以赔款之故，已经竭泽而渔。如果继续增税加赋，势必民怨沸腾，铤而走险。这就是中国不能继续加税加赋的根本原因。如果向外国人借款，则必以利权相抵。试观中国各省，奉天之地，外观之政最为完备，而赋税最重，所借外国人的款项也最多，所失去的权利也是各省之最。其次为湖北，然亦屡借外款。所以今日举行新政，其有益于民者，故宜次第推行。如果只是为了外观好看而进行那些什么改革，除了增加百姓的负担外，毫无意义。所谓新政，决不能办成不是加税加赋以害百姓，就是向外国人借钱而丧失权利。
第四，刘师培建议朝廷要继续重视农业。这个理由过去中国人说得很多了，刘师培只是在这里强调一下重申一下而已。
第五，刘师培强调浇德不可长。他指出，现在东南民气日趋于轻浮，土苴旧学，弁髦道德，拾欧洲思想家边沁、弥儿、赫胥黎之唾余，醉心于功利之说，不以自利为讳言，只认生存竞争为天理，以致放肆恣雎，纵欲败度。举世相习，不以为非。与中国古人断欲克私之旨，大相背违。这就是《乐记》所谓强者胁弱，众者暴寡 ，智者诈愚，勇者苦怯。这离四维不张已经不远了，至于贿赂公行，邀荣取宠，那还都是非常次要的事情了。
这五点意见，在过去的研究中，被视为刘师培“献策”，以为刘师培以此向清廷讨好，出谋划策，谋取利益。这是从革命者的视角进行观察而得出的结论，其实，如果从另一个层面进行分析，我们还就得承认刘师培的这些看法也有相当的道理，清廷如果真的采纳了他的这五个建议，是否能够使政治得到改善呢？是否能够在革命、保守之外找到第三条道路呢？从更为广阔的历史视角进行观察，其实可以说刘师培的这次思想转变，主要还是因为朝廷主动变革了，像刘师培这样一拨人开始向主流社会回归，这既是清政府改革事业的正当性所获得的必然回报，也是革命逐步走向消沉走向危机的必然结果。这是一个事实判断，并没有什么价值理念在其中。
黄花岗：背水一战
刘师培在写给端方的信末，还有十条具体建议。概括起来，就是怎样消弭革命，怎样将革命党人的影响降到最低，怎样为中国赢得一个和平安宁的环境。刘师培认为，中国革命党人所持理论，不外乎民族主义。而革命党人的民族主义，其实就是排满，除了排满，别无主义。所以要化解革命带给中国的压力，就要在这一点上做文章，要让人人知道民族主义不合于学理，则排满革命的事实，也就在无形中消弭。这就是古人所说的正本清源。
对于革命党人的实际运动，刘师培也有一个分析。他认为，中国革命党人的势力，以两广为最盛。其次则湖南、浙江、山西。至于革命党人所利用的力量，刘师培也有一个分析，比较有意思。他指出，中国革命党人在东京者，只有张继、陶成章、古斯盛、刘揆一、宋教仁几个人稍有势力。至于他们几个人的具体情形，张继于内地党羽较少，惟居住日本的时间比较长，工于演说，以盛气凌人。陶成章为浙江人，运动会党，百折不挠。全浙会党，均为彼用。古斯盛为晋人，所行与略与陶成章相近，势力遍布晋省，惟古斯盛做事颇为持重，故未骤发。至于刘揆一，其势力在两湖会匪。宋教仁，其势力在东三省马贼。
谈到革命党人的武器装备，刘师培说，革命党的炸弹，其始均从日本炮兵厂匠人手中私自购买，后来又向长崎的俄国人学习制造技术，但真正掌握了这些技术的人并不多。
在谈到对付革命党人的基本策略时，刘师培建议，只宜使用解散的办法，既往不咎，胁从不咎。对于那些只是因为革命激情而参加革命的，如果严加打击，其效果则是进一步坚定其革命信念，这样于国家前途至为不利。
刘师培向端方向清廷献策怎样对付革命党，从革命党尤其是辛亥革命后胜利者的立场上说当然是一件很难容忍的事情，不过如果从1908年这个特殊的年份进行观察，从清政府的立场进行观察，从政治变革的主流社会情形进行观察，是否真的就毫无意义呢？流血的革命毕竟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和平的变革毕竟对人民更有利，刘师培为什么就没有放弃革命，回归主流社会的权利呢？为什么一定要求他革命到底呢？
