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辛亥革命时期的爱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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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辛亥革命时期的爱国主义


辛亥革命时期,蕴藏在中华民族之中的爱国主义精神,显示了激励人心、改造社会、推动历史的伟大作用。
继承历史上爱国主义传统
二十世纪初,中国进一步半殖民地化。许多帝国主义国家武装侵入中国,清政府的统治更加腐朽,中华民族处于存亡绝续的危急关头。许多志士仁人为了挽救国家危亡,殚心竭虑,在黑暗中探索,终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正象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先生所说: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国势危急,岌岌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有志竟成》)
在革命的关键时刻,爱国主义召唤了亿万群众,奔向战场,投入斗争,并英勇献身。《二十世纪之支那》的发刊词,满怀深情地赞美祖国,“夫支那为世界文明最古之邦,处世界最大之洲,为亚洲最大之国,有数千年引续之历史可爱,有三千年前迄今之典笈可爱,有四万万之同胞可爱,有二十行省之版图可爱,有五岳四渎之明媚山川可爱,有全国共用之语言文字可爱。支那乎!支那乎!吾将崇拜而歌舞之,吾将顶祝而□贺之,以大声疾呼于我国民之前曰:支那万岁!”可是,这样可爱的祖国却遭到了帝国主义的掠夺,战乱不息,山河破碎,疮痍满目,民不聊生,亡国灭种之祸就在眼前。在当时的革命派看来,我们的祖国既雄伟,又孱弱;既富饶,又贫困;既美丽,又残破。这种强烈的对比,使人更加体会到国家沦亡的可悲、可耻和可愤,更加感到为救国救民而英勇战斗、断头舍身的可敬、可佩和可颂。当时最着名的宣传品《革命军》沉痛而激昂地警告豆剖瓜分的危险即将到来,《警世钟》如泣如诉地缕述了民族的灾难、国家的不幸,《猛回头》愤怒地控诉了帝国主义的种种侵略罪行。这一切都强有力地拨动了人们的心弦,激发起爱国的热忱,鼓舞起革命的意志。二十世纪初,爱国主义潮流的高涨,推动了群众的进一步觉醒,使得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深入人心,为人民所理解,所接受,所拥护。
辛亥革命时期先后组织起来的各种革命团体,尽管在政治主张和纲领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有的甚至是原则的差异,但爱国主义却可以说是他们之间的共同思想基础。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在革命团体的宣言、章程、誓词,甚至组织名称上,都有十分鲜明的反映。最早成立的革命组织——兴中会的宗旨就是要“振兴中华”,要“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于将倾”。随着形势的发展,以后的革命组织,在斗争目标、政治纲领、组织纪律、策略思想等许多方面,有了更加丰富、更加明确的内容。但拯救祖国、振兴中华这一基本思想,却一直贯穿下来。有的革命团体的机关报甚至直截了当地宣称:“是则吾人之主义,可大书而特书曰:爱国主义”。(《〈二十世纪之支那〉宣言》)
爱国主义精神推动着革命志士采取行动,不顾牺牲,去完成种种业绩。陈天华跳海而死,在《绝命词》中谆谆以“丕兴国家”嘱告同志,希望以自己的生命,唤醒人们,“皆以爱国为念,刻苦向学,以救祖国”;吴樾在行刺出洋五大臣之前,写给妻子的诀别信中,要求她不断提高“爱国之精神”;林觉民、方声洞在黄花岗起义前,给父母妻子的绝笔书中,也豪迈而深情地告诉亲人,他们之乐于舍生赴义,是因为“祖国存亡在此一举”,是“为天下人谋永福”。对于他们来说,爱国主义不是抽象空洞的口号,而是不惜为之捐躯献身的崇高的精神力量。
爱国主义与革命民主主义相结合
辛亥革命时期的爱国主义,较之以往具有崭新的内容和特点,这就是:它与革命的民主主义相结合,成为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思想武器。
我们国家在几千年漫长的历史征途上产生过许多民族英雄,他们为祖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在他们的时代里,爱国和忠君总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可能把两者加以区别。他们往往是在为某个皇帝、某姓王朝效忠,并为之作殊死斗争的狭隘基地上完成了惊天动地的爱国事业。到了近代的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和义和团运动中,中国人民和清朝的许多士兵、将领,奋起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英勇牺牲,表现了崇高的爱国精神。但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和帝国主义浴血战斗的时候,还自认为是爱新觉罗王朝的忠臣,是在为维护大清的江山效力。辛亥革命时期,中国人民已经从实践中取得了教训,爱国与忠君绝对不能相容。要真正爱国,要避免亡国灭种之祸,使国家和民族兴旺发达,首先必须起来打倒清朝政府。正如孙中山所说:“知清廷窳败,难期振作,非推翻专制,澈底改革,无以拯救祖国于危亡”。(《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文献》)
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中国进步思想界的根本信念是:要救国,只有维新,对腐败的清政府作修补和改革。在二十世纪的最初十年,中国进步思想界的根本信念是:要救国,只有革命,必须推翻清朝的统治。在很短的时间内,爱国的观念发生了根本改变,冲决了忠君的网罗。
