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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略论辛亥革命时期的国粹主义思潮

国粹主义是辛亥革命时期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交相辉映的四大思想流派之一。其倡导者是一批对国学有较深厚研究并具有强烈“反满”要求的国粹派；其基本手段是“保存国粹”、“复兴古学”，唤起人们爱国和反清革命的激情；其客观作用既有推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积极的一面，也有传播封建毒素的消极的一面。本文以《国粹学报》为主要资料，考察这股社会思潮产生的原因及其与三民主义、西学、中学的关系，并作出简略的历史评判。
一
国粹主义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出现，并非偶然，它有着深刻的政治根源和思想根源。从政治角度看，它是反清革命兴起的产物。
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清政府完全变成了帝国主义保护下的傀儡。帝国主义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加紧侵略中国；清政府则为虎作伥，充当帝国主义的走狗，一切仰“主子”鼻息行事。“瓜分豆剖逼人来，同种沉沦剧可哀”。（《陈天华集》第56页）亡国灭种的惨祸敲动着每一个爱国者的心弦。一切不愿意亡国的人们都站在了清王朝的对立面，反清革命的漫天烽火燃遍了全国，清政府已处在了全民的包围之中。但革命怎样才能成功，中国怎样才能达到民族独立、繁荣富强，不同的阶级，不同的党派，甚至同一党派中的不同派别都纷纷提出了各种主张。国粹派经过较长时间的观察和思考，在1905年前后打出了“保存国粹”的旗号，强调只有提倡国粹，革命才能成功，独立民主之花才能在中国的土地上开放。国粹派认为国粹是一国的精神支柱，“其为学，本之历史，因乎政俗，齐乎人心之所同，而实为立国之根本源泉也”。（《国粹学报》第7期）他们还认为国粹的盛衰关系到国家的兴亡，国粹兴则国家兴，国粹衰则国家衰，“国粹亡则其国亡”，“学界之关系于国界”，“国界之兴亡于学界”。（《国粹学报》第1期）他们举例称：“昔西欧肇迹于古学复兴之年，日本振兴于国粹保存之伦”。（《国粹学报》第26期）意大利的复兴，在于倡古学；埃及的亡国则由于“国粹毁”：俄国灭波兰，英国灭印度，都是首先变乱其语言文字，摧毁其千年古学。而希腊的由盛到衰，也是由于“国粹绝”。章太炎明确指出：“国粹尽亡，不知有百年以前事，人与犬马当何异哉？人无自觉，即为他人陵轹，无以自生；民族无自觉，即为他民族陵轹，无以自存。”（《民报》第20期）国粹派还研究了中国的历史，认为中国是“宇宙开化之先”，“五洲文明之祖”，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学，“炳然如日星”，“虽其间中更衰乱，或至熄灭，然而二三儒生抱持保守，卒使熄而复明，灭而更炽，故自三代至今日，虽亡国者以数十计，而天下固未尝亡也。”（《国粹学报》第1期）。因此，他们的结论是：“欲谋保国，必先保学”，“夫国家种族之事，闻者愈多，则兴起者愈广”。正是鉴于这种认识，国粹派全力以赴，掀起了颇具规模的宣传活动。邓实、刘师培、黄侃等人奋臂而起，创办《国粹学报》，“摅怀旧之蓄念，发潜德之幽光，当沧海之横流，妣前修而独立”。黄节在给《国粹学报》作序中欣喜地预言：国粹发扬光大之时，就是中国独立富强之日，“雄鸡鸣而天地白，晓钟动而魂梦苏。”他们还办神州国光社，出版国粹丛书、国粹文学丛书，发行各种讲义和教科书，同时组织了国学保存会和国学振起社，建立了国粹学堂和藏书楼，而且一年一集会，三年一庆典，在黄埔江畔吟诗作句，在日本东京集会演说，大张旗鼓地宣传保存国粹。在国粹派这样的大力鼓动下，国粹主义迅速弥漫于当时的思想界，成为一股颇有影响的社会思潮。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任何一种新的学说，“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经济的事实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页）国粹主义可以借鉴的思想材料，即思想源渊，是明末清初地主阶级反满派“反满”的民族主义思想。这可从两方面来证明：