后来辛亥革命的胜利带有很大的偶然因素，在某种程度上说并不是革命者流血牺牲的结果，如果没有清政府主导的政治变革，如果没有立宪党人的坚持和反水，凭借孙中山、黄兴等人在边境一带继续发动暴力攻击，说句实在话，真的不知道革命的希望在哪里？
而且，立宪党人的主要来源，其实除了国内民族资本的发展所产生的实业家、中产阶级外，一个重要的渠道，就是先前对清政府拖延改革，拒绝改革而不满的一批具有革命情绪的人。这一点正如辛亥革命参加者梁漱溟所说的那样，当革命与改良论战后，当清廷主导的政治变革开始后，大多数中国人还是选择了朝廷，选择了改良，选择最便捷的道路，于是许多并不那么坚定的革命者自动地毫无痕迹地转为改良主义者，这一点转变在这些人思想上没有任何纠结，更没有刘师培式的痛苦、不安与自责。
诚如刘师培所说，革命党人中真正具有理想主义的人物并不是很多，少数拥有势力的革命党领袖其实只是在利用江湖力量利用会党甚至是利用马贼一类的力量进行活动，进行革命。这些革命给中国带来相当破坏，但这种革命注定很难成功。
在我们过去几十年的研究中，一直比较倾心于革命党人组织的历次武装起义，不管这些起义给社会给百姓带来怎样的后果，总是以为这些暴力活动就是好，是对清政府反动统治的打击。其实，转换一下讨论问题的角度，就很容易发现这种讨论实际上是很不负责任的，是中国历史上从来被不赞美不被认同的东西当作正义加以赞美。中国历代圣贤对于革命并被完全反对，就像孙中山所发掘出来的理由，中国革命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正义事业，中国革命是要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那么当现存政府愿意进行脱胎换骨地改良变化后，革命者的合法性是否继续存在呢？从这个意义上反观清朝最后几年的革命、民变，其实还是应该进行具体分析，既不能一概否定革命的合法性合理性正当性，也不能一味鼓吹暴力鼓吹武装起义鼓吹造反。
同盟会成立一年后，也就是当章太炎来到东京不久，孙中山就和章太炎及黄兴等人制定了一份《革命方略》，以作为同盟会此后工作指导方针。这个方略包含《军政府宣言》、《军政府与各国民军之条件》、《招军章程》、《招降清朝兵勇条件》、《略地规则》、《对外宣言》、《招降满洲将士布告》、《扫除租税厘捐》等八个文件。由于这些文件制定在同盟会发展比较顺利而清廷的政治改革尚未完全启动时，所以革命党人的此时的情绪比较乐观，以为革命形势会有很大很顺利的发展，以为义师所指，就能够推翻清政府，建立军政府，就能够使中国从满洲人两百多年的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所以《革命方略》对夺取政权之后的建设有很多设计，提出军法时期、约法时期这样对后来影响很大的政治概念。
《革命方略》的重点，是以武装的革命反抗推翻武装的反革命，所以这份文件对武装斗争，对暴力革命给予非常正面的肯定和讴歌，以为革命党人之所以不与满洲殖民者合作，不愿介入满洲人主导的政治变革进程，主要是因为两百年来满洲人的政治统治足以证明这些改革不可信，与其瞎耽误功夫浪费时间蹉跎岁月，不如下定决心，用最简洁的办法推翻这个反动政权，重建汉族人的国家。至于为什么一定要说满洲人异族政权，正如刘师培所说并没有多少道理，只是革命党人坚持不懈这样说，三人成虎，许多人也就觉得满洲人建立的大清国还真有点儿像外来政权，应该驱逐。
也正像刘师培的分析，革命党人有自己的政治理想，但革命党人并没有自己的力量特别是军事力量，所谓推翻清政府，其实只能利用甲午战争之后各地不断兴起或恢复的秘密结社也即会党，还有就是清政府在1895年之后建立的新军，因为这批新军在接受东西洋军事训练的同时，也多少接受了东西洋各国近代的新思想。