资产阶级革命派把爱国同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斗争统一起来,主要是基于两点理由。
第一、腐朽的清朝政府是导致国家贫困落后、衰败危殆的总根源。尽管民族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但清朝政府仍然顽固地拒绝任何改革。于是人们看清了:清政府这架残破的机器已无法修补,不可挽救,它的继续存在,是国家、民族的最大灾难。“满洲政府,实中国富强第一大障碍”(吴樾:《意见书》),要打通走向富强的道路,只有起来推翻这个反动的封建政权。
第二、更加重要的是,清朝政府实际上已是“洋人的朝廷”。为了取得帝国主义对自己统治的支持,它对帝国主义唯命是从,不惜拱手出让国家之利权,“以土地为贽仪,以财产为赆金,苟有可以博外人之欢心者,虽牺牲无量数之人民,抛掷无量数之权利,封割无量数之土地,挥霍无量数之财产亦毫不介意。……试复案其政略,何一不为外族作伥,制吾人死命!”(汉驹:《新政府之建设》)要取得国家、民族的独立、自由、富强,就不能不和这个卖国的政权决裂。
革命派强调,必须把国家、民族和君主、王朝区别开来,“如不忍中国之亡,必自辨朝廷与国家之区别始”。(沈翔云:《复张之洞书》)国家不是君主的私产,一姓王朝的倾覆不等于国家和民族的灭亡。革命派一面歌颂宋明遗民坚贞的民族气节,以之鼓舞当前的斗争,一面又指出其对一姓王朝的愚忠是不可取的,“宋、明之遗民,讴咏不离于赵、朱,以其帝系代表吾国也。在今日,方且笑其不知国家与皇室之区别”。(朱执信:《心理的国家主义》)至于立宪派,既高唱爱国保种的高调,却又极力维护清朝的腐朽统治,顽固地反对革命,其所作所为,“非爱国也,实害国也”。
爱国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日益紧密地结合,为最终推翻两千多年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准备了思想基础。
爱国主义与学习外国的思想相结合
辛亥革命时期爱国主义的另一个特点是和学习外国的思想相结合。当时的革命派对于革命的胜利和祖国的前途充满信心,认为只要善于向外国学习,就一定能够赶上和超过外国。
中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国家,曾经长时期地走在世界的前列,以自己的灿烂文明着称。但是,在最近一段历史时期内,停滞落后了,因而遭到了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资产阶级革命派以“物竞天择”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近代史,他们认为:当前是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全世界处在激烈的竞争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这样的环境中,只有自强不息,不断进步,才能求得生存,否则,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亡国灭种之祸,就不可避免。这种理论没有科学地解释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但对处在灭亡危险下的中国人民,却是一付有效的清醒剂。革命派说:“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如果人民觉醒,国家进步,那末穷凶极恶的帝国主义也将无可奈何于我。所以,挽救国家危亡,首先应该使全国人民振奋起来,改造社会,实现自强,“积人成国,国人一体,强弱存亡,责任在己。”(《云南杂志发刊词》)
革命派认为:自强的关键是要学习外国,向西方寻找救国的真理。一是学习西方的政治,把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教育等等制度及其思想介绍到中国来。孙中山说:“仿效外国革命政治,成立民主政体,目的是在取法乎上。所以把外国很高的政治哲理,和最新的政治思想,都拿来实行”。(《民权主义》)二是要学习科学技术,设工厂,开矿藏,筑铁路,行轮船,提高生产力,“外国的长处是科学,……因为这种科学进步,所以人力可以巧夺天工”。(《民族主义》)
封建顽固派不加分析地排斥和鄙视一切外来事物,死抱住所谓的“国粹”,“一言学人,则骂之耻之”。革命派反复说:“要拒外人,须要先学外人的长处”(《警世钟》),“凡他种种强过我们的事件,我那一件不要学他的呢?不把他们好处学到手,可抵得他住吗?”(《猛回头》)他们认为:当前,不应以学人为可耻,相反,应当以不学为可耻。
同时,革命派也批判了一味崇外、恐外、媚外的奴隶主义,指出:有些人对洋人“奉之如帝天,事之如父祖”,“怕洋人怕到了极步”,“见了洋人,就称洋大人、洋老爷,预先存一个顺民的意思。……这也无非因打下几个败阵,遂把洋人看得极重。其实洋人也不过是一个人,非有三头六臂,怎么就说不能敌他”。(《猛回头》)排外主义和奴隶主义都和爱国主义精神背道而驰,都应该在思想上加以摒弃,摒弃之道,就在于提高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当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先进代表深信:清朝必将被推翻,革命必定会胜利。孙中山先生认为: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必将出现大的飞跃,“迎头赶上”资本主义强国,对全人类做出应有的贡献。
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没有能看到这个理想的实现,但是,他们所从事的英勇斗争,他们所立下的丰功伟绩,为实现这个理想扫清了道路。
(资料来源:《人民日报》1981年9月17日。【原刊页号】 ⑤)<>