首先，国粹派奉明末清初的反清志士为典范，反复宣传这些人的思想学说。他们认为要“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民报》第6期）必须采用顾炎武、王船山的传统做法。顾炎武反清的时候，手中无兵力，就到处去访那古碑古帖，以传示后人，激发了人们爱国的热情。王船山虽然闭门读书，但他倡国粹，讲古学，唤起了人们爱国主义精神。作为国粹派领袖的章太炎曾明确指出，要使国粹深入人心，“舍宁人（顾炎武）之法无由！”（《民报》第8期）因此，国粹派一面不遗余力地宣传古代的思想文化，一面竭尽全力颂扬明末清初的反清志士。像顾炎武、黄宗羲、王船山、颜元、全祖望、李定国、吕留良、曾静、郑所南、张苍水等人，国粹派都全力推崇。翻开《国粹学报》，这些人的照片、传记，研究他们的论文，比比皆是，甚至连张苍水的坟墓，都拍了照片。同时还重新出版这些人的着作。尤其是顾、黄、王、颜，《国粹学报》从第15期开始，连刊其传记和介绍他们的思想政治学说。章太炎则以这些人的继承者自居，声称“上天以国粹付余！”他讲自己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生就是由于受了顾炎武、王船山的影响，读了蒋良骐的《东华录》，了解了曾静、吕留良的“文字狱”，“才奋然为浙东父老雪仇”。他还明确表示其思想总离不开吕留良、全祖望、王船山、曾静的“旧域”，其在自订年谱中说：“今之经学，渊源在顾宁人”。（《太炎先生自订年谱》）可见顾炎武等人对国粹派的影响是巨大的。
其次，国粹派与顾炎武等人一样，把宣传“夷夏之防”、“华戎之变”作为提倡国粹的核心。顾炎武的政治思维是：中国历史上凡汉人当权，谓之国兴；夷族当权，谓之国亡；复兴中国，匹夫有责。这显然意在反清。国粹派十分欣赏这一论断，也认为“吾所谓革命者，非革命也，曰光复也，光复中国之种族也，光复中国之州郡也，光复中国之政权也。”（《民报》第8期）这里的光复种族就是要重建汉族政权。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国粹派把汉人建立的王朝说得一切皆好，把一切非汉人掌握的朝代说得一无是处，把满族贵族的统治视为奇耻大辱。认为李自成虽然“不好”，毕竟还是汉人，明亡于清还不如败于李自成。国粹派同顾炎武等明遗老一样，对明朝的灭亡耿耿于怀。《国粹学报》登怀念朱元璋的文章，刊明朝文臣武将的画像，连篇累牍地发“明遗录”，声称他们“所以崇拜遗民者。谓其感载旧君，耻臣新主也”。（《国粹学报》第28期）他们还以顾炎武等为榜样，系统研究“夷夏之防”的理论和历史。其结论是，凡是这种理论发扬光大之时，“夷族”就不会入侵；反之，“夷族”就会入主中原。东汉、三国之后，由于“夷夏之防”理论的衰退，于是有“五胡乱华”；宋末几乎无人倡导“夷夏之防”，所以有元朝出现。从这种“规律”出发，国粹派认定清王朝即使已统治了200多年，只要他们大力宣传了“夷夏之防”，发扬了国粹，其灭亡指日可待。国粹派在这里显然是宣传一种大汉族主义，带有损坏民族团结的毒素。其对历史的解释也是极不正确的。但在20世纪初年，以满族贵族为核心的清朝统治者残酷地推行民族压迫政策，卖国求荣，已激起人民的普遍不满，“反满”这个古老的口号已经和反帝反封的政治斗争联系在一起，较明末清初有更深厚的群众基础。国粹派从明末清初的思想武库里重新搬出旨在“反满”的“夷夏之防”的理论，并按他们的政治要求注入了许多新内容，这就使保存国粹有了新的活力和生机，使国粹主义有较大的社会意义，为许多人理解和接受，较广泛地传播开来。
二
在20世纪初年，如果说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是当时思想界的主流，那么国粹主义就是不容忽视的重要支流。二者的关系怎样？这可从国粹派对三民主义的态度反映出来。