在利用会党、马贼等民间力量反抗清政府时，革命党人能够做的，其实就是利用在海外通过华侨华人募集来的钱购买武器弹药，然后将这些武器弹药交给这些民间力量，同时也要给他们一些钱作为补偿或军饷，这是同盟会成立后组织的重大武装起义使用最多的一种手段。而这些革命党领袖基本上处于流动状态，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国外，偶尔通过特殊渠道返回国内，进行策动，因而这些起义从根本上说没有真正的民意基础，不可能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不可能从根本上震撼清政府的政治统治，即便是革命党人后来进行政治暗杀，即便真的杀了一些清廷高官，除了造成一些社会震撼外，其真实效果可能与其期待正好相反，更多的人越来越觉得那些革命党人就是一个破坏者，不懂得建设不懂得妥协，不知道加入社会变革主流的价值。
同盟会成立后构成一定影响力的武装起义，还是从1906年的萍浏醴起义开始算起。湖南的醴陵、浏阳和江西的萍乡、万载等县，为湖南、江西两省交界处，其实就是一个三不管的地方，因此是长江中游哥老会分支洪江会的活动区域。
在同盟会成立前，由黄兴任会长的华兴会谋划在慈禧太后七十大寿的时候举行一次起义，在省城长沙进行一次连环爆炸，最好炸死前来行礼的清廷高官，然后乘机起事，扩大战果。只是华兴会本身的力量还是比较弱小，为了这次起义，华兴会只好联络各地会党共同参与，军事行动的实际领导人就是洪江会首领马福益。
然而由于风声走漏，华兴会长沙起义未及举行就被官府获知，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刘揆一等分头逃走，而马福益或许因为江湖背景，相信有办法逃脱朝廷追捕，不料被官府抓获并被杀害。
黄兴、宋教仁等人先后逃往日本，他们在那里与孙中山会合并于第二年联合成立了同盟会，华兴会作为一个独立的组织不再存在，但同盟会的总部支部其实就是原来华兴会的那些人，他们的工作重点依然是两湖地区即长江中游一带。
1906年春，刘道一、蔡绍南受同盟会东京总部的委派返回湖南秘密发动会党或新军寻机起事，很快与华兴会旧部蒋翊武等人以及会党首领龚春台等取得联系。根据黄兴的指示，他们决定利用会党的力量在萍浏醴三地同时发动，然后分兵进攻长沙、南昌，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还要充分利用军队中的力量一起参与，因为会党不仅缺乏武器装备，而且缺少训练，无法持久，起义能否成功就看能动员多少新军反戈一击。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他们帮助龚春台联络哥老会各部，并重建了“六龙山洪江会”，推龚春台为大哥，并确立接受同盟会领导，以反满兴汉为宗旨。虽然保留了江湖会党的习惯、习气和做派，但毕竟接受了同盟会的领导，成为同盟会后来举行起义的重要凭借。
在同盟会的帮助下，六龙山洪江会发展迅猛，据说很快就集结了十万之众。只是人数众多并不意味着力量强大，反而因人数众多容易走漏风声。1906年底，龚春台、蔡绍南等通过各路码头发动起义，起义军也迅速占领了浏阳、萍乡一些地方，但由于起义军组织涣散、装备太差，起义在清军大规模围剿下很快结束，阵亡或被捕被杀害的义军将士不计其数。
当刘道一等人策划湘赣交界地区起义前后，孙中山也在利用自己的地缘优势经营着两广暴动，他一直希望能够在那里获得突破，因为那里不仅是他的故乡，人头熟，更重要的是那里天高皇帝远，大规模的清军调动并不是那么容易。他希望在两广获得突破后，据两广为根据地，然后大举北伐，其内心深处的模仿对象大约就是洪秀全和他的天平军。孙中山后来在民国时代几次以两广为根据地策动革命，其实都有类似考虑。
在两广，孙中山依靠或者说凭借的力量与黄兴等人在两湖非常相似，主要也是会党，而且由于两广滨临大海，不仅方便接受从海外运送来的军火、人力、物力，更重要的是便于撤退，便于转移。孙中山的目标只是要不断惊动清政府，因为他从两广打到北京，不是不可能，而是根本不知要打到何年何月。
尽管如此，孙中山还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自从1894年发誓推翻清朝以后，孙中山一次又一次地在两广发动武装起义，那真是英勇不屈，屡败屡战。1907年春，随着清廷立宪步伐加快，革命危机日趋加深，孙中山也加快了武装起义的步伐，干脆在河内设立了比较固定的指挥机关，全面策划和指挥在两广及其周边地区的武装起义，于是有1907年的黄冈起义、七女湖起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以及1908年的钦州马笃山起义、河口起义等。这些起义虽然无不以失败而结束，无不付出沉重的代价，但这些失败丝毫没有使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袖失去信心，相反，他们在失败中看到了希望，在失败中找到了经验。由此完全可以相信，假如不是辛亥革命获得了成功，不论革命党人怎样边缘化，怎样人数萎缩，相信孙中山一定都不会放弃，一定会坚持武装斗争到底。
孙中山、黄兴等同盟会领袖组织领导的武装起义一般侧重于和会党合作，而会党用今天的话说其实就是黑社会，这些黑社会在升平时代是中国社会的毒瘤，在动乱时期就是草莽英雄。会党领袖不一定刻意反政府反体制，但肯定不会和政府和体制密切合作，而是占山为王，站在穷人、老百姓的一边，杀富济贫。会党的势力以其人数多少为标准，因而只要有机会有条件，所有的会党都是来者不拒，不断收编、火并，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增强自己的实力。那么这些势力扩充后，他们也不可能整天抢劫官府，与官府形成对立的两极，时时受到官府搜捕，所以他们必须解决基本的生存问题，必须要有一定的能够为此其存在的收入。所以，这批会党尽管不太过问现实政治，但他们同样乐意于接受来自各方面的委托，发动一些骚动或暴乱。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孙中山、黄兴等同盟会领袖与会党的合作，其实很像后来的“代理人战争”，即同盟会负责筹措资金，提供武器装备，提供军事顾问方面的支援，而会党提供基本的人力，于是这些在名义上由同盟会、革命党发动的武装起义就这样发生了。由此，起义的结果在起义筹备时期就大体注定。革命党是要制造影响，会党是为了金钱，为了维持他那规模庞大且日趋庞大的众弟兄最起码的物质生活。至于革命党方面也当然很清楚，能够筹到多少钱，就能够做到多少事，起义的结果，一般说来，革命党领袖特别是孙中山心中都有数。这些革命领袖之所以能够在每次起义失败后顺利逃脱，其实是他们早都有了失败的预案。
与孙中山、黄兴等人的情形做派稍微有点儿不一样的是光复会。光复会策动的武装起义虽然也是从联络会党，利用会党的力量入手，但光复会所组织的起义，一般说来总有光复会的领袖冲在前头，充当中坚或先锋，所以要说震撼力的话，光复会的几次暴动，其影响似乎要远大于孙中山、黄兴等人组织的起义。
光复会的主要人员来自江浙，文化教养似乎也比较高，主要成员有蔡元培、章太炎、陶成章、龚宝铨、徐锡麟、秋瑾等，他们的政治纲领是“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有与同盟会纲领相同的地方，如光复汉族其实就是驱逐鞑虏，有不同的地方，同盟会强调革命后的建设，如创建民国，平均地权，而光复会简单明了，就是以身许国，功成身退。