国粹派最注重的是孙中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他们把国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相结合，通过宣传国粹来宣传民族主义。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宣传汉族的光荣历史和优秀文化以及历史上汉族人民反侵略的爱国精神去激发人们“保种”、“爱国”，从而投入反清革命。他们十分形象地把宣传民族主义比作种庄稼，把国粹比作土壤、阳光、水份，只要土壤肥沃，阳光、水份充足，庄稼就“尉然以兴矣”。章太炎曾明确讲过，谁要懂得了中国的历史，谁就会产生民族主义思想。“这个历史，是广义说的，其中可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只要精通了这三项，“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民报》第6期）于是，国粹派把历史作为拿手武器，大翻历史旧帐，激发人们对清朝的仇恨。他们总是打着古人的旗号，穿上古代的服装，古香古色地来演出反清革命的新场面。亲身经历过当时情景的鲁迅先生回忆说：在日本东京“有一部分人，则专意搜集明末遗民的着作，满人残暴的记录，钻在东京和其它的图书馆里，抄写出来，印了，输入中国，希望使忘却的旧恨复活，助革命成功。于是《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朱舜水集》、《张苍水集》都翻印了，还有《黄肖养回头》及其它单篇的着作”。（《鲁迅全集》第1卷，第204一205页）国粹派的这种努力，对孙中山民族主义的广泛传播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但是，国粹派对孙中山“建立民国”的民权主义则表示冷淡。他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用历史唤发人们“爱国保种”的热情和对清王朝的仇恨，基本上忘掉了宣传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细读《国粹学报》，几乎看不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字眼，更找不到一篇论述资产阶级共和制度的文章。国粹学堂的学习科目多至20余种，但除了经学、文字学、心理学、伦理学，就是史学、典制学、考古学，根本没有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的课程。神州国光社出版的国粹丛书、国粹文学丛书、教科书、讲义，类凡数百种，发行几十万册，连一本讲共和的书也没有。相反，介绍历代典章制度、人物风俗的书籍，论述封建王朝官制、法律、科举、兵制的论文，应有尽有。在这些书籍和论文中，他们把封建王朝的官制设置、州郡划分、赋税征调等全说成合理的。他们虽然没有明确说明要照搬这些制度，但极力吹捧一些王朝的政治清明，赞美一些封建制度的收效显着，颂扬一些封建皇帝的雄才大略，显然就是寄托了他们政治上的向往。如果再看一下被誉为“国学界之泰斗”的章太炎在日本东京的一次演说，就更说明他们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冷淡。章太炎激昂慷慨地宣布：“中国一切典章制度，总是近于社会主义；就是极不好的事，也还近于社会主义。兄弟今天，略举两项：一项是刑名法律，……一项是科场选举。……这两件事本是极不好的，尚且带几分社会主义性质；何况其他好的呢？我们今日崇拜中国的典章制度，只是崇拜我们的社会主义，……那好的必定应该顶礼膜拜，这又是感情上所必要的。”“将来建设政府，那项须要复古，必须胸有成竹，才可见诸实行。”（《民报》第6期）章太炎当时并不懂什么是社会主义，但他把封建社会的典章制度归结为“社会主义”，顶礼膜拜，这说明在清朝被推翻后，他要效法的是封建制度，而不是民主共和。武昌起义后，章太炎冷漠南京临时政府，贬斥共和制度，声称如果效法欧美，就要亡国。《国粹学报》的主笔之一黄侃则利用《民声日报》，“诋毁南京政府”。国粹派的另一位健将刘师培，早在1908年就背叛革命，其后又为袁世凯称帝奔走效劳，成为臭名昭着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可见，国粹派在反清问题上是坚决的，在共和问题上则站在了正确的对立面。