在斗争手段上，光复会在利用会党的同时，更强调自己动手，自己进行，因为光复会可能受俄国无政府主义影响的缘故，在注重文字宣传的同时，更注意以暗杀作为主要的斗争手段。光复会的前身，其实就是龚宝铨组织的军国民教育会的暗杀团。他们之所以那么看重暗杀，因为暗杀目标明确，易于操作，且影响大，成本小，牺牲也相对比较小。所以从光复会的领袖及骨干身上，可以看出更多刚烈和英雄豪气，即便是女性如秋瑾，也给你一种英气逼人的感觉。
光复会的活动区域主要在安徽和浙江，徐锡麟在浙江绍兴创办有大通学堂，通过这个学堂培养革命力量，训练会党头目，除了让他们掌握军事技术外，主要还向这些会党头目灌输排满革命思想，培养对革命的忠诚。另一方面，光复会领导人基于英雄主义的思考，并不主张发动一般民众进行大众革命，而是主张精英人物进行最快捷的夺权，力主多筹集资金为光复会骨干捐官，以此打入清政府内部，谋握兵权，相机起事，实行“中央革命”。他们认为，这种做法牺牲少，收益大，效果明显，而且对社会不会发生大的动荡，造成大的危害。基于这种立场，徐锡麟出资捐了一个道员，1906年被分发至安徽武备学堂担任副总办、巡警处会办及巡警学堂监督，跻身安徽军政高层。
徐锡麟捐官之后，接手大通学堂事务的秋瑾萧规曹随，继续利用大通学堂培训会党骨干，希望将那些会党其实也就是会匪、土匪等改造成有信仰的革命者，然后将这些经过训练的骨干扩充至光复会，重建光复会组织系统。
经徐锡麟、秋瑾等人重建后的光复会系统，推徐锡麟为首领，秋瑾为协领。他们还准备筹组光复军，拟定起义计划，准备在浙江、安徽等几个地方同时发难，突破局部，然后再与其他地方其他系统的革命党人联合，逐步夺取全国政权。
光复会的战略指导思想是要用暗杀和“中央革命”的方式获取成功，因而很多情形下是一种英雄主义的做派，光复会的首领不像同盟会中的其他派别诸如孙中山的兴中会系、黄兴的华兴会系那样，总是动员会党冲锋在前，光复会首领许多时候就是自己看，单枪匹马单打独斗。
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无论光复会的计划怎样周密，架不住光复会随着规模的扩大，许多活动、计划在不经意间总会走漏风声。徐锡麟、秋瑾等人原本准备在1907年7月发难，不料在绍兴到了6月就暴露了一些痕迹，清政府加紧搜捕革命党人，情况日趋危机，主动出击，尽早发难或许可以弥补疏漏于万一，继续拖延只有被动等着被抓被杀。当徐锡麟获悉绍兴那边的情形后，遂决定单独行动，刺杀恩铭。
满洲人恩铭在晚清官场其实是一个并不太坏的官僚，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和时代感，知道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在庚子事变、新政中，追随潮流，还是做了一些好事情。特别是1906年出任安徽巡抚后，对于安徽教育发展、警察制度、军队重建，特别是军事学堂的发展，真的作出了相当重要的贡献。也就是他在扩充警务、扩建军队的过程中，徐锡麟由捐资道员逐步提升，成为安徽军警界的高官，有机会接触恩铭，这也是恩铭毙命的直接原因。
1907年7月6日，安徽巡警学堂举行毕业典礼，恩铭率安徽军政高官出席检阅。恩铭无论如何想不到的是，当检阅还没开始的时候，检阅指挥徐锡麟竟然近距离向他开枪。
恩铭毙命后，徐锡麟当然也被清军抓获残忍地杀害，剖腹剜心。革命党方面说徐锡麟刺杀恩铭进一步激起人民对清王朝的无比愤慨。其实，清政府方面却因恩铭被枪杀做出两种准备，一是进一步加大政治变革的力度和速度，更加坚定地相信只有建立了君主立宪政体才能从根本上消弭革命，稳定社会；二是加大对革命党的围追堵截，想尽一切办法扩大政治变革主流队伍的扩大，对于原先加入革命阵营的，不论什么原因，只要回归主流，就一概既往不咎，于是像刘师培、章太炎这样的大知识分子，都在清政府立宪运动中产生动摇。毫无疑问，这又进一步孤立了那些坚定的革命者，使这很少一部分人更加无路可走。