对孙中山旨在土地国有的民生主义，国粹派也是否定的。《国粹学报》第55期发表了一篇《论中国古代财政国有之弊》，从中国的井田制一直讲到历代的土地制度，对孙中山“平均地权”的政治主张旁敲侧击。作者把王莽政权以来，从魏晋到隋唐，从宋代到明清全归之为实行土地国有政策，并历数这种政策造成的恶果，结论是“土地国有说，易为扩张国权者所利用”，“中国所谓土地国有者，均与贵职以殊利者也”。“土地国有之病民，较田主之病民尤甚”，“无论何代，其实行国内政策者，无不病民”。这显然是告诫人们“土地国有”不可取。当然，国粹派的许多人曾多次谈论过土地问题，有人还发表过“哀贫民”一类的文章，章太炎也和孙中山探讨过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办法。但他们欣赏的不是孙中山的“土地国有”，而是周朝的井田制和魏晋至唐的“均田制”。且不说“井田制”是奴隶社会的土地所有制，搬到20世纪的中国来推行是不可能的，就是那种“均田制”也不能解决当时农民的土地问题，获利的仍是地主，它只是地主土地所有制的一种形式，与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格格不入。武昌起义后，章太炎等人极力否定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则进一步证明他们是“土地国有”的反对派。
综上所述，国粹派实际是只赞成“反清革命”的“一民主义者”。
三
国粹主义和西学（即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中学（即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的关系较为复杂，但就主要倾向去分析，其对于西学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
其一，国粹派虽然说“国粹也者，助欧化而愈彰，非敌欧化以自防，实为爱国者须臾不可离也”，但他们实际是把西学作为陪衬，以服务于国粹。《国粹学报》的办报宗旨上明确写着：“于泰西学术其有新理精识，足以证明中学者，皆以阐发。”（《国粹学报》第1期）还称：“欲举东西诸国之学，以为客观，而吾为主观，以研究之，以期光复吾巴克之族。”（同上）有人更明确指出：“国粹者，精神之学也，欧化者，形质之学也。”（《国粹学报》第7期）他们把西学视作“客观”、“形质”，实质上是以国粹为核心，西学为皮毛。他们曾发誓说：“士生今日不能藉西学证明中学，而徒炫皙种之长，是犹有良田而不知闢，徒咎年凶；有甘泉而不知疏，徒虞水竭。”（《国粹学报》第1期）遗憾的是，国粹派在具体论述中，连西学的“客观”、“形质”的地位也不给。他们一再强调中学渊博高深，完全包含了西学，西方那些资产阶级思想家、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中国早已有之。他们说：“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学，其为布帛菽粟，而无待于他求者”。（同上）“周末诸子之学派，多与西儒学术相符”。（《国粹学报》第2期）“墨荀之名学，管商之法学，老庄之神学，计然、白圭之计学，扁鹊之医学，孙吴之兵学，皆卓然自成一家之言，可与西方哲儒并驾齐驱者也”。“诸子之旧书所含之义理，于西人心理、伦理、名学、社会历史、政法，一切声化光电之学，无所不包”。（《国粹学报》第9期）他们把荀子、孟子、子思、邓析等人说成是中国的卢梭、苏格拉第、孟德斯鸠、斯宾塞尔。他们盛赞孔丘是学习外来文化的楷模，程朱是吸收佛学的典范，陆王“精妙之哲学”也有“西学的长处”。国粹派这些牵强附会的论述，除了阐述古代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之外，主要意图是说明中学无所不包，无所不有，甚至包含了西方的自然科学如“声化光电”等，而介绍和传播西方文化则是画蛇添足。
其二，国粹派虽然承认西学是“良种”、“佳实”，但认为西学这种“良种”永远不可能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他们认为，利玛窦来华，西学开始叩中国大门，可是几百年来并未收到显着成效，就是近30年来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大量输入，也未取得什么效果，许多方面反而更落后了“观于市，而工之绳墨如故；观于郊，而农之耒耜如故；观于痒序，而士夫之学问如故；观于朝廷，而政府之政策如故”。（《国粹学报》第7期）何以出现这种状况呢？中国社会土壤不好，生长不了西方的“良种”，这就如“虽有佳种，田野弗活弗长也；虽有佳实，场圃弗修弗植也；虽有良法，民德弗进弗行也”。这就是说，中国民智未开，人民接受不了西学。所以，国粹派认为首要任务不是介绍西学，而是开民智，“吾不进吾民德，修吾民习，而竞竞于则效，是犹蒙马之技而画虎之叽也。”怎样开民智呢？国粹派开出的药方是：提倡国粹。其云：“国粹者，道德之源泉，功业之归墟，文章之灵奥也。”（《国粹学报》第7期）这种逻辑推论，应该说有正确的一面。一定的文化需要一定的社会土壤做基础，吸收外来文化的成效也往往取决于这个民族文化水准的高低。但是，把门关起来，等国粹普及了，民智开化了，再去引进外来文化，就未免太片面了。历史发展到近代，世界已连成一片，任何民族文化的提高，都离不开相互交流，只有在交流中才能使本民族文化逐步发展和提高。国粹派先用国粹开民智，再去引进西学的设想太天真了。
其三，国粹派虽没有公开批判西学，但在批判“欧化主义”的过程中“扬中抑西”，影响了西学的传播。《国粹学报》在发刊词中指责那些积极传播西学的人是“无识陋儒”，奉行奴隶主义。黄节在《国粹学报·叙》中声称：“国固吾国也，学即吾学也。海波沸腾，宇内士夫痛时事之日亟，以为中国之变，古未有其变，中国之学诚不足以救中国，于是醉心欧化，举一事革一弊，至于风俗习惯之各不相侔者，靡不惟东西之学说是依，慨为吾国固奴隶之国，而学固奴隶之学也。呜乎，不自主其国而奴隶于人之国，谓之国奴；不自主其学，而奴隶于人之学，谓之学奴。”《神州日报》的一篇社论也指出：“今欧美风潮，卷地东下，万马齐驱，有一日千里之势，而吾之所重者，又重彼而不在此，时趋所尚久，且视为固然。数十年后，必致人人以服从为义务，不知祖国为何物，爱国为何事。”（《东方杂志》1908年第4期）这些论述，一言以蔽之：西学淹没了中学。国粹派是从复兴中学的角度去批判“欧化主义”的。诚然，“欧化主义”在辛亥时期确实存在，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但当时最主要的问题还不是西方的民主政治学说介绍得太多了，而是很不够。资产阶级的民主理论并没有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共和观念更没有深入人心，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没有充分利用西学这个思想武器去抨击封建的思想文化，这是辛亥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国粹派忽略了这个主要问题，借批判“欧化主义”来对抗西学，为国粹争地位。他们口头上虽然讲提倡国粹可以促进西学的传入，实际上却将国粹主义与西学对立起来，变成一种相互排斥的关系。
对于中学，国粹派是有所批判，基本肯定。章太炎1906年在东京演讲时称：“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今日实行革命”，“孔教是断不可用的”。（《民报》第6期）同年发表于《国粹学报》的《诸子学略说》一文，又对孔丘的行为、作风、中庸思想、伪善面目作了一定的批评。但主要批判孔丘鼓吹富贵利禄思想，斥责儒生利用孔子专为历代皇帝服务。国粹派把这种被皇帝所利用的儒学斥之为“伪儒学”或“君学”，大加批评。邓实指出：“自汉立五经博士，而君学之统开；隋唐以科举取士，而君学之统固；及至宋明，士之所读者，功令之书，所学者，功令之学，遥遥两千年神州之天下，一君学之天下而已。”他又称：“真儒之学只知有国，伪儒之学只知有君，知有国则其所学者上下千载洞流索源，考郡国之利病，哀民生之憔悴，发愤着书以救万世，其言不为一时，其学不为一人，是为真儒之学。若夫伪儒学者，所读不过功令之书，所业不过利禄之术，苟以颂德歌功，缘饰经术，以取媚时君，固宠富贵而已。”（《国粹学报》第27期）国粹派这样认真地去区分儒家文化的真伪，是为了表示他们是真儒学的继承者，他们倡导的国粹是孔子所开创的真正的儒家文化。于是，他们花大力气去宣传孔丘，弘扬儒学。
先看他们对孔丘的颂扬。国粹派认为孔丘是国学的创始人，中国文化的“祖师爷”，是圣人、“国魂”。他们说孔丘“重躬行”、“崇实践”、“不言鬼神”、“实事求是”。如果没有孔丘，中国就四分五裂，永远不能太平；孔丘不作《春秋》，中国就会被“夷族瓜分”，亡国灭种。因此，在他们眼里，孔丘的功劳比起大禹治水要大十倍乃至百倍，“封岱宗，配六极”也不为过。因此，国粹派把“尊孔读经”作为提倡国粹的重要内容。翻开《国粹学报》创刊号，是巍然而立的孔丘画像。孔子在国粹派的心目中何其至尊。