清政府主导的立宪运动顺利进展，革命党人就愈加孤立，同盟会内部失望情绪就必然蔓延，举目前途，众有忧色，询及将来计划，莫不唏嘘太息，相视无言，谁也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会怎样，革命与改良的竞赛就这样初见分晓，改良成了中国政治的主导，革命日趋边缘。
为了拯救革命，也就是为了坚定尚留在革命阵营内部那些人的信念，孙中山于1910年3月向黄兴建议在广州再举行一次规模稍大的起义，以打消革命队伍内部的消极情绪，让大家相信，革命尽管目前处于低潮状态，但革命之风潮已盛，华侨的思想已开，从今之后，我们革命党人只需要考虑革命计划，坚定革命信心。
孙中山的建议获得了黄兴热情支持，孙中山的感觉其实在黄兴那里也早就意识到了，革命党人如果不能发动像样子的起义，如果不能给清政府有力打击，那么革命就处在危机之中，随着清政府政治变革的实现，革命必将彻底边缘化。
有了黄兴的支持，孙中山在槟榔屿召集同盟会重要骨干详细研究起义计划，决议乘国际形势还没有彻底恶化，内地革命形势还没有彻底无望的时候，尽快在广东发动一次大规模、重量级的武装暴动，决意为破釜沉舟之举，誓不反顾，与虏一搏，内地同志舍命，海外同志出财。换言之，孙中山依然期待在海外募集巨款，依然使用“代理人战争”的方式去给正在瓦解正在消弭的革命注入强心针，让革命起死回生，重现生机。
鉴于过去无数次失败教训，同盟会领导人这一次对起义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准备，通过华侨筹集了十五万巨款，分别来自美洲、英属南洋及荷属南洋；然后用这笔款项，在日本、越南、香港分别购置一批武器弹药；准备了力量，计划以新军为骨干，以巡防营、警察、民军等为配合，并从这批队伍中选拔一批精干组织成敢死队，陆续进入香港集训。
这次广州起义的目标，就是要夺取两广总督府。于是黄兴于1911年4月23日由香港潜入广州，在两广总督府附近组建起义指挥部，然而由于内奸告密，清军方面已有警觉，全城戒严，搜捕革命党，原有的起义计划被打乱，参加起义的人数也自然大幅度减少，黄兴临场发挥，决定将原定十路进兵的计划改为四路，第一路由他亲自率领攻打总督府，第二路由姚雨平率领攻打小北门，第三路由陈炯明带队攻打巡警教练所，第四路由胡毅生指挥坚守南大门。
4月27日下午五时许，起义按照计划进行，黄兴率领一百二十多名敢死队员猛攻总督府，两广总督张鸣岐闻讯逃往水师提督衙门。黄兴的目标就是张鸣岐，找不到张鸣岐，黄兴一怒之下放火焚烧总督府，然后从杀出来，正碰上水师提督李准的亲兵大队，双方又是一场激战。革命党人林时爽阵亡，黄兴断了一个指头，且战且退，直到剩下自己一个人方才有机会避入一家商店，改装出城。4月30日逃至香港。
这次起义，除黄兴及一部分义军如约发动外，其余各路均未能按照计划行动。新军子弹被没收，没有作战能力；胡毅生、陈炯明事先逃出广州；姚雨平因胡毅生刁难，也没有及时领导武器装备，起义爆发后隐匿不出。于是所谓广州起义，其实就是黄兴一部在战斗，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人的战争”，焉有不失败之理？
广州起义失败后，革命志士潘达微克服许多困难收敛遗骸，总计达七十二具，安葬于广州郊外红花岗，并将红花岗更名为黄花岗，于是历史又称此役为“黄花岗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