再看他们对儒学的推崇。国粹派认为儒学反映了中国历史的客观实际，它既统一了诸家学问，又包含了各派学说。他们说，春秋时期老、孔、墨三家，“巍然为神州学术之三大宗主”，但最后都统一于儒学，统治中国思想界两千多年。其原因是：“中国之地理便于农，而儒重农；中国之风俗原于文，而儒重文；中国之政体本于宗法，而儒重君父”，于是“天下乃彬彬然号称太平矣”。（《国粹学报》第3期）这种解释虽然并不绝对准确，但反映了国粹派要尊儒学为国学的政治目的。他们甚至称“舍儒以外无所谓学问，舍六经以外无所谓诗书”。（同上）邓实把“六经”吹得更高，称天地不能讲话，六经就是代天地而言，“六经者，圣人之言，实天地之心也，无六经则圣人之言不可见，即天地之心亦无由见矣”。还说什么凡是努力宣传六经者，就能长命百岁，这是老天“施神明之寿以绵衍圣人之绪于不坠。”（《国粹学报》第55期）邓实还考察了历代王朝在实施儒学中的长处和不足，归纳了儒学发扬光大的主客观条件。刘师培、黄侃、黄节等人也利用《国粹学报》，不遗余力地宣传儒学，表彰儒生。如果说《国粹学报》以发扬国粹为中心，那么其首要任务就是宣传儒学。（当然，究竟如何评价孔丘和儒学，这是需要长期而认真研究的学术问题，本文无力涉及。）但国粹派如此大量地宣传孔丘和儒学，说明他们对中国古代封建主义思想文化是小心的批评，大胆的肯定。
国粹主义对西学肯定旗号下的基本否定，以及对中学基本肯定之外的一定的否定，都是服从于其政治向往的。国粹派要实现反清革命，不可能去否定孙中山等人反清的基本的思想指导即西方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学说，二者在政治上的统一战线必然导致思想理论上的暂时统一，国粹派当然不会公开抨击西方文化。但国粹主义的思想政治指导和西方文化从本质上是排斥的，国粹派在宣扬国粹的过程中不可能不采取巧妙的方式，如在批判“欧化主义”过程中否定西方文化在反清斗争中的作用。同样，对于孔子和儒家文化，国粹派要反清即推翻封建专制的统治，自然不满儒学为皇帝服务的一面，所以，在反对所谓的“伪儒学”的招牌下加以抨击；然而他们弘扬的国粹又以儒家文化为核心，于是又在保卫和发扬“真儒学”的口号下大肆颂扬。这使国粹主义思潮表面上面面俱到，不偏不倚，实质上是反清革命制约下的古代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有选择的再现。
四
国粹主义在辛亥革命时期兴起后，在五四时期仍有相当的影响，二三十年代的新儒学派也对保存国粹、复兴儒学怀有浓厚的兴趣。其间，虽然由于政治背景的限制，倡导者的文化素质的不同以及对国粹的理解的差异，各个历史阶段的表现形式和主要内容就不尽一致，但其核心的问题是如何利用国粹为现实的政治服务，即如何使古代的传统文化具有现代气质，变为指导中国进步的思想武器。其思想指导是美好而富有爱国激情的，其客观效果则有好有坏，五四时期的国粹主义思潮甚至对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就辛亥革命时期的国粹主义而言，也明显地具有二重性。
武昌起义前，首要的任务是“革命排满”，推翻清廷，实现孙中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国粹派利用“复兴古学”，唤起人们反清的“爱国热肠”，自然和孙中山等革命派携手出击，具有历史的进步性；武昌起义后，主要问题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使孙中山“建立民国”的民权主义变为现实，国粹派对此并不积极，一度成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反对派，这显然不利于民主共和而容易被袁世凯所利用，其客观作用是消极的。作为一种思想理论指导，国粹主义弘扬民族文化，尤其是阐发汉族优秀文化，有助于激发和提高人们的民族感情和对清王朝满族贵族统治的仇恨，但大汉族主义的宣传却影响了民族团结；而且，20世纪初年发动的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试图利用古典的还没有近代化的国粹主义的理论为指导，自然是不科学的，势必影响资本主义新文化的传播。总之，辛亥革命时期的国粹主义思潮瑕瑜互见，是特定的中国社会产生的一种矛盾集合体。
【资料来源：《理论与现代化》1991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